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徐錦江:疫情對城市韌性提出更高要求,文化能做什麼?

【編者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人們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經濟上、政治上，也體現在文化上。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徐錦江研究員認為，疫情對城市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如何以文化賦能城市的理念及其發展戰略，推動現代城市文明的不斷進步，成為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主要路徑，甚至可以說是唯一路徑。以下是他在第11屆民盟文化論壇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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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人類無疑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今天的演講，我主要圍繞「後疫情時期城市的韌性發展和文化創新」這個主題來展開。基於當前的全球疫情發展態勢，後疫情的判斷可能還為時尚早，因為很多國家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全球社會發展的核心議題依舊是疫情的防控。我之所以依然用「後疫情」來定義當下的社會，一個非常關鍵的考量因素就是因為疫情的發生，構成了一個足以改變未來世界運行方式的關鍵節點。當歷史的風雲變幻塵埃落定，我們會非常清晰地看到：在這個節點前後世界業已改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也就是說，我所指的「後疫情」並非是對疫情本身發展階段的描述，而是從更大的歷史時空所給予的特殊界定。

作為人類生活的主要場所，城市從其被命名那一刻起就被賦予了太多美好生活的期許。亞里斯多德有句名言：「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當下的城市發展如何在後疫情時期儘快實現華麗轉身，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做到健康的韌性發展，不僅事關未來人類的生活狀態，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只有真正做到城市的韌性發展，才能為人類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提供最為基礎的物質和空間保障。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如果城市的發展不能在後疫情世界中保持足夠的韌性，那麼這個容器就可能爆裂。

 韌性城市發展的內涵描述

韌性一詞源自拉丁文，意為「彈回」。韌性概念首先應用於哪個領域，至今仍有爭議，有人說是物理學，有人說是生態學，也有人說是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研究。但學界大多認為，韌性最早被物理學家用來描述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形變之後的復原能力。1973年，加拿大生態學家霍林首次將韌性概念引入到生態系統研究中，定義為「生態系統受到擾動後恢復到穩定狀態的能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對韌性的研究逐漸從生態學領域擴展到社會—生態系統研究中，韌性的概念也經歷了從工程韌性、生態韌性到演進韌性的發展和演變，其外延不斷擴大，內涵不斷豐富，受關注度也不斷攀升。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這個開放的複雜巨系統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未知風險也不斷增加。在各種突如其來的自然和人為災害面前，往往表現出極大的脆弱性，而這正逐漸成為制約城市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問題。如何提高城市系統面對不確定性因素的抵禦力、恢復力和適應力，提升城市規劃的預見性和引導性，逐漸成為當前國際城市規劃領域研究的熱點和焦點。「韌性」的理念為破解這一難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通過歸納分析國內外有關韌性城市的觀點，我們可以大致概括一下「韌性城市」的基本內涵：是指能夠有效抵禦和應對外部重大突發風險與衝擊、在風險衝擊打壓下快速恢復正常運行、通過學習與創新提升整體功能和運行水平的城市。概念的運用不是為了簡單的理論創新，而是要在理論創新的過程中更好推動實踐的創新。韌性城市的理念，其實與當前我們一再強調的經濟新常態語境下的高質量發展，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等發展戰略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由此，城市的韌性發展也成為後疫情時期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科學路徑和核心目標。

文化領域的韌性發展不是簡單的「復原」

將韌性概念延伸到文化領域，即文化生態系統在面對突如其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時，同樣有一個抵禦力、恢復力和適應力的問題。比如，疫情影響下的電影院，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角度。電影院能不能儘快復甦，能復甦到什麼程度，不僅會對電影產業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檢驗著疫情的控制程度，更考驗城市社會能不能通過文化創新得到韌性發展。

前幾天有一條新聞，報導的是202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了100億，國慶長假8天票房接近40億，讓人看到了電影市場的復甦希望。但如果我們比較2019年642億的電影總票房，就會明白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影產業的衝擊究竟有多大。如何在疫情衝擊下，快速恢復電影院的正常運行，實際上不僅事關電影業發展，也是人們生活能否走出疫情、恢復正常的一個重要指徵。不久前，有一篇《開門，電影院》的文章在網上引發共鳴，就表明了人們強烈的回歸願望。而近期的票房攀升，也證明疫情會帶來社交反彈。

在一些科幻電影中，「會飛的汽車」可以緩解地面交通擁堵，提升移動速率。「連接一切」的網際網路似乎使人不必親自在場，就可以通過在線的形式完成工作和學習。但事實上，從歷史來看，社會生活中最終能夠固化為文字記載的內容，數量極少，如果不是通過城市將人類龐雜的活動和經驗，經年累月積累存儲到城市構造和肌理之中，人類經驗的很大部分將因無法進入文獻記載而消失不見。與城市本身複雜的原生態文化性能相比，我們今天用來儲存、傳輸信息的數字手段儘管超越了過去千億倍，但仍然是相形見絀的。事實上，人類交往範圍越廣，參與者越眾，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交往空間，便於愈加孤獨的人類隨時隨地面對面交流。

具有人文情懷的城市研究思想家芒福德曾被視為落伍，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他的許多預言再次喚醒了人們的警覺。芒福德說：「人類或者全力以赴發展自己最豐富的人性，或者俯首聽命，任憑被人類自己發動起來的各種自動化力量支配，最終淪落到人性盡失，喪盡天良的地步，淪為『異我』，即所謂『史後人類』，這後一種抉擇將使人類喪失同情心、情感、創造性，直至最終喪失思想和意識。我們需要構想一種新秩序，這種秩序須能囊括社會組織的，個人的，最後能囊括人類的全部功能和任務，只有構想出這樣一種新秩序，我們才能為城市找到一種新形態。」或許，他的話有些地方還值得商榷，但是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推動城市韌性發展的文化創新需要有自覺意志。也就是說，「韌性城市」在文化領域需要我們通過學習與創新來提升功能和水平。

還是以電影院為例。很多人認為，去電影院，不光是看電影，還是一種帶有社交性和禮儀性的外出活動。現在大型商場在最高層開設電影院，幾乎成了標配。但疫情的出現提醒我們，在今後的影院設計中除了逃生，還要更注重通風和間隔，甚至會出現我們從未見過的電影院形態。或許，因為這場百年不遇的全球疫情，會帶來一場更具韌性的「電影院革命」和「劇場革命」，這是疫情對文化設施帶來的影響。此外，疫情也在改變一些文化場景。比如，疫情期間出現了直播推廣新書、雲教育講座、露天文創市集等新的文化傳播和活動形式，短視頻成為活躍的用戶場景，甚至有人認為抖音名副其實「抖」了「音」，改寫了音樂行業的發展路徑。上述現象表明，文化領域的韌性發展不同於其他領域，要靠文化創新來實現。它不是簡單的「復原」，而是通過螺旋式上升，在更高層面上「彈回」。

除了文化設施、文化場景，這次疫情防控中，尊老愛幼、睦鄰友好、敬重生命等中華文明理念發揮了很大作用，體現出強大的文化韌性和中國智慧，極大地增加了我們的文化自信。這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在公共文化中如何更好體現東方文明和中國智慧，並進一步有效下沉社區，加強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文化治理。這一切都預示著，城市要在後疫情時期韌性發展，文化創新不僅必須，而且應該是一種自覺。文化創新為城市韌性發展提供基礎的、根本的內在動力，潤物無聲，卻靜水流深，影響至遠。也只有通過蓄貯大眾點滴智慧，形成磅礴力量的文化創新，才能轉危為機，進中求穩，把文化領域受疫情衝擊和幹擾而遭受的損失降到最低，恢復甚至超過原有的水平。

城市文化創新的三個維度

文化是一個城市的靈魂，也是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本質性力量。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重創的不僅是經濟世界的健康發展、政治世界的良好互信，同時也對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進步帶來巨大的破壞作用，現代文明的共識在疫情面前岌岌可危。當此之時，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就顯得更加彌足珍貴。如何以文化賦能城市的理念及其發展戰略，推動現代城市文明的不斷進步，成為城市實現韌性發展的主要路徑，甚至可以說是唯一路徑。

放眼世界，各國在城市形態、城市管理等方面日益趨同，是文化差別賦予了它們獨特的風貌和獨特的城市文化，讓我們可以直觀地區分出上海、巴黎、東京、紐約和倫敦。而這些城市內在的文化肌理，則鑄就了各自的生活空間和城市性格，吸引著遊客的腳步。因此，唯有城市文化，能為舊城復興注入新的力量，為新城崛起鑄就不滅靈魂，為城市在競爭中創新發展、脫穎而出提供土壤和資源。

文化的生命力在創新。對於城市發展而言，文化是城市創新之魂，無論是在知識方法層面，還是在制度安排以及物化成果的轉化方面，追求創新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生命表達，都是城市創新的內在動因。城市文化的創新達成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需要建立在堅實的文化賦能基礎之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歷史的維度。新時期的文化創新需要對傳統文化資源中的優秀基因進行充分挖掘與利用，使其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機。對於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城市來說，文化創新不是一味地為新而新，而是要在傳承文化根脈的肌理上，實現新的生長。某種程度上，傳承即是創新。城市歷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澱，是城市內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標誌。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城市更新中，要妥善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係，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老建築的重要原因。只有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才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進而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二是現實的維度。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按此理解，因為疫情帶來的生活方式的巨變，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整體態勢也必然會呈現很多新的變化。文化作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其生命力在於將文化傳承和成果創新與人的現實生活緊密結合，在成為人們精神力量的同時，不斷激發每一個個體參與現實文化創造的積極性，將新的文化要素持續融入現實生活，不斷創造新的文化內容，使城市文化的特質更加鮮明、內容更加豐富、生活更加精彩。新冠肺炎疫情給人的文化生活帶來巨大衝擊，後疫情時代的文化生產既面臨短時難以消除的深刻危機，同時也存在長期必將再現輝煌的重大機遇。從城市的社會本質屬性、新的信息技術的變更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來看，未來的文化創新，可能會集中在線上內容為核心的數字文旅產業、線上線下聯動催生的產業優化升級以及各種類型實體文化媒介的產生等幾個重要領域。文化創新只有與當下的時代和生活充分融合，才能繁榮發展。

三是空間的維度。空間是現代城市最基本的構成要素，文化創新的實現只有與具體的空間生產充分融合，才能影響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從空間的角度談文化創新，主要體現在當代城市生活中各種新型文化空間的培育和打造上。丹麥著名城市規劃師揚·蓋爾認為，公共空間作為滿足人們上學、上班、採購、散步、社交等活動需求的場所，不是「有了」就可以，而是要「有效」；要做到「有效」，就需要把滿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設計的尺度和中心。城市空間的文化創新一般有兩種生產的路徑：一種是基於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費需求及文化發展的前瞻性預測，在多業態融合的背景下，打造以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為引領的公共文化空間；另一種是在城市舊城街區更新過程中，打造文化遺產與當代生活融合共生的綜合性公共空間。兩種類型的城市空間既是以文化為靈魂的創新成果，同時更是推動文化創新不斷湧現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尊重並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

城市的韌性發展最終是為了促進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儘管這看似是一個哲學意義上的終極目標，然而卻是城市得以長期存續的根本依據，以此來衡量一個城市發展的健康與否，也是最為科學的標準。「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僅僅是一個口號，更應該成為每一個城市主政者與建設者的共同訴求。但是，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城市發展往往會偏離這一最終的目標。短期的政績需求和形象工程成為很多城市高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在此邏輯下，人的訴求很多時候經常被隨意忽略甚至刻意抹殺，對於城市物質層面或設施層面的現代化追求遮蔽了人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

一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時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重要論斷。我們常說「人民至上」，在我看來，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觀應該是一個基本出發點。過去，有些人喜歡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解釋中國的城市發展。的確，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論和重要研究成果值得尊敬和被運用，但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國城市在改革開放40多年裡的豐富實踐和生動創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並不是西方理論完全能夠描述解釋清楚的。這就需要我們的理論工作者投身現實生活，用我們的沉思、眼光和學術智慧，梳理總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理論。西方的城市文化理論講求的是多樣性和異質性，而我們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發展觀，應該看作是更根本的理念。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對標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的指標體系，而是更需要以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為旨歸。「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理解好貫徹好這一理念，要求我們最大程度地發揮基層的首創精神，尊重並激活「人」在城市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讓每個人都自覺成為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活躍因子。

人類歷史是在與各種疾病、災難中搏鬥中不斷前進的。在這個過程中，或許有迷茫，有消沉，但是更多的是奮起，是在砥礪中不斷前行。疫情對城市發展提出了挑戰，但也催生了新的發現和新的思考。城市是貯存、流傳和創新文化的容器，用文化創新來開啟後疫情時期有韌性的生命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應是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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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傳】

徐錦江，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申江服務導報》主編、《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研究方向為城市文化、大眾傳播。出版《愚園路》《流言研究》等著作10餘部。（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上海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鄭崇選對本演講稿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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