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陸盈盈以一種自己絕未料到的方式火了。
2015年2月11日，「千人計劃網」公示了共有667人的「青年千人計劃」入選名單，其中27歲的陸盈盈成為最年輕的一員。2月25日， 浙大校友會官方微信推文，稱：「陸盈盈學妹的檔案在各校友微信群朋友圈瘋轉……88年的教授、博導，恐怕在中國也是最年輕的之一了。」
一時「美女學霸」點燃輿論，其中不乏惡意揣測。還在斯坦福處理回國事宜的陸盈盈還對此一無所知，這位時差黨早上醒來後發現，一夜之間，居然有幾百條有關「青千計劃」的微信留言，學術郵箱也被媒體的採訪需求擠爆，甚至有媒體表示要去斯坦福追訪。
但她選擇沉默。
回歸浙大三年，在從事科研工作之餘，陸盈盈也逐漸開始接受一些媒體的訪問，但此間從未主動談及三年前的那場風波。
「有的時候不是你的選擇決定你去哪裡，而是機會決定你去哪裡。」今年10月在接受虎嗅採訪時，她坦言，人生很多事情不是她刻意的選擇， 更多是具體情況下，自然而然的結果。比如選擇化學，一開始只是「矬子裡面拔將軍」；再比如考入浙大，也有高考運氣的使然；比如進入常春藤名校，也要感謝康奈爾在英語成績上放了她一馬；入選「青年千人」，自己也只是抱著嘗試一下的心態。
三十年間，她仿佛只是做了幾件小事。
1
和陸盈盈的採訪約在浙大玉泉校區的科工樓，老校區教學樓大多低矮陳舊，穿過走廊的陸盈盈右手拿著黑色的筆記本和手機，左手拿著紅色的鑰匙帶，短暫的寒暄之後，招呼我進入她不到10平米的辦公室。
大概不到10平方的辦公室，最靠裡面牆的是灰色的金屬文件櫃，上面掛著許多參會銘牌，底下擺著一雙黑色拖鞋，旁邊低矮的雙人黑色沙發頂著牆，緊挨著一個小冰箱，冰箱上靠牆立著裝裱過的康奈爾大學博士畢業證書，還沒有來得及上牆，前面放著一個帶玻璃罩的永生花，地上無葉風扇和加溼器擠在一起，對面牆上的公告欄用圖釘釘滿了英文paper，下面是兩張拼在一起的辦公桌，靠門的桌子上堆放著辦公雜物。
陸盈盈坐在另一張辦公桌後，靠在椅背上，轉過椅子接受採訪，就像是老師和學生在辦公室談論學術一樣。她一開始就能拿出老師給學生講課的勁頭，滔滔不絕地花了15分鐘科普金屬鋰電池的歷史和現狀。
相較於十多分鐘的鋰電池知識速成科普，她較少直接談及自己突破性的研究，在談及她在金屬鋰上突破性的研究時，陸盈盈強調：「金屬鋰的研究不僅僅是我的研究，而是很多人的研究。」她更願直接將時間拉回到70年代，金屬鋰電池的發明開始講起。
金屬鋰電池對比鋰離子電池的能量密度優勢明顯，陸盈盈告訴虎嗅：「如果金屬鋰電池一旦實現量產，能力密度能夠提升5倍，而且理論極限更高。」不過也不可過度樂觀，她強調，儘管有許多企業在研究金屬鋰電池，量產可期，但這可能是下下一代電池，下一代更可能是特斯拉正在採用的矽碳電池。
顯然，她還是首先將自己當做一個嚴謹的科學家或教師。當虎嗅請她嘗試用簡單的比喻或者類比來說明金屬鋰電和鋰離子的不同時，她首先的顧慮是科學的準確性，擔心「不全面」。
不過，這也是她為數不多的、符合公眾想像的一面：一位嚴謹的科學家。
2
「科學家」並不是陸盈盈夢想的起點。
陸盈盈的爺爺、奶奶都是教授國語的高級知識分子，她的父親也希望她能有一些文學天賦。陸盈盈也遵從父命，讀了書卷氣濃鬱的杭州省高級中學，魯迅、李叔同、朱自清、沈鈞儒等大家都曾在此執教。但學了幾年之後，高考成績向她宣告，文學底色的家人並未令她文科增輝，在備戰高考時，語文筆記做得最多，成績反而最不理想，理科成績反倒不錯，尤其化學。人都喜歡正向心理反饋，陸盈盈也不能免俗——她愛上了化學。
陸盈盈不是才女，不是天賦型選手。她承認，在任何圈子裡，她都不是最拔尖的，但卻自信能夠做到中上，然後很幸運的就會有可以嘗試的機會被自己把握住，所以她不做太多刻意的選擇。
高一那年，她覺得讀浙江工業大學比較穩妥，這個目標到高三都沒變。但高考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超過浙工大幾十分，就這樣，她考入了浙大。從那時至今，無論是高中、還是大學期間，她都不是最拔尖的那一個，但她穩健得能讓所有人都訝異。
她也不覺得去康奈爾讀博是一個刻意選擇的結果。在浙大入學的軍訓時，她就交了一些朋友，大家發現有三成同學要出國的讀書；至於讀博，她更沒有感覺到過多的壓力，因為在她的宿舍讀博其實是一個相對主流的選擇，4個人的宿舍有3個都是要讀博士的，不讀博的反倒是非主流。
頗有點「集體無意識」：你出國我也出國，你讀博我也讀博。
陸盈盈的同學中不乏哈佛、耶魯、MIT 等名校，用她的話說，自己屬於中上遊。而她的英語成績也沒那麼優秀，出國前考了六七次託福，成績並不理想，還沒過100分，不過幸好口語還不錯24~26分，她戲稱：「康奈爾大概看在我英語口語不錯的份上，放了我一生路。」
在康奈爾，陸盈盈不缺朋友，面對科研論文的壓力也能雲淡風輕。
康奈爾8月開學，正值長夏日斜，又快入秋，那是康奈爾最美的日子，葉子是五顏六色的，有紅的、黃的，也夾雜著綠色。不過11月之後，就是長達5個月的大雪。因為有暖氣，比浙江的冬天要暖和。有熱鬧的同學會，定期和導師的individual meeting, 組內同學開 group meetings 時導師請客吃飯。導師經常邀請學生在感恩節和聖誕節去家中做客。導師非常平和，師母也會跟學生們說，出門旅行時，她會禁止導師帶任何工作的書或者文件，強制其休息。
儘管之前報導有提到為了節省出中午的午飯時間，她會在早上晚上多吃，然後一直在實驗室待到凌晨……但這在陸盈盈看來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大家都是如此。」
陸盈盈承認她隨性、普通，並不願主動做選擇，人生關鍵性的選擇就是自然而然：她既沒有特殊天賦，也沒有刻意而強烈的動機；她容易受到外在的影響，看著同學朋友都是如此的努力，自己也就一樣努力。至於讀博期間在學術期刊發論文，獲得最高榮譽肯定並提前以優秀畢業生身份畢業，她仍然對虎嗅說：「有不少的同學，比我發更好、更多的論文。」
科學研究常被目為一項高度不確定的活動，科學家要在不確定中選擇，這就是一場異於常人冒險。陸盈盈不懼怕失敗，但也無意冒險。她對科學研究有著獨到看法——科學就像是醫學體檢，就像醫生在排除病因，不斷證實或者證偽。這是個不斷確定的反饋的過程，失敗是一種必然，算不得什麼冒險。
所以，她第一次發論文時的心情時，「其實沒什麼感覺，因為從一開始你就知道，這就會是努力的成果。真的到了，你不會激動的。」
如果不出意外，她的生活大概可以一直這麼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下去，直到「國家青年千人計劃」風波來臨。
3
「國家青年千人計劃」脫胎於「國家千人計劃」，其歷史背景便是中國人才智力流失嚴重。
資料顯示，1978~2002年這25年間，中國一共大概有58萬多人出國，特別是在1993年自費留學的政策窗口打開之後，出國人數驟然增加，但回國增速卻大大減緩。
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留歸比值通常是2 : 1，即2/3的留學生滯留國外，1/3的留學生回國。但中國的情況則是歸國與留在海外的比例倒掛為1 : 3。2006年，社科院勞動人事局發布的《中國人才發展報告》指出，「中國高層次人才流失嚴重，長期下去，可能會威脅整體人才經濟安全」。中國人才外流的狀況還要考慮到科研經費投入問題。實際上，2000年之前，中國R&D 強度長期徘徊在0.6%~0.79%之間，其峰值是在1992年，之後連續6年下降，直到1998年，回升到0.66%，同期甚至低於印度。
一般來講，經濟的發展和人才回流相關性最強， 發展中國家人均 GDP 達到3000~4000美元，人才才會大量回流，進而出現淨流入。2002年，中國 R&D 開始加速，達到1.07%，各地開始推出自己的政策爭奪海外人才。
2006年，江蘇省省委書記在一次考察無錫中發現了所謂「530」計劃，即5年內，引進30位海外高層級人才落戶無錫，於是將此經驗在全江蘇推廣。2008年底，隨著領導高升入政治局，江蘇模式的人才引進計劃也被吸收，由中組部出面推廣，也就是之後的「千人計劃」。
也是適逢其會，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人均 GDP 跨入3471美元，經濟因素和政策調整雙重發力，人才開始大規模回流。2011年，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更進一步，通過了《青年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細則》，俗稱「青年千人計劃」，與「千人計劃」不同，「青千」主要吸收40歲以下的年輕科學家，一般是博士畢業兩到三年，在相關研究領域中是拔尖人才。不同於仍受海外羈絆的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他們雖然沒有顯赫的名聲，但潛力更大，回國的意願更強，也更能在國內全職投入研究工作。
如果沒有「青年千人計劃」，陸盈盈也可能會美國申請教職，做一個 AP，或者在矽谷找一份工作。但命運還是在這個時候轉了個小小的彎。
她是在2013年底了解到「青年千人計劃」，2014年9月抱著嘗試的心態份提交申請 ，2015年初收到面試通知，而且很快入選。
輿論漩渦隨即而至。
在2015年「青千」評選中，最受爭議的便是「最年輕的年輕女博導」的標籤， 特別是有人質疑她的成績幸運成分居多——她的導師是業內「大牛」林登·阿徹，康奈爾化學系的系主任，美國工程院的院士。
回應起三年前的爭議，她的反應審慎而克制：「每個人都可以自己的看法，這是由每個人的認知邊界決定的，我不做價值判斷。 」
當虎嗅詢問她，中國是否應當學習美國的「政治正確」，比如，在教職或博士申請時，把申請人的性別納入考量，以此鼓勵女性參與科研。她立刻答道，「不考慮是正確的，你不覺得不考慮更好嗎？」
但在中國學術界，人們對女性做學術仍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見。例如，學術圈有人公開認為招收女博士是浪費資源，因為女博士時常由於戀愛、家庭原因退出科研； 在初等教育中，許多家長仍舊認為女生缺乏在理科上的潛力，著名「哲學家」周國平仍舊認為，女性最大的責任和天賦在於照顧丈夫。
而在國外學術界，即使是諾貝爾級別的學者，如哈佛校長薩默斯和倫敦大學學院 榮譽教授蒂姆·亨特，都會因為有類似的歧視性言論，而被踢出學術界。
陸盈盈也了解現實困境。所以在訪問正式開始前， 她就肯定虎嗅「新女性」報導的價值，並舉例說，即使是從耶魯畢業的女生，在10到20年內，就業率就會下降到不到60%左右，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但陸盈盈覺得國內狀況並沒那麼可怕，她強調時代在進步。過去，男女讀的書都是不一樣的，現在則完全不同。就浙大整體來講，女博士數量超過男博士，即使在化學系，女性博士數量也相對持平。在本科的化學班，男女比例已經比她上學時已經樂觀很多，在她上學時男女不比例差不多2 : 1，現在是在1 : 1，已經接近持平。她還告訴虎嗅，在她的課題組，明年就會計劃招收4名女博士，性別比例也會持平。
浙大不是孤例。從1998年到2015年，中國女博士的總體比例已經從21.9%翻了接近一番，達到 37.85%。
4
人們時常將女權和女權主義並舉，仿佛它們渾然一體。儘管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呼籲女性團結起來跟男權社會作鬥爭，強調sisterhood, 但事實上，女權理論彼此衝突不斷：經典的三大女權主義流派，激進主義、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對彼此都相當的不滿。
簡單地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將一切錯誤都歸於父權制。父權制本是一個相對簡單的詞，米麗特在經典的女權著作《性政治》中賦予了它性別壓迫和剝削的含義。激進派將其推演到了極端，男權的壓迫不僅僅是經濟性的、階級性的，女性是作為一個整體被剝削和壓迫，最為極端時，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攻擊男性和異性戀，遠離一切男性。
激進主義的代表麥金農曾強調：「性對於女性主義就是工作之於馬克思主義，既屬於自己，又被剝奪。」波伏娃曾引述薩特的話：「這是一場所有女人針對所有男人的戰爭」。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則強調，父權制是系統性的、是階級壓迫的一部分，整個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都是在壓迫和欺凌女性，所以女性和解放也是階級解放的一部分。
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則最溫和，他們認為女性應當爭取男女平權，她們反對對於女性能力的貶低，抵制對於女性智力的歧視，認為男性和女性應當得到同等的對待，應當享有男性一樣的權力，認同理性、公正、機會均等和選擇的自由。
女權流派之間相互批評極其激烈，有時導致相同的形象隨著時代變遷，理論的變化和分歧而變化，時常使得女性無所適從。
1975年，ABC 電視臺推出了電視劇《神奇女俠》，該劇表現的是象徵女權的亞馬遜女戰士形象，但引發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的大辯論。激進派批判神奇女俠的容貌迎合男權社會，吹捧超級女性而無視普通婦女；自由派則批判激進主義幼稚，是 「一種偽平等的、充滿怒火的的反智法西斯主義」。兩派的爭吵很大程度造成了美國第二次女權運動的退潮。
再回到女性就業率下降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包括中國在內國家，婦女就業率都下降了10%左右。但詭異之處在於，由於婚內法律保護的健全，越來越多經濟寬裕的高知女性離開職場，去照顧孩子和家庭，但底層女性不得不待在工作崗位，賺錢補貼家用，甚至打幾份工撫養孩子。
口無遮攔、性醜聞纏身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女權主義者大為失望， 但更加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本身是女性的希拉蕊並不比川普更吸引女性選民。很簡單，當她們和他們的丈夫都失去了工作，生活都是無法維繫的時候，工作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理論能夠給予所有女性一個答案。
5
在接受虎嗅採訪時，陸盈盈還對「青千風波」做了澄清：當時教授和博導的稱呼確實不合適。自己確實是博士生導師，而博導只是一個職稱。之所以會寫成教授，是因為在2015年之前，入選」國家青年千人計劃「的歸國人員進入浙大都是教授頭銜。但在2015年之後，浙大開始採納tenure制度，所以她必須先工作6年，通過學校的考核之後，才能正式取得教授的頭銜，不過她現在是正高待遇，與教授相同。這是工作人員的失誤，並不是網絡輿論壓力所導致學校做出的更改。
「青千風波」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陸盈盈的生活。
陸盈盈開始學習如何面對公眾，面對媒體。她強調這是作為科學家的責任，向公眾宣傳普及自己的科學研究。當虎嗅詢問她，是否未來她是否會進一步介入公共輿論生活，她則強調現在應該先沉澱自己，但對於未來持開放態度。
在科研和教學上，她強調對待知識必須認真嚴肅，也看重在學生心中作為老師的威信。對於一些缺乏動力和自覺的學生，她毫不諱言會動用大棒策略。即使平時一起吃飯，她和學生也主要聊一些誰誰誰發了什麼paper之類的事兒。
「你在學生心中是一個老師的形象嗎？」
「當然。」這差不多是她最為直接的回答了。
陸盈盈的嚴肅和認真也會被誤認為強勢。她覺得自己對於學生相對平等、給學生更多自己的空間，甚至有些佛系——實驗室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學生根據實際情況彈性工作。有時候，她也會請實驗室的同學一起吃飯，唱K。 前一段時間，她的一位學生獲得了竺可楨獎學金，這是浙大最高的獎學金，但她強調，其實從沒有強迫這位同學做實驗。
「很多人覺得我很強勢，但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強勢的人。」
但對自己，陸盈盈可沒有放鬆。她現在還保持著高強度的專注和勤奮，依然是只吃早晚飯，節省出午餐時間。四月，她身體抱恙，需要住院手術，可是當時有一個國家重點研發項目的答辯，自己作為首席不能缺席，所以只能一個禮拜要去三次急診，打止痛針，每天幾乎不能吃飯，一吃飯就感到胃痛，體重只有90斤左右。但是，她還是鼓足勇氣，堅持了下來。
「走到這裡不容易，我也不願意讓其他人失望。」
不過，在人生的態度上，陸盈盈就從容許多。她認為科學有對錯，而人生沒有。所以，人對自己的認同並不應是外在的，而是應是內在。她還談及平時閱讀佛學，例如《六祖壇經》《金剛經》之類，深受其中的哲學啟發，至於是什麼啟發，她則很禪宗地搖頭：「不可說。」
這種內在認同讓她在女性價值問題上相對開放，但不那麼「女權」。
她尊重女性為他者做的犧牲，像女性作為母親為孩子，或者作為妻子為丈夫犧牲，她都認為這是一種偉大的品質，只要女性自己認同這種價值。對於這些女性的傳統角色，例如妻子和母親，她也並不抗拒。
貝蒂·弗裡丹認為，女權有兩個階段：走出家庭、自由選擇。在選美的問題上，弗裡丹也曾說，既然女性能夠覺得自己是個人，也有更多的選擇，那麼她們有權讓自己變得更加美麗、漂亮，組建家庭也是一樣。
採訪結束後，離開浙大，高大顯眼的毛主席像立在開闊的廣場上，高揚的右手仿佛是在發出號召。自1955年他提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之後，中國婦女大規模離開家庭，投入工作一線，中國女性的中性化一度成為女權的典範。但觀念大躍進之後，生活對於女性也並不容易；改革開放之後，女權主義更是紛繁複雜，許多道路和價值觀相互矛盾。
但好在這個時代沒有標準答案，這次生活考卷可以允許女性自己來寫下答案，也只有她們自己才能交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