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劇照。圖/《流浪地球電影製作手記》
《流浪地球》之後科幻不再「流浪」
本刊記者/毛翊君
本文首發於總第891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裡，親戚朋友忽然意識到飛氘似乎從事了一個能發財的行業。北京師範大學科幻方向的碩士和清華大學研究科幻的博士身份，本來是他們眼中的冷門，看完《流浪地球》，他們重新理解了這個用奇怪的筆名寫科幻小說的80後，「哇，這電影票房這麼好，原著作者肯定得分幾個億吧，你趕上熱潮了啊，將來也寫一個拍成電影。」
飛氘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怎麼接話，「有這麼多科幻作品，最後走上銀幕的只有這一個，能夠實現盈利是有眾多因素的。」飛氘說。
有評論猜測，《流浪地球》電影裡主要人物的姓氏——劉、王、韓、何，是在致敬中國科幻小說四位齊名的作者劉慈欣、王晉康、韓松和何夕。不過， 2000年第7期《科幻世界》雜誌上的小說《流浪地球》變成擺放在書店暢銷書位置的小說集，用了19年。擺在一起的科幻作品還是只有劉慈欣的三部《三體》，以及同樣帶著雨果獎光環的郝景芳的《北京摺疊》。
從《三體》熱賣到《流浪地球》熱映，中國科幻「元年」被提了又提，但寫科幻的人依然是少數，「出圈」者更寥寥無幾。
「元年」之後
1月20日，劉慈欣在北京萬達影院第一次看完《流浪地球》的成片，他放下了擔心，朝向在場的圈內人說，「就算只賣了十塊錢，也是巨大的成功。」
1948年出生的科幻作家王晉康能夠體會這樣的心情。幾年前，科幻電影裡出現中國人他都會覺得不真實，「電影界的人都很擔心，中國人的角色會不會引起笑場，會不會沒有人掏錢。」《流浪地球》播完之後，他覺得這個難關是邁過去了。
其實，中國科幻圈早在《三體》獲得雨果獎的2015年之後就感受到了IP大熱，資金湧入了市場，版權被接連籤走是最明顯的變化。
杭州一家文創公司在2016年找到王晉康，說是已經可以想見科幻電影之後的發展方向，要全力傾注這個方向。公司先籤下了《終極爆炸》的短篇小說版權，又請王晉康去了趟杭州。王晉康以為是讓他提改編意見，到了之後才得知對方想把他所有版權都籤下來。他和朋友商量過後，保留下一點退出權，其他基本都交給了公司全面運營。
這陣風忽然來得太猛，王晉康還是有些擔心。在那年的一次科幻文學的活動上，他起身發言，把IP「虛火」的感受說了出來，「科幻電影的強盛還需要一段時間。」講完下來，底下的年輕作者朝他說，「我們還急著賣版權呢，您咋說這話。」
接下來的事實，就是《三體》電影的難產。在2009年，這個電影項目就已經被導演張番番接下，編劇們花了四年時間改劇本，前前後後修了20多次後終於開拍，上映的宣傳從2014年開始露出，但兩年之後一切暫緩。
王晉康賣出的《七重外殼》等幾部小說，改編的劇本也接連停下來，他在跟影視業接觸的過程中感受到科幻內容的資金在迅速退潮，「以至於有些公司倒閉，好多想拍科幻的也縮手了，融不到資金。但《流浪地球》成功後這個情況有所改變，可能又要熱起來。」
最近，停拍的劇本又有一些開始啟動，王晉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小說《追殺K外星人》的影視化上。這兩年，公司進行的IP預熱運營讓王晉康覺得效果還都不錯，比如把小說《巨人》改變成漫畫，把《追殺K外星人》改成有聲讀物，還有找合作方拍網劇。他覺得可以就這樣往下走。
80後科幻小說作者陳楸帆也明顯感覺到，春節之後，業界從去年的觀望情緒裡走出來。他談過的很多版權項目，也有海外合作，基本都在往前推進，「因為你不知道哪個會出來，只能都嘗試看看，畢竟影視是需要時間的，周期很長。」這個月，又有新的項目找上他，如果順利，他覺得今年應該會有一兩個網劇開機。
陳楸帆也在這兩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開始從業餘轉向職業化寫作。像是一個趨勢，他所認識的圈內作者江波、寶樹，也都紛紛開始了這條路。
寫過兩本歷史科幻的70後作家錢莉芳一直是無錫一所中學的歷史老師，即便第一部長篇小說《天意》在2004年出版的時候就獲得了中國科幻最高獎——銀河獎，銷量破15萬冊，成為1984年之後的國內科幻小說最高銷售紀錄，也激勵了正在創作《三體》的劉慈欣。《三體》熱起來後，她受到過很多公司讓她考慮全職寫作的勸說，她看到熟悉的圈內人也都變成了全職作家，自己有些動搖，最終還是怕被產量壓力束縛，剛下的決心又被這樣的心理壓了回去。
「《三體》小說和《流浪地球》電影的成功可能起到比較大的作用，就是促進既有的這些科幻寫作人群能夠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中。」如果說爆發式地產生好多優秀的作品，她感覺沒那麼顯著，「其實人的天賦都在這裡，不可能因為經濟的刺激，一下就出現大量的人員。國內創作科幻的群體基本是固定的，有實力寫出好的科幻的人就這些。」
百年坎坷
科幻作為舶來品，在中國始終小眾，從1900年算起，這個文學類別的發展時間不過百餘年。
在劉慈欣成為熱點之後，圍繞他的話題和研究爆炸式地產生，飛氘把興趣重點轉移到了中國早期的科幻發展史中，他想從材料上探索出科幻還沒引起太多重視的年代裡，科幻之於中國的意義，把它們清晰化地呈現出來。
「由於把民族國家的存亡與偉大文化的延續置於首要地位，科幻自晚清被一批謀求民族富強的文化先驅者引入中國開始，也註定要與其他現代中國文學一起，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擔負起開啟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飛氘意識到，「中國科幻本就是中國現代化工程的一部分，這一偉大而艱巨的歷史進程從根本上決定著它的興衰變遷、成就與癥結。」
在與西方碰撞的現代化進程中，充滿「救亡」和「振興」的基調。當時的作者所創作出的《新中國未來記》《新紀元》，都把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復興作為想像內容，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焦慮。
在本土化的創作外，更多是翻譯作品，尤其是凡爾納的小說，還有來自日本的作品，提到了太空，提到了很多物理問題，國人為小說所展現的形式感到新鮮。
飛氘發現，中國科幻一直延續著生存焦慮。比如，關於烏託邦，關於通過種族戰爭重新確立世界地位，這些都投射到了現代的作品裡，包括《三體》。
如果要說中國科幻作家意識裡統一的特徵，飛氘有一個基本判斷，「不管哪一代科幻寫作者，西方黃金時代一直到20世紀末期的經典作品構成了他們學習模仿和想要超越的東西，這是大家共同的。」
「在魯迅翻譯凡爾納小說的時代，已經提出探索宇宙，發現新的生存空間的問題，這和《三體》裡關於生存資源的競爭是在一條歷史脈絡上的。」飛氘發現，「所有這些問題都是在大的世界科幻文學的傳統下處理過的、提出過的，中國作家試圖做的是用母語表達這些思考。」
雖然，「文革」造成的中斷在改革開放後得以回春，但太過短暫。1983年，一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把科幻歸納為偽科學。
「文革」結束的那年春天，時任上海電影製片廠編劇的葉永烈發表了科幻小說《石油蛋白》，在國內引起關注。兩年後，改革開放開始號召向科學進軍，葉永烈又出版了《小靈通漫遊未來》，以一個小記者的視角展示了未來城市的科技樣貌，也迅速帶火銷量。
但批判也迅速開始。王晉康還記得，「葉永烈寫的在喜馬拉雅山上發現恐龍蛋，還被孵化出來，就被說成完全違背科學。當時還有位西安作家寫人和機器人結婚了，也被批了。這對科幻作家打擊得很厲害，多少年都翻不過來身。」
「葉永烈改行做傳記文學了，鄭文光中風了，有的人到國外去了，基本上原來的隊伍全部都流產了，繼續創作的就只有兩個。」王晉康向《中國新聞周刊》感嘆。
廉價雜誌
王晉康的科幻寫作非常偶然，他自稱本不是一個很標準的科幻迷。主要讀的是主流文學，偶爾看看凡爾納、葉永烈和鄭文光。兒子十歲時，王晉康編了科幻故事講給他聽，兒子很喜歡，他想，乾脆寫成小說投出去。
他並不了解科幻圈，是偶然在地攤看到了本《科幻世界》雜誌，才抄了個地址寄出去。結果很成功，立馬獲了當年全國科幻徵文的首獎，那是1993年，他已經45歲。被邀請到雜誌所在地成都開會，他才知道，這正是雜誌最艱難的時期。
《科幻世界》雜誌。
這本在1979年開始出版的雜誌，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誕生，但也立馬陷入困境。由於此前的批判，「當時所有的作家都流失了，所有的發表陣地也幾乎流失，就剩下《科幻世界》在很艱難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下來。」
「中國科幻當時是野生野長，不被主流接納。那時候工資也比較低，我們寫科幻也就是因為愛好，像社會邊緣體。」王晉康始終這樣總結中國科幻的發展。
1985年，全國發表科幻作品的刊物都紛紛關停了，僅存的是《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學文藝》，還有天津的一本《智慧樹》。為了解決稿源枯竭的問題，兩家雜誌本來要聯合辦一屆科幻小說「銀河獎」徵文大賽。還沒等來頒獎，《智慧樹》也「陣亡」了。
那時，後來的《科幻世界》副主編姚海軍還是一所技校裡愛好科幻的學生，他日漸發現能夠讀到的科幻小說在減少。他不太清楚發生了什麼，只是想著或許能自己辦一本雜誌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去找科幻期刊上的作者信息，跟鄭文光、吳巖、韓松、星河都搭上聯繫，還成立了個「中國科幻愛好者協會」，王晉康後來也成了會員。
王晉康記得，姚海軍那會兒挨個讓科幻作者捐錢，每人五十塊、二十塊地湊起來，然後手刻蠟紙，在1988年油印出了第一期《星雲》雜誌。最初，雜誌一年只出三期，內容就是科幻迷寫的一些作品推薦和點評，作者會跟讀者分享創作過程。「就是三個人用業餘時間辦的，每刊後面還注了捐款的名單，用了多少錢還剩多少錢。一直辦得比較難。」
直到1990年，《科學文藝》社長楊瀟坐火車去荷蘭海牙，八天八夜到達，爭取下了「世界科幻協會1991年年會」在成都的舉辦權。《科學文藝》更名為《科幻世界》，雜誌社邀請姚海軍參加，可姚海軍湊不出路費，錯過了這個裡程碑式的節點。
《星雲》成就了中國科幻迷的精神陣地，依然消失在90年代末。不過，60後和70後寫作者開始穩步創作。1997年，圈裡最為盛大的景象就是《科幻世界》在北京舉辦了「國際科幻大會」，現場來了俄羅斯和美國的太空人。北京的會議之後，又在成都月亮灣度假村接著搞夏令營。
姚海軍在北京遇上了剛在山西出現的《科幻大王》雜誌副主編馬俊英，隨後加入了這本雜誌。一年後，楊瀟看中了他，姚海軍隨即來到了黃金時期的《科幻世界》，在讀者俱樂部工作。
1999年，劉慈欣投了四篇作品，拿下了「銀河獎」。姚海軍也從雜誌的讀者俱樂部被調入編輯部，他開始考慮為優秀的作者單獨出書。錢莉芳的《天意》便是他在2004年為新人原創圖書打的頭陣，後來發行量創下了歷史。
1978年出生的錢莉芳是看著《科幻世界》長大的，她喜歡裡面作者的構思和想像，她想把這些自己在圖書館角落裡發現的寶藏推薦給好朋友的時候，發現他們翻上兩頁就看不下去了。
直到大學，錢莉芳才在寢室裡成功把科幻小說推銷出去，室友一起傳閱小說讓她受到了啟發，「科幻從西方傳來，一部分國內讀者會水土不服，不管人物還是內容都寫得像翻譯過來的感覺，而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喜歡看的是武俠小說這種帶著很濃中國性的作品。」這也是她最終選擇韓信等歷史人物來構建科幻故事的原因，「非常佩服能把科幻小說寫得跟武俠小說一樣暢銷，任何人都是一口氣看完的，我的目標也是那樣。」錢莉芳說。
兼職寫作者的國際突圍
孤獨地著迷科幻，基本是那時候科幻迷和寫作者都有過的狀態，愛好者終究只是愛好，但不會有人把其和職業掛上鉤。
80後的陳楸帆是1997年在《科幻世界》發表第一篇小說，雜誌隨後寄了個「少年凡爾納一等獎」的獎狀到學校裡，班主任拿著進了教室向所有同學宣布這件事，但大家不知道科幻是什麼，陳楸帆從同學的反應中感到，自己似乎得了一個奇怪的獎。
那年，50歲的王晉康從河南南陽油田石油機械廠研究所副所長的位子上提前退休，業餘的科幻寫作一下成了主要經濟來源，即便在有退休工資的情況下，他覺察著自己的心態還是不一樣了，「如果寫出來不能發表，就會有心理壓力。」
國內的環境帶著迷茫的氣氛。飛氘在2000年初第一次參加了《科幻世界》一年一度全國筆會，大家坐在一起討論問題，他聽上去，感覺好像這個行業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從事的這一行什麼時候能夠發展壯大——討論總是關於「那我們下一步要怎麼樣」「怎麼才能振興科幻，走出小圈子」諸如此類。他記得，「討論完，劉慈欣在旁邊感慨，十幾年前就在討論這個東西，現在還在討論，也沒有走出這個圈子。」
後來的幾年，飛氘每次在公開場合介紹自己是科幻小說作者，就下意識感到這是個聽起來有點奇怪的身份，「別人會覺得不知道如何跟你對接，你要跟別人討論科幻，似乎要有一個充分的氛圍和準備才可以，否則就會覺得很突兀很冒失。」
2007年，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劉慈欣寫完了《三體》第一部，銷量超過15萬，可他工作的娘子關電站要關停了，他等著下崗。陳楸帆看出他無心開會，愁著找工作。
此時，他已經連續拿了八年國內科幻最高獎——銀河獎，仍然還是發電廠裡默默無聞的計算機工程師，同事們對他的工作之外的事一無所知。而電廠的這份工作對他來說，意味著穩定的收入來源和接觸社會的窗口。他曾覺得，自己在小說裡寫太空，應該去酒泉看一下「天宮一號」發射，但那裡並不允許外人進入，他成了沒見過航天發射的科幻小說家。
而陳楸帆直到以汕頭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又讀了北大藝術學院影視編導專業雙學位，他也沒有考慮過把寫科幻作為謀生的職業。他在北大加入兩個學姐創辦的科幻協會，討論科幻，看看科幻片，畢了業還是回到家鄉進了企業，又回北京進入百度和谷歌中國，然後到一家智能產品公司任副總裁。
業餘的寫作在他看來沒有壓力，反而發現了英文市場的可能性。他想向歐美雜誌投稿，試著自己翻譯，又找了翻譯公司，但結果都不太理想。直到從網上讀了劉宇昆的小說，他主動給劉宇昆寫了郵件。
2012年，劉宇昆的科幻小說《摺紙動物園》一舉拿下「雨果獎」「星雲獎」「世界奇幻獎」三項國際頂尖的科幻文學獎，成了第一位收穫這大滿貫的華人作者。劉宇昆是個11歲之後就成長在美國的70後，他正是在獲獎前後收到了陳楸帆對自己小說《麗江的魚兒們》的英譯稿，讀來覺得有些費解，於是幫忙重譯。
美國科幻雜誌《克拉克世界》刊出了這篇小說，還使他獲得了世界奇幻科幻小說翻譯獎，這讓他意識到，自己還可以把讀到的有意思的中國科幻小說翻譯出來，介紹到歐美。在陳楸帆之後，馬伯庸的《寂靜之城》、夏笳的《百鬼夜行街》，以及劉慈欣的小說才開始被劉宇昆帶進了美國。
但國內科幻小說的邊緣情況還是持續到了2015年，《三體》獲得73屆世界科幻大會頒發的雨果獎長篇小說獎。王晉康感到，「終於是大劉踢出了臨門一腳。」
2018年，陳楸帆跟著劉慈欣去法蘭克福書展，看見籤售的時候外國讀者排著長隊，他覺得「這是以往中國主流文學被翻譯出去之後都無法看到的」。
科幻迭代
國內被眾所周知的還是劉慈欣。陳楸帆算過一個數據：美國3億多人口中，科幻作家協會幾千人甚至上萬，每年出版的作品數上千，而中國，整個科幻寫作圈即便把跟科幻沾邊的都加起來，也不過幾百人。「數量的差距很明顯，像劉慈欣這樣級別的作品，在美國每年或者每隔幾年都會出來一部。」
科幻的時效是市場的賣點，也是局限。對未來的構想刺激讀者的好奇，但有些想法久了沒有寫出來，或已成現實，寫作者也喪失新鮮動力。錢莉芳和飛氘都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了職業化量產的壓力和時效性的矛盾。
十幾年前，王晉康在小說《替天行道》裡提到了轉基因，在《類人》中講述了基因編輯，也在1997年的國際科幻大會上提到了人工智慧的說法。他在那時的一篇小說中描寫，韓國圍棋王被人工智慧所戰勝。
陳楸帆也在2010年的一篇名為《霾》的小說中預言了霧霾的場景，「天和地沒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麼灰頭土臉的，罩著個帶過濾嘴的面具，跟豬頭怪物似的，成群結隊地在道上走著，倒是比開車要快。」
但飛氘在清華大學的教學崗位上，感到年輕學生想法的差異。
他在寫作課堂上分享一些自己第一次讀和再讀都印象深刻或者非常打動的作品，包括劉慈欣的小說，「他們覺得不喜歡，好像覺得太偉光正，不能打動他們，確實需要跟年輕學生交流才知道一代人一代人的認識是有變化的。」
剛剛過去的一個學期，一位同學的作業讓飛氘印象深刻。行文是粗糙的，但內核吸引住他。故事開始在一個大型遊樂園式的存在，那裡只有兒童沒有成年人，他們每天只需要玩樂，而長到二十歲的時候就會被送出這個地方。他們不知道將要去哪裡，主人公無意中得知了被屏蔽信息的外界情況——那裡已經進化出一種超生命體，是由進入其中的二十歲成人組成的，這個生命體擁有個體所不能理解的更高的智慧。而能被吸收融合的成人都是通過了選拔的，否則，他們將在二十歲到來之後被命運吞噬。
但沒有被接納的那部分人的命運如何，這位同學沒有想好，只是寫了個後記，提到因為太殘忍，不知道該如何收尾。
飛氘對這個創意評價很高，他感到青年忽然面對真相時候的巨大迷茫和惶惑未知，這是故事的潛力所在。「但前面非常粗糙，需要改。」飛氘有時在學生中發現了這樣的作品，會建議往一些方向再修改成更複雜更有意思的內容，「可是課程結束之後，他們因為升學或者有其他工作，直到現在也沒有再去修改過，沒有跟我交流的。」
雖然現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花城》《天涯》等純文學期刊都會向科幻小說作者約稿，但多元化的信息和產品的細化讓飛氘覺得，「很少有作品能像80年代文學那樣引起全民現象性的討論了。」
他會在課堂上帶領學生多讀作品，但至於究竟什麼樣的作品才被認為是「科幻」，「這在研究領域也是沒有準確定義的。重要的是通過豐富的作品打破大家對科幻的僵化理解」。
「不是科幻可以借來去表達什麼，而是所有這些表達都可以被包括在科幻裡面，拓展科幻的邊界。」飛氘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封面圖片：《流浪地球》劇照，來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