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李玉貞
1927年國共統一戰線破裂，傳統的中共史學認為蔣介石「反蘇、反共」。但是鮮為人知的是，在約8年的時間裡，孫中山、蔣介石、國民黨是共產國際的朋友。這裡有很長的故事。
1919年中華革命黨等各派力量整合組成了中國國民黨。黨的領袖是孫中山。他對1917年俄羅斯發生的巨變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其重點在於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力量，它的軍隊建設及其在鞏固和維持政權方面的作用。
雖然從1920年會見俄共(布)西伯利亞局遠東黨組織的代表吳廷康時，孫中山就表示願意與俄國取得聯繫，甚至有意建立大功率的電臺於中國東北，以保持與蘇俄的聯繫，但是對於蘇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他卻多持非議，早在1921年底就對共產國際正式派往中國的代表馬林說過，列寧的共產主義政策只能在蘇俄實行，在中國則「扦格不通」。1922年在廣州為應對青年共產國際代表A.C. 達林宣傳的蘇式共產主義，他建議後者先開闢一塊共產主義試驗田，如獲得成功，他孫中山再在中國推廣，這事實上是一種婉拒。到.1923年1月，孫中山同蘇俄特命駐華全權代表A.A.越飛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則索性開門見山地表明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因中國不具備實行這種制度的條件。他追求的僅僅是蘇俄從物力財力和人力(如派遣軍事專家和各領域的顧問)等方面幫助他實施在中國西北建軍以奪取全中國政權的龐大計劃。至於國民黨的軍隊建設和政權建設，其指導思想只能是他的三民主義，他要建立的不是僅僅代表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利益的專政而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體。所以他屢次表示反對蘇俄剝奪有產者的政策。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它是列寧首倡的，其使命是為蘇俄外交服務，把蘇俄革命模式推廣到全世界。為此共產國際向許多國家派遣秘密使者，鼓吹實行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推翻當地的資本主義制度。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就是在這種本不兼容的思想體系中演進著。這種不兼容性命定地影響了二者的關係。但是在初期，二者找到了一個契合點，這就是推翻北京政府。
1922年9月越飛使團的軍事代表格克爾就在上海同孫中山討論過由蘇俄幫助孫中山在中國西北建軍以推翻北京政府的計劃，孫中山的代表李大釗、張繼還同越飛商討過建立一個孫中山吳佩孚聯合政府以推翻北京政府的計劃。1923年1月孫中山越飛再次討論孫中山的軍事計劃。1923年年初俄共(布)決定給予孫中山人力、物力的援助。為具體落實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援助，為就即將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制定聽取莫斯科的建議，蔣介石於1923年8月率領國民黨的代表團訪問蘇聯。1925年胡漢民率領第二個國民黨代表團，同樣有為即將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擬定聽取莫斯科建議的任務，胡漢民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以求撇開中共，由國民黨直接與共產國際聯繫。
邵力子率領的是國民黨正式派遣的第三個代表團，因還是在國共合作時期，該團內還有中共代表譚平山。
1926年7 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順利推進，隊伍不斷壯大。然而勝利在望時，國民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越來越緊張，一方面蔣介石派遣邵力子到蘇聯，為爭取國民黨的國際地位和排斥共產黨掌權再做努力，以避免未來大權「落入」中共手中。另一方面，在國內，在許多問題上，總司令蔣介石羽翼漸豐時，甚至開始嘗試向共產國際攤牌。可是這時的共產國際鑑於上海工人已經在1926年底發動起義迎接國民革命軍的到來，共產國際「信心」大增，認為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掌權已經為時不遠，中國革命能夠迅速「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本著這個信條，共產國際依然把左派國民黨人為主的武漢政府當作「自己人」，再次「堅定信心」， 到1927年3月汪精衛回國途經莫斯科時還答應給予援助。向其提供貸款，或分兩次或以商品形式支付。[1]
邵力子赴蘇前發生了四件大事，一是三二O事件，二是5月15日國民黨中央全會通過的這《整理黨務案》。三是1925年底的西山會議派正式打出了反蘇反共的旗幟並且做出決議，如解除鮑羅庭的顧問職責，開除李大釗的國民黨黨籍。四是北伐過程中中共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和工人運動，在工農政策上同國民黨發生激烈爭論，二者分歧越來越明顯。三二O已經有楊天石教授的專著，此處不贅述。
所向披靡的北伐把中國革命到底會沿著什麼道路發展的前景提到日程之上。究竟用什麼思想來指導革命的下一步發展？國民黨能否堅持三民主義？國民黨能否實施其《整理黨務案》：既靠蘇聯援助取得成功，又把中共排除出權力之外。國民黨一直想在共產國際中有一個正式的「名份」，以「獨攬」對蘇外交。胡漢民的蘇聯之行僅僅給了中國國民黨以共產國際同情黨的地位，還沒有也不可能使該黨成為共產國際的正式成員。正在崛起的蔣介石，心猶不甘，於胡漢民回國後不久，便又派邵力子[2] 出使蘇聯。邵是早年的同盟會員，與國共兩黨都有淵源。他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組織的發起人之一，與蘇俄已經有間接交往，由他任主編的上海《民國日報》最早報導了十月革命，該報副刊「覺悟」用許多篇幅介紹新俄情況。1921年張秋白赴蘇俄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也是邵力子籤署的委任狀。
早在1926年6月，蔣介石同邵力子談話時就提到「以集中與統一為惟一要件」，當時蔣指的是軍隊。[3]不過，邵力子使蘇期間同共產國際領導人接觸的情況說明，蔣介石很在意「集中領導」。當時中共也說革命力量要集中統一，但指的是跨黨的中共黨員「應向左派宣傳『革命勢力統一』的口號」，它指的是「汪蔣合作」。[4]邵力子出行前，蔣介石囑其向史達林轉達：請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中國。[5]此話可以解讀為邵力子出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1926年9月邵力子到達蘇聯。他先後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報告，闡述的是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
邵力子的第一份報告約於9月中旬提交，邵力子稱「受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他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派遣前來」，使命是就「解決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請共產國際給予指示」。[6]吳廷康從中國發至莫斯科的電報則把「指示」的內容明確地限定：鑑於邵力子的身份，「目前只能同他談蔣介石必須同左派國民黨合作的必要性並請他把這一點電告蔣介石」。[7]可見吳廷康更多強調的蔣介石同汪精衛等人的合作。他的想法與前述中共是一致的。
講到國民黨的對外政策時，邵力子像蔣介石、胡漢民一樣，也強調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應當與世界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聯繫並服從於世界革命及其核心共產國際的領導。[8]
邵力子人很機敏，他知道在農民土地政策問題上國民黨與共產黨、共產國際有明顯的分歧，所以在介紹中國農民運動情況時，態度十分慎重。既沒有讚頌，也沒有談及湖南湖北農民運動中的過火行為，僅僅介紹了一些情況：廣東66個縣有600，000會員。國民黨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十分缺乏訓練有素的農民運動幹部。報告中有一段頗費思索的話：「蔣介石同鮑羅庭有過一次談話，通過了一個決議，在適當的時候會將其公布」。它的字裡行間讓我們產生了雲遮霧障[9]的感覺。因為這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運動的開展已經在國共關係間、在國民黨同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之間引起了許許多多矛盾，而且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