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個焦點人物相繼退出了職業生涯，一個是對衝基金大鱷索羅斯，另一個是蘋果公司執行長賈伯斯。但是名人已走，餘香還在，歷史還在，名人的言行和經歷仍可以助人成才，這對投機者、金融行業人士、企業決策者理解社會，增進自身的職業技能，預知行業潛在風險大有裨益，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什麼樣的人、何種職業、怎麼改變與實踐才能獲得最大的成功，或者扭轉局面將危機化險為夷。
難說再見的「索羅斯」
對衝基金大鱷喬治·索羅斯
北京時間7月26日晚間，華爾街一則短訊，在迷霧籠罩般的各種美債談判消息中，依然引起市場關注。
曾經叱吒風雲的對衝基金大鱷喬治 索羅斯（George Soros）正式宣布退休，結束其40年的對衝基金經理生涯，旗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ngement LLC）將會在年底之前，返還外部投資者近10億美元的投資現金。
然而所謂的「索羅斯時代」並不會因索羅斯的退休而終結，更不會因量子基金的「退市」而消失，索羅斯時代的精髓還將長久地影響我們的金融生活。
以下，本網編輯選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田立發表在上海證券報的文章，說一說索羅斯一舉擊潰錯誤估值體系的精髓所在。
中國人認識索羅斯，大多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那場東南亞金融危機開始的，起初對他的評價是「金融大鱷」，認為是他的貪婪摧毀了以「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經濟騰飛時代。之後看到他到處奔走呼籲救助東南亞危機受害國，於是將其冠以「偽慈善家」的惡名。直到最近，心胸越來越開放的國人才開始用一種中性的眼光審視他，並將關注的焦點移向他驚人的財富創造力上。
在評價金融界人物或者機構的時候，更該關注的是隱藏在被評價者身後的邏輯與過程，以及這些過程的科學道理。索羅斯的成功（僅以其賺錢的能力為基準來評說成敗）一定有其道理和原因，我更願意將其成功歸因於他的「敏銳與果敢」。
就以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索羅斯首先做到的是敏銳洞悉時局。當時，東南亞諸國經濟發展已進入「瓶頸期」，最主要的制約因素是產業結構不平衡，單純依靠自然要素稟賦的對外貿易和旅遊產業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對技術創新、材料創新、管理創新起到制約作用，經濟發展缺少核心價值及價值創造力。而這些國家為了保證外貿順差又僵化地實行了盯住式匯率制，這實際上等於將本國經濟實力對本幣價值的支撐換成了外國經濟實力的支撐。索羅斯抓住了這一漏洞，並開始了他「老鼠搬家」似的投資遊戲。
他首先用自己手中的美元拿到東南亞國家商業銀行作抵押，以獲得這些國家的本幣貸款；然後將貸來的貨幣拿到外匯市場去拋售，買來新的美元資產，再將這些美元資產拿到東南亞國家商業銀行作抵押，再貸來東南亞國家本幣，再拋售，再買美元，再抵押……周而往復。索羅斯的邏輯是：既然這些東南亞貨幣被高估，就拋掉它；既然美元相對被低估就買入它。
現在回過頭來總結索羅斯的成功秘籍，有兩個關鍵詞值得總結和關注：「主觀」與「科學」。說他主觀，是因為他沒有盲目接受既定的價值評估體系，而是通過主觀的判斷對資產重新估值，發現低估資產買入，找出高估資產拋出。這種典型的「高拋低吸」戰略始終都是索羅斯投資哲學的核心戰略。但高拋低吸絕不是索羅斯的專利，與其同時代的投資大師巴菲特的基本理念也是高拋低吸，兩者的不同就在於，索羅斯是通過科學邏輯來實現其主觀判斷的，而巴菲特的主觀判斷——在我們無法找到其內在邏輯與原理支撐的時候——只能說是一種藝術的力量。換句話說，索羅斯是在主觀與科學編制的空間中尋找機會，而巴菲特則是在主觀與藝術的世界中自由翱翔，這也就是「索羅斯王朝」與「巴菲特王朝」最大不同。
然而，雖然兩個人同出一個時代，但索羅斯與巴菲特的公眾形象卻大相逕庭，後者的價值投資理念在民眾心中是造福大眾的天使，而前者的量子基金則擺脫不了「貪婪」、「投機」之類的魔影，甚至被視為金融災害的始作俑者（大概還是那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緣故）。那麼，我們該如何解析索羅斯的惡魔形象呢？
索羅斯「製造」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猶如一場災難性的火山爆發，但正是這場爆發廓清了金融世界中的錯誤淤積，使價值的基準重新回歸金融世界，也使世人多了一次認識並矯正錯誤政策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索羅斯不是災難的製造者，而是以他獨特的方式傳遞他對科學邏輯的認識，並將這種認識以其獨特的方式爆發出來。我們在忍受這場災難帶來的痛苦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間享受著災難帶給我們的積極的東西。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各國採取了改進措施，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匯率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積極調整，使經濟重回正軌，誰又能說這不是索羅斯的「貢獻」呢？
這裡面還有一段小插曲很值得回味，就在那場震驚世界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錯誤政策實際上發揮了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作用。當東南亞國家發現索羅斯的異常行為時，果斷採取行動：提高了本幣貸款利率，以此遏制索羅斯的投機行為。這個在經濟學理論看來無疑正確的舉措，事後證明恰恰摧毀了東南亞國家的金融防禦體系，提高利率，無疑加重了市場對東南亞貨幣貶值的預期，而這正是索羅斯所需要的。著名金融學家莫頓·米勒在一次公開講演中說過：如果當時這些國家的央行行長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聽過他的MM定理的話，也許就不會犯那麼低級的錯誤（註：MM第三定理告訴我們：融資成本不影響投資價值）。
不管怎麼說，索羅斯開創了一個集主觀與科學於一體的投資理念的時代，開創了一個徹底顛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時代，開創了一個用火山噴發方式來糾正錯誤估值體系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即使沒有索羅斯的存在，也會因其他人的實踐、用另一個名字而開創，並在不斷進化中完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的「索羅斯時代」並不會因索羅斯的退休而終結，更不會因量子基金的「退市」而消失，索羅斯時代的精髓還將長久地影響我們的金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