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每周一本書
讓閱讀，豐滿人生
北大胡泳教授是中國網際網路早期發展的啟蒙者之一。他形象地將數字科技帶來的各個行業的顛覆與地球板塊在地震等地球能量作用下的位移相類比，稱為數字位移。
胡泳教授認為，在數字世界與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的趨勢下，各個行業都在發生數字位移，原來的邊緣變為中心。
21讀書
來源丨本文內容綜合選自《數字位移：重新思考數位化》
編輯丨黎雨桐；實習生思純
圖片來源丨圖蟲創意，視覺中國，網絡等
數字科技作為一種巨大的震蕩力量，改變了商業的運行方式，也帶來社會結構、文化等方面的巨變，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
題記
胡泳
1
從地球板塊的運動到社會結構的變化：
巨大的力量總是帶來位移，邊緣將變為中心
離開地球的表面，讓我們深入地看一下這顆我們生活於其上的星球。根據板塊構造學說，地球由6大板塊和多個小板塊構成，這些堅實的板塊相互推擠、摩擦與碰撞，劇烈的活動改變了地球的面貌。
一塊塊足有一片大陸那麼大的板塊，常要好幾年才移動一點點距離，而大地震時的瞬間位移最多。位移實際上是一個地質力學的概念，如果位移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產生一片新大陸。
地質學家們認為，大約經過5 000萬到2億年之後，地球表面的各大洲將匯聚成一塊超級大陸。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位移，是板塊的位移。
每一次一塊超級大陸形成後，其邊緣的部分巖石就會變成下一次出現的超級大陸的中心。
下一次超級大陸，即阿美西亞超級大陸出現的時候，其中心點將位於今天的北極附近。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南北美洲將逐漸靠攏，加勒比海將閉合。
與此同時，北美洲將向亞歐大陸靠近，導致北冰洋封閉；
非洲和歐洲將聯為一片，地中海消失；
澳大利亞將延續其目前的「北漂」趨勢，並最終和亞洲連為一體；
南極洲則將繼續孤立於超級大陸之外。
位移的一大特點是，過去的邊緣會變成中心。
以此來比喻，網際網路作為一種震蕩的力量，現在已然造就了一個新大陸，這個新大陸的形成，對現有社會，無論是在結構和功能上，還是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上，都帶來很大的影響。
2
數字科技正在帶來一場邊緣革命
談到「邊緣」，有一本書叫《變革中國》（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羅納德·哈裡·科斯（Ronald H. Coase）和他的中國學生王寧。
《變革中國》討論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取得了成功。
科斯的理論非常簡單，他把中國改革稱為「邊緣革命」，也就是說，中國改革主要由四大邊緣革命構成，分別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個體戶、經濟特區和鄉鎮企業。
四個領域的革命「主角」都是來自社會主義的邊緣角色。
當飢餓的農民背著政府悲壯而勇敢地按下指印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大門就悄悄開啟了；
當城市的千百萬名「待業」遊民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謀職業來維持生計時，充滿屈辱的「個體戶」闖開了一條城市改革的新路；
當成千上萬的人為改變生活即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偷渡香港時，才有了「經濟特區」這一豐碑的豎起；
無數「洗腳上田」的農民興辦的鄉鎮企業，則拓開了中國工商業崛起的寬廣路徑。
經濟學家張曙光提出，改革開放後中國發生了兩種改革：一種是政府自上而下發動和引導的改革，另外一種是草根階層自下而上發起的改革，其實後者就是邊緣革命。
為什麼會發生邊緣革命呢？
張曙光認為，這是危機形勢下不得已的選擇，不這麼幹就山窮水盡了，而且很多階層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所以他們硬生生闖出一條路。
當然，也要承認，這是當時體制能夠允許和接納的事情。如果當時的體制完全不容忍這些草根的創新，今天的中國也不會走到現在這麼好。所以，體制的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循此理路，我認為，網際網路革命是中國的第五次邊緣革命。網際網路社會在中國是自下而上演進而成的，但它的確只有在體制的包容下才能成長。
早期中國網際網路的發展是由產業部門主管的，確保了在開拓階段的思路是先發展後管理。這一規制理念對網際網路的探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97年2月，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舉辦數位化信息革命報告會，尼葛洛龐帝第一次正式訪華，開啟了中國網際網路第一課。伴隨著中國與國際網際網路的互聯互通，中國進入了網際網路時代。
尼葛洛龐帝認為，社會基本的構成要素，正在從原子變成比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數位化生存》的時候非常激動，用了20天的時間將之翻譯為中文。他所講到的核心東西，所謂的「數位化生存」，就是要想辦法移動比特，而不是移動原子。
他預見到，我們正在進入一種失去重量的經濟之中；我們交換的，將越來越多的不是有形的東西，而是無形的信息、服務、智慧財產權等。
這樣來看原子與比特的關係，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即原子與比特之間存在的永恆矛盾：變化緩慢的原子對戰飛速變化的比特。
3
數字位移是如何發生的：
要麼用比特替代原子，
要麼用比特改變我們使用原子的方式
矽谷著名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說：「我們想要會飛的車，但我們得到的卻是140個字符。」（We wanted flying cars，instead we got 140 characters.）140個字符在這裡指的是推特的發明。
為什麼彼得·蒂爾要這樣對照呢？以汽車為例，可以說明原子世界變化之緩慢。
今天的汽車肯定更省油，也更安全了，可是與100年前的汽車相比，其實並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波音747第一次飛行是在1969年，它是全世界首款寬體民用飛機，直到今天仍然是遠途飛行的主力。
不妨再看一下手機。
30年前的手機像磚頭一樣大；10年前，它開始變得小而輕，但還是一部電話；而今天的手機，不再是電話了，它是照相機、收音機、電視機、遊戲機、信用卡，也是無線導航設備、健康管理設備，乃至個人生產力工具。同汽車和飛機相比，手機的發展速度快如閃電。
如果原子世界的變化如此緩慢，如何才能化解原子與比特之間的永恆矛盾？
存在兩種路徑：要麼用比特代替原子，要麼用比特改變我們使用原子的方式。這是創新的豐厚土壤。比如，比特永遠不會取代汽車或飛機，但它會改變我們使用汽車或飛機的方式。
在矽谷受人追捧的特斯拉汽車，不僅預示著電動汽車的未來，帶來能源方面的重大變化，還將傳統的汽車技術與現代軟體相結合。
未來的汽車不僅僅是到處移動的工具，也是一個擁有一系列通過無線網絡連接的軟體程序的接口平臺，是一個車主可以工作、學習和娛樂的地方。
會有很多的程式設計師和應用開發者為汽車創造一系列的應用，從個人助手到導航，從生活搜索到汽車服務，從按需點播的電影和音樂到即時通信，應有盡有。
車內大量豐富的服務設施能做的不止是告知和娛樂，它也能幫助優化整個交通基礎設施。
如果汽車是智能的，道路也是智能的，那麼駕駛員之間可以分享很多信息。網絡汽車將會因為裝配能夠與其他鄰近的駕駛員分享天氣和道路條件數據的傳感器而豐富起來。
一旦陷入交通事故，你的汽車會立刻通知所有在你後面的駕駛員。一些應用可以促進車輛共乘，還有一些應用則可以緩解擁堵並通過更均勻地分散道路交通來保證你的安全，或通過選擇最佳的路線來減少大氣汙染。
當汽車擁有這麼多應用時，甚至會造成革命性的顛覆，這個顛覆就是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擁有一輛汽車？
考慮到時間、地點、交通擁堵和季節性的需求，使用汽車的最好方式是租車，而不是擁有汽車。進一步到無人駕駛汽車的時候，就連駕駛的概念都變得多餘了。
總有一天，汽車將會以一種網絡的方式自行組織，你的汽車將成為智能的點對點的交通網絡當中的一個節點。
4
從編輯室到教室和診室，都在發生數字位移
如果汽車這樣沉重的原子都能夠化身網絡節點，那麼有什麼行業不能夠學會為創新工作而創造開放平臺的微妙藝術？
現在是為各行各業做一些類似的事情的時候了，要促使其一個個演化出千百萬用戶為之增加價值並相互合作的商業生態。
今天，從編輯室到教室和診室，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數字位移。所有這些地方如果不展開數位化生存，可能就沒有辦法存在了。
編輯室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媒體的數位化造就了怎樣的場景？這可以用「四個不是」來加以總結：
新聞不是新聞。
新聞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和歷史實踐，媒體是新聞賴以產生的組織和技術。當媒體「製作」變得廉價，而製作媒體的人有無限的供應時，新聞會變得怎樣？
可以說，一旦消費者被鼓勵成為媒體製作者，並在散布的媒體內容中建立聯繫，新聞就成了一種活動，而不完全是一門專業了。
媒體不是媒體。
媒體的變化不是從一種類型的新聞機構轉變為另一種類型的新聞機構，而是從一種特權機構轉變為一個信息傳播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各種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集體和眾多個人都雜處在這個生態系統當中。
媒體的「體」解體了，媒體產業的運營理據也就被改寫了。
記者不是記者。
過去出版的成本過於昂貴，導致出版商的數量很少，而記者是特權階層。今天由於技術門檻的降低，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出版商，順理成章地，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為新聞記者。
我們曾經依靠專業的記者來記錄世界上發生的事件，而現在我們越來越多地成為彼此的基礎設施——我們越來越多地通過陌生人隨機分享的內容來了解世界。
受眾不是受眾。
過去被動消費的受眾，現在變成了主動創造和分享的「授眾」。這是一個反客為主的過程，以前作為受眾的人們現在組成了社區。有關內容的權力從「大眾媒體」轉移到「大眾」手中，大眾媒體自身也被「解大眾化」。
所有的信息都關乎「你自己」，這也是2006年《時代》（Time）周刊評選「你」為「年度風雲人物」的原因。
綜合來看，可以說，我們正在經歷從大眾媒體（mass media）到「亂眾媒體」（mess media）的轉化。這是媒體行業發生巨大動蕩的原因。
而五到十年之後，大學老師的地位也將岌岌可危。今天的大學正在失去對高等教育的控制權，因為網絡給學生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選擇，能夠替代現在的高等教育模式。
未來的大學一定是交叉的模式，大學將很多非核心的課程外包給可以提供優質課程的人，而保留自己真正能夠做到最好的課程。
21世紀的大學應該成為一個網絡和一個生態系統，而不是一座塔。
網際網路使我們有機會為學生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教育經歷：把世界上最好的學習材料收集到網上，學生能夠在教師和教育促進者網絡的支持下，選擇一條定製的學習道路，其中一些人可能居住在當地的一所大學內，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為了實現這一點，大學需要進行深入的結構性變革。過去的大學會變成「遺蹟」，因為它無法讓學生以適合自己的時間和節奏來學習。
與教育模式一樣，舊的醫療模式存在巨大的問題：病人完全是醫療服務的被動接受者，醫生主導一切。如果一個病人不喜歡某個醫生告訴他的話，他別無他法，只能找另外的醫生，再經歷同樣的過程，因為這些醫生會對他採取相同的治療模式。
今天的病人不是獨自看病，而是形成了社區，病人之間會不斷討論遇到的問題。
病人去看病的時候，也不再對醫生唯命是從了，而是會拿著一堆從網上檢索出來的東西去問詢和質疑。醫生一方卻覺得，這樣的方式對他們的權威構成了挑戰，所以他們十分牴觸。
但我們知道，協作式醫療的時代一定會到來。如果你一出生就建設一個有關你個人健康的資料庫，裡面有你應該擁有並且可以控制的數據，那麼，當你患病去找醫生的時候，醫生就可以根據適當的權限看到你的數據。
同時，數據與數據之間也會構成一個廣泛的網絡，這時就會使所有的協作最後產生的大量數據能夠為後面新的醫療提供新的輸入指導，並且共同構成我們所知的有關健康、醫療、科學的知識庫的一部分。
醫師和其他醫療員工都參與進來，在醫生的權威被打破之後，努力在專業人士和病人之間達成一種新的平衡。
隨著自我量化運動和個性化藥物的出現，醫學評估技術將越來越多地掌握在個人手中。如果說舊日的醫學地圖是由醫生繪製的，那麼，它將開始被人們重寫。
贈書福利
《數字位移》是北大胡泳教授的新作，是繼引進《數位化生存》25年之後重新思考數位化的一部力作。地球板塊在地震等地球能量的作用下會發生位移，與之類似，數字科技作為一種巨大的震蕩力量，改變了商業的運行方式，也帶來社會結構、文化等方面的巨變，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
作者從一位社會文化學者、商業觀察者的視角，以細膩生動的筆觸展現一個數位化的未來——包括企業的數位化轉型，以及數位化帶來的社會、文化層面的變遷，啟發我們認識世界、思考未來。
《數字位移：重新思考數位化》
作者：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