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國名中的「Netherland」，原意為「低洼之國」，這是因為其國土面積的一半都在海拔低於1米的位置，約1/3的國土面積甚至低於海平面，約有20%的地區是圍海造田而成的。可以說這樣一個地方天生就遭有潛在的海洪威脅。由於氣候變化加劇，海平面的上升給荷蘭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如果海平面再上升一米，至少一半的荷蘭土地將被淹沒。
早在1953年，荷蘭遭受了歷史記錄以來最大的海洪災害後，荷蘭人便已經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險境」，並就預防洪澇災害採取了各項舉措。
荷蘭的主要河流包括萊茵河（Rhine）、默茲河（Meuse）和埃姆斯河（Eems）等，其中，萊茵河是荷蘭最長的河流，全長764英裡。在荷蘭，萊茵河經過多個城市，包括阿納姆、奈梅亨、烏得勒支和鹿特丹。
中國也是一個飽受洪災困擾的地方。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河從發源開始歷經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最後入海，每一寸都在境內，每個地方需要的防洪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今年7月以來，洪澇已經影響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慶、貴州等24省（區、市）居民的生活。
洪水，是一個隨著氣候與水文環境變化而近乎年年到訪的「常規化災難」，這意味著人們對付它的工具和管理也應當常規化。為了做到這一點，「低洼之國」荷蘭想盡了各種辦法，巧手化解「猛獸洪水」。
罕見洪災後痛定思痛
1953年1月31日，本應是平靜的星期六，一場風速達到10級的風暴卻在晚上從英格蘭北上經由北海並襲擊了荷蘭海岸。在荷蘭西南部的重要港口荷蘭角(hook of holland)，水位達到了比北海的平均海平面高出3.85米的高度，而這片地方是荷蘭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
圖/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公共領域協議
在荷蘭南部的澤蘭省（Zeeland），當晚10點風暴達到最大風力，2月1日清晨，澤蘭省的最高水位在北海平均海平面3.24米之上。彼時，許多堤壩因無法承受這樣的水位而被衝破，隨後荷蘭南部的澤蘭、北布拉邦省(Noord-Brabant)等地有150多個地方出現倒塌。
強烈的西北風和大潮相結合致使荷蘭有記錄以來最大的春季洪水爆發，海水淹沒了平均海平面以上5.6米的大部分陸地。面對洶湧而來的風暴潮，荷蘭的大部分海防部隊都不堪重負，造成大面積洪水。
圖/Rens Jacob/Beeldbank V&W Rijkswaterstaat授權使用
2月1日下午，第二次風暴潮來襲，產生的影響更加惡劣，造成1836人死亡，超過72000人被疏散；47000頭牛和140000隻家禽被淹死，超過15萬公頃的土地被淹沒，基礎設施和農田遭到了嚴重破壞。這場自然災害摧毀了4300所房屋和其他建築物，另有4.3萬座房屋受損，損失總額為15億荷蘭盾（相當於今天54億歐元）。
這場風暴造成了巨大災難。風暴發生後，隸屬於荷蘭基礎設施及水管理部的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Rijkswaterstaat）主持成立了堤防修復協調機構，不僅調用了數千名工人和4000多名士兵，還接受了來自其他國家的一些人力、捐款、貨物的捐助。一直到當年11月，所有的修復工程才正式結束。
這場風暴潮之所以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事件，部分原因在於極端的水位和持續了24個多小時的風暴。但為什麼產生了這麼惡劣的影響？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當時總結，其中一個原因是堤壩的狀況很差，荷蘭西南部的許多堤壩高度過低，抗洪能力差。災難發生前的幾年裡，水利委員會對堤壩幾乎沒有進行過維護，對堤壩建設的投資也少之又少。尤其在二戰結束的戰後重建中，荷蘭政府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重視起來。
然而，1953年的災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警醒了荷蘭人防洪的重要性。1959年，《三角洲法》頒布，主要的防洪屏障採用了更嚴格的安全標準，三角洲工程正式啟動。根據三角洲工程官網的介紹，由於三角洲工程的各組成部分無法同時完工，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為此確定了「從小到大、從易到繁」的順序。
圖/Classical geographer CC BY-SA 1.0協議
自此，荷蘭的「防洪持久戰」正式打響。
防洪原則是尊重自然
此後荷蘭開始從上到下打造這一「超級工程」。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負責制定國家防洪政策，與對主要河流、邊界河流和國際河流的水利設施進行建設與管理，對省政府進行監督並指導水管會的工作；地方上，省政府水利局負責區域和地方水資源戰略規劃和執行規劃、制定本省的水管理計劃、負責組建水利管理委員會（Water board）。
其中，就內河治理而言，荷蘭的整體地勢讓這個國家在防洪防澇上天然就會遭受很多的阻力。「阿姆斯特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歷史上它就有這麼多條運河，這與荷蘭的地理特徵本身就有很大的關係。」 鹿特丹KCAP事務所城市設計師、明日工坊發起人之一林佳彪告訴荷蘭在線。
圖/Fabienkhan CC BY-SA 2.5協議
荷蘭在線了解到，得益於歷史防洪的底子，荷蘭的靠海地區已經預留了很多河道，內河區域則設置了過濾體系，這個過濾體系是一個全系統的工程，排水是層層遞進的，洪澇來襲時，通過各種溝渠，將一部分體量有序排至人工河流，再由人工河流定量排至內河的湖泊，多餘的水就通過泵站排到堤壩頂，而堤壩頂上的排水通道是一種被稱為「運河籬笆」的環狀設計，它將水帶到更下遊的內河系統，一層層疏解水量後，最終有序地將大水排入海中。此外，農田除澇也是荷蘭防洪的重要方法之一，荷蘭利用計算機控制系統，可以實時利用泵站把農田積水迅速排到運河，最後送入海中。
治理一條河道，荷蘭人會審查幾個點，比如設計師會對整條河道進行審查，根據容易受淹的程度來判斷並標記一些重要的位置點，包括河道的轉彎處、接口處或者是河道變窄的地方。
與中國三大河從上遊經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到入海口相比，歐洲的大河河流流經荷蘭時，已經處於多平原狀態，這樣就有足夠的空間去實踐理念更為新穎的防洪方案。
圖/unsplash圖庫授權使用
比如，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下遊洪水泛濫問題日益加劇，荷蘭提出了國家計劃「還地於河」，旨在加深加寬內陸容易泛濫的平原。落實到具體層面，荷蘭中部海爾德蘭省（Gelderland）的奈梅亨市（Nijmegen）開展了「還地於瓦爾河」（Room for the River Waal）的行動，該市沒有採用慣常的做法加強堤壩的高度和強度，而是將部分堤防移至河道後方，使受淹面積變得更大，而在這片新規劃的平原上，挖出一段新的運河給瓦爾河作為可以泛濫的空間。
城市不是以「正面剛」的形式應對可能的下遊洪水，而是考慮河流的動態變化情況，這樣，即使「最糟的情況」出現也不至於擔心堤防強度不夠進而威脅到城市本身。除此之外，這條運河還重新連接起了兩個互相靠近的鳥類自然保護區。奈梅亨因其水景管理和城市景觀計劃的融合，獲得世界海濱中心（The Waterfront Center）頒發的2011年海濱卓越獎（Excellence on the Waterfront Honor Award 2011）。
圖/Jan van Goyen 公共領域協議
與城市管理相結合，建立「洪水意識」
在人們足夠了解天氣的情況下，相比於地震、熱浪這類相對不可測的災難，洪水已經漸漸納入常規災難的管理，也正因為其日趨「常規化」，反而會讓更多人掉以輕心，所以人們「洪水意識」的常態化也成了重要的目標。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的官網指出，在荷蘭，防洪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因此，部門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提高公眾對荷蘭洪水風險的認識。
「韌性工程」的概念隨之進入防洪管理中，即與整個城市系統相融合，關注水治理項目本身的安全性和靈活性。安全性顧名思義，靈活性則是指當不同的衝擊到來時它可以靈活面對不同衝擊的對抗，而不僅僅是機械地蓄洪和洩洪。
圖/Amsterdam Toerisme & Congres Bureau
「傳統的概念是披上盔甲，有人打你一下，盔甲可以讓它打不進來，但如果攻擊夠重你的盔甲不見得能防護；韌性則是給自己安裝一種防護，他打你一下，你可能還是會受到影響，但不管打得多重，影響都會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林佳彪解釋道。
荷蘭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案例，其中一個就在鹿特丹。鹿特丹博物館公園的地下停車場是目前在荷蘭境內最大的蓄水設施之一。位於停車場下層的雨水儲存庫最多時可以儲1萬噸水，若有大雨「光顧」這座城市，半個小時內就能將雨水引入儲存庫。隨後水泵開始抽水輸送到下水系統，雨停後10個小時就能全部被水泵抽乾，並最終送入汙水廠進行處理。
如此這般，人們防洪意識的建立就無需單靠一個個洪災案例，當他們看到這些本身就容納了防洪理念的元素時，腦子裡的「防洪鐘」就會響起。
圖/K. Siereveld 公共領域協議
另一方面，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不斷向外擴張，靠河、靠海的城市發展得更快，也更容易向水系靠近，使得溼地逐漸耕地化、水岸逐漸硬化。海洪災害來襲時，這些自然生態系統難以再承擔足夠的緩衝作用。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如何科學地向水系靠攏？
對此，林佳彪在接受荷蘭在線採訪時表示，城市擴張之際，就需要從規劃到設計到管理，將「水元素」考慮進去，制定一整套的方案去解決可能存在的問題。在做這些考量的時候，並不再是簡單將河岸硬化，框定起來，算好排洪面積就結束了。而是要比如預先要把河道及河道可能動態變化的空間預留出來，結合城市已有的排水系統，合理利用基礎設施，城市才能更好地「向水發展」。
與水共榮的荷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人與自然交互的治水智慧。荷蘭人的還地於河項目、空間規劃與城市發展、洪水預測與預警、巨額水利支出等等，體現的不僅是高精尖水利工程在治水體系中各環節的高效配合，更是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文的關懷。在這一先進治水理念的指導下，荷蘭人有效應對了洪澇問題，為面臨相似處境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借鑑和參考。
荷蘭國名中的「Netherland」，原意為「低洼之國」，這是因為其國土面積的一半都在海拔低於1米的位置，約1/3的國土面積甚至低於海平面，約有20%的地區是圍海造田而成的。可以說這樣一個地方天生就遭有潛在的海洪威脅。由於氣候變化加劇，海平面的上升給荷蘭帶來了極大的威脅。如果海平面再上升一米，至少一半的荷蘭土地將被淹沒。
早在1953年，荷蘭遭受了歷史記錄以來最大的海洪災害後，荷蘭人便已經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險境」，並就預防洪澇災害採取了各項舉措。
荷蘭的主要河流包括萊茵河（Rhine）、默茲河（Meuse）和埃姆斯河（Eems）等，其中，萊茵河是荷蘭最長的河流，全長764英裡。在荷蘭，萊茵河經過多個城市，包括阿納姆、奈梅亨、烏得勒支和鹿特丹。
中國也是一個飽受洪災困擾的地方。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河從發源開始歷經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最後入海，每一寸都在境內，每個地方需要的防洪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今年7月以來，洪澇已經影響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重慶、貴州等24省（區、市）居民的生活。
洪水，是一個隨著氣候與水文環境變化而近乎年年到訪的「常規化災難」，這意味著人們對付它的工具和管理也應當常規化。為了做到這一點，「低洼之國」荷蘭想盡了各種辦法，巧手化解「猛獸洪水」。
罕見洪災後痛定思痛
1953年1月31日，本應是平靜的星期六，一場風速達到10級的風暴卻在晚上從英格蘭北上經由北海並襲擊了荷蘭海岸。在荷蘭西南部的重要港口荷蘭角(hook of holland)，水位達到了比北海的平均海平面高出3.85米的高度，而這片地方是荷蘭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
圖/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公共領域協議
在荷蘭南部的澤蘭省（Zeeland），當晚10點風暴達到最大風力，2月1日清晨，澤蘭省的最高水位在北海平均海平面3.24米之上。彼時，許多堤壩因無法承受這樣的水位而被衝破，隨後荷蘭南部的澤蘭、北布拉邦省(Noord-Brabant)等地有150多個地方出現倒塌。
強烈的西北風和大潮相結合致使荷蘭有記錄以來最大的春季洪水爆發，海水淹沒了平均海平面以上5.6米的大部分陸地。面對洶湧而來的風暴潮，荷蘭的大部分海防部隊都不堪重負，造成大面積洪水。
圖/Rens Jacob/Beeldbank V&W Rijkswaterstaat授權使用
2月1日下午，第二次風暴潮來襲，產生的影響更加惡劣，造成1836人死亡，超過72000人被疏散；47000頭牛和140000隻家禽被淹死，超過15萬公頃的土地被淹沒，基礎設施和農田遭到了嚴重破壞。這場自然災害摧毀了4300所房屋和其他建築物，另有4.3萬座房屋受損，損失總額為15億荷蘭盾（相當於今天54億歐元）。
這場風暴造成了巨大災難。風暴發生後，隸屬於荷蘭基礎設施及水管理部的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Rijkswaterstaat）主持成立了堤防修復協調機構，不僅調用了數千名工人和4000多名士兵，還接受了來自其他國家的一些人力、捐款、貨物的捐助。一直到當年11月，所有的修復工程才正式結束。
這場風暴潮之所以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事件，部分原因在於極端的水位和持續了24個多小時的風暴。但為什麼產生了這麼惡劣的影響？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當時總結，其中一個原因是堤壩的狀況很差，荷蘭西南部的許多堤壩高度過低，抗洪能力差。災難發生前的幾年裡，水利委員會對堤壩幾乎沒有進行過維護，對堤壩建設的投資也少之又少。尤其在二戰結束的戰後重建中，荷蘭政府對這一問題並沒有重視起來。
然而，1953年的災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警醒了荷蘭人防洪的重要性。1959年，《三角洲法》頒布，主要的防洪屏障採用了更嚴格的安全標準，三角洲工程正式啟動。根據三角洲工程官網的介紹，由於三角洲工程的各組成部分無法同時完工，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為此確定了「從小到大、從易到繁」的順序。
圖/Classical geographer CC BY-SA 1.0協議
自此，荷蘭的「防洪持久戰」正式打響。
防洪原則是尊重自然
此後荷蘭開始從上到下打造這一「超級工程」。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負責制定國家防洪政策，與對主要河流、邊界河流和國際河流的水利設施進行建設與管理，對省政府進行監督並指導水管會的工作；地方上，省政府水利局負責區域和地方水資源戰略規劃和執行規劃、制定本省的水管理計劃、負責組建水利管理委員會（Water board）。
其中，就內河治理而言，荷蘭的整體地勢讓這個國家在防洪防澇上天然就會遭受很多的阻力。「阿姆斯特丹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歷史上它就有這麼多條運河，這與荷蘭的地理特徵本身就有很大的關係。」 鹿特丹KCAP事務所城市設計師、明日工坊發起人之一林佳彪告訴荷蘭在線。
圖/Fabienkhan CC BY-SA 2.5協議
荷蘭在線了解到，得益於歷史防洪的底子，荷蘭的靠海地區已經預留了很多河道，內河區域則設置了過濾體系，這個過濾體系是一個全系統的工程，排水是層層遞進的，洪澇來襲時，通過各種溝渠，將一部分體量有序排至人工河流，再由人工河流定量排至內河的湖泊，多餘的水就通過泵站排到堤壩頂，而堤壩頂上的排水通道是一種被稱為「運河籬笆」的環狀設計，它將水帶到更下遊的內河系統，一層層疏解水量後，最終有序地將大水排入海中。此外，農田除澇也是荷蘭防洪的重要方法之一，荷蘭利用計算機控制系統，可以實時利用泵站把農田積水迅速排到運河，最後送入海中。
治理一條河道，荷蘭人會審查幾個點，比如設計師會對整條河道進行審查，根據容易受淹的程度來判斷並標記一些重要的位置點，包括河道的轉彎處、接口處或者是河道變窄的地方。
與中國三大河從上遊經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到入海口相比，歐洲的大河河流流經荷蘭時，已經處於多平原狀態，這樣就有足夠的空間去實踐理念更為新穎的防洪方案。
圖/unsplash圖庫授權使用
比如，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下遊洪水泛濫問題日益加劇，荷蘭提出了國家計劃「還地於河」，旨在加深加寬內陸容易泛濫的平原。落實到具體層面，荷蘭中部海爾德蘭省（Gelderland）的奈梅亨市（Nijmegen）開展了「還地於瓦爾河」（Room for the River Waal）的行動，該市沒有採用慣常的做法加強堤壩的高度和強度，而是將部分堤防移至河道後方，使受淹面積變得更大，而在這片新規劃的平原上，挖出一段新的運河給瓦爾河作為可以泛濫的空間。
城市不是以「正面剛」的形式應對可能的下遊洪水，而是考慮河流的動態變化情況，這樣，即使「最糟的情況」出現也不至於擔心堤防強度不夠進而威脅到城市本身。除此之外，這條運河還重新連接起了兩個互相靠近的鳥類自然保護區。奈梅亨因其水景管理和城市景觀計劃的融合，獲得世界海濱中心（The Waterfront Center）頒發的2011年海濱卓越獎（Excellence on the Waterfront Honor Award 2011）。
圖/Jan van Goyen 公共領域協議
與城市管理相結合，建立「洪水意識」
在人們足夠了解天氣的情況下，相比於地震、熱浪這類相對不可測的災難，洪水已經漸漸納入常規災難的管理，也正因為其日趨「常規化」，反而會讓更多人掉以輕心，所以人們「洪水意識」的常態化也成了重要的目標。荷蘭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理總司的官網指出，在荷蘭，防洪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因此，部門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提高公眾對荷蘭洪水風險的認識。
「韌性工程」的概念隨之進入防洪管理中，即與整個城市系統相融合，關注水治理項目本身的安全性和靈活性。安全性顧名思義，靈活性則是指當不同的衝擊到來時它可以靈活面對不同衝擊的對抗，而不僅僅是機械地蓄洪和洩洪。
圖/Amsterdam Toerisme & Congres Bureau
「傳統的概念是披上盔甲，有人打你一下，盔甲可以讓它打不進來，但如果攻擊夠重你的盔甲不見得能防護；韌性則是給自己安裝一種防護，他打你一下，你可能還是會受到影響，但不管打得多重，影響都會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林佳彪解釋道。
荷蘭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案例，其中一個就在鹿特丹。鹿特丹博物館公園的地下停車場是目前在荷蘭境內最大的蓄水設施之一。位於停車場下層的雨水儲存庫最多時可以儲1萬噸水，若有大雨「光顧」這座城市，半個小時內就能將雨水引入儲存庫。隨後水泵開始抽水輸送到下水系統，雨停後10個小時就能全部被水泵抽乾，並最終送入汙水廠進行處理。
如此這般，人們防洪意識的建立就無需單靠一個個洪災案例，當他們看到這些本身就容納了防洪理念的元素時，腦子裡的「防洪鐘」就會響起。
圖/K. Siereveld 公共領域協議
另一方面，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不斷向外擴張，靠河、靠海的城市發展得更快，也更容易向水系靠近，使得溼地逐漸耕地化、水岸逐漸硬化。海洪災害來襲時，這些自然生態系統難以再承擔足夠的緩衝作用。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如何科學地向水系靠攏？
對此，林佳彪在接受荷蘭在線採訪時表示，城市擴張之際，就需要從規劃到設計到管理，將「水元素」考慮進去，制定一整套的方案去解決可能存在的問題。在做這些考量的時候，並不再是簡單將河岸硬化，框定起來，算好排洪面積就結束了。而是要比如預先要把河道及河道可能動態變化的空間預留出來，結合城市已有的排水系統，合理利用基礎設施，城市才能更好地「向水發展」。
與水共榮的荷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人與自然交互的治水智慧。荷蘭人的還地於河項目、空間規劃與城市發展、洪水預測與預警、巨額水利支出等等，體現的不僅是高精尖水利工程在治水體系中各環節的高效配合，更是對生命的敬畏，對人文的關懷。在這一先進治水理念的指導下，荷蘭人有效應對了洪澇問題，為面臨相似處境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借鑑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