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
中國古代的曆法並不局限於陰陽五行之理論，而是包含了天文星象等在內的日月變化。也就形成了一種發現星象的獨特方式，同時藉助數術的推算和演變，構建了完整的觀測星象的體系。明太祖朱元璋對星象的看法在歷代帝王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堅信「天人感應」的理論，太祖在對待天文曆法有著獨特的認知，而且以實際行動推動了明代天文曆法的進步。
一、朱元璋地位的不斷提升，加之「天垂象，現吉兇」的影響，天文曆法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
從研究中國古代天文發展的歷程，不難看出其與帝王的推崇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原本一向以科學性作為自己的發展標尺的天文學，在中國古代有了更加人文因素的體現。
也正是因為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尤其注重「禮法」的觀念，所以不論是軍事上策略的制定，還是政治上王朝的興覆，甚至是在陟罰臧否的標準上，都出現了天文曆法的影子。作為統治者一貫推崇的儒家學派，自然與天文曆法之間產生了關聯，為何天文曆法會成為統治者關注的對象呢？
細說中國封建社會，人們的思想其實並未開化。而天文星象因其變幻莫測的特點，為世人所崇拜。因此「天垂象，現吉兇」的觀點也就此發展起來。較為人熟知的就是劉邦與項羽爭霸之時，範增夜觀星象發現項羽的將星勢微，而東方的一顆紫微星卻光芒萬丈，且有祥雲伴其左右。
這樣的形象引起了範增的重視，當晚就勸項羽夜殺劉邦，可怎奈項羽大義，不肯聽勸。楚漢爭霸的結果顯而易見。因此後人認為星象有著預示吉兇的作用，不可輕視。而同樣出身低微的朱元璋，也對「天垂象，現吉兇」尤為重視。
在軍事策略的安排上，朱元璋首肯星象的作用。這也是從歷史的經驗中總結得來的。而根據《明史》的記載，足以見得星象對出兵徵戰、戰事結果預測甚至是兵法運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佔雲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
——《明史》
洪武九年，正是因為在夜觀星象時，發現了火星和金星以此向北移動，衝擊了主將的地位。星官上報朱元璋後，他認為這一星象表明，在徵戰之時要謹防有奸人刺客偷襲。而且不論是進攻還是防禦的時候，都尤其要重視兵馬的動向，以防止自身陷入首鼠兩端的境地。
當時正在穩定邊境大軍的徐達領命行事，果不其然避免了陳友諒的突襲。而後來至正二十一年即公元1361年，劉基夜觀星象發現「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實乃大吉之象。在稟告朱元璋後，他甚至親觀星象，的確如劉基所說。《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因而即刻下令，命徐達親率兵馬一舉擊潰陳友諒，大盛歸京。
朱元璋對待天文曆法的重視，不僅是親力親為的。而且，他對星象的觀測有著更加明確的要求，可以說是對星象還有著精度上的要求。洪武三十年六月，原本定好平定西南的作戰任務，卻因為星象不明而被迫中止。
「今佔天象，太白七月三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
六月，楚王朱楨和湘王朱栢前往西南剿匪，但朱元璋發現，七月的時候金星未明，貿然出兵的話可能會傷亡慘重。但經過天文的推演之後，發現金星將會於十月顯露出來。所以為了保險起見，朱元璋改變了自己的軍事部署，並於十月一舉殲滅了西南匪徒，穩定了西南政事。而十月的星象也的確顯示金星異常光亮。
在曆法的制定上，朱元璋極為謹慎。因為自己的出身低微，哪怕是成就太祖之位後，他對天文曆法依舊重視。並且他極為認可「天人感應」的觀點。認為天象的改變，與當朝實行的政策有著必然的關聯。他曾表明：「天象示變，災異可弭。」而且，即使是自己發現了祥瑞之象，也絕不誇耀自身。
可以說，明代天文曆法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朱元璋的重視。
二、朱元璋自身對儒家禮法的推崇，將明代天文曆法發展與人才的培養、觀測儀器的改進、書籍的出版三大條件掛鈎
正是出於對天文星象的依賴，以及朱元璋自身對儒家禮法的推崇。天命論和「天人感應」也就成為他關注的核心內容。天文曆法對窺天命有著不一樣的解讀，也符合太祖朱元璋的個人需求。因而，天文曆法在明代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那明代的天文曆法究竟有何別樣的特徵呢？
首先，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教育的作用以及人才的培養。早在起兵之初，朱元璋對能夠佔卜星象以及對天文曆法有著獨特見地的人才極為重視，並將其籠絡到自己的麾下。
「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明太祖實錄》
從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對天文曆法方面的人才有著極大的需求。而這一需求也促成了明代士人對天文曆法的學習和重視。除此之外，至正二十二年，劉基因亡母，需要回老家安葬其母。在臨行前，劉基為朱元璋佔卜星象，而在此之後，其所預之事皆成事實。而這也使得朱元璋嘆服不止，因此也就有了對劉基「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的評價。
其二，因為雲霧的幹擾，朱元璋下令對觀測星象的儀器加以創新，以保障對星象的完整解讀。洪武十七年，出現的「制欽天監觀星盤」，以及洪武二十四年「鑄渾天儀成」的改良，都是朱元璋的代表作。在這些觀測儀器的創新和改良下，對星象的認知也變得更加準確。
儀器的改制，隨之而來的便是各地觀星臺的建立。至正十八年「建觀星樓於分省治之東偏」；洪武年間更是在獨山、中立府、雞鳴山以及雨花臺等地興建觀星臺。這些舉措在當時備受爭議，很多民眾認為朱元璋的做法，加重了朝廷的財政支出，也是玩物喪志的體現。
其三，便是天文曆法書籍的創作、刊印、修訂。朱元璋收集了明代之前有關天文曆法的書籍，並對其進行專人專項的修訂和解釋，開古今之先例。除此之外，他還專門命人翻譯和註解他國對天文曆法的轉注，其中翻譯了阿拉伯的天文書籍《天文書》。
同時，朱元璋還想對天文曆法有著唯一的解釋權。簡而言之，就是期望用一家之言來解讀星象。這主要表現在一次關於天旋方向的爭論中。
「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這段記載明確了朱元璋對天旋的解讀，在當時就這個問題也引發了各方的不同理解。由此可見，朱元璋對明代曆法的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雖然只是停留於表面，但身為帝王的他，能夠有此見地也實屬不易。
三、朱元璋對天文曆法的重視，實為鞏固朱明王朝的統治，儒家禮法得到很大程度的推崇，為後世天文曆法打下堅實的基礎
朱元璋對天文曆法的重視，不僅是個人層面的，他還將天文星象的知識傳授給子孫後代。而在傳授的過程中，朱元璋是以鞏固統治為出發點，主要介紹「欽天」的內容。這或許得益於先前「天人感應」的學說，儒家禮法得到很大程度的推崇。
值得一提的便是朱元璋對楚王朱楨的教育。洪武三十年，當時出現了「熒惑入太微」的天象，朱元璋以此告誡朱楨要克己守禮。
「舊歲熒惑入太微，不可不慮……五星無故而入，災必甚焉。」——《明太祖實錄》
果不其然，朱元璋對天象「熒惑入太微」的解讀，得到了實際的映證。後來朱楨的兒子，因偶感疾病，最終不治身亡。而太祖則從先前劉向育子的事例中教育朱楨，並希望他能夠做到「以回天心」。這也和太祖希望其子孫理解「欽天」思想內涵不謀而合。
從朱元璋的眾多努力中，不難發現，明代天文曆法的確取得了歷朝歷代未曾有過的發展。而對天文曆法的重視，其實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鞏固朱明王朝的統治地位。或許「天垂象，現吉兇」的現象的確存在，但是對於天象的解讀，實際上是從當時的社會生活出發的。因此朝廷實行的政策就要考慮到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絕不可厚此薄彼、一意孤行。正如「後人哀之而不鑑之」的道理一樣，明代天文曆法的發展也成為後世治國安邦所效仿的對象。
參考文獻：
《明太祖實錄》
《明史》
《明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