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實踐邏輯與爭議
張超 鍾新
【摘 要】事實核查新聞為公眾提供了通往真相的可能性,在美國興起有特定的原因:極化政治生態中的真相渴求、大選報導的創新需要和新聞業「看門狗」角色的實現。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發展較快,但不普及,目前已形成了成熟的生產流程和新聞倫理。儘管如此,事實核查新聞面臨公信力和社會效果的爭議。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實踐表明,在新聞業不被信任、政治極化、缺少共識的社會環境中,事實核查新聞的實踐邏輯遭遇挑戰、合法性受到質疑、社會效果較為有限。
【關鍵詞】事實核查;事實核查新聞;敵意媒體;逆火效應
【作者簡介】張超,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鍾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大數據時代的數據新聞生產與倫理研究」階段性成果,編號:17YJC860033。
【文章來源】《當代傳播》2019年第3期。
事實核查新聞(fact-checking journalism)在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備受關注,面對競選者的言論和泛濫的假新聞,「信還是不信」成了一個問題。在美國新聞業公信力不斷下降、公眾對大選報導日漸疲態的背景下,事實核查新聞被美國新聞業者視為責任新聞的一部分,為公眾提供了一條通往真相的可能路徑。發現謊言——核查事實——公布事實——相信事實,這一線性邏輯看似合理卻在美國受到質疑。實際上,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處境並不樂觀,諸多因素挑戰著事實核查新聞的公信力和社會效果,其中一些問題是短期內無解的悖論。本文從批判、審慎的視角探討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實踐邏輯及其爭議,為學界和業界提供認識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新視角。
一、事實核查新聞的邊界
事實核查新聞是新聞機構製作的,對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員表態內容真實性進行評價與判斷的一類新聞。[1]有觀點認為,事實核查新聞不只關乎政治新聞,可涵蓋所有的報導領域。[2]事實核查的目標應當是向公眾提供清晰、專業的調查新聞,便於公眾根據事實真假進行投票或作出重要決定。[3]杜克記者實驗室(The Duke Reporters』Lab)對事實核查新聞的界定標準是:(1)核查所有黨派和各方的主張;(2)核查具體的主張並得出結論;(3)追蹤政治承諾;(4)消息來源和方法透明;(5)公布資助或隸屬機構;(6)首要任務是提供新聞和信息。[4]
然而事實核查(fact-check)在西方新聞業中是個「多義詞」,通常指事實核查新聞,有時也指事實核查制度。事實核查制度是新聞媒體為保證新聞的準確性、真實性而採取的一種刊發前核查制度。在國內有關事實核查的探討中,有研究將事實核查制度和事實核查新聞混淆,認為「在數字新聞媒體語境下,事實核查的時間從出版前轉移到了出版後」。[5]
事實核查制度與事實核查新聞都以「事實核查」為核心,二者並不相同:(1)起源不同:事實核查制度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初,是一種被美國新聞業普遍接受的行業性制度,[6]是新聞專業話語的一部分;事實核查新聞是一種新聞類型(genre),起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專門核查政治廣告準確度的「廣告監看」(ad watch)。[7](2)核查的對象不同:二者都注重事實,但事實的含義不同。簡單地說,事實核查制度中的事實是「他是否這樣說了」,重在告知;事實核查新聞中的事實是「他說的『事實』是否是真的」,重在揭露真相。(3)事實核查的目的不同:事實核查制度是旨在保證本媒體刊發內容的準確、真實,重在刊發前的預防;事實核查新聞是為了監督、核查政治人物和其他公眾人物所言「事實」的準確性,重在揭發不實言論。
20世紀90年代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被零星地實踐著,進入21世紀後快速發展。2001至2012年美國媒體對事實核查新聞的提及數量在報紙中增加了9倍,在廣播電視媒體中增加了20倍。[8]美國的事實核查新聞一般在大選前推出,如Factcheck.org始於2003年,PolitiFact和《華盛頓郵報》的事實核查新聞始於2007年。2009年PolitiFact憑藉事實核查新聞獲得普利茲新聞獎,2017年美國國家公共電臺的事實核查新聞獲得了全球數據新聞獎,事實核查新聞的聲譽不斷提升、形式不斷創新。路透新聞研究所《歐洲事實核查機構的興起》報告顯示,在歐洲20多個國家活躍著34個長期做政治事實核查的機構。[9]杜克記者實驗室的數據顯示,全球活躍的事實核查新聞項目近幾年逐年增長,2014年44個、2015年64個、2016年96個、2017年114個、2018年149個。[10]
事實核查新聞的興起被視為新聞業的一次重要文化轉向(a major culture shift in journalism):[11]它改變了以往「他說/她說」的政治新聞報導方式,讓記者更主動地報導事實、追求真相。
二、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興起的原因
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興起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極化政治生態中的真相渴求
美國政治生態存在嚴重的極化(polarization)現象,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上的差異性越來越大;在各陣營內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上的同一性越來越高。[12]皮尤中心發布的《1987年至2012年美國價值觀調查》顯示,較以往25年,當前美國價值觀和基本信念因黨派而產生的極化現象是最為嚴重的。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價值分歧比性別、年齡、種族和階級之間的分歧要大得多,政黨極化已成為美國社會最大的單一分裂因素。[13]
在政治活動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為了打擊對手、實現自身利益而採用造謠、貼標籤和抹黑的攻擊方式,公眾面對對立的觀點無法區分謬誤和真相。彌爾頓所設想的「意見的自由市場」不僅沒有促進共識和理性思考,反而讓選民無法抉擇,參與政治的熱情降低,中間選民逐漸增多。2011年高達四成的美國人自稱「獨立選民」。[14]杜克大學教授阿戴爾認為,政治人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更容易傳播虛假信息,記者對政治人物說過的話進行事實核查就非常重要。[15]
(二)大選報導的創新需要
作為媒介事件的總統大選歷來是美國媒體報導的重點。美國媒體主要關注四個內容:(1)競選策略與民意調查;(2)主要政策與相關議題;(3)候選人個性與巡迴演講;(4)選民故事等。其中以民意調查結果為主要內容的選舉新聞及緊跟候選人形勢與策略的「賽馬報導」(horserace news)最為常見。[16]
賽馬報導關注候選人的輸贏,記者以中立的看客姿態依據民調數據和候選人製造的話題進行滾動報導,營造出一種變動的、不確定的競選狀態。這種報導深受新聞客觀性的影響,往往採用「他說/她說」的報導方式。「賽馬報導」雖然在爭奪注意力上很有效,但關注的是變動中的民調數據和候選人的「口水戰」,對候選人言論的真實性不做探究。「美國主流媒體的政治記者喜歡簡單地標明事實,不願意使用諸如『謊言』與『錯誤』等詞彙,而是讓讀者自行判斷,政治人物正是利用了這一點。」[17]
所以在大選報導中,議程設置的主動權不在媒體和公眾,而在於競選團隊的策劃,最後使媒體淪為候選人的「宣傳機器」。根據mediaQuant媒體數據分析公司公布的數據,川普在各大媒體上得到的免費曝光量如果折合成廣告費值19億美元。[18]
調查顯示,32%的美國公眾很難區分新聞(news)和意見(opinion)。[19]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允許記者報導事件的表面事實,即第一真實。但只有第一真實是遠遠不夠的,第二真實是表象真實背後的真相。[20]在大選報導中,需要媒體提供具有深度的信息和關於候選人言論的負責任報導,關注第二真實,而不是讓公眾圍觀這場「競選秀」。事實核查新聞作為新聞報導的一種「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試圖在大選報導中標新立異,將政治修辭與新聞事實相互剝離開來,讓廣大選民得以明辨真相。
(三)新聞業「看門狗」角色的實現
一切新聞的主要目標是儘量增進公眾對塑造環境的當前事件和議題的理解,以賦予公眾力量。[21]根據西方民主體制理論,一個民主社會的新聞媒體應具備兩種功能:(1)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當權者和期望當權的人的行為進行嚴格、真實的報導,履行監督功能;(2)對當今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真實可靠的信息和進行廣泛客觀的闡述。[22]
自21世紀以來美國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不斷下降。蓋洛普2016年的美國媒體信任度調查顯示,僅有3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新聞媒體有能力作出全面、準確和公平的報導,為1972年有該調查以來的歷史最低。[23]「報導有偏見」是美國人不信任新聞媒體的主要原因。[24]根據美國新聞研究協會和AP-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報告,34%的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保護民主,30%的受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妨害民主。[25]無論是將大選以競賽形式呈現出來的「賽馬新聞」,還是以戲劇性與獵奇性為特點的「去專業化」內容,都體現了美國政治新聞報導中越來越明顯的競爭化、個人化和負面化的導向。[26]實際上同政治極化一樣,在以商業體制為主的美國媒體環境中,媒體自身也存在政治立場的極化問題。
與此同時,美國媒體近年來大幅減少成本高、產出低的調查性報導。調查性報導採編人員從2003年的5391人減少到2009年的3695人,縮水三成。[27]調查性報導在新聞業中被視為記者行使「第四權力」的重要形式之一。
事實核查新聞在核查事實的操作程序上類似於調查性報導,由於其關注度較高、生產成本相對較低,自然而然走到新聞生產的前臺。根據皮尤的調查,83%的選民認為核查候選人的主張是新聞媒體的責任。[28]美國國家公共電臺的調查顯示,聽眾對事實核查新聞的評價要要高於其他類型的政治新聞。[29]《哥倫比亞新聞評論》認為PolitiFact改變了傳統調查性報導的表達形式,但在功能上仍然繼承了守護公共利益的新聞業傳統。[29]事實核查新聞可以幫助重建公眾信任,讓記者義無反顧地挖掘政治主張背後的真相,改變人們對記者是「有偏見的」「不值得信任」的認知。[30]
三、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實踐
近年來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發展迅速,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產流程和新聞倫理。
(一)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發展概況
在歐洲,只有少數長期從事事實核查型新聞的機構依附於傳媒公司,[31]非政府組織在事實核查新聞生產中佔主體。美國則相反,在41家事實核查新聞生產機構中,超過90%的事實核查機構是隸屬於媒體,包括9個全國項目,28個地方項目,其中隸屬於報紙18個,電視10個,電視+報紙1個,廣播3個,數字媒體3個,學生報紙1個。[32]從數量上看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還處於興起階段,並不普及。
傳統的事實核查新聞不可避免地具有滯後性,如果政治人物的言論藉助新媒體被快速、廣泛傳播,即使後來被證偽,糾正效果也不太理想。[33]近幾年誕生了接近於實時核查的事實核查方式:一種是人工手段,一種是人工智慧手段。
2016美國總統大選最後一次辯論,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動用記者和編輯對川普和希拉蕊進行實時核查。[34]2012年《華盛頓郵報》啟用了「真相告知者」(truth teller)機器人,它利用語音文字轉換技術從資料庫中實時比對發言者的言論,一旦說謊立刻報警。[35]當然這種實時核查也有問題,事實核查機構需要在速度和準確性之間作出平衡。[36]
人工智慧的發展讓造假手段日益智能化。針對利用算法進行圖像造假的「深度偽造」(deepfakes),Facebook於2018年9月與17個國家的27個事實檢查夥伴展開合作,揭穿該平臺上的虛假照片和視頻。
(二)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生產流程
美國的事實核查新聞生產流程主要包括選題、研究和評價三個環節。
選題環節是事實核查者依據一定的標準對被核查者及其主張(claims)進行選擇。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主張是指事實,而非觀點。由於不同事實核查新聞項目的定位不同,選題環節存在差異。例如PolitiFact的事實核查對象較為廣泛,不僅包括公職人員、政黨候選人,還包括媒體人士、明星、特殊利益團體以及社交媒體中的內容等,在選擇主張時更看重新聞價值。FactCheck.org的核查對象不包括媒體人士,在核查的內容上更注重全國影響力。[37]
研究環節是依據一定的事實核查方法對政治人物所發表主張涉及的事實和材料進行核查。在這個環節中,事實核查者運用多種手段追溯與所核查主張直接相關的原始資料。如果一個主張是一個孤證或者沒有證據證明,對於事實核查員來說無法確定,這個主張往往會被放棄核查。
評價環節則是事實核查者對政治人物主張的真實性、準確性進行評價。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評價結果有兩種,一種是採用量化標準表示真實程度的評級量表(rating scale),一種是定性的評價結果。PolitiFact採用的是「真實度測試儀」(Truth-O-Meter),《華盛頓郵報》的Fact Checker使用的是匹諾曹指數(Pinocchios)。在美國33個事實核查新聞項目使用評級量表;從全球範圍看,80%的事實核查新聞項目採用評級量表。[38]
FactCheck.org不發布量化的結論,以總結性的段落概括主要結論。FactCheck.org認為發布量化的標準會牽涉到主觀判斷,而該機構是一家依託學術機構的事實核查網站,不適合做這樣的主觀判斷。[39]
這兩種評價方式在可信度上沒有孰優孰劣。事實核查新聞無論採用評級系統還是非評級系統,在糾正不實政治信息上都有效,但如果讓讀者二者選一時,讀者傾向於選擇評級系統。[40]
(三)美國事實核查新聞的實踐倫理
通過分析國際事實核查網(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華盛頓郵報》、PolitiFact等機構的事實核查新聞操作守則,筆者發現在美國新聞事實核查新聞中的實踐倫理主要由獨立(Independence)、公正(Fairness)、透明(Transparency)、責任(Accountability)、更正(Correction)組成。
獨立是指事實核查機構是非黨派的,獨立核查各方符合標準的主張,包括事實核查機構資助者,避免相關利益團體對核查內容和結果進行幹涉。在核查前對核查的議題不做立場預設。
公正是指對各黨派的主張用相同的事實核查標準判斷其準確性,而非聚焦某一黨派,不對核實的議題表明立場。[41]
透明是指將研究方法、消息源及與事實核查者有關的利益團體告知公眾。例如事實核查機構需明確告訴公眾,他們是如何對該主張進行核查的,並提供證據的連結,可以讓公眾「按圖索驥」檢驗核查結論是否可信。對事實核查機構的受資助情況和基本信息告知公眾等。
責任是指事實核查要讓被核查者知道自己的主張會被核查,事實核查者關注重要辯論、演講和事件,對讀者和公眾負責,更正錯誤、告知研究方法和核查過程。[42]
更正是指如果事實核查的結論出現錯誤應及時改正,並在頁面註明「更正」字樣,向公眾解釋內容的變化。[43]PolitiFact規定如果發現事實性錯誤,該文章頁面會加上「更正」的標籤,並以編者按的形式說明詳情;如果是補充或更新,則加上「更新」的標籤並予以說明;如果發生重大錯誤以至於要改變真實性等級,PolitiFact將再次召集編輯小組,重新撰寫文章,並在文章開頭對這種變動予以說明。[44]
四、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爭議
無論從事實核查新聞興起的原因,還是生產流程與新聞倫理來看,事實核查新聞的確是一種責任新聞,理應被公眾信任和接受。然而現實邏輯卻非如此,美國的事實核查新聞不僅合法性受到挑戰,社會效果也不如預期。
(一)公信力爭議:不可信的新聞業如何讓事實核查新聞可信?
事實核查新聞是在美國媒體信任度低的語境下發展的,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事實核查新聞是在記者主導下完成的。[45]事實核查新聞既是一個提升新聞公信力的手段,又面臨邏輯悖論:不可信的新聞業如何做出可信的事實核查新聞?這種質疑直接挑戰著事實核查新聞的合法性。
美國新聞研究協會和AP-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報告或許能解答這一悖論:美國公眾一邊抽象地懷疑新聞媒體,一邊又對自己常用的媒體投以信任。只有24%的美國公眾認為「新聞媒體」是「有良心的」,而對於自己常用的媒體,這一數字達到53%。[46]在敵意媒體(Hostile Media)理論中,人們對己方陣營媒體的信任感較高,對對立方陣營媒體的信任感較低。如保守黨成員通常認為Fox的新聞比CNN的新聞更值得信任。[47]有研究顯示,並不是所有的事實核查機構都被信任,當公眾認為核查者不可信時,對其的負面認知就會產生。這種不信任不是因為理性的論證(rational argument),而是基本的不信任(basic distrust),這種不信任經常是高度情緒化的。[48]或許我們可以推論,對某些公眾而言,特定媒體(一般是己方媒體)的事實核查新聞是可信的。
在兩極分化的美國社會,不同黨派媒體對事實核查新聞的態度不同。自由派媒體對事實核查新聞持正面的、積極的態度;保守派媒體對事實核查新聞持負面的、消極的態度。[49]美國社會對事實核查新聞的公信力並未達成共識,主要爭論集中在「事實核查新聞是否出自公心」和「事實核查新聞的結論是否可信」兩個問題上。
針對第一個問題,批評者認為PolitiFact在選擇核查事實上存在黨派偏見,更容易選擇共和黨的失實言論作為核查對象。儘管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核查文章總數相當,但出自共和黨人的言論更容易被標註為「失實」或「荒謬」。[50]NBC在2016年美國大選辯論中的實時事實核查都是針對川普的,川普陳述的每一個事實都被核查為假。[51]《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James Taranto認為事實核查新聞是偽裝成高度客觀的意見新聞(opinion journalism)。[52]
第二個問題是事實核查新聞的結論是否可信。許多事實核查新聞採用評級系統,用度量的方式表示真實程度。有觀點認為評價系統本質上是主觀的,真實程度的區別關涉個人判斷,都是由人來完成的,本身是有問題的。[53]批評者認為PolitiFact將公共話語簡化為事實真假判斷,而輿論場中可驗證的「事實」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不同原則或世界觀的差異。這一方面導致有價值的問題被排除在輿論場之外,另一方面很多不適合真假判斷的話題也被強行置於核查事實的框架中。[54]
此外,有時政治人物會用誇張的語言減輕某一個更大的問題,但事實核查員卻忽視了大問題,對無關緊要的細節進行核查。[55]「媒體喜歡對川普的言論做事實核查,對待川普是字面上的而不是認真的;他的支持者對待他是認真的,而不是字面上的」(The media takes Trump literally but not seriously;his supporters take him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川普儘管在「事實」上出錯,但是他的言論能引發共鳴,如果僅僅是引用一些數據指出他的錯誤,是不足以更深入地理解所談的問題的。[56]
(二)社會效果爭議:真相能否戰勝謊言被相信?
事實核查新聞的社會效果體現在兩個方面:對公眾而言,提升政治素養,避免或減少對政治人物錯誤言論的盲從;對被核查者而言,減少或停止在公眾場合下的說謊行為。
對於前者,數據顯示在網際網路上尋找事實核查的人正確回答政治知識的準確率比不尋求事實核查的人高10個百分點。[57]事實核查新聞在提升公眾政治素養似乎是比較有效的。事實核查新聞是否可以讓公眾相信事實,避免或減少對政治人物錯誤言論的盲從呢?答案並不樂觀。
研究發現,一般情況下事實核查新聞對減少錯誤認知是沒有多少效果的,尤其對那些固守自己信念的人而言。[58]95%的受訪者認為在大選辯論中應當對候選人錯誤的事實陳述進行事實核查,80%的人表示大選辯論不會改變他的選票去向。[59]這反映出一些選民的政治傾向不會因事實核查而改變。這是因為公眾和政治人物屬於對立政黨時,事實核查新聞就會缺少說服力。公眾傾向於認為對方黨派所說的是謊言。[60]
實際上,為公眾提供具有挑戰性的信息可能會引發「逆火效應」(backfire),進一步鞏固人們的初始信念。即使一個個體相信了修正的信息,錯誤信息也還會持續傳播下去。換而言之,任何對錯誤信息的重複都有可能是有害的。[61]「我們總是設想披露了虛假言論,人們會停止相信,政治人物會停止重複,但實際上並不這樣。」[62]所以事實核查新聞不會產生即刻的和決定性的影響。
那麼事實核查新聞是否可以有效監督政治言論?調查顯示,新聞業者普遍認為事實核查能有效監督政治言論。在生產事實核查新聞的機構中,83%的受訪者認為事實核查能有效地監督政治言論;在不生產事實核查新聞的機構中,64%的受訪者認為有效。[63]這一調查只是基於新聞業者的主觀判斷。《華盛頓郵報》的統計發現,自2017年1月20日就職以來,川普558天發表了4229次誤導性言論,平均每天7.6次,2018年6月至7月,平均每天達到16次。[64]
PolitiFact創始人比爾·埃德爾(Bill Adair)認為,「事實核查新聞的任務是告知公眾而非改變政治人物的言行。期望事實核查新聞顛覆美國政治傳統,結束上百年來政治人物的說謊言行是荒唐的。此外,政治人物不是我們的受眾,選民才是。評價事實核查新聞效果的更好方式是選民是否被真相更好地武裝,是否針對候選人做出更明智的判斷。」[65]
置身後真相時代,情感、觀點不僅先於事實傳播,也先於事實被相信。在筆者看來,事實核查新聞真正有效取決於中間選民,而不是極化的公眾(即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忠實支持者)。如果中間選民不斷擴大,對事實核查新聞報以支持,候選人為了爭奪中間選民,在事實核查新聞面前有所收斂,此時事實核查新聞才能有效監督其言論。否則,事實核查新聞的社會效果大打折扣。
五、結語
後真相時代挑戰著「事實」「真相」的定義。對一些公眾而言,事實是主觀建構的,自己所信的就是事實,這一後果的形成與幾十年來美國新聞業的角色失調不無關係。公眾需要媒體本是因為對真相的渴求,媒體之所以存在,在於媒體可以發現真相、監測現實。反觀現實,許多新聞報導有「新聞」卻無「真相」,[66]有「事實」卻不真實。事實核查新聞在美國的實踐表明,在新聞業不被信任、政治極化、缺少共識的社會環境中,事實核查新聞的實踐邏輯遭遇挑戰、合法性受到質疑、社會效果較為有限。事實不因核查而被信任,政治人物不因核查而停止說謊。事實核查新聞有用、有效的前提是公眾對新聞業的信任,而非媒體的一廂情願,這需要美國新聞業重建與公眾的信任關係,通過負責任的報導彌合信任鴻溝、改善政治生態、凝聚社會共識。正如《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一篇文章所說的那樣:所有的報導難道不都應是事實核查報導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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