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長盛基金
索羅斯反覆提到的哲學：第一個哲學原則是，我們並不真正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我把這個叫做「易錯性」(fallibility)。第二個哲學是，我們對世界的誤解、我們對世界的錯誤看法，其實反而會改變歷史，我把這個叫做「反身性」(reflexivity)。本文為索羅斯2009年在布達佩斯中歐大學系列演講的第一講(節選)，其中，他對自己的投資哲學做出了詳細的解釋。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觀看下方完整版演講內容。
演講內容：
今天我會從整體上解釋「易錯性」和「反身性」這兩個概念。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兩個相對簡單的命題來闡述。其一是，當一件事情有人參與時，參與者對世界的看法始終是片面的、歪曲的，這是易錯性原則。另一個命題是，這些歪曲的觀點能反過來影響到的與該觀點有聯繫的事情，因為錯誤的觀點會導致不適當的行動，從而影響事件本身。這就是反身性原則。例如，把吸毒成癮者看成是罪犯導致他們真的產生犯罪行為。因為誤解了問題並幹擾了對吸毒者適當的治療。另一個例子是，聲稱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導致糟糕的政府。
易錯性和反身性都是純粹的常識。因此，當我的批評者說，我只是陳述了顯而易見的事實時，他們是對的，但只是在最簡單的層次上是對的。讓我主張更有趣的是，它們的意義並未得到普遍的讚賞。特別是反身性的概念，經濟學理論一直刻意迴避甚至否認它。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認真對待，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新的發現，而是因為像反身性這樣常識性的東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經濟學領域中，反身性並沒有位置，經濟學家總是希望找到確定的東西，然而，我卻說不確定性是人類事務的關鍵性特徵。經濟理論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這個概念與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正如我會在下一講講到的，這兩個概念產生了兩個對金融市場完全不同的解釋。
易錯性的概念沒有什麼爭議。
人們普遍承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複雜性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能力。我也沒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見解。主要原因是，參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處理時往往無法處理自己。或者這樣說，當面臨一個極端複雜的現實時，我們不得不採取各種方法去做簡化(僅舉幾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分，比喻，決策規則，道德觀念等等)，人們使用這些方法時，如果把他們自己也是處理對象的一部分，情況就更複雜了。
大腦的結構是易錯性的另一個來源。腦科學的最新進展已提供了一些對大腦如何工作的認識，並且已經證實休謨的觀點：理智是情感的奴隸。理智來自於我們想像力的虛構。
大腦被成千上萬個感官衝動輪番轟炸，但意識卻只能同時處理七八個事情。在有限的時間內，這些衝動必須被凝練、排序和解釋，出錯和扭曲無法避免。腦科學為我的原始論點增添了許多新的細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點解說。
它僅僅適用於這樣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備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圍繞參與者的思想會形成兩個函數。其一是認識這個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稱之為認知函數。二是向有利於己的方向改變世界，我稱為參與(或操縱)函數。(在索羅斯的演講中，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分別是 cognitivefunction和manipulative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譯成功能，也可以翻譯成函數。在其本意中，是指參與者的功能，這種功能需要一定的輸入因子，或者說，變量，並產生一定的輸出因子，並可以用函數的形式來表達。比如一個人砍柴，輸入是人、木頭和斧頭，輸出是柴火，函數名稱是砍柴。本文中，根據上下文的需要和中文的習慣，既有翻譯成函數的地方，也有翻譯成功能的地方，但實際上是同一個概念-譯者)這兩個函數從兩個相反的方向連接起思想和現實。在認知函數中，是現實決定了參與者的觀點，其中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現實到思想的。與此相反，在操縱函數中， 因果關係的方向是從思想到現實的，也就是說，參與者的意圖在對世界產生影響。當兩個函數在同時起作用時，他們可以互相干擾。
如何幹擾？
通過剝奪每個函數中的自變量，這些自變量同時是其他函數的因變量。因為，當一個函數的自變量是另一個函數的因變量時，就沒有一個函數具有真正獨立性。這意味著認知函數不能產生足夠的知識來作為參與者決策的依據。同樣，操縱函數可對改變世界的結果產生影響，但不能單獨確定它。換言之，其結果容易偏離參與者的意圖。在意圖和行動以及行動和結果之間必然會產生某種偏差。因此，在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事態的實際發展之間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為了理解不確定性與反身性之間的聯繫，我們需要探討遠一點。
如果認知函數孤立地運作而完全不受操縱函數的影響，它可以產生知識。這些知識被表述為結果為真的斷言，也就是說，這些斷言如果和事實符合，就是真的(這就是真理符合論告訴我們的判斷標準)。但是，如果操縱函數對事實產生了幹擾，從而改變了事實，這時候事實已經不能再作為獨立的標準去判斷那些由認知函數產生的斷言了，因為即便斷言仍然與事實符合，但由於事實已經被改變，這樣的符合也缺乏獨立性了。
考慮這樣的斷言：「現在在下雨。」這個斷言是真是假依賴於天氣的實際狀況，實際上，現在在下雨。現在再考慮另一個斷言：「這是一個革命的時刻。」這個斷言是反身性的，它是否為真依賴於斷言本身帶去的影響能否鼓勵起一批造反派來。
反身性陳述與說謊者悖論(即，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是個說謊者。-譯者)有一定的聯繫，後者在形式上也是一個自我參照的斷言。但雖然自我參照已經被廣泛地分析過，反身性受到注意卻要少得多。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反身性有對現實世界有影響，而自我參照純粹是一種語言現象。
在現實世界中，參與者的思想，不僅表現在斷言上，當然還表現在各種形式的行動和習慣上。這使得反身性成為一個非常廣泛的現象，而其通常採用的形式是反饋迴路。參與者的意見影響事態的發展，事態的發展影響參與者的意見。該影響是持續和循環的，於是變成了反饋迴路。
反身性反饋迴路還沒有得到嚴格的分析，當我最初遇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分析的時候，我闖入了問題的複雜性之中。我假定反饋迴路是在參與者意見和事件實際進程之間的一個雙向連接。但不同參與者意見之間的雙向聯繫呢？如果一個孤立的個人問自己「我是誰」「我主張什麼」，作為對自己問題的反應而改變了行為習慣呢？ 試圖解決這些困難時，我在眾多的分類中越來越迷失，以至於一天早上，我已經看不懂前一天晚上寫下的東西了。也就是這時候我放棄了哲學開始一心一意賺錢。
為了避免這種陷阱，讓我提出的下列術語。
讓我們把現實分成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思想構成主觀方面，事件構成客觀方面。換句話說，主觀方面包括參加者的頭腦中發生的事情，客觀方面是指外部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只有一個外部現實，但有許多不同的主觀意見。反身性可以連接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現實方面(但只要要包含一個主觀方面)，並在其之間設立雙向反饋循環。特殊情況下，反身性甚至在同一個現實的一個方面也可能出現，這反映在一個孤立的個人對他自己身份的反應，可以說是「自我反身性」。然後我們可以區分兩大類：反身關係(主觀方面之間的連接)和反身事件(包涵客觀方面的連接)。婚姻是反身關係；2008年的危機是反身事件。當現實中沒有主觀方面參與，就沒有反身性。
反饋迴路可以是負反饋，也可以是正反饋。負反饋將參與者的觀點和實際情況之間越拉越近；正反饋則把他們越分越遠。換言之，一個負反饋過程是自我糾正的，它可以永遠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現實中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它可能最終導致一個平衡點，在這個點，參與者的觀點正好對應於實際情況。在金融市場一般認為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均衡這個在經濟學中的核心事例，只不過是負反饋中的一個極端事例而已，在我的概念框架中只不過是一個受限制的特殊情況。
與此相反，正反饋過程是自我強化的，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參與者的觀點將與客觀事實相差越來越遠，最終參與者也將不得不承認它們是不現實的。兩者間的交互過程也不會讓事物的實際狀態維持穩定，因為正反饋有這樣的特性，它讓現實世界中已然存在的任何傾向都越來越嚴重。這時候我們面對的不是均衡，而是動態的不均衡，或者說，任何可以被描述為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在這種離均衡越來越遠的情況下，通常參與者和現實之間的分歧會達到高潮，從而觸發另一個相反方向的正反饋。這種看上去的自我強化實際上是一個自我否定式的繁榮-蕭條過程，在金融市場中，就是積累泡沫和泡沫破裂的過程，在其他領域也能找到類似的情況。我把這稱作創造性謬誤，即，人們對現實的解釋是有偏差的，根據這種偏差的觀點產生的行動又導致現實真的出現偏差，並越來越嚴重。
我知道這一切非常抽象，難以理解。
如果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將更容易理解。但是，你們不得不忍受我。如果我想提出一個不同觀點，抽象化反而能夠幫助我做到這一點。在處理類似現實和思想以及相互關係這類題目的時候，人們很容易犯暈做出錯誤的模擬。所以，曲解和誤解可以在人類事務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近的金融危機就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如何運作的錯誤解釋。我將在下一講討論這個問題。第三講，我會討論兩個創造性謬誤——啟蒙謬誤和後現代謬誤。這些具體的例子將聚焦於討論誤解在歷史進程中有多重要。但今天的講座，我仍將停留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
我主張，當有思想能力的參與者參與進社會現象時，情況與自然現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結構。不同之處在於思維的作用。在自然現象中，思想沒有發揮因果作用，只具有認知功能。在人類事務中，思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既具有認知功能也具有操縱功能。這兩個功能(函數)可以互相干擾。這種幹擾不是隨時都發生(發生在日常活動中，像開車或者裝修房子那樣，這兩種功能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但一旦發生，就引入了自然現象中所沒有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兩個函數內都有表現：參與者根據不完全的認知去行動，他們行動的結果也不符合他們的期望。這是人類事務的重要特點。
與此相反，在對自然現象的例子中，事態的發展不以觀察者的看法為轉移。外部觀察者只與認知函數相聯繫，現象本身提供了可靠的標準讓觀察者的理論可以明確判斷真偽。因此，外部觀察者能夠獲得的知識。基於這一知識可以成功地對自然界實施改造。在認知函數和操縱函數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分野。由於這樣的分野存在，比起在人類領域來，兩個函數可以輕鬆地達到目的而不存在偏差。
這裡我必須強調，反身性不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唯一來源。是的，反身性的確將不確定因素引入參與者的觀點和事件的實際過程中，但其他因素也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例如，參與者不知道其他參與者所知道的信息，也導致了偏差。這與反身性相當不同，可也是人類事務不確定性的來源之一。不同的參與者有不同的興趣，其中一些人自然會與其他人衝突，這也是另一種不確定性的來源。此外，如以賽亞柏林指出的，每個參與者遵循的價值觀也是多樣的，其中也充滿了矛盾。這些因素造成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更比反身性產生的更廣泛。我將它們都放在一起提出人類不確定性原理，這是一個比反身性更廣泛的概念。
我談到的人類不確定性原理，比起貫穿在笛卡爾哲學中的主觀懷疑理論更具體，也更嚴格。它給了我們更客觀的理由相信，我們的看法和期望是(至少可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