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及其教訓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整個國家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它不僅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同志是一個悲劇，對毛澤東也是一個悲劇，對我們黨和整個國家來說，更是一場悲劇。它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都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這次會議為什麼會突然轉向？為什麼會成為一個悲劇？長期以來成為人們心中的一個謎。現在已出版的一些書，如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謝春濤的《廬山風雲》等，已經對此作了不少介紹和分析。在這裡，我再向大家介紹一些有關的情況，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 會議召開的背景和大體情況
所謂廬山會議，事實上包括兩個會議，即從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前後共一個月。為什麼要召開這次會議呢？這就要從「大躍進」運動說起。
從1956年開始，我們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可是由於指導思想上的分歧，很快便出現了兩種發展趨向，兩種思路。針對當時出現的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在1956年提出了反冒進的問題。可是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潑了群眾的冷水，使建設速度放慢了，阻礙了躍進局面的出現。隨著反右派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左」的思想急劇發展起來。從1957年9月的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毛澤東就批評反冒進。在1958年1月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更對反冒進進行了集中的批判，終於發動起了「大躍進」運動。這場運動發動起來以後，很快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毛澤東也發現了其中的一些問題。於是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著手糾正當時盛行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等「五風」的問題。經過九個月的工作，這些突出的問題得到遏制。但是，思想認識並沒有統一。毛澤東等同志認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是枝節問題，正在得到糾正。但是，黨內外有不少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表示懷疑甚至反對。極少數有膽有識之士還直接上書中央，懇切陳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評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如何評價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以後是繼續反「左」還是繼續「大躍進」，成為極待解決的問題。於是，毛澤東和中央決定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統一思想，總結經驗，繼續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將各項指標落到實處，以便完成1959年「大躍進」的任務。
這次會議最初決定在鄭州召開，主要內容有兩個：一是總結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二是調整修改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後來為了讓會議的參加者在開會的同時好好休息，決定將會議地點改在避暑勝地廬山。
整個會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7月2日到16日。在7月2日會議開始時，毛澤東提出了18個需要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一、讀書；二、形勢；三、今年的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十一、協作區關係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十四、三定政策；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又增加了一個國際問題，這樣就成了19個問題。關於對形勢和基本方針的看法，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來說，像湖南省一個同志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1）綜合平衡；（2）群眾路線；（3）統一領導；（4）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他的這個講話，實際上為會議定了調子。
從7月3日開始，會議按六個大區分組討論。不少同志尖銳地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有的同志還對自己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但也有些同志特別是在「大躍進」運動中比較積極的同志，對問題輕描淡寫，極力辯護，認為「左」的錯誤糾正得差不多了，現在的問題是糾「左」洩了幹部和群眾的氣，出現了右的傾向。7月10日，毛澤東對組長以上的幹部講了一次話，實際上是對小組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回答。他說，「大躍進」以來成績是主要的，1958年的錯誤主要是鋼鐵翻番，糧食加倍，基建過多，辦公社颳了「共產風」，這些問題已經解決或正在解決。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希望大家把問題討論清楚，做到統一思想。關於會議的安排，他說初步安排到十五、六日結束，並指定胡喬木等人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7月14日，胡喬木等人寫出草稿，印發與會同志討論。這個《議定記錄》草稿共12個問題：一、關於形勢和任務；二、讀書；三、宣傳問題；四、綜合平衡問題；五、群眾路線問題；六、加強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問題；七、體制問題；八、協作關係和協作區的問題；九、組織農村集市貿易問題；十、過日子問題；十一、公社食堂問題；十二、加強農村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這個文件基本上反映了毛澤東提出的18個問題和會議初期討論的情況，並有許多指導性的具體規定。如果能夠貫徹執行，是會起好的作用的。但隨著會議性質的改變，這個文件就被撇到一邊了。在這個階段，儘管認識不一致，但會議總的開得還是比較輕鬆的，各路「神仙」們一邊開會，一邊遊覽，看戲跳舞，吟詩賦詞，優哉悠哉，所以被稱為「神仙會」。
會議的第二階段從7月16日到8月1日，主題轉為反右，而且逐步升級。這個轉折是從毛澤東批示彭德懷的信開始的。
彭德懷被分在西北小組，在小組討論時作了七次發言和插話，尖銳地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並點名批評了毛澤東。例如他說：「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去了解實際只增產百分之十六。……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大躍進」中的問題「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毛主席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後來他看到不少人文過飾非，會議就要結束，而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非常焦急，12日上午曾想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恰好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於是，為了向毛澤東反映自己的意見，他於13、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於14日下午送交毛澤東。在信的一開頭，彭德懷就說：「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信的內容分為甲乙兩部分，甲部分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乙部分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他認為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是具有政治性的」。除了具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外，他認為「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容易使我們犯『左』的錯誤」，「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他最後建議：應該「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以達到「明辯是非，提高思想」的目的。他的這些看法和毛澤東是明顯的不一致的，遠遠超出了毛澤東所提出的討論範圍，觸及了很多毛澤東所不允許觸及的東西。
關於信中的內容和寫信的動機，他後來說：那封信「主要是將我在西北小組會上不便講的一些問題，提要式地寫給主席。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以及某些幹部的工作方法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當時認為主要是產生了一些『左』的現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個別的或者是極少數的。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從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所以我七月十四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儘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可是，事與願違。」
正如彭德懷所說，他寫的信事與願違，不僅沒有引起毛澤東對糾「左「問題的重視，反而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7月16日，毛澤東在他的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印發與會同志討論。會議重新劃分小組，從此開始轉向。
在討論時，大家根據自己的認識談了對這封信的看法，認識明顯發生分歧。
多數同志基本上同意彭德懷的信，認為信中的意見基本上是好的，是符合實際的，只是有些提法欠妥，個別文字需要斟酌。對於彭德懷敢於發表自己意見的精神，大家幾乎是一致肯定的。有的同志憑多年的政治經驗，已經看出了毛澤東的態度，雖然意識到支持彭德懷可能會導致不好的後果，但仍然大膽直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信。例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19日的小組會上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他還說：「這次會議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缺點少講，或者講而不透，是難於使我們自己去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的」。黃克誠在17日上山後，雖然私下裡對彭德懷說過：我看「這信寫得不怎麼樣。有意見可以當面說嘛，寫信幹什麼。信裡有些提法和用詞也不太妥當」，但他19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中，仍然實際上支持了彭德懷的信。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3小時的長篇發言，雖然多次被打斷，但他還是堅持講下去，不僅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還用更豐富、確鑿的材料，更強的理論性，進一步論證和深入剖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及其原因。他也提出：「從研究、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尤其應該從思想方法、思想作風方面尋找原因」。從主觀來看，一是「對於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的關係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的程度。幹勁雖大，但是強調得過了份，還反對講條件，這就造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二是在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上，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只要政治掛帥就行。有的人公然違反客觀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帳，只要折算政治帳。這是不行的」；三是在所有制問題上「偏向很大」，要穩定集體所有制，貫徹按勞分配；四是在民主和集中的關係上存在缺點，黨內民主作風不足。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他還說：「這個問題對我們當權的政黨非常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總之，民主風氣很重要。」這就不僅僅是要求徹底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而且觸及到了當時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基本制度。湖南省委副書記周惠、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國防科委副主任兼總參裝備部部長萬毅等同志，也都明確支持彭德懷的信。
但是，有的同志看到要批判彭德懷了，就不敢再說原來的意見，轉而批評彭德懷。那些「左」傾思想比較嚴重的同志，更加得到鼓舞，對彭德懷的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彭德懷對成績肯定得不夠，對問題講得太多、太嚴重，不是鼓氣而是洩氣，是否定了群眾路線，會亂了人們的思想，再反「左」當年的指標沒辦法完成，會出現大馬鞍型，另外還說彭德懷的信中刺很多，是影射毛澤東的，危及了「三面紅旗」，特別是危及了毛澤東、黨中央的領導。但由於毛澤東還沒有正式表態，這個階段的討論總的來講還比較緩和。
毛澤東看到會上批評彭德懷的不太多，特別是看了張聞天支持彭德懷的長篇發言，非常生氣，於是在7月23日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逐條批駁了彭德懷信中的觀點。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說「五億農民的大多數，非常積極，辦食堂，搞大規模協作」，「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呀？」對於「廣大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 ！關於「有失有得」，他說「『得』放到後，『失』放到前，這都是斟酌了的。」（據查，信的原稿是「有得有失」，參謀錯抄為「有失有得」）對「大躍進」持這種態度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的性質」。關於「比例失調引起各方面的緊張」，他說「一個時期豬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沒有頭髮夾子，也沒有肥皂，叫做『經濟比例失調』。……據我看，沒有什麼緊張。」他說彭德懷等同志雖然「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他們自己拋到右派的邊沿去了」，距離右派「還有三十公裡」。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毛澤東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現在這個原則我也不放棄」；並尖銳地提出：「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要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這說明他認為彭德懷是「犯」了他的，他已下決心進行反擊！從此，會議的形勢就急轉直下。
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彭德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不僅對毛澤東的批判不理解，更為這種批判必將帶來的嚴重後果加以擔憂。當天晚上，他在筆記中寫道：「我寫這封信，是在西北小組會議上，一些不便講的問題，要點式的寫給毛主席作參考的，希望主席考慮信中的一些問題。主席竟把問題提到如此十分嚴重，如此十分尖銳，提到離開現實情況的高度原則。因此，在國內建設中，出現的許多問題，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在『左』傾急躁冒進的基礎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並把它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它將要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引起更加嚴重的比例失調，甚至引起黨內外一段時間內的混亂，影響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後果！」
說到這裡，有一個情節順便說一下。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一書中說，7月23日毛澤東講完話走出禮堂時，挺和氣地同彭德懷打招呼：「彭總，我們談談吧？」彭一邊走一邊甩手，非常生氣地說：「有什麼好談的？沒什麼好談的！」毛望著彭仍很和氣地說：「沒關係麼，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麼……」「沒什麼好談的！」彭德懷甩手而去，鬧了個不歡而散。意思是當時毛澤東是很和氣的，主要是彭態度不好。這種說法與當時會議的氣氛不相符合，與有關的權威記載和說法也不一致。據彭德懷當時寫的《廬山筆記》說，是他先迎上去找毛澤東談話的，說「信上明白寫了是給你做參考的，……你要印發，也可以找我先談談吧！我當時儘量抑制了激動的感情，避免爭吵，離開他到總理處開會去了。」當時目睹他兩人談話情況的萬毅也說：「散會以後，我走出小禮堂時，看到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彭總立刻迎上去，貼近毛主席，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麼做呢！』毛主席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此時，我就站在旁邊，彭總的話我聽得很清楚。」他二人說的雖然稍微有一點不同，但大體是一致的，應該認為是可信的。這說明李銀橋的回憶有誤。
26日，毛澤東又在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李雲仲給他的信上加上《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印發會議討論，並寫了兩千多字的批語，題為《對於一封信的評論》，說這是對他23日講話的補充。其中指出：「錯誤必須批判，洩氣必須防止。氣可鼓而不可洩。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但是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然，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這就明確指出右傾已經是主要危險，從而為彭德懷的問題定了性質。
於是，一場「反右傾」的批判運動更加猛烈地開展起來，完全形成了一邊倒的不正常局面。一些被認為思想模糊的同志不得不檢討自己的「不堅定」，表示要同彭德懷等同志劃清界限，並收回過去支持過彭德懷的發言。更為嚴重的是，有的同志提出不僅要對事，而且要對人，新帳舊帳要一起算，於是會議進一步清算彭德懷等人的舊帳，認為彭德懷在歷史上從來就是反對毛澤東的。與此同時，對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並追查他們過去和現在與彭德懷的關係，給他們加上了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有組織地進行反黨活動的罪名。康生、陳伯達等人更在會上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使會議的批判更加不正常。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連續兩次召開會議，批判彭德懷，實際上是在算「歷史總帳」。毛澤東指出，三十一年來，彭德懷在各次路線鬥爭中都犯了錯誤，他的世界觀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彭德懷和他的關係是「三七開」，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林彪是當作「救兵」被搬上山的，大概知道自己將取代彭德懷的歷史使命，在批判時聲色俱厲，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獨斷專行，好名攬權，剛愎自用，是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反對毛主席、反對黨的領導，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向党進攻，野心很大。除了朱德有些應付了事以外，其他常委也都對彭德懷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常委會議認定彭德懷的信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彭、黃、張、周結成了「反黨集團」，進行的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有目的的活動，矛頭是指向黨中央、毛澤東和總路線的。
因為彭德懷等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對他們的批判和處理必須由中央全會作出正式決定，於是毛澤東在7月29日提出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討論修改指標，二是解決路線問題。常委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
會議的第三階段從8月2日至16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8月2日，毛澤東在八中全會上講話，講了兩個問題：一是改指標的問題，說六中全會決定的1959年的指標是高指標，還是經過人大常委會改了好；二是路線問題，說一上山，我就講了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現在看來，所謂「問題不少」，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問題不少，而不是別的問題」，「我們反了九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這樣，就為八中全會定了調子。同一天，他還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一開頭就說：「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也表明全會要把主要鋒芒放在彭德懷、張聞天身上，放在揭發批判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上。8月11日，毛澤東再次在會議上講話，說彭德懷三十多年來思想立場沒有轉變過來，始終同黨格格不入，是抱著「入股」思想而來的黨的同路人，這次向黨「進攻」是想在黨內掛帥。於是，會上的鬥爭進一步升級。
這次全會完全是「一邊倒」，一致猛烈批判彭、黃、張、周，揭發批判他們的歷史問題和所謂「軍事俱樂部」問題。據參加會議的薄一波同志說，各種各樣的政治帽子紛紛飛向他們，除了說他們反對黨中央、毛主席和總路線之外，對他們這樣那樣的人身攻擊也發生了，全會完全開成了批判會、鬥爭會。雖然大家口頭上都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實則重複了歷史上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彭德懷8月7日在小組會上講的幾句話，很能說明當時的氣氛。在接連不斷的追逼下，他氣憤地說：「我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臺，你們願意聽，我可不能那麼講。」有人指責他發脾氣，他說：「我沒有律師辯護，你們對我像法庭審判。」在這種氣氛下，是很難客觀地講清事實，分清是非的。彭、黃、張、周等同志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尖銳批評面前，在小組會和大會的嚴厲批判、鬥爭面前，再加上一些好心的戰友的規勸，他們便採取了「要什麼給什麼的態度」，一次一次地檢討。
在會上「反右傾」的同時，會外也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8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右傾思想的指示》，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必須抓緊鼓幹勁，反右傾。
8月16日，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消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和全會公報等，會議宣告閉幕。
同一天，毛澤東以《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為題，寫了一段批語，嚴厲而尖銳地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還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總結。
會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並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等同志。9月17日，國家主席發布命令，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職務和黃克誠的總參謀長職務。全國也立即掀起了一場新的「大躍進」運動。廬山會議以與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而結束。
二、 無限的懷疑和上綱
在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過程中，出現了無限的懷疑和上綱的極不正常的情況。除了彭德懷等人的歷史問題以外，被懷疑和認為特別嚴重的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與國外的聯繫及「裡通外國」。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懷曾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蘇聯和東歐國家訪問，會見了赫魯雪夫等人。恰巧他回國以後，蘇聯撕毀了1957年10月中蘇之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資料。在到廬山開會的火車上，彭德懷與一起上山的人曾說，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斤肉，還出匈牙利事件，國內經濟這麼困難，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這些話在山上很快被揭發了出來。另外恰巧在彭德懷寫信的第四天，赫魯雪夫於7月18日在波蘭波茲南波拉採夫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講話，說蘇聯國內戰爭一結束就建立了公社，但是「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美國的《紐約時報》立即發表華沙電訊，說這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的公社而說的。這些情況，就使黨的領導人懷疑，彭德懷在國外是不是受了什麼人的影響？是不是與赫魯雪夫等人有勾結？可能就是根據這種懷疑，毛澤東於7月16日批示印發彭德懷的信以後，於7月19日將一份《蘇聯一些同志對我大躍進議論紛紛》的材料印發到會上。29日，又批示將《赫魯雪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外報就赫魯雪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係》等材料印發到會上。
據黃克誠回憶說：毛澤東在7月23日講話時，就把彭德懷的信「和國內外各種尖銳的意見，都聯繫起來；把彭總當作了代表人物，而且是中央政治局裡的代表人物。認為他的矛頭是指向中央政治局和主席的，於是認為路線鬥爭不可避免」。因為把彭的信與國外的鬥爭聯繫了起來，所以毛澤東把話講得很重。
在7月31日、8月1日的常委會，8月2日的組長會、8月4日的傳達會上，毛澤東多次說彭德懷這次是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從這之後，就不斷有人追問，懷疑彭德懷「裡通外國」。為了查清問題，第四組還念了彭德懷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
「裡通外國」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雖然沒有定案，但在接著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又被當作一個重要問題進行了追查，並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中也談到這個問題。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仍說當時打倒彭德懷，主要不是那封信，而是由於彭德懷「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即「裡通外國」等等。彭德懷看到報告後十分氣憤，立即聲明：「我同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個人接觸」，「完全是無中生有」。「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這樣醜惡的罪名加在我的頭上，使我難過極了」。在他後來寫的八萬言書中，他又詳細敘述了九次同外國人接觸的情況，再次聲明沒有這麼回事，請中央查明。
歷史已經證明，所謂「裡通外國」完全是無中生有。但在當時，卻是揭發批判彭德懷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所謂「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其原因是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之後，周小舟、周惠、李銳想不通，便跑到黃克誠的住處談心，恰好彭德懷有事也來了。周小舟等人走的時候，被人發現了，立即報告上去。因為彭、黃、周、周、李等人都是湖南人或在湖南工作過，於是便有人說是有一個「湖南集團」。8月2日，毛澤東在寫給張聞天的信中，正式定名為「軍事俱樂部」。我們黨內是最反對小組織活動的。既然有個「湖南集團」、「軍事俱樂部」，就成了小組織活動，這是決不允許的。於是，就反覆追問是以誰為首，有哪些人參加等等，好象真的有這麼個組織。在以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這也是追查的一個主要問題。關於這兩次會議追問的情況，彭德懷在自述中作了記述，他說：「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我不能亂供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作，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據張聞天的秘書蕭揚回憶，張聞天也認為根本沒有什麼「軍事俱樂部」，他曾自我解嘲地說：「哪裡有什麼『軍事俱樂部』，要說『文化俱樂部』倒還差不多。」他說張聞天同彭德懷的關係的確並不特別密切，僅僅有過幾次來往和一些接觸，對國內形勢和黨內生活有一些共同的憂慮而已。至於「文化俱樂部」，可能是指他同胡喬木等人的來往，這種來往也是正常的。
第三個問題是所謂「史達林晚年」問題。7月23日周小舟等人到黃克誠那裡時，因為思想不通，就說按照毛的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史達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會導致黨的分裂，並說袁世凱稱帝前，圍著袁的那些人，專門印一種報紙給他看，意思是毛澤東受了蒙蔽。李銳也說了一句很憤激的話：他不能一手遮天。以後，這些話都傳了出去，在會上被反覆地追查。黃克誠以為李銳交代了，就把當時的情況說了。在當時個人迷信那麼嚴重的情況下，說毛澤東也到了「史達林晚年」，那還得了！所以這個問題一揭出來，就像爆炸了一顆炸彈，被批判的人有口也說不清。事實上，這不過是一時的衝動失言，一句錯誤的牢騷話。現在看來，也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因為毛澤東晚年的確犯了像史達林晚年一樣的錯誤。但在當時，卻被當作嚴重的政治問題、反黨的罪證。
這三大問題，或者是無中生有，或者是無限上綱，在當時卻被當作嚴重的問題進行追查，被當作彭德懷等人反黨的主要罪證，充分反映了當時那種不正常的政治狀況，現在看來真是有些可悲。
三、 廬山會議轉向的原因
四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廬山會議轉向的原因，提出了種種看法，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國外最流行的觀點，是所謂「爭權奪利」，認為彭德懷和張聞天之所以寫信和發言，是由於對自己的職務不滿，因此向毛提出挑戰；而毛早就想削弱彭的權利，讓林彪代替他。劉少奇在會上批判彭德懷時，曾說過「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的錯話，有的人也引作爭權奪利的根據。這種看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彭德懷、張聞天都不是熱衷於職務和地位的人。就拿彭德懷來說，1930年中央本來計劃讓彭德懷領導的紅軍第三軍團成立第三方面軍，可是彭德懷寧願接受毛澤東的領導，將紅三軍團放在第一方面軍之中，也不願單獨成立第三方面軍，所以紅軍中一直沒有第三方面軍。1958年6月，他還曾提出辭去國防部長的職務，專門去搞農業。這說明他並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人。張聞天也是如此。至於劉少奇的話，明顯是錯誤的，不能引為根據。這種觀點僅僅是看到表面現象，並沒有說出會議轉向的根本原因。
第二種較流行的觀點，是認為會議轉向的原因就是彭德懷那封信，如果彭德懷不寫那封信，會議就會按原定計劃結束，不會發生轉向的問題。意思是完全由於彭德懷多事，轉向的責任應該由他承擔。還有人認為彭德懷說話太粗魯，激怒了毛澤東，所以主要責任還在彭德懷。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彭德懷作為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向黨的主席寫信談談自己的看法，完全是正常的，是無可指責的。從信的內容來看，也完全是善意的、留有餘地的。這封信表現了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赤膽忠心，不計個人安危、憂國憂民的崇高品德，敢於講真話、光明磊落的的高尚情操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它將作為20世紀50年代的一篇重要文獻，名垂千古。如果把會議轉向的原因歸咎於彭德懷，就等於把後來造成的嚴重後果歸罪於他，就會掩蓋會議轉向的根本原因，掩蓋錯誤的真相，錯誤地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使人們更加不敢講真話。在彭德懷受盡折磨、含冤至死幾十年以後，有的人還有這種看法，我認為是不公平的。至於說彭德懷講話粗魯，激怒了毛澤東，從而造成會議的轉向，這種觀點也站不住腳，因為毛澤東在會上也講了一些粗魯的話。彭德懷的粗話是在被批判之後因為不服氣而隨口說出的，雖然不對，但不能作為毛澤東決定批彭的根據，因而也就不能作為會議轉向的原因。
除此之外，另外還有一些說法。如有的根據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認為毛澤東批彭的原因是彭在朝鮮沒有保護好毛岸英，致使毛沒了後代。毛澤東的話是這麼說的：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的身上。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是沒有後的。中國的習慣，男孩子才叫有後，女孩子不算。一個男孩子打死了，一個男孩子發了瘋，沒有後了。毛澤東的這些話雖然是在批判彭德懷時說的，但這並不能說這就是批彭的原因。事實上，毛岸英的犧牲與彭德懷並沒有什麼關係，毛澤東對毛岸英犧牲後彭德懷的處理也是滿意的。如果是這個原因，他早就把彭德懷撤掉了。
還有的將廬山的悲劇歸結為陰差陽錯。如蘇曉康等人寫的《烏託邦祭——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一書，說毛澤東在7月12日晚上會見了分別多年的賀子珍，心情悽涼；深夜又接到江青從杭州打來的電話，說他第二天就要來廬山，使他一夜未睡，在13日早上才剛剛睡下，恰巧彭德懷這時來找他談話，被擋在門外，於是才回去寫了那封信。江青上山後，又大鬧一場，使毛澤東心情更加煩躁，等等。當然，彭德懷如果能找到毛澤東談一談，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情況。但毛澤東向來是晚睡晚起的，彭德懷找他不到，與賀子珍上山、江青打電話等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不必同這些事扯在一起。
以上這些看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或者從個人關係上看問題，或者完全歸結於偶然性。事實上，廬山會議的轉向有著更深層的原因。認真研究一下廬山會議的有關材料，可以看出會議轉向的根本原因在於政治上的分歧，即如何評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如何評價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以後是繼續糾「左」，還是轉向反右和繼續「大躍進」？毛澤東和彭德懷等當時雖然都主張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錯誤，但由於對以上幾個問題的認識不同，最終導致了重大分歧的發生。
現在一般認為，毛澤東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糾「左」。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並沒有明確提出要糾「左」，只是說要「壓縮空氣」，把過去那種過於膨脹的空氣壓一壓，把那種過度的狂熱冷卻一點。他雖然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突出的問題提出了批評，但這些批評，是在充分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偉大成績的前提下提出的，認為「成績是主要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不能觸動的。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從根本上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而是想通過「壓縮空氣」的辦法，把那些過於突出的問題糾正一下，以保護「左」派，保護廣大群眾的那股「熱情」，繼續實行「大躍進」。正因為他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所以他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樂觀。到1959年1月，他就認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再也不能壓了」，從根本上說是要「鼓氣」。與此同時，他認為黨內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不滿和批評，是觀潮派、算帳派的譏笑，地富反壞的破壞，或者和地富反壞很接近，是否定一切。在1959年2至3月舉行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就明確提出：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這說明，從這時開始，他已經準備對那些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人進行反擊了。關於廬山會的指導思想，同上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當他看到彭德懷、張聞天等人要求比較徹底地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的意見以後，自然就接受不了，認為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向党進攻」，要加以反擊。
與毛澤東的這種態度相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是嚴重的，不僅要求對具體錯誤加以糾正，而且要求從指導思想上加以糾正，並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糾正思想作風、工作作風以及民主制度等方面的問題。
這就說明，當時明顯地存在著兩種思想：一種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已經得到基本糾正，下一步應該鼓足幹勁，繼續「大躍進」；另外一種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是嚴重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繼續糾「左」，並進而提出了與之相聯繫的指導思想、民主制度等更為重要的問題。這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分歧，總有一天要爆發出來。即使彭德懷不寫那封信，張聞天不作那次發言，分歧也會在其他時間、其他地點，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問題上爆發出來。有的同志認為如果沒有廬山會儀，就有可能繼續糾「左」，「左」的錯誤就會比較順利的糾正，這種想法是過於天真了。在當時那種思想狀態下，要順利糾「左」是不可能的，發生曲折是必然的，問題只是這種曲折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以什麼形式表現出來。
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張聞天回到北京以後曾談到這個問題。當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他在廬山發言惹禍惋惜，張聞天講了一番哲學上偶然與必然的關係，說不上山也可能不發這個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見要講，則是必然性。他還引用韓愈「物不平則鳴」的話說：「腦袋裡裝了那麼多東西，心裡有那麼多話，能夠不說嗎？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正如張聞天所說，廬山上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偶然的。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才是會議轉向的根本原因。
除了政治上的重大分歧這個根本原因之外，個人崇拜的盛行，黨內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也是造成廬山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很多高級幹部還是有不同程度的認識的。如果到會的人都能暢所欲言，講心裡話，並堅持自己的意見，對一些重大問題展開爭論，也許就不會造成後來那樣嚴重的後果。但是，由於個人崇拜的盛行，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會上完全形成了相反的情況。
長期以來，毛澤東在黨內具有崇高的威望。當發生意見分歧的時候，大家都習慣於服從毛澤東的意見，認為他的意見是正確的。這樣，自然而然就使很多人不大敢講不同的意見。特別是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以來，毛澤東一次次地嚴厲批評包括周恩來、陳雲等在內的高級幹部，更使許多高級幹部不敢講話。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要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柯慶施立即在會上起而響應，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陶鑄也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從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越來越嚴重，不同意見就更難提出來了。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了彭德懷的信以後，許多同志本來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或認為彭的觀點並沒有多大問題，但因為個人崇拜的盛行，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不得不違心地跟著批判。例如周恩來，本來認為彭的信沒有多大問題，但毛講話後不得不跟著批判，並詳細分析了彭德懷的思想根源、歷史根源、個人品質，說了很多過頭的話。又例如薄一波，觀點本來與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在1959年上半年，曾在外交部等單位作了4次講話，比較全面地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和問題。接到上山開會的通知後，他讓薛暮橋幫助整理了一個1萬多字的發言稿，題目是《從一年來大躍進中吸取經驗教訓》，系統地批評了「大躍進」運動中的問題。他7月16日上山後，正好彭德懷的信印發下來，幾位同志便跟他說，風向變了，因而他準備的發言稿再未拿出來，也跟著批判了彭德懷。「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批判他時，說他是「膽小鬼」，他說那個時候怎麼還敢講呵！再例如伍修權，因為剛挨過批評，也不敢講心裡話。他在回憶中說：他上廬山時，會議的形勢已成定局。鑑於一年以前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犯了所謂錯誤，這次就格外小心，特別是聽了毛的講話，就覺得除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見之外，很難再作出別的選擇了，但當時的心情是很矛盾和沉重的。我了解彭總的為人，他的意見實際上反映了許多同志的共同看法。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是
所有的人都能像彭總那樣毫無顧忌地表明自己的態度。還有胡耀邦，他說回顧一生，有兩件事是難以原諒自己的，提高來看，也是做人道德的問題，其中臆見就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他明知彭老總是對的，心裡很矛盾，但因為相信中央，也舉了手。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還念念不忘這件事。
美國著名史學家羅得裡克·麥克法誇爾在評論薄一波在會上的發言時說：「如果薄拿出來的是原稿，再加上他職務所具有的權威，那麼，可能會有更多領導人改變觀點，同意失大於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是犯了極大錯誤的看法」。在幫助薄一波寫《七十年回顧與思考》中卷這一部分時，我曾經把麥克法誇爾這段批評拿給他看，他說在那種情況下，誰還敢講呵？的確，如果黨內的民主生活正常，所有與會的人都敢講心裡話，廬山會議的悲劇就可能不會發生。但在當時那種民主生活不正常、個人迷信嚴重的情況下，很多人不敢也無法講出心裡話。
除以上兩個原因外，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的成見和隔閡，也是造成廬山會
議悲劇的一個原因。因為如果僅僅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毛澤東能夠冷靜地加以處理，廬山會議的轉向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但由於兩人之間在歷史上就存在很深的成見和隔閡，與個人矛盾結合在一起，悲劇就很難避免了。
在長徵以前，兩人就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在長徵路上的會理會議前夕，
林彪因為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不滿，給中革軍委寫信要求撤換毛的軍事領導，改由彭德懷指揮。此事本來和彭德懷無關，毛澤東卻認為林彪的信是由彭德懷「鼓動起來的」，於是狠狠地批評了林彪和彭德懷。林彪當時並不說明此事和彭德懷無關，彭德懷也認為事後自然明，沒有加以解釋，大敵當前應該以團結為重，哪知從此在毛彭之間便埋下了裂痕。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重提此事，可見成見之深。林彪雖然這時說明此事與彭德懷無關，但已經無濟於事了。
除此之外，毛、彭二人在性格上、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一直相處得不很愉快，多有誤會，並心存疑忌。據黃克誠說，彭德懷性格剛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不易和領導及周圍同志搞好關係。他還討厭捧場，建國後對歌功頌德看不慣。看不慣就要說，而且說得很難聽，從不怕得罪人。這樣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早有一次，毛就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他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加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又據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說，毛澤東在1958年5月曾講到黨分裂的危險，主要就是指彭德懷。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存在戒心。
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又嚴厲地批評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很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是不是這樣？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為我跟他鬧彆扭鬧得相當多。……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著，他歷數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犯的錯誤。與此同時，他還談到海瑞，說海瑞雖然罵了嘉靖皇帝，但對嘉靖皇帝很忠心。在會議中間，他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要他好好看一看，並叫人組織寫關於海瑞的文章。以前很多人對毛送《海瑞傳》給彭德懷不理解，不知道用意何在。謝春濤在《廬山風雲》一書中分析說，可能有提倡海瑞對皇帝的一片忠心的意思。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就說過，他喜歡左派海瑞，不喜歡右派海瑞，可能是要彭德懷學習海瑞對皇帝的一片忠心，要他做忠心的海瑞。他嚴厲地批評彭德懷，又讓他學海瑞，也可能是對彭德懷的一個警告，可惜彭德懷沒有領會。
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常委會等會議上，毛澤東不僅嚴厲地批判彭德懷歷史上的錯誤，算他的舊帳，說彭德懷歷來要用他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而且說自己已66歲，快死了，彭只有61歲，許多同志有恐慌感，有顧慮，倘若自己有個三長兩短，黨內誰管得了你？這些話，在兩位老帥奉毛澤東之命去勸說彭德懷時也說過，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8月4日林彪在傳達常委會精神時也說：毛主席這次對於他的問題看得很重。因為他是國防部長，黨內黨外的威信很高，他暴露這樣一種思想，發展下去是很危險的，從長遠來說，他是黨內的一個隱憂。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個人之間的成見、隔閡以及疑慮和擔心，也是廬山上發生悲劇的一個原因。
廬山會議不管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還是對毛澤東來說，都是一個悲劇。他們自以為都是為了黨、國家和人民，卻發生了嚴重分歧。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堅持的本來是正確的東西，恰恰被當作錯誤的東西加以批判。而毛澤東以為他捍衛的是正確的東西，但由於認識的偏差，捍衛的恰恰是錯誤的東西，反對的恰恰是正確的東西。
四、 嚴重的後果，深刻的教訓
廬山會議造成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首先，打斷了歷時八個月的糾「左」進程，在會後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並掀起了新的「大躍進」。這樣，就不但使本來可以早些結束的「大躍進」又持續了一年多，使本來可以早些解決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進一步發展，加劇了隨後到來的嚴重困難。到1965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還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城鄉主要消費品如口糧、食油、棉布等產品的消費水平，也沒有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非正常死亡2000多萬人，大部分是在廬山會議之後這段時間死亡的。如河南的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以上。如果在廬山會議之後不再「反右傾」和「大躍進」，就不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局面。
其次，使反右派鬥爭以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進一步升級，不僅把階級鬥爭引入了黨內，而且引到了高級領導層中。很多人在批彭時拍桌子，瞪眼睛，指著鼻子大罵，無中生有，無限上綱，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這時都已出現。這種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後來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說，廬山會議和「文化大革命」一脈相連，「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廬山會議開始的越來越升級的階級鬥爭、黨內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廬山會議上批彭很積極的人，有許多到「文化大革命」時也被整得很慘。
其三，使本來已經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更加不正常，個人迷信更加嚴重，助長了那種講假話、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風，甚至給那些投機取巧、阿諛奉迎的人造成打擊別人和向上爬的可乘之機。各地傳達廬山會議的做法都很不好，不是直接傳達會議的決議，而是採取釣魚政策，先印發彭德懷的信，讓大家發表意見，結果揪出一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後層層搞下去，有300多萬人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有無數的人雖然未戴帽子，也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從而打擊了大批堅持原則、敢講真話的好同志，使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的不良傾向更加發展，結果使黨難以防止、抵制和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更大錯誤。
那麼，從廬山會議的悲劇中應該吸取些什麼教訓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第一， 應該充分發揚民主，健全黨內政治生活，以法治國，不能搞家長制，
一言堂，獨斷專行。對重大問題應該允許發表不同意見，展開平等的討論。對於不同的意見，應該虛心聽取，不應該硬著頭皮頂住，或認為反對自己而加以打擊。過去，我們長期把民主當作一種手段，事實上它是一種制度，應該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否則，它就只是一種可要可不要的東西，不能真正堅持。
第二，應該堅決防止和杜絕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是小生產的產物，封建思想的反映，與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不相容的。由於我國是一個有著2000多年封建傳統的國家，很容易產生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在建國以後，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造成嚴重的後果。廬山會議的悲劇，就是與個人崇拜、個人迷信聯在一起的。有了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就不能正確地、科學地看待問題、對待領袖，因此必須加以防止和杜絕。
第三， 應該深入調查研究，正確地分析形勢。毛澤東和彭德懷發生分歧的
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形勢的看法不同。而這種不同的看法，與他們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是有密切關係的。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回到了闊別32年的韶山，但他看到的多是表面現象、大好形勢。所以他寫下了「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詩句。上山以後，他又寫下了「冷眼向陽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的詩句，心情是十分興奮和輕鬆的。而彭德懷在1958年底到湖南時，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了解了很多實際情況。在平江時一位老紅軍戰士還悄悄地給他一張紙條，上邊寫著這樣一首歌謠：「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問題，就認識得比較深刻。因此，他是帶著焦慮的心情上山的。如果當時毛澤東也能像彭德懷一樣深入地調查研究，掌握真實的情況，也許就不會發生廬山上的分歧。從這裡可以看出，深入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是多麼重要。
第四， 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待不
同意見的分歧和鬥爭。認識上、工作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是什麼問題就按什麼問題來解決，不能亂加懷疑，撲風捉影，更不能無限上綱，新帳老帳一起算，非徹底打倒不可。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問題看得那麼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懷疑有個「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甚至把他的信同國外的鬥爭聯繫起來，懷疑他「裡通外國」。事實上這都是根本是不存在的，彭德懷最氣憤和難過的也是這些問題。這說明，對問題的分析應該實事求是。在同志之間，同事之間，應該以和為貴，以團結為重，不能無休止的鬥爭。否則，鬥爭會愈演愈烈，矛盾會愈鬥愈大，甚至會不堪收拾。
第五， 應該不怕壓制，不怕打擊，敢講真話，堅持原則，維護真理，不能
只看領導的眼色行事，曲意逢迎，更不能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說違心話，做違心事。否則，就會留下終生的遺憾。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的許多領導同志，在後來寫回憶錄時，都感到十分內疚。彭德懷、黃克誠等在會上違心地作檢討，也成為他們後來感到痛苦的事情。後來黃克誠在《自述》中說：「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的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這說明，即使作檢討，也不能違心地作，應該實事求是。
（載自己與李玲玉主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