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瀅瑩 文學報
長三角論壇
「第五屆收穫文學榜」系列活動
在關於長三角地區的談論中，江南文脈無疑是一個「高頻詞」。談人文歷史時我們會談及它，談物質資源時我們會談及它，甚至談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時，江南文脈的蹤跡始終不離左右。可以說，這四個字是某種江南精神的代表，有別於其他任何區域，且不僅在過去和當下對長三角地區造成影響，也將在未來持續融匯於這一方水土和江南人的內在氣質中。
日前「第五屆收穫文學榜」的系列活動中，來自多家長三角地區文學期刊的負責人，以及多位江南地區作家圍繞「長三角論壇：江南文脈何以蓬勃」的話題展開了探討。在評論家、蘇州大學教授王堯看來，此次研討和前一日活動關於多種文學類型和樣式的「跨界探討」，是來自文學期刊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宣告：「我們近四十年的文學史，許多重大文學思潮都是由文學期刊引領的。這次討論可以說恢復了文學期刊的能量，標誌著期刊再次介入文化現實，引領著文學思潮往前走。」
作家眼中，江南質地的小說語言到底有多重要
談論地區文化差異的時候，人們往往會用到一個鮮明的標準衡量：語言。方言是區分南北文化最為明確的標識之一，一個人站在你面前開口說話時，似乎自帶著定位儀，而其內在蘊含著的，則是從生活方式、習俗到價值觀等方面的不同特質。正如《收穫》文學雜誌主編程永新所說，現代漢語建立在普通話的基礎上，小說則是語言表達的一種藝術方式，南北方差異不僅表現在文字裡，也表現在敘事倫理、比喻、情感表達方式乃至心理活動的構成中。「這其中的區別顯而易見，不僅是以往批評家所概括的南方作家筆下陰柔的氣氛和意象等，其還有很值得探討和觀察的。」
■ 研討會現場 吳越 圖
談語言問題，其實也是在談一種寫作理念。在作家的眼中，江南質地的小說語言到底有多重要？程永新一直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於海南島的一次筆會中，他和幾位作家在談論別人小說時順口說，這個人寫得還可以，語言弱一點。聽到這句話的汪曾祺先生特地走過來告誡他們說，語言不好，這小說不可能好。這或許是南方作家格外看重語言問題的一個例證。《蘇州雜誌》主編小海則引用陸文夫先生的一個觀點「小說就是從小處說說」，認為南方作家的語言風景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氣象，「南方的語言結構決定了作家的寫作面向，有可能也決定了其世界觀，這是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很大的區別的分野，這種對於語言的重視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雨花》雜誌主編朱輝一直記得第一次到小說選刊編輯部時，有位老作家問他：「你們（南方作家）寫那麼細，煩不煩？我真煩，看不下去。」這種寫作分野與趣味的差異，也許正如朱輝所說「江南水土溫潤肥沃，先天稟賦特別好，進而影響到話語方式、表達方式和取材，江南文學也產生了一批大家，擁有明顯的文學特點，但因為趣味差異，江南人恐怕寫不出《白鹿原》」。但就像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偉的思考：語言差異之外，地域也在題材選擇上對作家施加著影響，「不少作家寫從鄉到城的題材駕輕就熟，但真正寫城裡的人、城裡的人在社會變遷中的生活演變就不怎麼熟悉和側重了」。王偉以路內的工廠書寫為例，認為他筆下的世界，也許只有江南地區和東三省的作家更能感同身受。「嚴格來講，長三角地區在反映從老城到新城、從新城到更大的世界的發展的角度，在寫作上更具有發言權。我們比較早地去擁抱世界、走向世界，這個題材更能夠發揮其優勢，長三角作家需要充分調動和發揮這部分創作潛力。」
■ 蘇州博物館內的山水園景
這種「擁抱世界」的姿態，在《江南》雜誌主編鐘求是看來也是自衣冠南渡、大量優秀知識分子南遷帶來的文化交融後一直流傳至今的一種傳統。如近代以來，魯迅等作家成為中國跟外部文學交融最緊密的一批人，在江南地區形成了文學高峰，而上世紀80年代以江南地區為主的一批年輕作家引進國外創作手法所形成的先鋒文學探索，再次構建了蔚為大觀的創作風潮。由此，關於江南文脈他所想到的詞，就是交融。「交融的不僅是文學，還有從文化思想所吸取的營養。長三角地區的社會生活很活躍，這對寫作者來說是很好的融合背景和條件。過去江南文脈因為融合取得了長足發展，將來要好的發展還是要通過融合。」
如果所有人用同質化的東西寫作，可能會失去部分「聲音」
事實上，當語言問題落在寫作本體上時，南北寫作之間的差異又因我們所操持的書面語體系或多或少地被遮蔽。在這種情況下梳理和談論江南文脈，無疑是有難度的。當作為編輯與作家交流，程永新發現與南北方作家打交道時，無論是探討文本，還是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都存在著不同。這一點，也是在場數位文學刊物編輯在工作中的共同感受。在讀稿時，《小說界》雜誌執行主編喬曉華在關於地域性方面最大的感受，是來自於作家的一種自信。「東北作家在寫作中使用方言不會有障礙，西南地區的作家也會自然地運用一些方言，這在他們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種特別的衝擊力，反而是江南這一帶的作家使用方言非常謹慎、不太常見，多以一種很標準的方式在寫作。」這也在他們編輯部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當面對一個試圖「地方化」的作品時，編輯會討論南方方言在文本中如何「植入」才顯得自然，放在哪則格格不入，需要修改。
「為什麼北方作家講述方言時候非常自信？因為他們還屬於官話系統，而四川話是西南地區的官話系統，他們的文字是通文的，但上海話有很多字寫不出來，或者寫下來看不懂什麼意思。」 《上海文學》雜誌副主編崔欣認為。於她而言，這種通行的語言體系本就影響了我們的閱讀趣味，「包括金宇澄老師寫《繁花》，其中所有的方言都是經過選擇和改造後的，不是純粹的口語複製」。對此，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薛舒認為小說的語言決定了小說的氣質，甚至其背景城市和經濟等各方面的特點都能從語言中體現，她自己的小說則一度被貼上「上海郊區」的標籤，「把我歸到海派裡很難，但我同時覺得對江南的認識我們可能有時候會有符號化的傾向。其實每位作者和讀者都有自己對江南的認識，並受到所賦予我們的符號的影響，但我會儘量寫出自己那一部分對上海以及江南的理解」。
■ 上海 復興藝術中心的「流動」外牆
「在你忘了它的定義的時候，它卻還在影響你，這種東西對你而言就是本質性的力量。」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院長孫甘露如此定義江南文脈對他的影響。在他看來，江南方言難於寫入書面，但自白話文誕生以來，重要作家本就在一件事上持續努力：擺脫文言和傳統規範的力量。「在一個傳統國家發生轉型的過程中，新的語言被用來描繪正在發生轉變的新東西，描繪和被描繪者都處在生長的過程中。」及至當下，孫甘露認為並非被納入規範、能被寫入書面的就是好的語言，「我們要看一看哪些東西是不能被規約的，作家本就是本民族語言中的陌生人，這才是語言具有的力量」。對於作家周嘉寧來說，普通話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性、規範性和規則感的存在，「規範普遍的語言，在日常使用中也有很多生長和發展，但在南方和北方的生長發展完全不一樣，可能現階段大家對於它在南方的發展還在培養和探索孕育的過程中」。但她也漸漸意識到，雖然現在寫作中多使用規範語言，但「最具生命力的語言往往要突破普遍性和規則感」。
年初於復旦大學舉行的「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研討會中，上海市作協主席、作家王安憶曾提及從研討一個個作家轉向研討作家群體的嘗試，是出自對於語言的好奇。在她看來，語言的統一對政治、經濟有好處，卻是藝術上的很大損失。《收穫》文學雜誌副主編鐘紅明以此為例表示，在不同語言表達的裡面，不只是動詞名詞使用方式的不同，也是其他的生存樣態和背後的多種價值觀，「如果所有人用同質化的東西寫作的時候，可能就會失去部分『聲音』」。
江南文脈得自成一個世界，像這條江一樣貫通東西
「提到江南，除了地理感受，很多時候勾起的是各種對比。」鍾紅明如是說。近年來，關於江南的歷史變遷、海派文化自內涵至外延的變遷的普及，讓大眾知道了其來源和在今天的發展。在她看來，江南文脈何以蓬勃這一話題，不僅是我們對已存在的文化形態的運營，更是面對未來我們會做些什麼。活動主持人、蘇州大學教授季進所想到的，則是「全球本土化」這一詞彙，「在我們所談論的世界性的語境和格局中，來談論這個話題，也是談論中國文學和江南文學如何彰顯自己的特色」。
■ 寧波博物館
在作家路內的感受中，相比於江南地區，東北、西部以及中部地區作家寫作中的地域特色更強。這也許是因為在他的閱讀經驗中，這些地方的作家對於文學擁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核心共識，對於自己區域的文學怎麼寫、如何表達的價值觀有共識，而這種共識在江南作家之中並不突出。由是，他提請大家關注口述史的價值。「各個地方都有口述史，作家被自己所處區域的口述史所影響，這是我們應該去接觸和繼承的東西。」對於這一點，《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黃德海與路內擁有相似感受，並認為多樣性正是江南文化的一種特點。「整個江南文脈都是因為沒有那麼多規範和要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地域文化裡生長出各自不同的樣子。江南文化如何定義？一個基本前提就是保持其多樣性，完全不同的個性組成了一個有意思的江南。」《文學港》雜誌主編榮榮以此呼籲，辦刊人可以形成刊物聯盟，以共同舉措來帶動江南文脈的蓬勃發展。
在融合與變動之中，《上海文化》雜誌編輯木葉眼中值得關注的也有屬於江南的「意外」。「元代時期大兵南壓，抵抗得最堅決、最有成效、結果最慘烈的是江南地區，這是令很多人意外的歷史。我們能理解水土的、經濟的因素，但這種意外性也許是我們對江南一詞的另一層考量。」以餘華、蘇童、孫甘露、葉兆言等江南地區誕生的先鋒作家為例，木葉認為他們在表現出先鋒性的同時，也使江南地區成為一種精神的烏託邦，「文學中有一種更廣的輻射力，值得我們去想。借用去年流行的一句話，把自己作為方法——江南文脈得自成一個世界，像這條江一樣貫通東西，將世界風氣融匯在其中，成為另一種『意外』」。
■ 高郵 汪曾祺紀念館
並非一成不變，並非循規蹈矩，這種用「變」來推動文學往前走的方式，是《江南》雜誌副主編哲貴心裡江南文化起到引領作用的根本所在。同時，與其以一江之隔來區分，在復旦大學教授張新穎看來，或許也能夠以江水構成更為廣博的連與通，所以他一向反對對於江南文脈固定化的定義和風格，「阻隔的東西同時能成為聯繫的、溝通的東西，不一定要在孤立狀態裡談江南文脈，要既有區別又有聯繫」。近兩年以活潑潑的本土語言灌注於作品中的作家王佔黑也表示，文學和方言不是封閉，而是打開的，「寫也是發出邀請，其他人可以來看一看，自己也可以出去看一看」。
崔欣在談《繁花》時說，作品中方言意味和地域特色的舉重若輕，「就像白顏色的光不是沒顏色，而是所有顏色加在一起形成的白光」。如白色那樣純粹，也如研討中被多次提及的交融、變動與開放，在這種種豐富色澤下糅合而成的白，某種意義上或許正構成了屬於江南文脈的獨特風景。
原標題：《假如江南文脈能用一種顏色來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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