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乃至00後，有了網絡，不是用來解決營養不良，而是用來吞食過量塑料。而且，躲避歷史，絕非出於無奈，而是變成了主動的個人選擇。
郭敬明，當年中國作協最年輕的成員，曾親口說過，「對歷史，哪怕是不久前的歷史，毫無興趣」。
2009年，我在第五屆中文網誌年會上演講時說：「80後一代在精神文化領域，讓他們從哪裡知道昨天呢？從歷史課本、語文課本嗎？好在有了網絡，否則他們得是多麼營養不良的一代人。他們的『沒有昨天』，並不是主動的個人選擇，而是無奈的先天不足。」
我錯了。90後乃至00後，有了網絡，不是用來解決營養不良，而是用來吞食過量塑料。而且，躲避歷史，絕非出於無奈，而是變成了主動的個人選擇。
於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輕人，橫空出世。
沒有歷史感會怎樣？
科幻小說家羅伯特·海因萊因說：「無視歷史的一代人，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其實海因萊因錯了，無視歷史的人，最大的麻煩是沒有現在。我們都知道，我們無法改變過去，對未來也只能部分施加影響。為什麼我們如此說的時候，根本不提現在？這是因為，你一旦想到現在，它就已經成為過去。「現在」其實是不存在的。
「現在」來了，越來越近，感覺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離開了你。
認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過去」構成的。「未來」還沒有到來，「現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過去」打交道，而那裡才蘊含著作出最好決定的秘密。正視過去，才能夠為未來作出正確的決定。過去會告訴你應該做什麼，更重要的是，應該不做什麼。
拋開個體，如果從群體的角度看，「沒有歷史的一代人不僅會失去一個民族的記憶，而且會失去對人何以為人的感覺」。這是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瑪的真知灼見。
二戰期間&現代的巴黎凱旋門
如果一個民族抹殺她的過去，無異於一場巨大的悲劇。歷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過去的物質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體；繪製文明的興衰。最重要的是，歷史與認同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歷史構成了一種積極的自我意識的基礎：無論是國家還是文明都建基於其上。事實上，歷史成為現代學科，正是緣於它在塑造民族認同中起到的作用——它與民族國家一同興起。
毫無疑問，現代人學習歷史的一個強大動力在於：歷史是人類的課堂。這是我們中國人熟悉的「以史為鑑」：吸取過去的教訓，以保證未來按正確方向行進。如同喬治·桑塔亞那的名言：「那些不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
然而，其實這並非一個好的學習歷史的理由：歷史過於複雜，無法教授簡單的課程。不過，即便如此，了解歷史卻是理解當前複雜性的關鍵。歷史可以傳授分析與情感能力，並傳達有關現實世界的真實知識。歷史會啟發我們思索擺在我們面前的遺產是什麼，從而解放我們的頭腦去應對未來的挑戰。
與此同時，歷史為我們提供集體記憶，賦予我們一種與地點、時間和共同體的聯繫感。當記憶消失時，我們的身份也將一同消失。正是我們對那些特殊的和與眾不同的回憶的把握，使我們成為了自己，也使人成為人，並令人與人之間保持關係成為可能。
記憶的失散會把我們推入深淵，因為我們失去了與自己以及與我們最親近的人的關係延續性。
80年代的北京
但日復一日，對集體記憶的敏感性卻在不斷喪失。正如埃裡克·霍布斯鮑姆所說：「對過去的破壞，或者更準確地說，對一種將個人的當代經驗與前幾代人的經驗聯繫起來的社會機制的破壞，是20世紀晚期最具標誌性的怪誕現象之一。世紀末的大多數年輕人在一種永遠的當下的環境中成長，與其所生活的時代的公共歷史缺乏任何有機聯繫。」
簡而言之，他們是浮萍，是蜉蝣。
什麼在抹除我們的記憶？
美國文學批評家萊昂內爾·特裡林認為，到19世紀末葉，人們經歷了從誠摯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變化。前者意味著對他人誠實，即社會交往時應避免表裡不一；後者意味著對自己誠實，即現代社會崇尚的所謂「追隨自己的內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種無意識的信念，即他們是自我創立、自我產生、從自己的頭腦裡蹦出來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決定一切。只有在這樣的「沒有歷史的一代」中，人們才能想像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義能力，從而使得現時代成為「我們所知的唯一一個認定自我的真實存在可以與過去徹底區分的時代」（特裡·伊格爾頓語）。
同時，我們對過去的記憶也並不局限於對歷史的簡單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種政治社會群體在有差別的價值觀念引導下，對「過去」進行刻意篩選與過濾的結果。被權力操弄過後讓特定社群在特定時期普遍信以為真的歷史，最後「深入人心」，成為集體無意識。
正是如此，喬治·歐威爾才會在《一九八四》中斷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喬治·歐威爾（1903-1950）
如果不能確保每個人都擁有民族的過去，那麼它就會保存在某些權力者手中，而他們一定會誇飾歷史的某種版本，以其定義符合他們利益的民族敘事。為了反抗歷史的單一敘述，我們需要過去的那些不和諧、不舒服、令人不快的聲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記錄權力者犯過的歷史錯誤。
當我們談論歷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謂「必然性陷阱」是說，我們停止採取行動捍衛或促進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業，因為我們相信，它們的最終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當發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時，我們也傾向於認為它們是不可避免的。
這樣的想法會帶來一種對歷史的消極態度，在歷史決定論與未來不確定性的雙重夾擊下，歷史看起來似乎毫無用處，與更加「現代」的關注完全無關。
然而，正如政治學者漢娜·阿倫特所教導我們的，人類須對自身的歷史負責。因為歷史總是在被不斷創造之中，在結果發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當人們行動時，社會和人類事務總是可以改變的。
歷史對年輕人有什麼用？
在應試時代，現代學生的價值取決於他的考試成績，教育評價體系也不會衡量學生的情感教育與心靈成長。歷史對青少年教育的整體結構沒有多大影響，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這種事態是極其可悲的。
沙瑪說，作為歷史學者，他有一個很大的擔心：除非贏得青少年對歷史的喜愛，否則「他們的想像力將被捆綁在永遠的當下的鐵籠中」。
綜藝節目中，嘉賓對待文物的方式引發爭議
果真如此，孩子們將如何鑑識自己的過去的重要性？他/她將如何使用歷史來定義自己的現在？又何從了解什麼力量會塑造自己的未來？在不了解人類存在的故事的情況下，他/她將如何欣賞不同、糾正不公、討論分歧或建立同盟？而歷史可以提供所有這些東西，同時為每個孩子（無論種族、信仰、性別或國籍）提供一個識別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釋其周圍世界的能力。
歷史提供了一種文化素養，可以用來理解歷史人物、時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許更重要的是，歷史賦予了我們以意義。它使我們能夠批判性地思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出來的種種敘事，並以此訓練我們提出必要的有意義的解釋，對塑造現代社會的因素進行探詢和審視。
此外，對歷史的研究可能封裝了來自不同群體、性別或階層的觀點，這些群體對過去發生的事件有著不同的看法，需要一個平臺進行真誠的討論，達成妥協，並培養同理心。所有這些在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都構成了積極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對處於求知年齡的孩子來說，歷史是有關意圖、運動、實驗和人類生產的一堂課，可以為孩子建立誠信和品格。人類具有內在的善嗎？多年來誰控制權力和財富的分配？誰的政府為哪些利益服務？對歷史的研究要求學習者提出諸如此類的複雜問題。
最後，歷史敘事為我們提供了謙卑、勇氣、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記憶不僅帶我們了解過去，還幫助我們適應世界。本質上，歷史教會我們前進，認識我們的錯誤並從中學習，並最終為所有人創造更好的生存。
由於這些原因，全面的歷史教育應該成為每個年輕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從何來才能知所何往。
作者簡介
胡泳：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