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根據我國現行的學術體制和學科分類，我們習慣於把所有的學科分為人文社會科學（文科）與自然科學（理工科）兩大類，這種分類其實是有問題的：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是很不相同的東西，將它們籠而統之地稱為人文社會科學、甚至將人文學科完全併入社會科學是很不恰當的。其實，人文並不屬於科學，人文學科與科學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區別：第一，旨趣不同；第二，致思方向不同；第三，思維方式不同。
根據我國現行的學術體制和學科分類,我們習慣於把所有的學科分為人文社會科學(文科)與自然科學(理工科)兩大類。這種分類其實是有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它把人文也視為科學,並稱之為「人文科學」;二是它認為所謂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一類的東西,有時甚至把人文學科完全併入社會科學;三是它認為社會科學比較接近於所謂的「人文科學」而區別於自然科學。
其實,人文並不屬於科學。今天我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英文對應詞叫做「humanities」,而「humanities」根本就不屬於科學(science),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還是與科學相對的東西。從西方古典時代以來,「humanities」主要包括哲學、史學、語言文學、藝術等等,《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將它翻譯為「人文學科」,這是比較準確的。人文學科之外的社會科學也好,自然科學也好,則都屬於科學,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是比較接近於自然科學而區別於人文學科的。那麼,humanities與science,即人文學科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到底有些什麼區別呢?我想,這種區別主要有三:
第一,旨趣不同。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於對象的儘可能普遍的知識,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是什麼」、「怎麼樣」以及「為什麼」等問題。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於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並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可以說,科學是一種純粹的知識體系,一切科學都是一種「物學」;而人文學科則是建立在一定知識基礎上的價值體系,一切人文學科都是一種「人學」。比如說,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研究人,但它們只是把人當做一種既成的事實性存在即當做一種「物」來研究,致力於發現支配人這種事實性存在的種種規律,因而它們對人的研究與對別的存在物的研究並沒有本質的不同。與此不同,人文學科不是把人當成一種既成的事實性存在而是把人當作人即當作一種始終未完成的存在物來研究。可以說,科學研究和人文學科的研究都是要探尋某種東西,其中,科學研究所要探尋的是事實,如電子、人的生理特點或心理活動規律等等,它所要探尋的東西本身是確定可尋的,而一旦探尋到了這種東西,一項具體的實證科學研究即告完成;人文學科的情況則很不相同,它所要探尋的東西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找不到的,或者說,先前的探尋者總是以為他們找到了而後來的探尋者卻認為他們並未完全找到。但是,這絲毫也無損於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人文學科的重要性也不在於它探尋的結果而在於探尋的過程。這是因為,人文學科所要探尋的東西是人的生存意義或人的價值,而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並不是現成地擺在什麼地方等待我們去發現,而是在人文學科的探尋過程中不斷地被開掘出來、不斷地生成著。正是通過對於人的生存意義、人的價值的永無止境的開掘和追問,人文學科不斷地從新的方面、新的高度展示出人不同於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終未完成狀態。
當然,人文學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種事實性存在的性質和規律,但它決不滿足於、決不止於發現對象的性質和規律,而總是要進一步追問如此這般的對象、對象如此這般的性質和規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有何意義。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對於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區別,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凱爾特曾作過說明。李凱爾特曾分析過文化科學(大體上相當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他認為,因為要發現一般規律,所以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時總是致力於「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說,它總是致力於把個別事實歸結為某種規律的作用和表現,並把特殊規律提升為一般規律,從而抽象出越來越普遍的規律。因此,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人,人必然被抽象為無差等的「類」。與此不同,文化學科在研究對象時則總是致力於「具體化」或「個別化」,它強調和珍視各種個別的東西、富有個性特色的東西、獨特的東西的價值,並藉此來開掘人的生存的豐富意義。文學、史學、哲學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們都是只有在表達了一種獨特的價值時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
李凱爾特的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實,不僅自然科學的致思方向是「抽象化」或「普遍化」,而且社會科學的致思方向也是如此。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等社會科學學科都旨在發現支配某一社會生活領域的儘可能普遍的規律,併力圖用這種普遍規律去解釋個別的社會事件。在19世紀後期這些學科剛剛獨立的時候,為了獲得成為「科學」的入門券,這些學科甚至還不得不服從自然科學的「科學」標準,並大量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20世紀以後,特別是當代以來,各門社會科學逐漸形成了與自己的獨特研究對象相適應的研究方法,但在致力於探索和發現支配本學科研究對象的普遍規律、獲取關於本學科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的普遍知識這一點上,卻沒有任何變化。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變化,那就是它們由於有了合用的、更有效的方法而比以往做得更好。總之,「抽象化」或「普遍化」與「具體化」或「個別化」,是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致思方向上的重要區別。
英國著名科學家和作家斯諾在他的名著《兩種文化》一書中分析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對立和區別時,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科學文化的進步是誰都不會懷疑的,但人文文化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比如說,我們很難說我們今天比莎士比亞時代的人能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亞。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人文學科在其歷史發展中是不是在不斷地進步著呢?顯然,這個問題是由人文學科獨特的致思方向引起的。我認為,就歷史上人文學科領域中的每一重要理論或思想都表達了一種獨特的價值觀念、價值理想而言,它們在人類思想史上都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永遠不會過時;但就各門人文學科研究在不斷地從新的方面、新的高度開掘出人的生存意義、探尋到人的價值而言,各門人文學科又都在不斷地實現著歷史性的進步。
第三,思維方式不同。各門科學都以探尋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於對象的知識為己任,這樣一種旨趣決定了一切科學的思維方式都必然是實證的。比如說,你要探索金屬的導電性,要揭示水的沸點或冰點,要弄清商品流通和交換的規律等等,你就必須進行實證的研究,並用實驗或實證材料來說服人們相信你的研究結論。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旨趣在於表達一定的價值觀念或價值理想,因而它的思維方式不可能是實證的,其中,尤其是哲學的思維方式是非實證的。人文學科中那些體現出某種人文精神的命題,往往看起來是一些事實命題(作為對事實的描述,事實命題的典型特點是可以用「A是P」的句式來表達),而實際上卻是一些價值命題(作為對某種價值觀念或價值理想的表達,價值命題的典型特點是可以用「A應該是P」的句式來表達)。例如,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丹納的「藝術是一種既高雅而又通俗的東西」等等命題,都莫不如此。這些價值命題既不能從事實命題中推導出來,也不可能用經驗來予以驗證,它們都是非實證的。
當然,我們說一切科學的思維方式都是實證的,並不是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實證性或可證實度都是一樣的。自然科學的命題都是價值中立的事實命題,它們原則上都是可實證的;與此不同,雖然社會科學的命題也是事實命題,但由於這些命題所意指的社會事物往往與研究者之間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利益關涉,因而這些命題在多數情況下並不完全是價值中立的,其實證性實際上比自然科學命題要低得多。不過,社會科學家們常常傾向於為他們所提出的社會科學命題的價值中立性作辯護,因為價值負荷的存在畢竟會損害社會科學命題的科學性,它們本身是社會科學命題不完善的表現。按照其總的旨趣和致思方向,社會科學命題必然會不斷地趨向於價值中立,不斷地提高其實證性或可證實度。
同樣,我們說人文學科的思維方式是非實證的,也並不意味著各門人文學科的思維方式都是一樣的。雖然各門人文學科的根本旨趣是相同的,都是要揭示人的生存意義、探索人的價值及其實現途徑,但它們的思維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文學和藝術是表達性或「顯示」性的,語言學和歷史學是理解性的,而哲學則是反思性的。
總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是很不相同的東西,將它們籠而統之地稱為人文社會科學、甚至將人文學科完全併入社會科學是很不恰當的。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