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益
諸如「責任」「選擇」的反覆出現，以及它們在情節推進中所發揮的作用，使得《三體》（特別是後兩部）的存在主義色彩格外分明。事實上章北海、葉文潔乃至程心等主要人物同樣可以放到「存在者」的範疇中來理解，唯其決斷之時機與內容不同，他們賦予自身存在的意義也各有差異。
科幻小說是一個天然造就各種極端情境的文類，但像《三體》這樣具有鮮明存在主義意蘊的作品卻不多。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劉慈欣為什麼在當下寫出這樣一部作品？ 《三體》在當代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意味著什麼，對我們又有何啟發？
《三體》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而當我們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劉慈欣的科幻創作時，更是不可能繞開「英雄」這個關鍵詞。不過，倘若我們認真 檢閱一下劉慈欣從出道至今的作品，不難發現，通常的那種英雄情懷汪洋恣肆的印象遠不能涵蓋劉慈欣的全部科幻創作。
在他的四十多篇（部）科幻小說中，真正塑造了英雄人物的作品也就三分之一左右，餘下的有的是諷喻戲謔之作，還有的是他秉承自己的價值標準，不以人物為中心，而在世界形象或技術奇觀中追尋驚異感的科幻小說，如《宇宙坍縮》《微觀盡頭》等。當然，劉慈欣自己偏愛的一些在他看來更能體現科幻文學特性的作品並沒有贏得多少讚譽，膾炙人口的仍是那些濃墨重彩地書寫英雄的故事。只是，這些英雄傳奇並非「宇宙間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那麼簡單。
劉慈欣科幻小說中的英雄形象可以粗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保家衛國、隕 身不恤的民族英雄，出現在《全頻帶阻塞幹擾》《混沌蝴蝶》《光榮與夢想》 《天使時代》等幾部作品中。這一類英雄人物是民族精神的化身，體現著被侮 辱和損害的人民反抗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意志，因此得到了萬眾一心的支持。《光榮與夢想》中的辛妮奔跑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奧運賽場上時：
現在，廣場上是一片沸騰的人海。鏡頭移近，她又認出了所有人的口形，那幾十萬同胞在一起高呼：
「辛妮，跑到頭！」
第二類英雄是孤獨的英雄，其英雄氣概寓於個體對命運的不屈抗爭、對真理的不懈追尋和對自我的不斷超越，如《帶上她的眼睛》中落日六號領航員永陷地心深處而堅持工作，《朝聞道》描寫一群科學家為了在不可知的宇宙裡知曉終極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價，《海水高山》的主人公馮凡為了夢想而散盡家財、揚帆出航、徵服山海。這些英雄的人格同樣崇高，但原因不是為國為民的犧牲，而是理想主義的高揚。他們往往得不到周遭的理解，而被認為是自私的 「精神變態」：
法國元首還想說什麼，美國總統已經失去了耐心，「好了，不要對牛 彈琴了！您還看不出來這是怎樣一群毫無責任心的人？還看不出這是怎樣一群騙子？！他們聲稱為全人類的利益而研究，其實只是拿社會的財富滿足自己的欲望，滿足他們對那種玄虛的宇宙和諧美的變態欲望。這和拿公款嫖娼有什麼區別？！」
第三類英雄和第一類較為相似，但又帶有第二類英雄的氣息。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氣造福人類，但卻不免顛躓於探索之路，最終在民眾千夫所指的唾罵中走向死亡。《地火》中跳進火獄般礦井的劉欣，《地球大炮》裡在地球隧道的永恆墜落中化為灰燼的沈淵，他們的自盡既是贖罪，也是殉道。與之相比，《流浪地球》的末尾被加以「反人類罪」而處死的五千多名地球逃亡計劃支持者，是更為純粹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烈士。
我們本來可以戰鬥到底的，但這可能導致地球發動機失控，這種情況 一旦發生，過量聚變的物質將燒穿地球，或蒸發全部海洋，所以我們決定 投降。我們理解所有的人，因為在已經進行了四十代人，還要延續一百代 人的艱難奮鬥中，永遠保持理智確實是一個奢求。但也請所有的人記住我們，站在這裡的這五千多人，這裡有聯合政府的最高執政官，也有普通的列兵，是我們把信念堅持到了最後。我們都知道自己看不到真理被證實的 那一天，但如果人類得以延續萬代，以後所有的人將在我們的墓前灑下自己的眼淚，這顆叫地球的行星，就是我們永恆的紀念碑！
無論是為國捐軀，還是獻身理想，劉慈欣筆下的英雄幾乎總是為死亡所成就，《中國太陽》那樣的勵志神話可謂絕無僅有。但縱觀劉慈欣的創作歷程，第一類英雄的登場，顯然與1999年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 2003年美英入侵伊拉克等事件在他的內心激起的波瀾有關。第二類和第三類英雄可以溯源到更早的時期（據劉慈欣本人介紹，《地火》和《帶上她的眼睛》的初稿分別寫於1986年和1987年）。
如果考慮到早在2000年發表的《流浪地球》與《三體》同屬於「地球往事」系列，英雄與凡人的隔膜以及後者對前者的懷疑、孤立乃至戕害可以說是劉慈欣早有思考、長期醞釀並最終在《三體》中著力表現的主題。這樣的主題，自然會使文本中充滿存在主義的氣息，因為孑然一身、孤獨在世，卻又勇於直面存在，肩負命運，正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對 大寫之人的期待。在存在主義的論述中，個體與群體的緊張感是顯而易見的， 如克爾凱郭爾認為，「只有孤獨個體才是真正的存在，他是精神個體，能與自身發生關係，領會自身的存在，而群眾則是個抽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孤獨個體才能達到超越性的目標，獲得真理，而群眾則是虛妄，即非真理 （untruth)；只有孤獨個體才能對自己負責，而群眾則是不負責任的」18。對個體—群體的這種理解非常符合《三體》中的相應情節。
劉慈欣如此這般地書寫英雄，其原因是他深感自己所處的並不是一個屬於英雄的時代：「現代主流文學進入了嘲弄英雄的時代，正如那句當代名言：太陽是一泡屎，月亮是一張擦屁股紙。」至於何以如此，他解釋為「進步的代價」：
隨著文明的進步，隨著民主和人權理念在全世界被認可，英雄主義正在淡出。文學嘲弄英雄，是從另一個角度呼喚人性，從某種程度上看是歷史的進步。可以想像，如果人類社會沿目前的軌道發展，英雄主義終將成為一種陌生的東西。
這裡所說的「人類社會」，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同義詞。由於經濟發展和技 術進步，特別是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世界上多數國家的 社會成員的個人權利意識和政治參與能力都不斷提升。
但社會在消弭專斷獨裁 之害的同時，也越來越難以凝聚成就偉大事業的意志。在劉慈欣看來，要真正 紓解讓全人類憂心忡忡的能源匱乏、環境汙染、人口膨脹等生存困境，根本的出路還是開拓太空。但在後冷戰時代，人類缺乏「開拓的豪情」，也就難有走 向星辰大海的英雄氣概。
在人類文明長遠發展的宏大視野中，人類苟安地球乃是短視的「小確幸」。為了應對今天的困境和明天可能降臨的災難，個體和群體都需要重振銳意進取、敢於擔當的英雄主義。然而，劉慈欣並未將對 於技術潛力的樂觀複製到對於人性的看法當中，這就使其作品獲得了張力和深度。
他意識到「人性和人權」與英雄主義的衝突，因而他所譜寫的英雄主義，並不僅僅是前引《流浪地球》中那種捨生取義式的自我犧牲，而在很大程度上落腳於肩住道德的閘門，讓人類得以逃離種族毀滅這一永恆的黑暗。 劉慈欣認為，在大災難來臨之際，「技術可以做到把人類用一種超越道德底 線的方法組織起來，用犧牲部分的代價來保留整體」。
困難之處在於，誰能夠做出「犧牲部分」的決斷並承擔起道德後果？在用動物做醫學實驗都飽受爭議，並沿著這樣的「軌道」漸行漸遠的人類社會，敢於做此決斷者，外臨千夫之指、內負道德十字，而終不改其志，由此成為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英雄。於是，我們在《三體》故事中看到了在地心深處「端坐如海灘上一隻孤 獨的鐵錨」的羅輯。
尼採曾言，「當哲學家假定『只要他成為最孤獨、最隱匿、最叛離、超越善惡之人，他便會是最偉大之人』時，哲學家就將表露他自己的理想」 。同樣，作家塑造這樣的人物，便昭示了他心中的理想人格，並將他對時代的思考呈諸世人。
但對於劉慈欣的夫子自道，我們還有必要繼續追問。所謂「現代主流文學」 對英雄的嘲弄，是否僅僅指西方語境中「非英雄」和「反英雄」形象充斥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的情況？劉慈欣的創作風格，有著濃鬱的黃金時代氣息。
考慮到他對深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的新浪潮科幻的批評，以及黃金時代科幻所尊奉的 「一祖三宗」，劉慈欣對「現代主流文學」的批評的確可以看作是站在19世紀浪漫主義立場上對於20世紀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批評。然而，他的感嘆，與其說是突出於世界文學交響樂的不協和音，毋寧稱之為中國文脈中的變徵之聲。
畢竟，對於英雄的嘲弄和顛覆並不局限於西方，英雄形象在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中也經歷了一個褪色、淡化，漸近虛無的過程，而這是對於劉慈欣而言更為切身的文化語境。其間，舶來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市場 經濟、消費主義和「躲避崇高」的相輔相成，乃至「反思革命」「告別革命」等 一波又一波對於歷史的再認識、再解讀和解構，都對在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文學和 文化英雄譜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革命英雄形象造成了劇烈的衝擊。即便是李雲龍 等「新革命英雄」在文學和影視中的興起也無法逆轉這一趨勢，因為他們多了七 情六欲的「人性」，卻少了兼濟蒼生的「神性」。劉慈欣對此深有感觸：
在過去的時代，在嚴酷的革命和戰爭中，很多人在面對痛苦和死亡時表現出的驚人的平靜和從容，在我們今天這些見花落淚的新一代看來很是 不可思議，似乎他們的精神是由核能驅動的。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精神力量可能來源於多個方面：對黑暗社會的痛恨，對某種主義的堅定信仰，以及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等等。但其中有一個因素是最關鍵的：一個理想中的美好社會在激勵著他們。
「見花落淚的新一代」與其說是自指，不如理解為與「用特殊材料制 成」的革命英雄有了深刻隔膜的當代中國人。他們對於革命英雄感到「不可思 議」「難以置信」，正表明了理想、信念和使命的失落。這樣一來，他們也就融入了前文所說的被流行的人性和人權理念所支配的大眾，因為那樣的理念並 不理解，也不鼓勵，甚至排斥與理想和信念相伴，對應著非常情境的崇高、莊嚴和偉大。
因此，《三體·黑暗森林》的雙線設置是意味深長的。章北海是革命英雄的傳人，他在穿越幾個世紀、歷經無數艱難險阻的孤軍奮戰中的平靜和從容，與其前輩的「驚人的平靜和從容」一脈相承。他的人格從一開始就是近於完 成的，因為他的信念清晰而堅定。
劉慈欣指出，科幻文學的全人類視野與民族立場並不矛盾，因為一旦人類從「全體」變成「部分」，其處境和立場與舊時的民族立場很容易溝通。「在銀河系文明中，全人類也就是一個民族。您能指望一個1940年的漢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時為地球文明獻身嗎？」在三體侵略軍日夜兼程殺奔地球的時候，曾經的中國海軍航空母艦政委章北海自然而然地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立場，為捍衛地球文明夙興夜寐。
和軍人章北海相比，羅輯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中更為普遍的形象，他的成長故事也就更加真實可感。在我們的身邊有許許多多的羅輯，他們憤世嫉俗卻又蠅營狗苟，徒有才智而無擔當，在欲望和享樂的泥淖中永劫沉淪。
《三體》中的羅輯和他們是同一類人；區別在於，前者為奇蹟般地自我顯現的荒誕存在所玉成，通過決斷和擔當成為守護人類的英雄，避免了在非本真的狀態中碌碌一生。利用科幻小說這樣一個超越現實、容許奇蹟的文類，「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最後一處棲身之 地」，劉慈欣讓已經逝去的英雄和將會到來的英雄在一個不屬於英雄的時代寫下了英雄的讚美詩，讓他們用決斷向自己的人格授勳。
很顯然，劉慈欣對於英雄主義在文學中的沒落滿懷嘆惋。而他拯救英雄主義的依憑，除了科幻小說超越日常生活而開闢的想像空間，還包括深深植根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革命英雄文化。
唯其如此，《三體》中的英雄才會有 別於經典存在主義作品中那些抗爭存在之人。儘管責詈加身，積毀銷骨，他們的思想中卻沒有出現「他人即地獄」這種典型的存在主義在世關係觀，而是以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犧牲精神來承擔他人難以承受的重負。
儘管作為群體的人類對待羅輯的態度可謂反覆無常、忘恩負義，這個強者對他們卻不曾輕蔑，無怨亦無悔，在毀滅到來之時，像恪盡職守的船長一樣拒絕逃生，與全人類一起沉入二維的深淵。可是，小說中的英雄固然是「人不知而不慍」的君子，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上帝視角敘事者卻無法對不知不敬英雄的小人施以恕道。那些面目模糊的大眾，從未企及「向死而在」的自覺，一次又一次地用不誠和自欺來面對黑暗森林的真實存在，並把覺悟了的存在者送上道德的審判庭乃至斷頭臺，從而在無意識中自取滅亡。
人物形象與敘事傾向的這種微妙歧異，指引我們進一步注意到劉慈欣在 《三體》文本內外表現出的曖昧、猶疑甚至是自相矛盾。他主張「將英雄主義與道義區分開來，只將它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品質，一種將人與其他動物區別 開來的重要標誌」，但這個英雄主義非道德化的設想馬上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遭到否定：「從科幻的角度看人類，我們的種族是極其脆弱的，在這冷酷的宇宙中，人類必須勇敢地犧牲其中的一部分以換取整個文明的持續，這就需要英雄主義。」
當「犧牲部分」的冷酷決絕和「延續文明」的堅毅執著並存於一身時， 英雄能夠超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而這正是英雄的德性。在《三體》三部曲尤其是後兩部中，劉慈欣始終用克制的筆調表達著自己對英雄的敬仰，對於受日常道德束縛的人類則時時報以譏諷，語含輕蔑。
在他的筆下，「人類」是一個含義遊移的詞，在「庸眾」和「人民」之間滑動，大多數時候接近前者。這樣的對立，在賦予英雄悲劇宿命的同時，讓我們不禁要問：羅輯、章北海乃至維德如何看待人類？他們對人類的態度是輕蔑、憐憫還是熱愛，又或是兼而有之，因而彷徨？ 在漫衍無際的敵意中，如何維持心志的堅定？「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他們，對於自己和自己所竭力守護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有著怎樣的思考？
對此，《三體》留下了意味深長的空白。應該說，這是不可忽略的文本症候。它告訴我們，希望在一個英雄退隱的時代保存乃至復興英雄主義的劉慈欣，對於究竟應當怎樣調和英雄與凡人的關係，最終迷茫而不語。《三體》中的英雄與凡人／大眾在社會學和哲學意義上的疏離和對立，以及由此導致的威懾平衡被打破、地球文明滅亡於降維攻擊等一系列悲劇性後果，透露出他的悲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