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鵬:兩極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難題」研究

【摘要】

本項研究認為，戰略迷思與同盟類型構成了砝碼國家自抬身價的主客觀原因。在洲級大國時代，雖然區域盟友對於改變超級大國之間權力對比的邊際效用明顯式微。但沿用過時的地緣政治話語及思維仍可能導致同盟主導國在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技術核心區」、「生產核心區」和「資源核心區」分別陷入到「心臟地帶推論」、「多米諾推論」與「黃金之國推論」的戰略迷思。同時，通過對兩極格局下同盟類型與同盟管控的研究發現，在「威脅一致型」與「權威支配型」同盟中，主導大國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和對盟友的約束力。而在「安全互補型」同盟中，則多發主導大國逐步放棄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戰略目標」而被弱小盟友的「區域戰略目標」綁架和削弱，以至於在不知不覺而又半推半就中甘願淪為其實現「區域戰略目標」的工具。通過細化同盟類型並構建微觀理論分析框架，不僅能夠幫助中國在崛起進程中通過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進行同盟分化，還能夠幫助其避免戰略冒進而導致對手同盟關係從行動力較弱的「安全互補型」同盟轉化為事與願違的、行動力較強的「威脅一致型」同盟。

一、問題的提出

縱觀同盟關係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一類有趣的現象，當體系中存在兩個主導大國且它們之間處於勢均力敵的戰略僵持背景下，構建同盟則成為「兩極」各方增加對外戰略主動性與在各自勢力範圍內護持霸權最有效的路徑。但問題在於，主導大國藉以增強戰略主動性的同盟，可能因其懼怕被拋棄與背叛而面臨如下困境：一方面，大國積極構建同盟的目的在於增加對外戰略主動性；另一方面，為了彰顯同盟內部利益一致性而逐漸喪失對內戰略主導權。

本文研究的問題是，如果說同盟間爆發的體系戰爭多由任性妄動的弱小盟友所引發，那麼何種類型的同盟主導國更容易受其擺布而逐步喪失掌控能力？為什麼自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降的同盟政治中經常會出現主導大國逐步放棄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戰略目標」而被弱小盟友的「區域戰略目標」綁架和削弱，並在不知不覺而又半推半就中甘願淪為其實現「區域戰略目標」的工具，即便這種「區域戰略目標」與「整體戰略目標」走向出現了明顯背離？探尋「砝碼國家自抬身價」這種現象發生的政治條件是本項研究的根本目標。

當前同盟理論認為，同盟內部主導大國與追隨小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位差，使其成員之間呈現出非對稱相互依賴關係。相比於主導大國的戰略韌性與承傷能力，小國往往更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同盟主導國具有充分的自主性來根據自身的利益計算進行戰略規劃。戰略設計可以更多地著眼於主要對手，而非為了滿足盟友的漫天要價。尤其是二戰結束後，國際體系從歐洲「中等強國」為中心的狹小舞臺向全球「超級大國」為中心的寬廣舞臺演變趨勢加速推進。超級大國與其盟友之間懸殊的實力差距使得後者任何退出或重新站隊的威脅都變得無足輕重。「寡頭壟斷」市場模型更能夠解釋並防止大國被弱小盟友拖入不必要的同盟戰爭。  

這種以權力「結構性」為關注重點的同盟理論傾向認為，在等級性同盟內部，當某項區域子戰略與整體戰略出現矛盾時，主導大國將運用權力優勢迫使盟友對自身區域戰略進行調整，以實現次要戰略利益服從與整體戰略利益的理想要求。這將有效降低地區性衝突越軌升級為體系戰爭的風險。這種觀點得到了克里斯多福·格爾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倫·斯奈德（Glenn Sny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證實。他們的研究結論表明，在國際戰爭爆發前的外交斡旋中，與爭端雙方具有同等親密關係的強國成功斡旋率只有31%，而與爭端一方有同盟關係，而與另一方沒有同盟關係的強國成功斡旋率則高達81%。該理論認為，同盟主導國成功斡旋衝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同盟內部的非對稱相互依賴使得主導大國可以迫使己方小國接受其方案；另一方面在於同盟關係對未結盟方起到了威懾作用。

本文關注的重點是既然大國謀求外交斡旋，就意味著戰爭方案不符合主導國的利益。那麼為什麼仍然存在19%的大國不僅沒能約束弱小盟友，反而被弱小盟友拖入到力圖避免的大國衝突之中的反常問題。通過對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至1991冷戰結束以來主要四種同盟類型（參見表1）佔比統計發現，外交斡旋失敗的案例構成了這一階段「安全互補型」同盟的一個真子集，即在主導大國外交斡旋失敗的19%案例中，其同盟關係類型均屬於佔比24%的「安全互補型」同盟。這一高度正相關為本項研究分析同盟類型與同盟效力的二元關係提供了突破口。 

此外，傳統的同盟關係理論將重點放在權力「結構性」問題上。但結構性權力位差普遍存在於所有同盟之中。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結構性」同盟內部大國無法約束小國的特定現象。本文認為，這種「騎士與馬」的同盟關係更適用於「威脅一致型」和「權威強制型」兩類同盟，卻並不適用於同樣存在權力位差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威脅一致型」同盟假定區域盟友與主導大國對共有威脅的認知高度一致。「權威強制型」同盟則假定主導國能夠將權力相對優勢充分轉化為對盟友的控制和影響，並依靠強制權力迫使區域盟友參與並服從其全球戰略。上述兩類同盟確實能夠保證主導國對盟友享有充分靈活的自主權。

但是問題在於，當今同盟政治實踐中並非僅存在著「威脅一致型」和「權威強制型」——隨著1989年東歐劇變，「權威強制型」同盟關係隨著權力政治邏輯的式微正在變成同盟理論中的「瀕危物種」——兩種同盟。還明顯存在著並無共同威脅、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利益互補型」同盟。在這種安全互補的同盟類型中，主導大國吸納地區盟友構建同盟的目標常常是服務於「全球戰略」，但地區盟友參與同盟的動機卻並非擔心或制衡另一個超級大國，而是希望獲得本方主導大國的支持，進而謀求本地區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優勢。

與前兩種「等級制」同盟關係不同，「安全互補型」同盟內部關係更具「平面化」與「靈活性」特徵。由於缺乏共同的安全威脅，享有結盟自主權的地區大國往往有機會借兩大同盟競相拉攏之機待價而沽。「砝碼」國家自由站隊給同盟主導大國帶來的難題就是，不僅難以通過強制性權力迫使盟友甘願壓抑自身的局部利益訴求而服從同盟整體戰略安排，甚至為了防止其退出或轉換到對方陣營，而不得不對其與整體戰略目標相悖的區域戰略目標加以支持。

「科林斯難題」是「安全互補型」同盟中長期反覆出現的地緣政治現象，同時也是本項研究構建理論的興趣起點。具體來講，「科林斯難題」是指在「安全互補型」同盟國家間，處於弱勢的地區盟友（天平「砝碼」角色）以向對手同盟轉換或退出同盟為要挾，藉以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導國（天平「託盤」角色）眼中的地緣政治價值。迫使同盟主導國在綏靖、賄賂、安撫、爭奪、討好與無條件承諾盟友的競賽中競相哄抬報價，以至於逐漸放棄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戰略目標，轉而服務於地區盟友的次要戰略目標。其最大特徵就是主導國最初遲疑的、戰術性的權宜之計最終卻在不知不覺而又半推半就中演變為堅定的、戰略性的命運抉擇。

經驗與常識告訴我們，兩極格局下體系大國積極構建同盟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對外戰略主動權。但「科林斯難題」的出現卻導致體系大國陷入到為了維繫同盟而逐漸喪失了戰略主動權的悖論之中。它是「安全互補型」同盟政治中主導大國面臨的現實難題。戰略手段通過何種方式逐步凌駕於目標之上並導致大國放棄了既定戰略是本項研究試圖解答的同盟政治迷思。本文從地緣戰略心理學視角出發，試圖通過揭示同盟內部的政治博弈過程來構建「安全互補型」同盟的微觀理論。

二、「科林斯難題」的理論闡釋

「科林斯難題」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學術概念，而是通過對一種在歷史上反覆出現同盟政治現象進行規律性探討，藉以構建邏輯自洽的微觀理論。它意在探尋小國在何種條件下、採用何種方式自抬身價並將自身的地緣政治難題轉化為整個同盟的共同難題。以下將遵循從現象到概念，從概念到理論的一般性認知規律對其進行理論闡釋。

（一）從現象到概念：歷史中的「科林斯難題」

科林斯（Corinth）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北地峽。古時候伯羅奔尼撒的希臘人與伯羅奔尼撒以外的希臘人之間幾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過陸路進行的，科林斯領土是他們交往的必經之地。同時，它又是穿過薩羅尼科斯和科林西亞灣通向伊奧尼亞海的航海要道。古代船隻要經過科林斯地峽,就需要從地峽的一邊被拽到另一邊。因此，科林斯自古以來不僅成為伯羅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也是一個希臘本土和伯羅奔尼撒半島連接的戰略要地。

科基拉（Corcyra）位於古希臘西部伊奧尼亞海，是由科林斯移民組建的殖民地。但與科林斯其他殖民地不同，在舉行公共節日聚會——例如，在舉行祭神犧牲儀式——時都沒有按照希臘城邦的習俗而在母邦科林斯人面前表現出應有的恭順。科林斯人認為，科基拉自恃財富可以與母邦相比而表現傲慢。更讓科林斯人憤怒的是他們還將自己的海軍榮譽歸因於原住民腓亞基亞人。

愛皮丹弩斯（Epidamnus）位於伊奧尼亞灣入口的右手邊，是由科基拉移民建立的一個殖民地。追根溯源則是由科林斯人愛拉託克雷德斯的兒子法裡烏斯建立的。在公元前435/前434年，愛皮丹弩斯與毗鄰的異族人交戰遭受重挫後，邦內平民驅逐了貴族。被驅逐者投靠了異族人並聯合異族在海陸進攻愛皮丹弩斯。愛皮丹弩斯人在情急之下請求母邦科基拉的援助以便結束這一困境。但這一援助請求遭到了母邦科基拉人的拒絕。

當進退維谷的愛皮丹弩斯人知道他們無法從科基拉得到援助時，「德爾菲」神諭他們把城市交給更高的母邦科林斯人，請求並接受其保護。愛皮丹弩斯人按照神讖的指示，派人前往科林斯。他們指出，城市的建立者是科林斯人，並說出神讖的內容；請求科林斯人援助他們，使他們不至遭到異族的毀滅。科林斯人馬上同意了他們的提議並迅速派出了自己的軍隊和移民。愛皮丹弩斯人認為，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一樣，有權把他們當做自己的殖民地，實施母邦保護的責任。另外，作為科林斯人的後裔，愛皮丹弩斯人怨恨科基拉人對母邦的輕蔑。

科林斯人對愛皮丹弩斯的援助導致了科基拉人的怨恨。雙方於公元前435年春爆發了一場戰爭。結果卻出乎意料，科基拉人對自己的母邦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科林斯人為了復仇，於公元前433年再次準備向科基拉發動新的戰爭。但這一年向來以不結盟為特徵的科基拉以「希臘有三大海上強國——雅典、科林斯和科基拉。如果你們讓其中兩個合二為一，讓科林斯控制了我們，那麼你們就不得不防止與科基拉和伯羅奔尼撒的聯合艦隊作戰」為理由，迫使雅典與科基拉結成有條件的防禦性同盟。這就導致了科林斯為了實現重新奪回對科基拉與愛皮丹弩斯這兩個殖民地，就必須尋求來自伯羅奔尼撒盟主斯巴達人的幫助。

公元前432/431年，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科林斯人以「不要讓我們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這裡指雅典人主導的提洛同盟）……諸神不會譴責那些在危難之中被迫去尋求新援助的人們，而會譴責那些冷眼旁觀並拒絕給與盟友援助的城邦」作為威脅，迫使拉棲代夢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做出了為幫助盟友科林斯恢復對殖民地科基拉與愛皮丹弩斯的控制權力而向雅典宣戰的決定。至此，地緣政治的博弈戰場正式從科林斯與科基拉區域性「狹小舞臺」躍升為雅典人與拉棲代夢人體系性「寬廣舞臺」。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兩極格局與美蘇兩極格局存在著根本差異。前者所處的國際體系是開放的。在古希臘兩極格局背後，隱含著波斯帝國、馬其頓、敘拉古等龐大的側翼強權。因此，雅典人與拉棲代夢人均非常珍視「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雙方達成的「三十年和約」。這一和約就像今天美蘇之間約定歐洲現狀不可破壞的《赫爾辛基協定》一樣，構成了雙方共同的安全利益。例如，公元前433年，當科林斯對科基拉的進攻因雅典人援助而受挫時，雅典人並沒有乘勝追擊，反而選擇對科林斯海軍網開一面。為了避免激怒背後的斯巴達，嚴格奉行防禦義務的雅典人在面對科林斯使者質問時不僅制止了科基拉人要求殺掉科林斯使者的鼓動，同時也表明了其防禦目的：「伯羅奔尼撒人啊，我們既沒有發動戰爭，也沒有破壞和約。如果你們往其他方向航行，我們絕不會阻攔你們。但是如何你們航行去進攻科基拉，我們將盡全力採取防禦。」殘存的科林斯艦隊在得到雅典維護和約的防禦性答覆後平安地使出了包圍圈。

雖然斯巴達人對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懼，但尚未做好準備的斯巴達人也不願過早結束這一對護持自身霸權有利的和約。在討論是否對雅典開戰的斯巴達公民大會上，國王阿奇達姆斯綜合分析了雅典的海軍、雙方的公共資金、域外大國波斯的虎視眈眈、國內黑勞士暴動等因素後認為，為了科林斯而過早地結束與雅典的「三十年和約」是一件不明智的選擇。尤其是當整個同盟為了局部成員利益而宣戰，而戰爭的進展又是無法預測的，想求得令人滿意的結果非常不易。 但在阿奇達姆斯國王發言後，對國王不法行為具有監察和審判權的監察官斯森涅萊達斯則從「溫泉關記憶」中認為，如果我們是賢明的，就不應該對於別人侵害我們的盟友坐視不管，不應將今天援助受害盟友的責任推延到明天。我們不應讓別人批評我們在盟友受到侵害時還在討論法律訴訟的問題。我們應當給予同盟者迅速而強有力的援助，以免導致更多盟友的恐懼……不要使我們的同盟者陷於毀滅！ 至此，經過拉棲代夢公民大會的表決，「三十年和約」在締結後的第14年宣告失效。

科林斯人與雅典人無冤無仇，他們只想奪回對殖民地科基拉和愛皮丹弩斯的控制權；雅典人與科林斯人無冤無仇，他們被迫吸納科基拉進入同盟，只是想確保科基拉的海上力量不被伯羅奔尼撒人所兼併。同時，三十年和約也有助於雅典人應對波斯帝國的威脅。前446年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進攻讓雅典人明白，以雅典帝國的實力無力同時在兩條戰線與波斯和斯巴達爭雄。卡根認為：「從雅典籤訂三十年和約後的表現可以看出，它不再野心勃勃，其行為也不再威脅到伯羅奔尼撒同盟的任何城邦」。在波斯帝國等強權環伺的大背景下，斯巴達人享有與雅典人維護和平條約的利益，卻陷入到要麼支持科林斯人從雅典口中奪回科基拉，從而引發「世界大戰」；要麼接受科林斯因憤怒或戰敗而加入提洛同盟，從而徹底喪失與雅典的「權力均衡」。科林斯人將自身的地緣政治難題推給了盟主斯巴達，而斯巴達為了防止盟友因失望而背叛，不得不放棄與雅典和平的總體戰略。轉而帶領伯羅奔尼撒同盟投向了導致整個大希臘全面衰落的體系戰爭。以上就是國際關係史中的「科林斯難題」。它是弱小盟友科林斯的區域難題，卻最終上升成為了整體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體系難題。

(二)「科林斯難題」的前提假定

本文構建理論的前提假定主要有三點，故只有在滿足以下三點假定的前提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難題」才具備生成條件與環境。

第一，「科林斯難題」產生的政治條件是體系存在兩個勢均力敵、均無法取得決定性優勢的安全同盟。本文認為，兩極均勢是權宜性的，大國構建安全同盟的目的不是維持權力均勢，而是為了最終獲得單極優勢。為了獲得霸權地位，爭取控制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技術核心區」、「生產核心區」和「資源核心區」——往往成為兩大同盟主導國贏取戰略優勢的核心鎖鑰。「三大核心區」的共有地緣觀念很容易衍生出三種戰略迷思，即「心臟地帶推論」、「多米諾推論」和「黃金之國推論」。這就意味著有能力給同盟主導國帶來「科林斯難題」的地區盟友應是處於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的國家。

第二，「科林斯難題」的適用對象是「安全互補型」同盟，即試圖通過構建相互借重的互助同盟獲得各自的戰略需求。同盟主導國與區域大國並不存在高度一致的安全威脅。儘管全球均勢變化對體系超級大國十分重要，但地區國家結盟的目的主要針對區域內部周邊國家的權力競爭。由於實力限制了利益訴求，同盟中區域大國首要地緣戰略目標往往是如何藉助盟主的力量獲得「地區優勢」，而非主導國更加關注的「全球優勢」。因此，對於區域盟友來講，加入同盟的問題永遠不是「哪一個超級大國更強大」而是「哪一個超級大國更願意幫忙」。這就將區域與全球地緣戰略目標高度相合的「威脅一致型」同盟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在「威脅一致型」同盟中，小國由於缺乏選擇而更怕被大國拋棄，並最終形成類似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法「騎士與馬」的主從關係。

第三，因空間、地貌與水體阻隔等「地理磨損」要素的存在，世界政治的重要賭注、佔據重要戰略位置或是具有改變本地區權力平衡的區域大國——戰略平衡砝國家——享有較高的行動自由與結盟自主性。這就將「權威支配型」同盟——蘇聯控制下的華沙條約組織、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納粹德國控制的歐陸同盟，以及拿破崙控制的歐陸同盟——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三）「科林斯難題」生成的政治邏輯

從同盟主導國角度來講，當兩大對立同盟都試圖獲得權力相對優勢時，關鍵性區域盟友的去留就變得十分重要，至少在主導大國的認知中看上去非常重要。在傳統地緣戰略話語邏輯影響下，主導大國對盟友價值認知可能會出現偏差並導致其陷入到「多米諾推論」、「黃金之國推論」與「心臟地帶推論」。布熱津斯基認為，美蘇霸權國爭奪的重點是除它們之外的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即技術核心區——歐洲（歐洲橋頭堡）、生產核心區——亞太（遠東之錨）、資源核心區——中東（歐亞大陸之巴爾幹）。其中，「多米諾推論」主要表現在美蘇兩大陣營在亞太地區的爭奪；「黃金之國推論」主要表現在美蘇同盟在資源核心區——中東地區的結盟競價；「心臟地帶推論」主要表現在西方與蘇聯在歐洲地區的爭奪。

首先，在生產核心區的「多米諾推論」源於第二次波希戰爭的歷史經驗。當時的斯巴達國王裡奧尼達認為，如果溫泉關失守，波斯大軍將像決堤的洪水湧入希臘各邦。今天，「多米諾推論」往往指某一具有地緣政治「前沿陣地」作用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冷戰時期，美國在越戰中不斷追加籌碼也源於這一錯誤戰略迷思，即如果丟失了越南，整個東南亞地區就會向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倒向共產主義，進而威脅到澳大利亞安全。同理，美國積極介入韓戰的一個重要推論就是如果任由整個朝鮮半島併入共產主義陣營，那麼海峽對岸日本將很可能也倒向共產主義陣營。

其次，在資源核心區的「黃金之國推論」主要指蘊藏大量資源，卻很容易被徵服的地區。因此，必須通過在這一地區建立起足夠強大的同盟，才能確保將此地據為己有，至少防止它落入敵手。「黃金之國」的邏輯認為，對「資源核心區」的排他性掌控可以使己方在物質實力對比中獲得優勢。為了獲得在「黃金之國」地區的排他性優勢地位，美蘇在冷戰期間在中東地區進行了最激烈的、不計成本的爭奪盟友競賽。歷次中東戰爭背後都能找到兩個超級大國的影子。而這些超級大國「代理人」則可以利用美蘇兩國害怕失去該地區盟友的心理，不斷地以轉換同盟為要挾迫使同盟主導國支持其區域地緣戰略目標。

第三，在技術核心區的「心臟地帶推論」主要指現代國際體系發源地的歐洲部分。 二戰結束後，國際體系正式邁入「洲級大國時代」。其最大的特徵就是體系主導權從歐洲「中等強國」向美蘇「超級大國」轉移。如果說英法霸權時代將中東歐視作影響海陸權力格局演化的「心臟地帶」，那麼美蘇兩極格局——後來變為美國單極格局——時代爭奪的技術核心區就擴大為延伸至北大西洋沿岸、包含英法德所有「中等強國」的整個歐洲。縱觀整個冷戰時代，從地區生產總值、安全開支、知識創新到金融信貸四種結構性權力，歐洲地區都是最能影響美蘇兩大同盟體系權力分配的力量要素。

「技術核心區」居於三大核心區之首。它是兩大同盟集團最敏感、也最具進攻性的地區。兩次世界大戰均源於歐洲。其背後隱含的邏輯在於技術對產業升級、生產效率提高、能源結構優化、資源機動性增大等起著決定性作用。控制技術核心區的意義在於，即便蘇聯可以憑藉蠻力並依靠「煙囪工業」再現19世紀80年代那種蠻力經濟增長，即便其鋼鐵比美國多80%，生鐵產量是美國的200%，發動機產量是美國的5倍，如果它不能升級自身的產業結構，去適應一個日益建立在以矽晶和軟體產業為基礎的新時代，就算傳統重工業烘託下的GDP增長再多，也會因日益拉大的技術代差而愈發脆弱。

整個冷戰期間，美蘇均對「技術核心區」——歐洲地區——的權力波動均異常敏感。除了發生在美國後院的古巴飛彈危機外，兩次柏林危機是最有可能導致美蘇不用「代理人」——朝鮮、越南、非洲、美洲和中東地區美蘇為了避免直接對抗都採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而親自走向超級大國對抗前臺。鑑於歐洲地區的重要戰略價值，美蘇兩國在壓力允許的範疇內均對地區盟友的訴求給予最大可能的關注和滿足。美國方面對北約盟友的經濟援助與安全承諾自不待言。即便是依靠權力構建的「權威型同盟」，蘇聯對華約盟友的經濟扶持也是不遺餘力。上世紀60年代蘇聯出口產品還以機械設備、運輸工具以及金屬製品為主。而為了幫助經互會的華約盟友發展經濟以換取它們的政治效忠，蘇聯宛如專業從事天然資源的殖民地一般，為其東歐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工業經濟提供廉價原料和近乎不受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廣大市場。以至於1985年，蘇聯出口逐漸淪為以能源為主（石油及天然氣佔出口總額53%）。反之，其進口產品幾乎60%為東歐盟國生產的機械設備和工業消費品。當然，如果盟友想拋開蘇聯搞「布拉格之春」則會馬上感受到「權威支配型同盟」的壓力。

（四）「科林斯難題」的基本假說

基本假說1：如果說區域盟友對同盟主導國戰略槓桿取決於結盟自由度、安全利益一致性和戰略區位價值三種要素，那麼「安全互補型」同盟中的區域盟友——尤其是處於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往往比其他三種類型的盟友更可能激活主導大國的戰略迷思與介入意願，進而導致區域戰略目標綁架同盟的整體戰略規劃的問題。

基本假說2：砝碼國家能夠自抬身價的主觀因素在於傳統地緣政治話語對觀念的建構效用以及在此效用下雙方認知圖式的自我保持。由「技術核心區」衍生出的「心臟地帶推論」、「生產核心區」衍生出的「多米諾骨牌推論」、「資源核心區」衍生出的「黃金之國推論」建構了區域盟友的地緣戰略價值。尤其是當同盟主導國與地區盟友共同內化了上述認知後，這種共識將強化雙方對砝碼國家戰略價值的認知。從話語建構主義角度講，正是這些過時的地緣政治話語和觀念構成了同盟主導國陷入承諾困境，以及在這些區域內砝碼國家自抬身價的主觀因素。

基本假說3：砝碼國家謀求自抬身價的行為多發於「安全互補型」同盟之中。「安全互補型」同盟既不存在「威脅一致型」同盟中的共有外在威脅，也不存在「權威支配型」同盟中的強制力約束。與前者相比，它缺乏一致性利益；與後者相比，它缺少懲治性約束。這就意味著一方面，在外壓錯位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內部，區域盟友往往有更高的意願和能力與同盟主導國不斷地展開合作議價。另一方面，即便同盟成員在和平時期頻繁舉行首腦會晤、聯合演習、聯席會議、發表共同聲明等展現的姿態多麼團結，一旦需要將整個同盟迅速集結起來並讓它馬上投入戰鬥則往往會令人大失所望。

在「安全互補型」同盟中，主導國經常會面臨啟動緩慢、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坐地加價、臨陣倒戈或責任推諉等各種問題。畢竟，所有國家都是利己行為體，都具有以最小代價、最大收益而參與互惠同盟的強烈動機。對於主導大國來講，地區同盟真正的地緣戰略價值在於其不被使用時因數量、聲勢所產生的威懾效果（對0.5貢獻的加法），而非其真正被啟動時的實際效果（對0.5貢獻的乘法）。

基本假說4：「安全互補型」同盟與「威脅一致型」同盟之間會隨著安全壓力的變化而出現轉化。一方面，如果地區大國預感到超級大國中的一方具有入侵或滅國傾向，那麼它就會放棄原有在兩者之間的待價而沽，轉而積極主動謀求與另一個超級大國之間建立「威脅一致型」同盟。反之，如果超級大國中的一方降低了對地區大國的威脅，則會使對手原有的行動力較強的「威脅一致型」同盟降格為行動力較弱的「安全互補型」同盟。

基本假說5：與人們通常認知的相反，國際政治中經常出現的「盟國的敵人還是盟國」的現象大多出現在「意識形態型」同盟關係中——例如，中國上世紀70年代既同北越是盟友，又與美國建立了準盟關係——少部分出現在「安全互補型」同盟中，沒有出現在「威脅一致型」的同盟關係中。在「意識形態型」和「安全互補型」同盟內部，當某個國家無法為其盟友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利益時，它更可能默許其盟友兩面結盟的選擇。

基本假說6：米迦勒·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認為，超級大國對區域大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將導致依賴國與超級大國之間確立主從關係。但本文認為，只有在「威脅一致型」或「權威強制型」同盟中這種援助才能確立主從關係——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不援助小國也願意確立這種關係。在此，援助是結盟的結果而非原因。而在缺乏共同威脅的「安全互補型」同盟中，主導國對區域盟友的軍事或經濟援助對確立主從關系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反而可能導致區域子戰略綁架全球整體戰略的被動局面。單純對盟友區域戰略的支持不僅難以培植可靠的「代理人」，反而可能因給盟友和敵對同盟發出錯誤的支持信號而導致同盟關係的緊張與失控。一方面，地區盟友和敵對同盟可能根據援助力度判斷主導大國對其區域政策的支持，從而得出與同盟主導國本意相悖的結論。另一方面，由於援助增強了盟友在地區的實力，進而可能導致其執行更加冒險的戰略計劃。軍事援助本應該成為同盟強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但在「互補型同盟」關係中，則變成了盟友從主導國方面榨取支持能力的象徵。

基本假說7：在洲級大國時代的兩極結構中，一個盟國的背叛或另一個盟友的加入不再能夠改變權力均衡，也無法實質性的影響超級大國的權力對比。因此，主導大國不應過度關注盟友的背叛——事實上一個質量較大的砝碼也許能夠使天平一端有所升高，另一端有所降低，但在超級大國壓倒性權勢背景下，這些幹涉量變不可能使超級大國間的平衡關係發生顛覆性逆轉——而應警惕承諾逐漸擴大、野心過度膨脹、不區分進攻防禦情勢、過分關注威望，進而避免因自身無條件支持盟友區域進攻行為而導致出現更大的結構性制衡。

洲級大國時代的開啟已經改變了除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以外的一切事物。它對同盟政治理論提出了全新的前提假定。我們在使用「結盟」與「權力」這類話語的常規用法來描述「核恐怖平衡」下的地緣政治時，也表現出某種思維落後於時代的不適當性。在洲級大國時代，區域盟友的轉換對兩大陣營權力增減的邊際效應不可能產生決定性影響。不可否認，從前這種游離進退的自由曾使中等國家——或小國中的較大國家——在近代歐洲體系的權力天平中扮演著重要的、甚至有時是決定性的角色。從歐洲傳統地緣政治角度講，擔心一旦主導國不能滿足盟友的需求就可能導致其背叛行為，這既符合多極化背景下結盟均勢理論的一般傳統，也構成了主導大國區域戰略產生眾多事與願違結果的重要原因。砝碼國家願意沿用傳統地緣政治的話語，以便從主導大國那裡獲得更多的支持。但事實上，它們轉換同盟的威脅不應被過分誇大和關注，對於任性妄動、不負責任、坐地起價的信譽不良者，對方同盟要麼選擇將其看做負擔而加以拒絕，要麼就不得不吞下增加負擔的苦酒。

三、「科林斯難題」的案例驗證

在兩大集團爭奪地區盟友的零和博弈中，砝碼國家往往可以做出「兩面下注」的姿態，以求得自抬身價的有利結果。這種「友誼拍賣」的結果就是迫使它中意的同盟一方開出遠遠高於其戰略價值本身的報價。「科林斯難題」既是小國將自身區域問題轉嫁為整個同盟難題的博弈過程，也是主導大國因過分關注局部戰略手段而迷失整體戰略目標的政治現象。

本文將分別選擇在世界權力「技術核心區」、「生產核心區」和「資源核心區」出現的三種「安全互補型」同盟案例進行無差別驗證。考察樣本主要包含歐洲地區的義大利、奧匈帝國、冷戰時期中東地區的埃及、約旦等國，以及中蘇同盟和中美70-80年代「準同盟」。這其中既包含陷入「科林斯難題」的證實案例，也包含成功規避「科林斯難題」的證偽案例。為了確保驗證的科學性，本文將不僅關注能夠支持基本假說的證實案例，更關注那些證偽案例。只有看似並不符合本文假說的證偽案例仍與這一微觀理論的內在邏輯並行不悖，才能夠證明該理論的有效性。

（一）對證實案例的考察

案例驗證1：19世紀70年代以前，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義大利地區一直是影響兼具「技術核心區」與「生產核心區」的歐洲權力天平的重要砝碼。在當時的歐洲大國看來，鑑於義大利地處影響世界權力的「技術核心區」與「生產核心區」重合的區位優勢，同時鑑於它既沒有力量單獨成為霸權，又擁有力量使大國間的平衡發生傾覆，歐洲主要強國都謀求通過對義大利讓步來換取其合作或效忠。布萊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將義大利這類國家稱為「歐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平衡砝」。

早在義大利實現統一前，它就習慣了在歐洲各國君主之間充當著待價而沽的大質量砝碼角色。例如，皮德蒙特——這個在法國與義大利的奧地利領地之間的緩衝國——在義大利統一戰爭時期曾得到了拿破崙三世的鼓勵。當1860年家富爾佔領教皇國時，皮德蒙特走的遠超拿破崙三世的預料。自1871年實現統一後，義大利更一度獲得與「英、法、俄、普、奧」並稱的列強身份。因此，從波旁王朝對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崙法國對反法同盟，再到同盟國對協約國，對義大利的控制或拉攏往往成為改變「歐洲兩極體系時期」權勢的關鍵鎖鑰。

一戰前，義大利與德奧結成了典型的「利益互補型」同盟。在一戰爆發後，義大利以「尚未準備充分」為理由——同時以放棄「中立」並加入協約國一方姿態為要挾——對三國同盟進行了趁火打劫式的「二次要價」。它並不關心未來歐洲體系由法國主導還是德國主導，它唯一關心的是義大利作為未來東南歐與亞得裡亞海地區支配性大國地位。為此，它對「三國同盟」開出的最新參戰報價是：取得蒂羅爾和伊斯特利亞以完成「民族統一」（這兩個地區居民中義大利人均不佔多數）；獲得亞得裡亞海地區的主導地位；在近東及殖民事務中的強國地位得到承認。為了最大限度地從同盟內部榨取的讓步，迪聖茱莉亞諾7月26日向薩蘭德提議：「沒有立即決定參戰的必要……我們必須使國內外每個人都猜疑我們的態度和決定，以此方式力圖得到最多的好處。」

這一自抬身價的戰略對盟主德國立刻奏效了。為了讓義大利盟友早日投入英德爭奪霸權的戰爭，德國試圖勸說奧匈拿出一部分在巴爾幹地區所得的利益進行「補償」。為此，德國前任首相馮·比洛親自到羅馬告訴義大利人：「只要快點參戰，他們在弗朗西斯·約瑟夫——奧匈帝國皇帝——口袋裡能找到什麼，德國就給他什麼。」 

德國想讓奧匈帝國吐出部分利益來拉攏義大利，以此求得「三國同盟」贏得歐洲體系霸權的良苦用心被只關心巴爾幹區域利益的奧地利人當場潑了一盆冷水。關注在東南歐地區建立霸權的奧地利人對德國的「世界政策」與「歐陸霸權」並不買帳。他們認為蒂羅爾——那裡居住著30萬日耳曼人——是奧匈這個多民族君主國裡最堅強的支持者；而在亞得裡亞海做出讓步則等於把克羅埃西亞人推進了塞爾維亞的懷抱。正如奧匈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尖刻的得意態度所言：「要麼放棄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及德國在近東的地位，要麼福禍與共同奧地利並肩前進。」從為了滿足奧匈在巴爾幹謀求支配性地位而一再開罪俄國後，德國的「世界政策」不斷降格成為協助其弱小盟友追求地區霸權的工具。這註定了當德國躊躇滿志地在爭奪歐洲與世界霸權的戰爭中走向戰場時，它的兩個盟友一個為了局部利益而漫天要價，另一個則不肯為了自己局部的、可能得而復失的利益而服從於整體戰略。而此時「三國同盟」的主導國既沒有籌碼引誘義大利參戰，也不敢強迫奧匈對義大利妥協。它只能在兩頭討好中坐視義大利的轉換同盟。

當義大利人認識到在這種零和博弈中只有奧匈戰敗才能獲得它期待的報酬時，便於1915年3月4日轉向了協約國。把敵對同盟奧匈帝國的南歐利益信手轉讓給義大利，這種「慷他人之慨」的做法除了在俄國會產生些許微詞以外，對英法來講完全歡迎。雖然俄國方面抱怨說，讓胃口如此之大的義大利參戰只會增加議和時的困難——在戰勝國之間可分的勝利成果實在是太少了。但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則堅決認為義大利人的參戰具有決定性意義，它將成為打破兩大同盟在歐洲戰場僵局的轉折點——「我們不能只為了給塞爾維亞弄一條長海岸線而拖延這麼重大的事情。」鑑於當時的俄軍主戰場已轉向德國，所以俄羅斯需要義大利人在東線幫忙分散奧匈的壓力。因此，除了南達爾馬提亞歸塞爾維亞之外，義大利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協約國的滿足。作為回報，義大利答應協約國在一個月內「對它們所有敵國開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政治開始加速從歐洲體系的「狹小舞臺」向世界體系的「寬廣舞臺」轉變。美蘇兩個「側翼大國」的出現宣告了過去以英、法、德等「中等強國」主導世界秩序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義大利這類歐洲天平的砝碼很難再起到任何決定性作用。驗證國家實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戰爭。而義大利給其它體系大國發出的最具身份欺騙性的信號就在於，只要戰爭看上去仍然是很遙遠的事情，義大利人在外交話語上就永遠充滿著戰鬥熱情。這使墨索裡尼在走向真正戰場前仍然保留了「歐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平衡砝」角色，雖然在一戰時表現平平，但二戰前它仍憑藉自己造作的表演而成為英法與德國爭相拉攏與綏靖的結盟對象。

在一戰後的很長時間裡——直到1940年義大利進攻法國以前——義大利長期被視為「歐洲四強」的一員。從《洛迦諾公約》英意兩國承擔德法保證人——這種典型的「威脅一致型」同盟使弱勢一方的法國人無奈地稱其為「簡直是處在英意兩個衛兵間的囚徒」——到1934年「陶爾斐斯被刺殺」後墨索裡尼緊急派出四個師陳兵勃倫納山口，並向奧地利政府發出急電，承諾義大利支持奧地利獨立，從而迫使希特勒趕忙否認對奧地利的任何圖謀，到「慕尼黑事件」中的四強決策，再到1938年德國入侵奧地利時的關鍵性表態，地處影響體系「技術核心區」與「生產核心區」高度重合的義大利確實被視為一個比蘇聯還重要的結盟對象。

義大利的戰略目標既不是與英法結成對抗德國的反法西斯同盟——它本身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也不是幫助德國建立起世界霸權或者對抗更加遙遠的蘇聯。義大利的戰略目標是取得法國在環地中海地區——南歐與北非——的區域主導地位。不可否認，墨索裡尼憑藉自身的政治能力在戰前把義大利對南歐、北非訴求的報價抬到了最高。為了贏得義大利的友誼，希特勒在義大利反覆宣稱，使他深感憤憤不平的是南提羅爾，而不是但澤或波蘭走廊。當1936年墨索裡尼介入南歐的西班牙內戰後，德國也隨即捲入了一道支持弗朗哥的內戰中。

鑑於義大利的「重要結盟價值」，英法也對義大利追求區域霸權的行為給與了默許和綏靖。1935年3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舉行的反德擴軍會議上，墨索裡尼公開表示：「三國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國際聯盟組織機構下，集體維護和平。三國一致同意，要採取各種可行的方法，反對危及歐洲和平的單方面違背和約的行為，並將為了達此目的，採取密切而真誠的聯合行動。」墨索裡尼在演說中著重強調「歐洲和平」幾個字，他在說完「歐洲」一詞後，又用引人注目的姿勢停頓了一下。這一舉動立刻引起了英國外交部代表們的注意。英國外交部人員明白墨索裡尼的意思：他一方面表示願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國重整軍備；另一方面又要為他對非洲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埋下伏筆。通過討論，英國認為這個時候對義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西尼亞的警告是不合時宜的，這等於把墨索裡尼這麼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國一側。為了拉攏義大利以壯聲勢，法國對這一問題也是三緘其口。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墨索裡尼自然也就認為國聯已默許了他的結盟報價，他可以隨時入侵阿比西尼亞了。1935年10月，英法主導下的國際聯盟則對義大利發動對北非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問題推行了綏靖政策，這直接導致國聯在道義與威望上的急劇衰落，進而加速了英法主導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崩潰。

大國爭相拉攏義大利對其實現全球戰略價值究竟有多大幫助呢？事實證明，在德意這類「安全互補型」同盟協調行動問題上，「安全互補型」同盟的啟動異常緩慢。只有當戰爭形勢已經日益明顯，或者當主導大國為了小國區域利益而共同作戰時，這類同盟才可能顯出某些行動力。

作為德國最重要的盟友，義大利並不願為了德國爭奪歐洲霸權而與英法同盟開戰，但德國卻不得不為支持義大利在南歐、北非冒失的追求環地中海區域霸權而抽調寶貴的軍事資源。但義大利對德國追求的歐洲霸權卻並不感興趣，抑或是因為它明白其在德國對英法的戰爭中也無足輕重。但就在德國即將發動對英法的戰爭而最需要義大利的時候，墨索裡尼卻拒絕為德國提供軍事協助。當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焦急等待義大利戰爭反應時，義大利大使阿託利科帶來了墨索裡尼的電報：義大利雖然無條件站在德國一邊，但它不可能進行「軍事介入」。長期幹涉西班牙內戰已經使義大利筋疲力盡。它的黃金儲備和原料消耗殆盡，現代化武器重整軍備幾乎難以起步。它只有到1942年——甚至這也是一個想像的日期，僅僅意味著相當遙遠的將來——才能準備好戰爭。除非德國立即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戰爭資源；而當這些戰爭物資清單發來時，用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的話說，「足以使可以預言的任何大話相形見絀」。

只有當形勢已經明顯表明德國將贏得完全勝利時，義大利才願意作為德國的同盟投入對英法同盟「坐地分贓」的戰爭並證明自己作為同盟者的價值。1940年6月10日——當天法國政府撤出巴黎，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六天前33.8萬名英國和盟國士兵已經完成了「敦刻爾克大大撤退」，這基本宣告了英法同盟在歐陸戰場的徹底失敗——義大利外交部長正式通知英國大使，義大利從當天午夜起與聯合王國處於交戰狀態，對法國也送達了相同的照會。隨後，義大利以趁火打劫的姿態，向敗局已定的法國阿爾卑斯陣地發動了毫不遲疑的攻擊。

法國戰敗後，墨索裡尼加速追求環地中海——南歐與北非——區域霸權的步伐。這一區域戰略不僅無法配合德國接下來的對俄戰略，更導致了德國在希臘、北非等地不斷抽調軍隊去援助義大利而一再延誤「巴巴羅薩計劃」的執行日期。倘若德國能夠心無旁騖地集結侵蘇部隊，進而提前一個月發動對蘇戰爭，那麼就很有可能會避免因寒冬而兵敗莫斯科的結局。為了搶在德國之前佔領希臘，以鞏固義大利在南歐的支配性地位，1940年10月28日意軍貿然入侵希臘，但一個月後便在沃武薩丟失了戰場主動權。為了挽救義大利在巴爾幹的敗局，希特勒臨時調集軍隊於1941年4月——這支部隊兩個月後就要投入侵蘇的「巴巴羅薩計劃」——入侵希臘和南斯拉夫，才將義大利從巴爾幹的泥潭中拉了出來。這一營救行動的短期後果是從希臘戰場抽回的德軍因來不及休整便投入更大的南俄戰場，嚴重影響了德軍「巴巴羅薩」整體的戰爭計劃。長期後果則是希特勒不得不在本想暫時避開的巴爾幹地區留下61.2萬人的統治兵力。義大利在北非戰場也遭遇到同樣的崩潰窘境。為了挽救義大利盟友，希特勒又不得不從本已捉襟見肘的兵力中抽調出像隆美爾這樣的優秀將領和軍隊分散到北非地區。可見，如果任由「安全互補型」同盟中弱小盟國做出決策，主導大國可能被迫為其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

案例驗證2：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權力「資源核心區」進行了激烈的盟友爭奪並組建起各自主導下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參見表2）

表2：關於同盟關係的內容參見：Stephen M. 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154 , p.159; 關於美國培植中東協友動機的內容參見：Peter G. Boyle , John L. Gaddis , 「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 Vol.16 , No.3 , 1982 , 223-225 ; John S. Badeau , 「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the Arab World 」 ,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Vol. 22, No. 4 , 1969 , pp.10-13 , 17-19 , 137 ; Steven L. Spiegel ,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 pp.97-98 ; 關於蘇聯發展中東協友的動機參見：Karen Dawisha , 「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 , Foreign Affairs , Vol. 58, No. 1 , 1979 , p. 202 ; Karen Dawisha ,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 Permanent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fluence "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 Vol.2 , No.1 , 1980 , pp. 19-37.

美蘇在中東地區的主要「代理人」利用雙方試圖在「資源核心區」獲得排他性優勢地位，或阻止對手單方面獲得優勢地位，將自身謀求阿拉伯國家內部領導地位、制衡以色列的區域戰略同是否支持同盟主導國全球戰略進行了捆綁銷售並取得了明顯的榨取效果。雖然美蘇兩大同盟存在著戰略競爭關係，但1955-1979年間伊拉克、敘利亞、北葉門、埃及、約旦、黎巴嫩均有從美蘇雙方獲得經濟與軍事援助的記錄。（參見表3）其中，埃及和伊拉克兩國在美蘇之間出現了實際上的「聯盟轉換」。 

美國的大中東戰略是促使其阿拉伯盟友同以色列和解，進而共同對付蘇聯的滲透。但埃及的戰略則是通過對以色列戰爭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統一進程中的合法性。因此，當1954年美國試圖通過拒絕向納賽爾提供武器援助以此迫使他同以色列和解時，埃及於1955年正式同蘇聯結盟。1970年，埃及希望同盟主導國蘇聯派遣防空部隊進行消耗戰援助時，遭到了柯西金的反對。當他以「老大哥」的姿態告誡埃及人要配合蘇聯「緩和國際局勢」避免「任何可能被以色列好戰者利用的事情發生」時，納賽爾威脅辭職並支持一位親美總統上臺，這一舉動迫使蘇聯被迫冒著與美國直接對抗的風險而向其提供援助。

1972年美蘇峰會達成在歐洲相互承認、維持現狀的初步協定——此時美蘇在莫斯科公報中提到了中東地區「和平協議」並就軍事緩和達成共識——但這種緩和並不符合中東地區大國的戰略利益。只有美蘇雙方在這一地區存在競爭——而不是和解——才能使它們獲得更高的結盟收益。美蘇聲明使薩達特感到蘇聯可能為了促成中東和平——此時由於中美接近，蘇聯在中美蘇戰略大三角處於被動態勢，希望降低中東地區的安全競爭壓力——而延緩向埃及提供軍事援助。為了刺激蘇聯加快進行援助，薩達特突然通知蘇聯大使，埃及不再需要蘇聯軍事顧問。到8月底，蘇聯在埃及的軍事顧問從15000名驟減為1000名。在大量驅逐蘇聯顧問、拒絕蘇聯利用軍事設施後，蘇聯不得不將美蘇緩和的大局放在一邊，轉而開始增加了對埃及的軍事援助。雖然降低援助有助於實現美蘇在中東地區緩和，進而緩解因中美戰略接近而導致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壓力。但美蘇均害怕因拒絕對地區盟友提供援助而被對方陣營「挖牆腳」。這種戰略互疑使得兩個超級大國都難以降低對區域盟友的援助規模。到了1973年4月，薩達特宣布他對蘇聯援助的數量和質量完全滿意。

美國的盟友約旦也經常通過「威脅與蘇聯結盟」的方式迫使美國增加援助，以便支持其針對埃及和以色列的區域戰略。這與美國通過拉攏埃及、保護以色列的大中東戰略本身背道而馳。但為了避免約旦轉向蘇聯一方，美國也不得不被迫向其區域戰略表示支持。例如，1963年，當美國發現約旦為了獲得武器裝備有可能轉向蘇聯陣營，這促使美國向約旦出售M-48坦克和先進的飛機；1968年，海珊國王訪問莫斯科並同蘇聯正式建交，這一舉動迫使美國恢復向約旦出售武器。1975年，當約旦希望從美國購買霍克-1型防空飛彈時，遭到了國會親以勢力的阻撓。為了迫使美國就範，同年一個蘇聯的高級軍事代表團受邀訪問了約旦。次年海珊國王再度出訪莫斯科，正式就防空系統問題與蘇聯達成協議。這一外交舉動迫使國會迅速轉變態度並同意對約旦出口霍克-1型飛彈。

案例驗證3：上述「安全互補型」同盟案例，對於思考今天土耳其不斷宣稱向中俄採購武器以脅迫北約盟友提供它所需的武器援助有著邏輯上的一致性。中國的紅旗-9防空飛彈在2012年參與土耳其軍購競標並在2013年獲得成功。這一消息曾讓國人高興地看到中國向北約國家出口大型防禦武器的希望。但事實上講，土耳其從來就沒打算真正購買紅旗-9飛彈，它不過是想通過對北約打「中國牌」作為要挾北約向其出口法國紫苑中遠程防空飛彈。在此過程中，土耳其希望通過打「中國牌」以達到對法國繼續壓價的目的。這一自抬身價的行為馬上取得了對北約主導國家施壓的成效。在宣稱放棄紅旗-9防空飛彈之後，土方立即與法國展開了購買行動。

自蘇聯解體後，土耳其與北約的同盟關係就逐漸從「威脅一致型」轉變為「安全互補型」。對於土耳其來講，它對美俄之間的戰略競爭並不關心，它更關心的是其在伊斯蘭世界地位的復興。因此，美俄雙方誰更願意幫助其提升在伊斯蘭世界中的地位，誰就將成為土耳其的合作對象。土耳近年來反覆在美俄之間兩面下注便是北約內部同盟關係變化的反映。

一方面，為了迫使美國對其出口愛國者防空系統和F-35隱形戰機等尖端武器，土耳其在紅旗-9事件後又故伎重演，以籤約購進俄國S-400防空飛彈系統，作為威脅北約盟主美國向其低價出口尖端武器的籌碼。對此，土耳其總統發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2018年11月22日表示：「土耳其從來不依賴唯一選擇，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評判問題。如果美國願意與土耳其就愛國者防空系統達成協議，並就聯合生產達成一致，我們就應該接受。」

另一方面，俄羅斯以S-400為對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其目的明顯在於分化和拉攏北約的黑海前哨土耳其。畢竟，土耳其僅需為S-400系統支付45%的貨款成本，更多的款項是由俄方主動借貸。這既可以達到弱化甚至瓦解土耳其與北約的「威脅一致型」同盟的固有認知，間接增加北約維繫與土耳其同盟的成本，又可以通過對部署在土耳其的俄制防空系統的後期維護與後臺運行，達到前沿偵測北約各類航空器參數的目的。因此，土耳其正是利用了北約對俄制防空系統的恐懼，逐步實現其要挾盟友在裝備與政策上讓步的可能性。

對於美國來講，蘇聯解體意味著歐洲地區不再是嚴格意義的「兩極競爭」狀態。鑑於俄羅斯強大的核武能力，歐洲地區僅僅是一種微弱的「兩極」競爭狀態。從戰略緊迫性角度講，美國對土耳其的要挾沒有必要像冷戰時期一樣迅速做出妥協性調整。因此，即便土耳其有心自抬身價，也可能面臨被盟主美國拒絕的碰壁風險。畢竟，在美國巨大軍事優勢仍然存在、以及美國對國家利益劃分日益清晰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同盟轉換並不構成美國生死攸關或極其重要的利益。因此，雖然美土之間的同盟關係是「利益互補型」同盟，但土耳其自抬身價的背後是「兩極格局」的虛化以及美國對土耳其在全球戰略中價值的重新評估。這種條件的變化造成了土耳其自抬身價的遇阻。

（二）對證偽案例的考察

首先，隨著1973年國際原油價格的提升，中東地區作為世界權力「資源核心區」的價值也出現了增長。地區大國在同盟中的價值量也應該出現相應的提高。但問題在於，為什麼1979年後，中東地區主要國家在美蘇之間「以轉換同盟為要挾」的報價出現了走低趨勢呢？為什麼1979年後蘇聯在中東地區只剩下敘利亞和南葉門兩個盟友？本文認為，1979年蘇聯對主權國家阿富汗的軍事入侵直接導致了中東地區大國安全威脅的判斷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安全威脅從周邊鄰國變成了超級大國蘇聯本身，進而導致了中東地區國家與美國的同盟性質從「安全互補型」演變為共同抵禦蘇聯擴張的「威脅一致型」。

1979年12月末，蘇聯放棄了「代理人」模式，從地緣政治較量的「幕後」徑直走上了「前臺」。這場戰爭被認為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大失敗。它不僅導致了美蘇自1972年緩和局面的結束——美國總統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國情諮文中提出：「外部勢力攫取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任何企圖，都將被看作是對美國根本利益的進攻。對於這種進攻，美國將使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擊退。」——更重要的引發了中東地區主要國家對自身主權獨立與國家安全的擔憂。他們最重要與最緊迫的利益不再是通過制衡周邊國家而獲得區域優勢戰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蘇聯軍事侵略。

隨著同盟類型的轉變，美國對中東地區盟友的自主性和約束能力明顯提高。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發生在1982年6月9日的「第五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出動陸海空軍10萬多部隊，對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敘利亞（蘇聯盟友）軍隊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幾天時間就佔領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戰爭期間出現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長槍黨民兵組織對巴勒斯坦難民的貝魯特大屠殺。而在整個「第五次中東戰爭」期間，美國的阿拉伯盟友們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表現的出奇冷靜。而這在1970年代是非常可能引發聯合軍事行動或「石油危機」的。1979年以後，中東地區的主要盟友牢牢緊跟美國，直到蘇聯解體後安全威脅消除。

第二，為何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威脅一致型」同盟沒有出現中國服從蘇聯的狀況，反而出現了中蘇對抗呢？本文認為，中蘇同盟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雙方名義上構建的是「威脅一致型」同盟，但實際上僅是意識形態一致性基礎上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從名義上的「威脅一致型」同盟角度講，中蘇的非對稱依賴關係決定了中國的區域戰略需要服從蘇聯全球戰略安排；但蘇聯憑藉「威脅一致型」同盟的邏輯試圖迫使中國服從，而中國則從「安全互補型」同盟的邏輯試圖迫使蘇聯支持其臺海戰略。因此，這種表面裝點並混雜著全球共運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同盟」註定因其邏輯的非相合性而走向分裂。

相反，中美的戰略接近正源於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開入侵以及對中國核打擊的威脅，促使其與美國迅速達成了「威脅一致型」同盟的共識。1969年的珍寶島戰役、鐵列克提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蘇聯對華「核恐嚇」導致了中美之間拋開意識形態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脅一致型」準同盟。美國不再強調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也不再強調美國對越南盟友的侵略與帝國主義性質。雙方在蘇聯共同威脅下，迅速建立起準盟關係。這一關係確立後，中國積極調整自身戰略姿態，並表現出對美蘇全球爭霸與亞太戰略的積極配合。一方面，在臺海問題上中國方面主動降低了區域競爭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越南戰爭方面也表現出基於國家總體戰略利益的理性。但隨著戈巴契夫的上臺，蘇聯對中美雙方的安全威脅日益降低。伴隨著東歐劇變，中美雙方的意識形態矛盾則走上了前臺。這直接導致了這一「威脅一致型」準盟關係的解體。

第三，為何在上世紀70年代中美越之間出現了「盟國的敵人還是盟國」的態勢？韓戰以後，美國對中國的陸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關的威脅了。但由於中國堅持對自身的國際身份定位在天平託盤而非重要砝碼，因此，在美蘇兩極結構已經趨於穩固的情勢下，中國面臨著美蘇雙方的巨大壓力。上世紀60年代末蘇聯率領華約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蘇在黑龍江、新疆地區增加的邊境衝突促使中國放棄了充當世界第三極的主張，轉而接受了自身成為美蘇之間重要戰略平衡砝的新角色。這就出現了中國在美國與「北越+蘇聯」之間兩面結盟的現象。

一方面，中國與「北越+蘇聯」政權在越南戰爭中名義上仍是「威脅一致型」同盟——《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直到1980年才廢止——但事實上隨著中美和解而更加明顯地降格為「意識形態型」同盟。另一方面，中美之間基於蘇聯共同的威脅則出現了構建「威脅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條件。當共同利益較低的「意識形態型」同盟遭遇到共同利益最高的「威脅一致型」同盟時，即便上世紀初70年代初「北越+蘇聯」默認保留同中國的意識形態同盟並默許了通過中國同美國的戰略接近，也難免中國在逐漸強化中美準同盟關係的同時，開始疏遠意識形態盟友越南，甚至到了1979年雙方走到爆發戰爭的地步。

上面關於中國的兩面結盟策略構成了其在上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擺脫孤立並迅速提升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囿於中國在安全上加速倒向西方世界——「一條線」與「一大片」——蘇聯逐步降低了對中國邊境的安全壓力並在進攻態勢上更加審慎。即便中國對其盟友越南發動自衛反擊，蘇聯也表現出極大的克制情緒。另一方面，美國等西方世界為了更好地獲得中國的支持，對改革開放的中國提供了資金、技術、管理與裝備等方面的大力援助。上世紀70年代始於毛澤東的戰略選擇為中國降低蘇聯安全威脅和獲得美國經濟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科林斯難題」的政治啟示

在同盟內部，並非所有小國都是任由大國擺布的可憐蟲，在特定條件下它們甚至可能將自己的局部利益加諸於戰略締造、獲得同盟主導權並對戰略走向起到決定性影響。「科林斯難題」便反映出在「安全互補型」同盟內主導國可能面臨的一種本末倒置的現象，即構建同盟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國家的戰爭能力，而許多戰爭本身卻是為了維持同盟的存續。它反映了「安全互補型」同盟的內在困境，即當偏執的區域盟友所關注的區域戰略與同盟主導國關注的整體戰略出現非相合性時，如何避免因錯誤的認知與同樣冒進的行為，而導致整體戰略被區域戰略綁架並拖入到事與願違的高度危險境地呢？

在兩極格局的全球博弈中，歷史給了我們一些獲取經驗的線索和提示。「採取正確結盟戰略」的國家獲得了來自同盟的巨大力量，而 「採取錯誤結盟戰略」的國家不論其多麼努力發展，積累起來的能量都會被對方不斷增加的反作用力或己方盟友不斷增加的訴求所抵消，甚至有時還會強化對方同盟行動的一致性。本文認為，「採取錯誤戰略」是指犯了三項重大失誤：第一，試圖通過不斷追加投入彌合同盟內部的安全利益認知差異，幻想使「安全互補型」產生與「威脅一致型」同盟一樣高的戰略效果；第二，在洲級大國時代，即便某個處於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的國家出現了同盟轉換，也無法影響到兩極格局的力量對比。從近代歐洲多極均勢中結晶的話語邏輯可能誘導盟主國家誇大區域盟友的戰略價值，從而陷入到「三大戰略迷思」；第三，在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展現出過度膨脹的野心、對強權政治的迷戀，將間接幫助戰略競爭者在特定區域形成投入成本更低、行動效力更強的「威脅一致型」同盟。這一點特別反映在為什麼喬治亞、烏克蘭、波羅的海三國或波蘭等東歐國家比北約的西歐盟友更願意配合美國遏制俄羅斯的區域行動。這樣會經歷雙重挫折，即自身盟友的離心力增強，對方盟友的凝聚力大增。因此，「採取正確的結盟戰略」意味著對洲級大國時代區域盟友價值的理性認知、有限期待和互惠性支持，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戰略冒進而導致眾叛親離與體系性制衡力量的生成。

一戰後，國際政治已經從「歐洲體系」的狹小舞臺擴展到「全球體系」的寬廣舞臺。洲級大國時代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權力博弈已經成為只在主導國之間進行的兩極遊戲，中等強國對於改變超級大國之間權力對比的邊際效用與日遞減。尤其是同一個任性妄動、不負責任的地區國家結盟並不意味著增加一筆資產，而是增加一項負擔。就如同長期對某一問題的慈善行為非但不能治癒，反而還會增加貧困一樣——因為它不僅是對短視與懶惰行為的獎勵，而且會鼓勵短視與懶惰的人成倍地增加——對「安全互補型」區域盟友無底線的支持，不僅不能換來預期中的戰略協作，反而會因自身的沉沒成本而增大對方的胃口。因此，同盟主導國必須根據情勢的變化而建立起更有效的評估方式，以界定在不同爭議地區採取行動的方式、支持限度和承諾底線。其核心問題不是如何找到一個主導國能支持的盟友，而是如何能夠找到一個盟友願意支持主導國的大戰略。缺乏排查「安全互補型」同盟的這套標準，主導大國可能被那些以「安全利益一致」為名並與之結盟的衛星、附庸、傀儡、客戶組成的雜牌軍拖入不必要的區域衝突，而不得不在姑息、挫敗、縱容以及不可估算的代價之間使全球戰略降格、轉移直至從屬於盟友的區域戰略。

尤其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權力「生產核心區」從歐洲分離出來並加速向東亞地區轉移。今天世界權力三大核心區主要呈現為歐美控制「技術核心區」、印太居於「生產核心區」，而中東依然是「資源核心區」。冷戰至今的歷史表明，美國對歐亞大陸潛在對手的遏制是依據三大地緣政治核心區而展開的。正如1988年1月裡根宣言所闡釋：「美國戰略的首要特性在于堅信倘若一個敵對國家將統治亞歐大陸——地球上那個被稱之為心臟地帶的國家，美國最基本的國家安全就將受到威脅。我們為阻止這種情況打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自1945年以來，我們一直力求防止蘇聯利用其戰略優勢而支配西歐、東亞和中東地區，從而根本改變全球力量對比，使其對美國不利。」

美國在三大區域內的遏制對象也清晰地表現為俄羅斯（歐洲地區）、伊朗（中東地區）和中國（印太地區）。其中，尤以中國和平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衝擊最為明顯。當前，中國迅速崛起是引發體系新一輪轉型的核心變量。一方面表現為中美權力位差迅速收窄，另一方面表現為中美兩國同世界其他大國之間的權力位差均在拉大。這就意味著國際體系向兩極格局轉型可能性明顯增加。在體系權力格局從單極向兩極演變的進程中，中美之間在印太地區的矛盾可能性與日俱增。這就客觀上要求戰略理論界提前加強對「崛起爭霸背景下的權力轉移」問題進行系統性研究。

在我們成為另一極之前，中國需要長期延續在各種形式下的不結盟戰略，它可以幫助我國避免自身方面陷入盟友製造的「科林斯難題」。同時，如果中國想有所作為，那麼可以試圖在三大核心區的外線區域展開結盟行動，而不要在內線區域過早地搖落霸權國花園中的果實。同時，美國是否會面臨亞太盟友提出的「科林斯難題」，從而面臨是否支持其與中國的領土矛盾，也關係到國際體系的和平穩定。中國如果想弱化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就需要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同盟類型進行有效區分。通過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進行部分同盟分化。一方面促使行動力較強的「威脅一致型」同盟轉變為行動力較弱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另一方面，避免因自身的戰略冒進而導致「安全互補型」同盟升格為「威脅一致型」同盟。為此，中國需要注意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四個同盟。

首先，從美日同盟角度看，隨著日本從海洋經濟大國向海洋軍事與政治大國的轉型，中日之間爭奪領土與亞太主導權的進程與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進程高度一致，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國崛起問題上屬於「威脅一致型」同盟，因此不僅不具備弱化的可能性，反而隨著中國崛起或東海問題而更具行動能力。

其次，從澳大利亞角度看，澳大利亞視中國為未來追求南太平洋區域主導權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這與美國在亞太地區遏制中國的戰略呈現出較高一致性，因此美澳同盟在遏制中國崛起問題上也屬於「威脅一致型」同盟。隨著中國在南海地區影響力的增加，美澳同盟在對華問題上將更具一致性。但由於澳大利亞距離中國比日本更為遙遠，中國可以通過「推卸責任」、有條件的綏靖、相對溫和的外交戰略促成美澳同盟安全威脅的降低。

第三，從美韓同盟角度看，韓國的安全關切僅僅局限於朝鮮半島安全，它對中美全球戰略競爭中涉及朝鮮半島之外的問題並不關心，1992年中韓建交後更是極力避免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前沿陣地」。而雖然美國堅持名義上對朝鮮的恐懼——看似美韓同盟是「威脅一致型」——但其實冷戰至今以來美國陳兵半島的根本戰略是為了防範中俄。隨著中韓建交以來敵對關係的持續降低，今天的美韓同盟以演化為典型的「安全互補型」同盟。因此，如果中國對韓國展現出足夠的善意並在朝鮮問題上做出更多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暗示，就能夠降低美國利用美韓同盟共同遏制中國的安全壓力。

最後，從菲律賓和新加坡角度看，作為地區小國，它們的安全關切事實上僅局限於南海地區安全，因此美菲同盟與美新同盟既可能屬於「安全互補型」，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換為「威脅一致型」同盟。這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未來的南海政策是以戰略軍事為主導，還是以戰略經濟為主導。如果中國在南海地區持續展現溫和與善意，經濟上對中國高度依賴的菲律賓和新加坡可能就並不願意為了美國的全球戰略而過分遷怒於中國，而更願意通過兩頭下注的「對衝戰略」獲得中國經濟上的好處與美國安全上的援助。反之，則可能誘發兩國積極同美國構建「威脅一致型」同盟。

「科林斯難題」屬於大國崛起研究議程中的一個重要微觀理論，它在精細化同盟類型的基礎上發現了差異性的結果。研究它的目的不僅在於闡釋一種同盟政治現象的內在規律，更在於為當今中國的崛起提供可資借鑑的戰略經驗與啟示。作為當今國際社會中最為典型的崛起大國，中國利用和規避「科林斯難題」的最佳方式，是避免迫使周邊國家因感到恐懼或羞辱而與美國形成「威脅一致型」的所謂對華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觀點並不能保證成功，但卻可能提高中國成功崛起的機會。

（注釋略）

責任編輯/康巳鋆 顧心陽

作者：姜鵬，察哈爾學會研究員，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來源：《東北亞論壇》，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