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硯在2009年6月16日光明日報學術版著文《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分野》認為，人文並不屬於科學，而「社會科學是比較接近於自然科學而區別於人文學科的。」汪文揭示了一定道理，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僅存在著學科意義上的區別，更呈現出實質內容上的統一：問題領域都屬社會關係；設置目標都為規範或引領社會關係
；檢驗尺度都是實踐。限於篇幅，筆者試從宏觀上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予以論述。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都是從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出發的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分列不同學科，在具體研究對象上存在區別，但都針對了社會關係，並受制於人與自然界關係的兩個基本規定：其一，人類大腦的意識能力運用成果不斷積累的方式使自身與自然界關係呈現持續發展狀態；其二，人類生命的物質性決定了自身只存在於自然界「許可」範圍。前者表明雙方同屬於對規律性探討，後者表明其研究具有相對性。
馬克思說：「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於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1卷第45頁）「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他的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手段。」（同上，第46頁）就此而言,人類生命活動歸結為物種延續的需要，所有科學都是為了解決生命存在和發展問題，屬於廣義自然科學；在此項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是以社會為對象和以其他物質為對象的不同；而在廣義社會科學項下，所謂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屬於理念層次與操作層次的不同。
中華傳統文化存在類似觀點。人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傳》中賁卦的彖辭：「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孔潁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頁）宋代程頤《伊川易傳》對此解釋是：「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梁韋弦：《〈程氏易傳〉導讀》，齊魯書社2003年版，第153-154頁）不僅把天文、人文相提並論，而且認為人文「化成天下」形成「人理之倫序」，體現了人文理念與社會秩序的結合。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共同構成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
馬克思從人的本性及其歷史演變角度提出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問題：「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頁注釋[63]）「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版，第1卷第172頁）人類本性被看作與自身需要關聯，即人類是在受制於自然界前提下通過不斷改變自然界滿足自身需要的：一是通過自然科學所推動的生產活動滿足物質性需要；一是通過社會科學所建構的社會關係滿足精神性需要。其中，人文科學是人類對與自然界關係的基本認識，也是對自己一般本性的反思；哲學是其邏輯形式，文學是形象表達，歷史則是客觀載體。
人文科學以整體社會關係為對象，涉及人類一般利益，所依據的事實處於不斷發展狀態，很難從具體層面去全面認識；由於整體社會關係既不屬於又包容了任何具體社會關係，致使該研究對象兼具抽象性與客觀性。就規律屬於必然性而言，人文科學的認識對象處於無限展開過程，由此決定了它所揭示的規律在內容上具有確定性，而在形式上具有不確定性――這種狀態意味著人文科學層面的規律只能從趨勢或方向上予以判斷。汪文之所以把其對象即人當作始終未完成的存在物來研究，斷言「所要探尋的東西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找不到的」，顯然針對這一狀態而言。而相比之下，社會科學提供的是戰略選擇，針對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發展條件，涉及到具體人類的特定利益，所做規律性判斷往往能對相似條件的主體發揮作用；但是，從根本上說，歷史的不可重複性決定了社會科學所總結的規律並非自然科學意義的規律。
人文科學從人與自然界關係出發把握整體社會關係的規定性，形成了基本價值判斷：一是面對自然界壓力導致的對自由的追求，形成個人全面發展目標；二是整合個體力量推動的對平等的需要，形成整體利益優先原則。而無論前者和後者，都呈現為在主體範圍及實現程度上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由於人類生命持續更新換代，該過程具有無限性質。這表明，人文科學對價值問題的研究，既要推出一般結論，更要推出當下結論；當下結論作為理念將主導社會科學的建構，對人類實踐發揮決定性作用。所謂社會發展規律，就是體現了必然性的人類發展道路，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共同追求的目標。
馬克思主義應該被看作是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統一。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社會規律強調了「每個人自由發展」的目標，這一人文理念轉變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其現代形態。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共同存在、相互補充、相互推動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對象都是人類。人文科學著眼於一般人類，社會科學著眼於特定人類；但要真正把握特定人類，只宜從整體中認識。雙方功能都是提升人類生命質量。人文科學立足於對精神世界的認識，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直接影響到社會科學的選擇；而社會科學立足於對物質活動的認識，把人文理念運用於實踐過程，檢驗其合理性與科學性，幫助其不斷修正和完善。雙方互補互動，助推人類生命活動。
人類文明史陶冶而成的人文意識，是在無數經驗教訓中逐步形成的。文明時代不僅是個人意識的覺醒，同時也是整體意識超越了血親關係範圍的一種提升。人文意識是人類在文明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識，是對自發個體意識的超越；其基本規定性是個人在爭取自身利益時要自覺維護整體利益，形成有利於整體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人類向優化自身生命存在目標發展，將經歷從量變到質變、從部分到整體的過程；而在每一時空條件下，人們都會遇到特定物質和精神條件，需要選擇不同原則，構成不同運行方式；每一選擇都具有暫時性，但其總體將呈現出規律性。
在上述進程中，人文科學具有統領和總攝作用：一方面，它用其基本價值影響人們在各種具體決策時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另一方面，它所體現的精神籠罩在人類所有生命活動的上空，對其發揮著靈動的隨機作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要想行之有效，都只能從中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或形式或內容吸收資源，形成針對性的解釋體系；它衍生出相應的社會科學理論，在具備條件的時候形成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倫理標準，其實踐的勝負成敗，反過來要求反思其意識形態的人文價值品位。而由此所實現的意識形態超越，是指從其所追求的特定主體發掘人類主體、特定利益發掘一般利益，即對其利益主體、利益形態的某種揚棄。
汪文從西方學界成果出發，強調了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分野，雖不無認識意義，但只是強調了問題的次要方面。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