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不管是在他生前還是死後，都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李鴻章生前對他的非議就很多，比如當時京城有兩副著名的對聯其一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蕪」，合肥代指李鴻章，說的是李鴻章趁著辦海軍，修鐵路中飽私囊，司農諷刺的是另一位晚晴的重臣翁同龢；還有一副對聯是「楊三已死無蘇醜，李二先生是漢奸」，楊三是著名的丑角，李鴻章在家行二，這幅對聯是寫李鴻章對外軟弱，割地賠款是個十足的漢奸。
這兩幅對聯基本上把李鴻章一生的兩大汙點都概括出來了，其一是喪權辱國，其二是貪汙受賄。說他喪權辱國這一點，無非是他主持籤訂了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這一點後世多半都能理解，國家實力使然，無論是誰去籤條約都無法改變結局。後世黑李鴻章比較多的是他貪汙受賄，甚至說他收受俄國人的賄賂，對俄國交涉時出讓了大量國家權力（這一點有待考證，不做爭論）。李鴻章有錢確實是出名的，在合肥老家廣廈千間，良田萬頃，比起他老師曾國藩的只有老家的一棟老房子，確實要相形見絀。但是要說明的是，李鴻章的貪汙放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是可以理解的，晚晴官場到了李鴻章時代，貪汙已經成了官員和朝廷之間達成的默契，只要動公款必定截留作私用，要做官必定要上下打點，比如外放的官員進京，每個衙門，王公貴族都要孝敬，孝敬的數量都有成例。李鴻章經手的款子多，按照當時的例規拿到的也多，其實不足為奇。
分析一個歷史人物如果用清廉與否的私德去看待他不免有些單薄，對待那些可以左右歷史進程的人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他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可以將歷史人物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人是打破現有的框架，用一種劃時代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比如領導中國革命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這些人稱之為偉人。
第二類人是在現有的框架內，向著時代前進的方向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些人可以稱之為英雄或者梟雄。
第三類人則比較可悲了，他們面對新時代的問題，卻總是想著去舊時代的典章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只能是舊時代的殉道者。
李鴻章大體屬於第二類人。
每一個時代的歷史人物都有他特定的歷史使命，晚清是「中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李鴻章語）。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李鴻章面對的是一個破鼓萬人捶的帝國，一個在風雨飄搖中隨時可能倒下的滄桑老人。晚清的那些名臣，包括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他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這座即將傾覆的大廈暫時不倒。
當時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找不到任何經驗，從軍事的角度講，中國歷代所面臨的威脅都來自陸地，而到了近代主要的軍事威脅則來自海上，面對來自海上的作戰，中國沒有任何經驗。其實軍事上的最大威脅並不是所謂的海軍，而是作戰方式和理念，當時中國所有的作戰方針還是建立在冷兵器的基礎上，無法適應近代化戰爭。即便是當今社會還有人認為中國在海上不能戰勝西方列強，在陸地上總可以吧，中國人這麼多，人海戰術也要把西方列強淹死。晚清時候的人也有這樣的想法，比如晚清著名的蒙古將領僧格林沁，在英法聯軍進犯的時候就想在陸地上憑藉騎兵戰勝英法聯軍。這位成吉思汗的後裔，帶領曾經橫掃歐洲的蒙古騎兵，面對英法聯軍，三萬多騎兵損失過半，英法聯軍陣亡十幾人，鹹豐皇帝被迫西授，圓明園化為焦土。這種不同時代的軍隊的作戰是無法依靠數量上的優勢來彌補的。
李鴻章要解決的強兵的問題是從海軍入手的，建設海軍是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這也是中國要想發展的必然道路，可以說是時代發展的方向。晚清懷有僧格林沁想法的人很多，認為只要把洋鬼子引上陸地就可以，完全沒有意識到制海權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比如說晚清後期的掌權者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一輩子都想打造一支八旗勁旅，恢復祖宗的榮光，在他的想法裡如果能有清朝那樣一支八旗軍，國家肯定不是這個樣子。醇親王和僧格林沁就屬於第三類時代的殉道者。
其實在現實的框架內要解決未來社會帶來的問題，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李鴻章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在一個農業國家的框架內解決工業社會帶來的衝擊。李鴻章辦海軍的阻力還小一點，畢竟海軍實力不行，讓當時的中國大受損失，晚清後期也成為了舉國共識。但是修鐵路的阻力就非常大，鐵路是工業社會的血管，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李鴻章當然也看到了鐵路的重要性，但是他修鐵路的事業也是困難重重，當世的朝廷和普通老百姓反對的非常多，反對的人堪稱慷慨激昂，理由也很多，比如火車生硬太大，震動龍脈破壞風水；修鐵路的時候挖出來一些孤墳，讓白骨露天；還有一些人說在火車車廂裡不分男女，傷風敗俗等等，這些理由現在看來有些荒謬，但是這一套仁義禮智信的禮法是當時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礎，這套基礎已經運行幾千年。
作為一個體制內的人，要想突破這些體制本身帶來的枷鎖非常難，李鴻章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想法打破這個牢籠，就只能在在這個體制內做漸進式的努力。大家都反對修鐵路，那我就給慈禧太后在紫禁城修一條小鐵路，爭取體制內大佬的背書；有人覺得火車聲音大，那我就修一條鐵路用驢來拉的鐵路（這也是被西方傳為笑談的驢拉火車，當時只有用這個方法朝廷才批准的）。通過這種漸進式的努力，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觀念也在變化，到晚清後期國內從上到下都已經接受鐵路這個新鮮事物了（當然就是因為鐵路的修建才引發了武昌起義，清政府的倒臺，也算是一種諷刺吧）。
鐵路的發展其實是晚清發展的一個縮影，所有的那些西方工業社會帶來的東西，在國內發展都面臨重重阻力，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會懷著舊時代的標準去看待。這篇文章談論到的李鴻章，並不是為李鴻章個人的品德洗白，歷史人物自由定論，我相信評論區會有很多類似又在給漢奸翻案的評論，對於這部分人我先統一回復，如果總用好和壞這種二元對立的方法來看待某個人物是幼兒園的小孩子做的事情，事後諸葛亮式的聰明並不能證明比當事人更聰明或者更偉大。
我只希望從李鴻章的處境和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得出兩點體會。
其一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有每個時代的歷史使命，李鴻章的歷史使命就是維護晚清王朝的統治，就是忠於皇帝。如果我們用忠於皇帝就是錯的，這樣的觀點來看待，那就是非常荒謬的。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對待任何歷史人物都有一種理解之同情。李鴻章忠於皇帝是忠君愛國，民國時期的某些人忠於偽滿洲國的皇帝就是漢奸賣國賊，不能脫離時代背景看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其二是面對無法打破的牢籠怎麼辦？尋找辦法去慢慢的改變，目標不能一次達成，那就日拱一卒，用現在網際網路的思維就是小步快走，快速迭代，像李鴻章一樣鐵路先鋪好，不讓用機器，就用牲口，一旦環境有鬆動，立馬就把驢拉變成機器拉。面對我們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