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戰勝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全國人民都在眾志成城，共同努力。這其中，疾控專家們一直致力於病毒的溯源工作，並取得了階段性進展。雖然最終的「破案」和「抓捕真兇」還有待時日，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這種帶來巨大災難的病毒是那些在華南海鮮市場嗜吃野味的人們「惹禍上身」的。
喜歡吃野味，是我國飲食文化史上「源遠流長」的一種糟粕。造成此種怪癖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人迷信吃了野生動物有滋陰壯陽的奇效，有的人認為野生動物的肉質比家畜更加鮮美可口，有的人用吃野生動物來炫富和顯示自己的高貴……毋庸置疑，在我國古代的很多食譜和筆記中都記載著大量野味的烹飪方法，但與此同時，關於吃了野味猝發重病的記錄也是不絕於書。
一、果子狸「鮮味難得」
翻開古書數一數，幾乎沒有任何一種野生動物能逃過中國人的餐桌。按照《清稗類鈔》所記，除了熊掌猴腦象鼻駝峰之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蟬、蝗、龍蝨」等也不罕見，而且吃法多樣。比如蛇，「其幹之為脯者，以為下酒物，則切為圓片；其以蛇與貓同食也，謂之曰龍虎菜；以蛇與雞同食也，謂之曰龍鳳菜」；再比如蔗蟲，「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再比如蜈蚣，「自其尾一吸而遺其蛻」；再比如龍蝨，「若設盛席，輒供小碟一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鋪以白糖」；再比如螻蛄，「身形如蝦，兩螯如蟹，大可盈寸，搗之成膏，猶如廣東、寧波人食蝦醬一樣」；再比如蠍子，「去其首尾，嚼之若有餘味」……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清代學者破額山人在筆記《夜航船》中記載粵人土宜，「蛇最貴，鼠次之，蜈蚣、土筍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貴」。那些蛇都產自深山之中，獵戶們要提前找到其洞穴，在附近遍插削尖的竹片，「蛇將出穴，先有大風，腥聞數裡，蛇戶伺之，須臾砉然直出，觸著竹尖，遍身劃碎，血流遍地，更蟠縱數裡，力疲僕倒，為人所獲，其肉香美肥脆，在豹胎猩唇之上」。當地的地方官上任，「蛇戶獻蛇重一百二十斤者為上味」，以為慣例。
《夜航船 鬼董》
之所以對野味有這樣令人不解的迷戀，主要原因還是一些古人有著「野生必美味」的錯誤認識。明代大文學家李漁在《閒情偶寄》中的一段話很代表這種思維，他說：「野味之遜於家味者，以其不能盡肥；家味之遜於野味者，以其不能有香也。」而野味之所以香，在於野生動物「草木為家而行止自若」，當豐厚和味道不能兼得的時候，李漁認為應該「舍肥從香而已矣」，換句話說，寧可吃得少一些，也不能放棄對美味（野味）的追求。
正是基於這種理念，在古代筆記中，讚美野味和傳授烹調方法的內容相當多，筆者隨手翻開案頭的幾本明清筆記，便能找出一堆：明代學者陸容在《菽園雜記》裡說：「宣府、大同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士人以為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饋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明代博物學家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載：「嶺南蟻卵、蚺蛇，皆為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又有泥筍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有一次他在安丘的餐桌上還看到了蚰子（蟈蟈），「炸黃色入饌，縉紳中尤雅嗜之」。清代學者李光庭在《鄉言解頤》中談到布穀鳥「麥熟時啄之則肥美，與北地鐵雀同一食法，則較腴」；清代大文學家袁枚則在《隨園食單》裡談及SARS的主要載體果子狸時，盛讚其「鮮者難得」，並具體闡述了烹調的方法：「其醃幹者，用蜜酒釀，蒸熟，快刀切片上桌，先用米泔水泡一日，去盡鹽穢，較火腿沉嫩而肥」……
《菽園雜記》
二、吃怪魚「黑血漂流而死」
「無物不可入口」的飲食觀念和對野味的嗜好，導致的各種傳染病可想而知，但是由於古代醫學的局限，對吃野味與傳染病的關係，認識還不是特別明確，能夠錄入古代筆記的「案例」，基本上都是食用後立刻發病的可怖故事。
清代學者徐承烈在《聽雨軒筆記》中記載過兩起吃野味中毒的事件。
《聽雨軒筆記》
一起發生在杭州鳳凰山頂。乾隆辛未年春，乾隆皇帝南巡，有司在山頂建亭閣，以備皇上登臨。「闢土而下，見一池址」，人們在開工建設時，發現池子裡還有幾條魚，「其狀似鯉而無目」，起初把它們養在水缸裡，遊泳自如，有兩個嘴饞的石匠將它們煮食之，「肉似麻筋，毫無魚味」。過了一會兒，兩個石匠突然渾身浮腫！第二天，一個人「皮膚碎裂，黑血漂流而死」，另一個人求醫及時，「亟以雄黃及祛病之藥解之，毛孔皆出黃水，臥床者月餘，僅得不死」，而頭面部和身體表面皆作皸紋，宛若魚鱗一般。
另一起則更奇。徐承烈家鄉有人養鴨百許，忽然發現每天放鴨下河之後，都會少一隻。養鴨人仔細觀察，「忽見一物出自中流，頭如鬥大，色黃黑，兩目炯然」。他不知此為何物，邀集村民們各攜魚叉前往，「其物復於水中昂首出，遽前擊之，則已入矣」！多次捕捉沒有辦法，當地有位名叫道源的和尚說，現在正值冬天，河水很淺，此物的洞穴必藏在橋下的石頭裡，咱們索性用石灰灌之，看它出不出來！鄉民們一聽都紛紛說好，於是買了十數石石灰，用小船運到橋下，「齊傾於橋下所見處，石灰入水，頃刻溶化，水皆沸騰，熱氣沖天而起」。那怪物忍不住灼燒，自沸處躥出，漁民們群舉魚叉攢戳之，將其殺死，撈上岸來，才發現是一條巨大的鱔魚，「遍體金黃而背微黑，目光如鏡，長及二尋」。有個膽子大的乞丐將其割而食之，無恙，於是將其截成十段，分給其他的乞丐，味道肥美異常，但吃魚頭的乞丐突然發燒並陷入昏迷，眼看就要不治而亡，多虧有個醫生在附近及時用藥，才算痊癒。
清代政治家薛福成在《庸盦筆記》裡記載過吃壁虎差點鬧出人命的案子。壁虎在我國古代屬於「五毒」之一，但有些人偏好食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有一天，有個人抓到一條特大的壁虎，這夥計以往食用壁虎都要用豆腐皮捲起，這次看也不看，直接吞下。「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夥計的妻子回憶說，難道是他一年前吃下的那隻壁虎？醫生於是將這夥計各竅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搽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膩，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生說這可難了，病人倒懸太久容易昏死，可是現在將他解下來，恐怕那壁虎就再也不肯出來了！家屬們苦苦哀求，醫生只好將更多藥粉擦在夥計的咽喉部，「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夾住，眾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豔」。圍觀的人們目瞪口呆，「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還有比吃壁虎更兇險的，亦記載在《庸盦筆記》中。當時的人們都以吃鱉為進補之法，有個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為業，一天，他擔著一籠雞外出販賣，突遇大雨，避大樹下。「忽聞橐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鱉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鄉人將其捕置籠中，本來準備回家烹飪，誰知到家以後，發現籠雞皆死，才意識到這隻鱉有劇毒，遂將其埋了，而棄死雞於地。第二天一早，他發現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雞旁，原來它們都是夜裡吃這些死雞而中毒斃命的。
《庸盦筆記》
三、連吃幾天虎肉也沒「長力氣」
民國年間任萬牲園（北京動物園）園長的著名學者夏元瑜，是一位優秀的動物學家，曾經多次撰文，對亂吃野生動物予以痛斥，他從自身經驗談及吃野味的無用與危害，讀來不僅真實可信，而且觸目驚心。
「我做了半世紀的動物標本，老虎、獅子、鹿等肉不知吃過多少——肉是剝皮之後的剩餘物資——吃完之後什麼效果都沒見過。連吃了幾天老虎肉，我也沒增加一分的氣力，（我養的）大狼狗吃了一整條的新鮮鹿鞭，也不見它有何異象，所以這些所謂的『補』，我由於實際的經驗，一概不信。」夏元瑜如是說，「中國近代人以為百物之鞭皆是補品，真是荒謬至今。鞭者是三條海綿體包著一條尿道，其無益於人可想而知。如說雄性動物的性腺（睪丸）於人有效，雖似有理，而實不可能：第一，動物死去之後，內分泌早已停止，如趁新鮮生吞下去，經過腸胃的消化後，再吸收也必然變質；至於風乾或烘乾的鞭和睪丸，更是枯死已久之物，和木乃伊一般，有何作用？！」
夏元瑜還特別強調吃「野味」容易感染寄生蟲病：「屠宰場的豬、牛、羊都要由獸醫檢疫過，獵取的野物可沒人檢驗它，它們的寄生蟲也最多，從前北美洲的熊多，有不少人全患了熊的寄生蟲，吃草的野獸的口鼻附近和四肢內側，也全易被旋毛蟲寄生，卵囊受高溫而不死。總之吃了野物的內臟，進補的目的未必能達到，而被寄生蟲『補』了去的機會卻很多。」
夏元瑜講了一樁他親手做的屍檢。死者是臺灣一位女明星，「不幸春節初三，她去嘉義隨片登臺回來在路上，得了急性肺炎，醫藥罔效，駕返瑤池。」這位女明星死得蹊蹺，其經紀人委託夏元瑜做屍檢，結果夏元瑜從這位女明星的肺裡抽出兩條五寸長的蛔蟲來……夏元瑜回憶說：「四十年前上海市立動物園的一隻老虎死於肺病，二十年前圓山動物園的一隻日本赤熊也由肺病而亡，（假如它們的肺裡也有寄生蟲）您把這些沾滿蟲卵和細菌的肉吃下去，雖不一定傳染上疾病，我可請問您噁心不噁心？」
回想整整二十年前，筆者大學剛剛畢業，參與了《健康時報》的創辦，這張報紙的創刊號上刊載了一篇由記者趙安平撰寫的、題為《吃野生動物易患怪病》的文章。文章裡，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教授華育平說：「靈長類動物、嚙齒類動物、兔形目動物、有蹄類動物、鳥類等多種類野生動物與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種。如：狂犬病、結核、B病毒、鼠疫、炭疽、A肝等。」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科普宣傳處處長的趙勝利則指出：人們食用的野生動物，大多生存環境不明，來源不明，衛生檢疫部門又難以進行有效監控，許多疾病的病原體就在對野生動物的獵捕、運輸、飼養、宰殺、貯存、加工和食用過程中擴散、傳播。由於病體罕見，人吃野生動物染病後，要麼診斷不清，要麼難以治療，甚至稀裡糊塗丟了命——
二十年過去了，這些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警告，我們到底聽進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