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壓，橫亙在當代人與健康之間的一道溝壑。在我們身邊，可能隨便提一個就是高血壓患者或有潛在高血壓風險的人群。儘管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隨年齡增加而顯著增高，據2012—2015年全國調查，18～24歲、25～34歲、35～44歲的青年高血壓患病率分別為4.0%、6.1%、15.0%，不僅老年人，青壯年也應當重視高血壓的防治。
高血壓患者的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是反映高血壓防治狀況的重要評價指標。據權威報導，我國高血壓患者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粗率）近年來有明顯提高，但總體仍處於較低的水平，分別達51.6%、45.8%和16.8%。高血壓防治依然是我國慢性病防控的一大部分，專家學者們也在不斷地探索著更合理有效的高血壓防治模式。
那高血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得到重視的呢？這就要從60餘年前說起了......
「漫漫」慢病路
早在1959年，一項「Build and Blood Study」以及之後的「Framingham Heart Study」揭示了血壓的升高可以導致臨床併發症的增加，並與死亡率密切相關。到1967年，JAMA雜誌先後發表的兩項小樣本研究均表明降低舒張壓能夠顯著地減少心腦血管事件的發生。這些早期的研究逐漸使人們意識到了高血壓防治的重要性。
但在早期防治中，患者只有在感覺到症狀並就醫後，醫生才會給予降血壓治療，而真實的高血壓患病率以及控制率是很難獲取的。因此，20世紀60年代，專家們進行了許多高血壓患病率的社區調查研究，發現社區的高血壓檢出率、治療率、控制率都處於低水平。
為更好地解決社區高血壓問題，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學者先後在美國社區展開試驗，結果發現在進行社區高血壓篩查及幹預後，高血壓控制率得到了明顯提升。
此後，基於這些高血壓的研究，美國高血壓預防，檢測，評估和治療全國聯合委員會（JNC）自1977年開始發布JNC指南，到1984年的JNC3指南中，首次提出了社區高血壓管理與醫院管理互補，應對社區高血壓管理提供長期諮詢、隨訪、檢測服務，雙重管理的協作方能達到血壓控制。
與世界同步，我國的高血壓社區防治也在20世紀60年代開展，並在首鋼醫院建立了第一個慢病防治網絡，通過宣教、高血壓管理、膳食幹預等使高血壓的治療率和控制率得到了很大提升，死亡率明顯下降。
在2010年我國發布的《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再次強調：加強高血壓社區防治工作是改善我國人群高血壓控制率的根本。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孫英賢指出，這一指南也將社區高血壓的管理提到了最高點。
防治理念前進時
基層研究提高了社會對基層高血壓防治的重視度，這使得人們對於高血壓防治的理念也不斷發展。
1996年，Edward H. Wagner提出 Chronic Care Model（CCM）的慢性病照護模式，指出對於慢性病的管理要發生思維和醫療結構的轉變。
思維上，應從患者起被動作用到患者起主動作用，而對於慢性病的急診式醫療模式要轉變成慢性病的醫療模式。對慢性病的治療要從單學科診治轉變為多學科醫療團隊的協作，從院內醫療轉變為醫院和社區的聯合醫療。
CCM照護模式
世界衛生組織（WHO）接受了Wagner提出的建議，並提出了ICCC模式，指出了8個要點：醫療思維轉變、政策環境、聯合醫療政策、醫療服務整合、高效服務、患者為中心、社區支持、強調預防。
ICCC模式
重點關注基層群體
多年以來，專家學者們「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斷地進行高血壓群體防治的探索研究，也取得了不少進展。孫英賢在會議中介紹了一些經典案例。
2008年，發表在JAMA的E-BP研究「Effectiveness of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Web Communication, and Pharmacist Care on Hypertension Control」，通過對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分別實施常規治療、家庭血壓檢測+患者網絡教育、家庭血壓檢測+患者網絡教育+藥師管理，結果發現在進加入了患者網絡教育及加入了患者網絡教育+藥師管理後，高血壓的控制率分別提高到了36%和56%。孫英賢解析到組成以醫生為核心的、包含專業人員在內的團隊能夠更好促進高血壓的管理。
JAMA E-BP研究結果
2017年，He Jiang教授發表了其在阿根廷低收入社區的研究結果，該研究團隊對高血壓患者實施了以社區健康工作者為主導的綜合幹預，具體包括健康教育、家庭血壓監測、血壓達標監督、醫生教育及簡訊幹預，發現相比常規管理組，綜合幹預後高血壓患者收縮壓下降6.4mmHg，舒張壓下降5.4mmHg，控制率提高了20.6%。
自2008年開始，Victor等在美國Dallas社區調查發現，該社區高血壓患病率高，血壓治療率、控制率低，而社區居民不規律訪問醫生的最主要原因竟是自我感覺不需要看醫生。
基於這些初期調查結果，2011年Victor設計了BARBER-1試驗，將高血壓監測及防控宣傳引入了理髮店，但試驗結果與對照組間無明顯差異，未達預期。
在對BARBER-1進行分析後，Victor發現是由於患者接受的醫療水平不同，接受了專業治療的組別血壓相對有明顯下降。因此Victor進行了下一步試驗：藥師高血壓幹預。理髮店是社區居民常去場所，因此藥師在理髮店與社區居民進行交談，提供高血壓控制建議，6個月後幹預組的患者用藥依從性增加，用藥強度及合理性增加，高血壓控制率也得到了改善。
當然，我國的基層高血壓防治也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
在城市社區中，以上海普陀區為例，通過對社區居民按照心血管危險因素分層實行分級管理1年，設立健康管理專員進行管理，隨訪包括血壓測量、健康教育、治療方案調整，高血壓的治療率從66.7%上升至73.6%，控制率從43.1%上升到61.8%。但是孫英賢指明目前我國東南沿海等發達城市的社區高血壓管理良好，控制率好，但中西部等偏遠城市的社區高血壓管理效果仍不佳，有待繼續努力。
而對農村社區而言，整體都屬於我國高血壓防治的薄弱點。孫英賢等在對5292名農村原發性高血壓患者實施健康教育、藥物幹預15個月後發現患者血壓降低16.1/9.4mmHg，控制率上升了18%，總腦卒中發病風險降低了59.4%，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幹預後農村社區的高血壓控制率僅在33.1%，遠低於發達城市社區的初始控制率。
孫英賢匯報到，目前在進行中的十三五社區高血壓管理項目通過藥物治療+生活方式/行政政策及管理/社區醫生和團隊/患者及家屬的綜合管理，已經取得了令人振奮的中期效果，期待該項目能促進高血壓防治在國內更大範圍的推廣。
僅有專家學者的努力是不夠的，對於高血壓的防治，國家層面的政策也非常重要。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要逐步建立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的分級診療格局，強調高血壓和糖尿病等常見病的首診在基層醫療機構。
孫英賢分析到，隨著治療範圍的擴大，難治性高血壓、繼發高血壓等複雜的高血壓逐步浮出水面，也給專科醫生帶來了更多的挑戰，只有從基層、從社區解決這些複雜高血壓，才能將我國高血壓控制在「合格」範圍內，降低心腦血管事件發生率，實現「健康中國」的偉大目標，讓居民能更健康的生活。
參考資料：
[1]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修訂委員會, 高血壓聯盟(中國) ,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 等.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18年修訂版) [J] . 中國心血管雜誌,2019,24( 1 ): 24-56. DOI: 10.3969/j.issn.1007-5410.2019.01.002
[2] 孫英賢.高血壓診斷標準的變化與啟示[J].中國實用內科雜誌,2019,39(01):5-7.
[3] Wagner EH. Organiz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Illness Revisited. Milbank Q. 2019;97(3):659-664. doi:10.1111/1468-0009.12416
[4] Green BB, Cook AJ, Ralston JD, et al. Effectiveness of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Web communication, and pharmacist care on hypertension contro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JAMA. 2009 Nov 11;302(18):1972]. JAMA. 2008;299(24):2857-2867. doi:10.1001/jama.299.24.2857
[5] He J, Irazola V, Mills KT, et al. Effect of a Community Health Worker-Led Multicomponent Intervention on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n Low-Income Patients in Argentina: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17;318(11):1016-1025. doi:10.1001/jama.2017.11358
[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 國辦發〔2015〕7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