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社會學家、海德堡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訪問北京大學並發表系列演講。4月10日晚，施魯赫特教授發表了第一次演講，題為「《以學術為業》發表100周年」。本次演講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李猛教授主持。
著名社會學家、海德堡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魯赫特施魯赫特教授堪稱在世最重要的韋伯研究者，1967年畢業於柏林大學，1976—2006年長期擔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施魯赫特教授是韋伯全集(Gesamtausgabe)的主編之一，目前韋伯全集已經整理出版了45卷。施魯赫特教授關於韋伯全面而系統的研究為其他研究者設定了很高的標杆，其中兩部已有中譯：《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及《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
施魯赫特教授第一次演講的主題是韋伯的《以學術為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大約100年前，準確地說在1917年11月9日（註：對於發表演講的確切時間一直存有爭議，瑪麗安妮·韋伯《韋伯傳》寫道演講是在11月7日。施魯赫特教授認為瑪麗安妮·韋伯弄錯了，通過深入研究演講第二天登出的一篇記者報導，演講的日期應為11月9日），韋伯在慕尼黑大學發表了這次著名的演說。韋伯沒有用講稿，演講內容可見於新聞報導，這篇報紙文章也幫助我們最終確定韋伯演講的確切時間。另外，當時的演講也留下了一篇速記稿，韋伯在1919年春整理寫作時大概也參考了這篇速記稿。1919年3月《以學術為業》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倘若比照1917年的報紙文章，我們會發現韋伯並沒有對內容進行大的改動。從1917年到1919年德國歷史處境的巨變（比如德國戰敗、通貨膨脹等等）並未反映在1919年發表的定稿之中，所以說《以學術為業》仍是一篇針對「1917年」情形的文本。
1919年小冊子的封面題為「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以腦力勞動為業)，這是面向「Freistudentischen Bund」(自由大學生聯盟)的一系列演講，首先就是這篇「Wissenschaft als Beruf」(以學術為業)。
韋伯針對「1917年」情形的文本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達到高潮，勝負尚未明了。在德國絕不會戰敗的前提下，當時的德國政治分化出兩派觀點：一派追求勝利後吞併其他民族國家的領土，而韋伯所屬的另一派則謀求不變更疆域的和解。和解意味著不再追究是誰發起戰爭，誰該負責，而是重新實現歐洲各勢力的均衡：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以及俄國。不過俄國當時正經歷著布爾什維克掀起的劇變，沒法全部投入歐洲的這場博弈。另一方面，當時德國在戰爭中的處境越來越艱難，韋伯認為1917年德國因為愚蠢的策略，促使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作戰，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均衡。當時親歷這場戰爭、甚至部分參與戰爭的學生們感到絕望：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成為知識分子、以學術為業的意義是什麼？所以，他們希望邀請一些知名學者來回應他們的困惑，這便是系列演講的緣由。
發起系列演講的學生群體，即「Freistudentischen Bund」(自由大學生聯盟)主要由左翼、猶太人、和平主義者組成，有著極強的和平主義傾向，而韋伯顯然不是和平主義者。所以對這些學生而言，理解韋伯的演講（尤其是「以政治為業」）並不是那麼容易。不過，他們知道韋伯是研究「職業」(Beruf)的專家，因其在《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上的言論被視為一戰期間著名的辯論家。他們的困惑是：當下，成為職業人意味著什麼？
「誰能在這個問題上指導我們呢？」除了馬克斯·韋伯，他們也邀請了其他人，不過只有韋伯發表了演說，其他的演說沒能實現。所以原本的系列演講只有《以學術為業》及《以政治為業》兩場。那麼為什麼韋伯會被視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呢？施魯赫特指出，1904—05年他完成了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現代「職業」人的出現提供了一種非常有意思的闡釋。在這部著作中，韋伯對《聖經》德語譯本中的「天職(Beruf)」概念做了分析。《哥林多前書》7：20：「Let each one remain in the same calling in which he was called.」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和合本）］。從拉丁文的Vocatio譯為德語的Beruf (職業)，然後到Berufung(天職)；相應的英譯分別為Vocation和Calling。所以韋伯的演講嚴格說來應該譯為「Science as a Calling」 (以學術為天職)。天職當然需要人去學習諸多技能，但是它也意味著一種精神狀態、一種傾向，甚至是全心投入。人全身心投入一項高於個人的事業，比如公共利益。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的確能夠回應這些年輕人的迷惘。
按照施魯赫特的介紹，這一系列演說原本包括四次，分別關於科學家（以學術為業）、政治家（以政治為業）、藝術家和神職人員，後兩次未能實現。《以政治為業》的演說是在1919年1月28日進行的，當時德國已經戰敗，帝國滅亡，一切都需要從頭再來，在共和國的框架下重建各項制度。尤其是《凡爾賽條約》(1919年6月28日)籤訂後，情勢更加嚴峻。因此，韋伯演說時的心態也與1917年完全不同。在施魯赫特教授看來，《以政治為業》相較於前一篇演說，要更合規矩，但不那麼激動人心、生氣勃勃。在第二篇演說中，韋伯更完整地展開了政治的外在維度，內在維度不足，然而外在維度並非問題的要害。因此，施魯赫特教授認為《以學術為業》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更平衡一些。
韋伯《以學術為業》學術生涯的外部環境韋伯開篇比較了德國與美國這兩種「極端」對立的高等教育體系。他試圖通過比較來呈現德國教育體系的獨特性，而無意作價值判斷。1904年韋伯曾經親身去美國，也非常喜歡美國，他可以算是「the Would-Be Englishman」(Guenther Roth)，不同於大部分德國學者，他對盎格魯—美利堅的憲政精神很感興趣，也很喜歡這類政治秩序。不過他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就更傾向於突出德國的特殊性。在政治觀點上，馬克斯與阿爾弗雷德的關係有點像託馬斯·曼與哥哥海因裡希·曼的關係。
1. 美國化
韋伯認為當時的德國教育體系正處在轉型時期，這一轉型有其內在根源，即施魯赫特教授在後面提到的「現代學術的結構轉型」。此時德國已經由學術「手藝」(craftsmanship)開始轉向學術「產業」(industry)。在韋伯看來，學術的「美國化」意味著學術生活的官僚化。有趣的是，當時的美國教育體系承自兩條脈絡：一脈源自英國，即英國的學院(college)，一脈源自德國，即德國的大學(Universität)，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那麼他為什麼認為美國學術科層化呢？因為在美國體系下，學者能夠在同一間大學，從助理教授逐級晉升。對德國的教授而言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德國博士不僅要提交畢業論文，還要寫一篇特許任教資格論文(Habilitation)，並且某大學畢業的學者只能到其他大學任教。韋伯提到，當時的德國學者越來越多地留任本校。於是大學不得不增設機構來容納這些本該去別處的人，這些學者的思想也未經充分檢驗。對想要從事學術的年輕人而言，學術前程常常操於命運之手，充滿不安全感。「職業生涯」(career)是官僚制的概念，與學術無關。嚴格說來，學術本身跟在同一學校逐級升遷的「職業生涯」無關。
施魯赫特教授提到全集最近新出版的第十三卷，其中包含了上千頁的內容，均為1895—1920年間韋伯關於學術的論述，其中大部分此前不為人知（註：Band I/13: Hochschulwesen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5–1920. Hrsg. v. M. Rainer Lepsius u. Wolfgang Schluchter in Zus.-Arb. m. Heide-Marie Lauterer u. Anne Munding）。雖然韋伯自己因為健康問題，任教的時間不長，但他一直很關注德國學術體系的問題。
2. 專業化
在今天的學術界，專業化已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在韋伯的時代，還有許多學科尚未形成，比如社會學和政治學，都不是專門的學科。與法國和美國不同，德國的社會學誕生較晚。甚至可以說，遲至二戰，德國才有高度制度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專業化快速擴張的另一面就是「業餘色彩」(dilettantism)增強，對跨專業領域的學者尤其如此。韋伯在比較研究時不免涉入其他專業領域，那麼對該領域而言，他只算業餘。越是多方面比較，興趣面越廣，就越包含某種業餘傾向。專業化的趨勢促使學術架構發生轉型。
3. 經濟化
經濟化，意味著學術機構愈益成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現代學術愈益產業化，尤其是自然科學領域。在等級化的學術機構裡，老師和追隨他的學生不再是最重要的。學術成了一項可以高度分工的活動。與此相伴的，是青年學者所謂「近乎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態」(quasi-proletarian existence)。當然他們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但是他們在大學裡不得不過著近乎無產階級的生活，學術領域的上述轉型對青年學者而言意味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學術生涯是一場魯莽的賭博。」當然，韋伯對美國學術體系略有誤解，在美國，學術生涯也很困難，不過多虧有等級體系，被哈佛大學拒絕不意味著走到絕路，青年學者還可以繼續申請常春藤聯盟之外的大學。
學術工作的內在動力熱情地獻身學術意味著什麼？「因此任何人，如果他不能給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說，如果他無法迫使自己相信，他靈魂的命運就取決於他在眼前這份草稿的這一段裡所做的這個推斷是否正確，那麼他便同學術無緣了。他絕不會在內心中經歷到所謂的科學『體驗』。沒有這種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諷的獨特的迷狂，沒有這份熱情，堅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會有千年沉寂的期待』(Carlyle: 『millennia had to pass ere thou camest to life, and other millennia wait in silence.』)——這全看你能否判斷成功，沒有這些東西，這個人便不會有科學的志向，他也不該再做下去了。因為無論什麼事情，如果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做，那麼對於人來說，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4頁)
那麼科學作為天職與藝術或政治有何不同呢？不同於政治家，科學家應當克制自己，避免價值判斷；不同於藝術家，科學工作始終受進步過程的約束。換言之，真正的科學家甚至請求被人超越，希望相形見絀。科學的進步無止境，而科學家知道自己終究會被遺忘。在自然科學中，我們確實能感受到這一點，當一個理論或一種實驗被更好的理論或方法取代時，除了科學史學者，繼續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們不會再去關注它。倘若這是科學研究的內在要求，以學術為業的意義何在？
「我們應當作什麼？我們應當如何生活？」科學無法回答。韋伯先提到了託爾斯泰的答案：「一個文明人，置身於被知識、思想和問題不斷豐富的文明之中，只會感到『活得累』，卻不可能『有享盡天年之感』。對於精神生活無休止生產出的一切，他只能捕捉到最細微的一點，而且都是些臨時貨色，並非終極產品。所以在他看來，死亡便成了沒有意義的現象。既然死亡沒有意義，這樣的文明生活也就沒了意義，因為正是文明的生活，通過它的無意義的『進步性』，宣告了死亡的無意義。」(同上，第30頁) 韋伯承認，的確如此，不過倘若一個人要以學術為業，就不止於個體生命，科學也不僅是個人的職業，問題變為：「在人類的生命整體中，科學的天職是什麼？它的價值何在？」
韋伯有一個著名的說法：科學推動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這意味著「只要人們想知道，他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同上，第29頁) 同時也意味著科學進步不能回應託爾斯泰的問題：「我們應當作什麼？我們應當如何生活？」
對於「在人類的生命整體中，科學的天職是什麼？它的價值何在？」韋伯回顧自柏拉圖以降直到尼採的各種觀點，而韋伯的觀點迥異於他們：現代科學是一個價值領域，它與其他價值領域永不止息地鬥爭，不可調和。當然這也意味著現代科學只是價值領域之一，以特定的方式影響著生命，但它並不是最高的。
「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又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從墳墓中站了起來，試圖對我們的生活施威，並再度陷入無休止的相互爭鬥之中。……我們曾被引向基督教倫理的崇高痛苦這個所謂的唯一方向，在雙眼因此被蒙蔽了千年之後，我們將更加清楚地意識到，諸神之爭就是我們的文化命運。」
最後，「在這些神和它們之間的鬥爭中，起主宰作用的絕對不是『科學』，而是命運。」(同上，第40頁) 由此可見韋伯的悲觀態度，他從巫術性的多神論，到倫理性的一神論，直到祛魅的多神論(disenchanted polytheism)，即現代的多神論。那麼，為何在韋伯看來科學對人類的貢獻如此有限？因為現代科學都依賴諸多外部的假定，以及基於這些假定的概念和理性實驗，所以現代科學——主要指經驗科學、邏輯學以及某些價值學說——只能產生出受上述方法論約制的知識，並且這些知識在技術上是可批判的。每個因果性的判斷都可轉化為一個經驗命題。因為科學知識受到上述諸多制約，現代科學要求自明性以及責任感，亦即：只有意識到科學知識受到這些制約，才不會越過科學的限度，才不會將科學變為意識形態或者世界觀(Weltanschauung)。
從1917年到當下：韋伯的思想仍然鮮活《以學術為業》在1919年引起的直接反應是：這太奇怪了，人們需要價值判斷，沒人想要韋伯這種嚴格限定的科學。對他的回應大多是從情感的、浪漫化的或倫理的角度來批評，比如德國象徵主義流派「格奧爾格圈子」(Georg-Kreis)，還有一些哲學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洛爾奇，他與韋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很親近，不過後來他轉向了某種文化綜合論，而韋伯決然拒斥這種綜合或和解，他認為人可以忍受諸神之爭，卻無法消解它。韋伯令人絕望的論調與他看待價值的不可知論有關。當然，這些回應不意味著1917年學生的反應。情勢變化，1919年人們在心態上渴求綜合或和解，韋伯的演講或多或少算逆流而動。
回到當下，施魯赫特教授指出，韋伯之前描繪的三種趨勢均已成為現實：(1) 美國化，現在的德國教育體系是德式與美式的結合，而且結合得不算讓人滿意；(2) 專業化；(3) 經濟化。而且專業化導致科學「從小科學到大科學」(from little science to big science)：學術期刊數量飛速增長，學術從書籍轉向期刊，儘管不是所有學科都如此，但這是總體的趨勢；從前，書或論文多半由一人完成，現在大部分出版物都有兩個、三個、四個作者，甚至在自然科學中有些出版物有十個作者，讀者根本無法得知作者的個人貢獻。
最後，施魯赫特教授總結道：「不論小科學大科學，我們應當以偉大的科學(great science)為業。」這是每一位以學術為業的人都應努力實現的目標。出乎他自己的預料，韋伯的思想直至百年後仍是鮮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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