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屆「阿拉伯海灣杯(Arabian Gulf Cup)」足球賽將於本月26日在卡達首都多哈開賽。
從體育競技的角度來看，這項兩年一度的地區賽事從來不是外界關注的焦點。然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項僅有8支球隊參賽的賽事卻成了外界觀測海灣地區國家互動關係的最佳平臺之一。
曾於2017年6月宣布與同為海灣阿拉伯兄弟國家的卡達斷交的沙特、阿聯、巴林三國，最初也曾宣布堅決抵制此項賽事，緊接著卻在11月12日撤回抵制轉而決定參賽。這個180度的大轉折，顯示出沙特等國或尋求與卡達關係轉圜的跡象。
那麼，這樣一場地區足球賽事會否像當年的「中美桌球外交」一樣，成為「小球轉動大球」的又一個經典案例呢?
(第23屆阿拉伯海灣杯足球賽現場 新華社發)
斷交風波始末
斷交風波這一事件本身起始於2017年5月24日。
當天，卡達通訊社(QNA)以該國埃米爾塔米姆名義發表一份聲明正面評價伊朗、哈馬斯與黎巴嫩真主黨並暗示與以色列實現和解，另以該國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薩尼(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Thani)名義宣布將召回該國駐巴林、埃及、科威特、沙特和阿聯等五國大使。
儘管卡方很快斥責這些報導為假新聞，並辯稱該國通訊社主頁遭黑客攻擊，但仍引發了沙特和阿聯兩國的強烈反應，當地媒體上連篇累牘抨擊卡達近年的外交政策，包括資助「基地」組織和穆斯林兄弟會等恐怖組織、與伊朗及其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勾結、破壞海合會穩定等。
2017年6月5日，巴林、埃及、沙特和阿聯等四國(以下簡稱「反卡四國」)相繼宣布斷絕與卡達間的一切外交、經貿聯繫，驅逐後者外交官，命令卡達公民於14天內離境，並封鎖了與卡達的所有陸海空交通。就在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媒體爆料稱，沙特等國還曾策劃針對卡達的軍事行動，最終在美國務院和國防部的施壓下，勉強放棄武裝介入手段，避免了緊張局勢升級。
反卡四國將卡達對中東北非地區各派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支持視為嚴重威脅，尤其是在海合會內部，這些君主制國家普遍將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看作是挑戰王權統治的最主要力量。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卡達與親穆兄會政權統治下的蘇丹交好，這導致埃及與卡達間的摩擦頻生。當埃及官員指責蘇丹於1995年陰謀策劃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暗殺穆巴拉克總統，並資助埃及國內的政治伊斯蘭主義團體時，雙邊關係的緊張程度達到了頂點。
雖然卡達與反卡四國間的齟齬由來已久，但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前，這些矛盾與分歧並未公開表現出來。但自「阿拉伯之春」後，卡達廣泛支持中東北非地區各大變革力量，推翻了海合會方面所支持的多個地區國家政權，激怒了絕大部分鄰國。巴林、阿聯和沙特的統治者們意識到了「阿拉伯之春」的真正威脅所在，特別是巴林首都麥納麥也的確在隨後經歷了國內什葉派民眾走上街頭的衝擊。
隨著對卡達威脅的擔憂日益增強，反卡四國中的沙特、阿聯和巴林在2014年3月就曾召回各自駐多哈大使。而這次的外交爭端則是沙特等國意在進一步迫使卡達改變其外交政策，特別是滿足反卡四國提出的13項要求，這些要求包括與伊朗斷絕經貿以外的聯繫、停止資助反卡四國認定為「恐怖分子」的個人和團體、關閉半島電視臺、停止接納反卡四國的政治異見人士等。
然而，在卡達看來，斷交風波是沙特等四國藉機對其內政外交進行粗暴幹涉和對其國家主權的侵犯，因此斷然拒絕了上述要求，導致外界原以為有望短期內得到解決的兄弟鬩牆，延宕至今兩年有餘尚看不到平息的希望。
史無前例的話語爭奪
雖然沙特在2014年沒有關閉與卡達之間的陸路邊境，但利雅得的官員們的確曾經發出過這樣的威脅與警告。除封鎖邊境以外，2017年斷交風波與以往發生在海合會內部的分歧爭端顯著不同之處在於，雙方都發動起史無前例的媒體和信息攻勢，無論是在各自國內還是在爭取外部支持的過程中都開展了大規模的公關遊說活動。
特別是在斷交風波爆發的早期，反卡四國媒體甚至公開質疑卡達政權的合法性，試圖動搖其王室統治根基。更重要的是，這場爭端不再像以往那般通過私下談判秘密調解，而是大張旗鼓地暴露在公眾視線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當沙特情報人員於2018年10月在伊斯坦堡暗殺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之後，沙特媒體最初聲稱這起殺戮是卡達和土耳其捏造的，即使出現了確鑿證據，沙特評論員也時常繼續將此歸咎於卡達的陰謀。同年11月，巴林判處該國最知名的反對派領袖謝赫阿里·薩勒曼(Sheikh Ali Salman)無期徒刑，罪名則是他在2011年當地的民眾抗議活動中與卡達合謀。
斷交風波還喚醒了海合會各成員國國民的國家意識，刺激了地區的民粹主義情緒。隨著這些資金實力雄厚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將大量資源投放用於相互妖魔化的媒體戰、信息戰，卡達與沙特、阿聯、巴林等國民眾的對立情緒變得日益根深蒂固，並對各國國內的年輕一代產生深遠影響。
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充分利用了對立對峙的現狀，利用國內民眾尋找身份認同的趨勢，通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強化國家意識，藉以轉化為對王室統治的政治支持，進一步夯實統治根基。
以卡達為例，該國年輕的埃米爾塔米姆(Tamim bin Hamad al-Thani)通過對抗反卡四國的制裁和封鎖，在國內民眾中激發起了「大衛對抗巨人歌利亞」式的悲情形象和民族主義熱情。這一點從自2017年以來的國慶活動中，大量民眾自發高舉「塔米姆萬歲(Tamim al-Majd)」的標語就可見一斑。
卡達抗住了壓力
美國萊斯大學中東問題專家克裡斯蒂安·科茨·烏爾裡克森(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較為樂觀地認為，卡達憑藉起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在海灣地區以外的盟友，抵禦住了來自沙特等國所施加的強大壓力。
在他看來，作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LNG)出口國，得益於許多西方和亞洲國家正在將主要消費能源由石油轉為液化天然氣的趨勢變化，利用天然氣長期銷售合同和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等，鞏固了與這些國家的關係，為國家經濟應對反卡四國的經濟封鎖注入更多彈性。
而在政治方面，卡達與土耳其之間的聯盟關係得到深化，多哈與德黑蘭之間的關係也更加緊密。卡達與土耳其、伊朗的密切關係恰恰也是沙特等國斷交施壓的主要動因之一，但只不過適得其反，斷交和封鎖反倒推動卡達愈發靠近這兩個國家。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中東項目前負責人簡·金尼蒙特(Jane Kinninmont)在其2019年5月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則認為，儘管卡達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及伴生的、超越其國力的政治影響力，但歸根結底該國在地理概念上仍是一個地區效果，其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倚賴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經濟秩序。特別是在該國糧食對外依存度高達80%的情況下，沙特等國對其實施貿易禁運的確讓卡達經濟承受了較大壓力。
就投資者信心而言，卡達雖是資本淨出口國和油氣資源富集國，但該國仍需要外國直接投資來支撐其經濟多元化改革的努力。例如，多哈方面著力將自己打造成為伊斯蘭金融中心，並大力開發旅遊資源，海合會內部市場對這兩個行業而言均十分關鍵。但在遭遇鄰國封鎖制裁而導致其在區域經貿活動中份額下跌時，外國投資者對當地這些非油氣產業的發展信心將有所削弱。
當然，斷交風波之於卡達是一柄「雙刃劍」，除去消極影響外，也對該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刺激性的「倒逼」，使其在推進國內各領域改革方面走在了海合會各國的前列。
繼2017年10月宣布將終止針對外籍勞務的「擔保人制度」後，卡達政府在2019年以立法形式準許向部分外籍人士提供永久居留權，藉以提升對外籍人士中的高淨值人群和專業人才的吸引力。此外，卡達還在今年首次設立經濟區。得益於這些改革舉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認為，卡達有望實現2.6%的經濟增長，不僅遠高於中東北非地區整體的1.3%增速，也高於科威特、沙特、阿曼、巴林等其他海合會國家。
海合會陷入「休眠」
儘管斷交風波對立雙方陣營間的最初激烈紛爭現已有所降溫，但就像一顆石子被投進平靜的水面一樣，其暴露出的海合會國家間關係裂痕將在未來數年內持續影響著地區的政治生態，並使地區政治格局的許多新特性、新常態浮出水面。
最為突出的就是，斷交風波推翻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的一個廣受認同的觀點，即海合會國家是動蕩不安的中東地區的「避風港」和政治穩定的典範。在2017年6月至今的兩年多時間裡，最初將這六個具有相似資源稟賦和發展理念的海灣阿拉伯國家捏合起來創建海合會的包容性願景，已經讓位於一種排他性的、以各自國家安全為核心關切的地區事務處理原則。
海合會成員國對於各自面臨的主要威脅和主要矛盾的認識也產生了分化和分歧。這些分化和分歧既根源於一些具象因素，如「後石油時代」的社會契約關係轉變、川普入主白宮後的美國-伊朗關係惡化等，也來自於一些抽象因素，如這些國家及其人民在歷史上的集體記憶，或是國家領導人的個人感受等。當前延宕不決的斷交風波，從根本上來說，正是由上述這些分化和分歧，以及這些國家各自內部不安定因素所驅動的，而在風波發酵持續的過程中，這些因素愈發活躍並在葉門等地區熱點問題上製造出更多的動蕩。
由此，海合會這個阿拉伯世界迄今一體化程度最高、運作最為良好的區域組織已經事實上失靈並陷入「休眠」。自2017年6月至今，海合會共舉行過三次首腦峰會，斷交風波對立雙方的國家元首始終未能同臺，展開直接對話化解分歧的通道持續關閉。
當海合會首腦峰會這一核心機制長期失靈後，海灣阿拉伯國家均不再將海合會視為最主要的區域合作平臺，而是尋求調整組建新的區域聯盟，這些新聯盟(如2018年成立的沙特-阿聯協調委員會)主要針對某些特定的地緣政治問題。
卡達不會自行脫離海合會，但其2019年初宣布退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舉動來看，該國將繼續疏離沙特、阿聯和巴林。同時，卡達擴大美國和土耳其在當地駐軍規模，深化與兩國的軍事合作以應對地區可能遭受到安全威脅，而不是選擇在海合會框架下強化與沙特等國的集體防務合作，這對於以維護集體安全為宗旨的海合會而言，不啻於是一個巨大的諷刺。事實上，多哈方面近期不斷強化自身軍力，也表明了該國仍然感受到了來自沙特等地區鄰國的軍事威脅。
(2018年，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第39 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首腦會議舉辦地 新華社發)
地區國家艱難選邊站
斷交風波將沙特-阿聯這對新的地區地緣政治軸心推上前臺。隨著地區政治重心重新回調至利雅得和阿布達比，海合會其他成員國不得不在緊隨時勢發展和拒絕選邊站隊中作出艱難抉擇，這進一步放大了海合會內部的分歧，對該組織構成潛在的長期損害。
以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和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為代表的核心決策者們在處理地區事務時放棄了其父輩展現出的政策延續性、可預測性和穩定性，而更傾向於展示出強硬與好戰的風格，這不僅傷害了曾確保海合會長久存在的靈活性，也是推動海灣地區局勢演變成如此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
與此同時，曾經處於中東政治邊緣地位的這些海灣阿拉伯國家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裡因經濟實力的增強而變得愈發野心勃勃，試圖通過廣泛的投資貿易關係等手段，爭取更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影響，將彼此間的競爭關係投放到更為複雜和廣袤的地區。
今年4月爆發的利比亞「第三次內戰」，以及今年6月沙特、阿聯支持的蘇丹軍事過渡委員會強行關閉半島電視臺在喀土穆的辦事處，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斷交風波爆發至今，雙方陣營在北非、非洲之角等地區的一系列戰略布局和利益爭奪。
斷交風波也引發了科威特、阿曼等觀望者的警覺。科威特和阿曼長期奉行獨立、平衡的外交政策，均未加入2017年6月以來對卡達的孤立與封鎖，且在近年來與伊朗保持了較好的雙邊關係。
科威特埃米爾薩巴赫·艾哈邁德·賈比爾·阿勒薩巴赫(Sheikh Sabah al-Ahmad al-Jaber al-Sabah)在斷交風波爆發後，積極開展穿梭外交，努力斡旋調解這一外交爭端。但在選邊站隊日趨成為地緣政治常態的背景下，科威特、阿曼兩國亦感受到來自沙特、阿聯的壓力。
尤為需要留意的是，科威特埃米爾現已90歲高齡，阿曼蘇丹也已79歲，均面臨王位傳承的問題，而在政治過渡時期易受外部壓力影響的無數先例引發外界對於這兩個國家前景的擔憂。
有跡象顯示，曾在王儲繼承人之位爭奪戰中失敗的科威特前副首相艾哈邁德·法赫德·阿勒薩巴赫(Ahmad al-Fahad al-Sabah)，其主要政治追隨者逃往沙特尋求政治庇護。沙特及阿聯在葉門東南部靠近阿曼邊界地區的活動引起了馬斯喀特的高度關注，沙特支持下的瓦哈比教派對阿曼南部地區的滲透，阿聯在阿曼北部地區構建間諜網和鼓勵民眾大規模購買阿曼境內土地的做法，促使阿曼政府密切跟蹤斷交風波的事態發展，擔憂自己極有可能成為利雅得和阿布達比的下一個施壓目標。
美國為首西方的真實意圖
斷交風波作為海灣乃至整個中東地區近年來最為嚴峻的內部衝突，似乎已經陷入僵局。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應當通過對話解決這一危機，但鮮有任何方面為此採取實際行動。
美國，作為海灣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域外大國，川普政府甚至採取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做法，向沙特、阿聯、卡達等有關國家釋放出混亂的信號，導致地區亂上加亂。
今年1月9日，美國「斷交風波」斡旋特使、退役四星上將安東尼·津尼(Anthony Zinni)宣布辭職。對於辭職原因，他稱因當事各國領導人無意藉助美國調停而改善彼此間關係，意識到無力完成其所承擔任務。
積極在海灣阿拉伯國家爭奪市場份額的德、法、英等歐洲國家，同樣傾向於在談及向有關國家領導人施壓化解「斷交風波」時保持沉默。因為他們並不確定該如何「恰當地」影響沙特王儲、阿布達比王儲和卡達埃米爾等海灣地區的新一代領導人。
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觀點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試圖將包括海合會國家在內的阿拉伯世界分而治之，並利用地區亂局為其軍工產業謀求利益。總體而言，西方國家在斷交風波背景下只關注極為有限的具體目標，主要敦促海合會所有國家加強反恐合作，並強調他們希望繼續與這些國家繼續開展貿易、投資、能源等各領域合作。
在缺乏外部助力的情況下，斷交風波及其引發的相互攻訐，以及隨之而來的海灣地區碎片化分裂，使得沙特、阿聯、卡達等國領導人之間產生高度個人化的敵意。而這些領導人操縱扶持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又反作用於高層決策，在各國經歷社會契約關係劇烈變化的「後石油時代」破壞了利用領導人私人關係化解爭端的基礎。
關係轉圜一波三折
如果從今年初以來發生的事情來看，海灣地區國家間關係的轉圜似乎不切實際。
5月初，當沙特境內石油基礎設施遇襲、四艘國際油輪在阿聯富查伊拉附近水域遭破壞後，沙特國王薩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Saud)於5月18日提議在原定5月31日舉行的伊斯蘭合作組織(OIC)第14屆峰會舉行前夕，分別召開海合會和阿拉伯國家聯盟緊急峰會，研究應對地區安全威脅。
由於會議舉行時間鄰近「卡達斷交風波」兩周年之際，而國際會議往往是破解外交僵局的最佳場合之一，因此外界對沙特等國能否與卡達在會議期間有所互動抱有較高期待。特別是在卡達代表團搭乘王室專機在斷交風波爆發以來首次獲準穿越沙特領空，以及卡方最終決定將代表團團長由外交事務國務大臣蘇爾坦·本·薩阿德·阿勒穆萊西(Sultan bin Saad al-Muraikhi)升格為來自王室家族的首相兼內政大臣阿卜杜拉·本·納賽爾·阿勒薩尼(Abdullah bin Nasser al-Thani)後，觀察分析人士一度認為斷交風波平息的曙光就在前方。
然而，隨著圍繞「三合一」峰會的更多細節被披露出來，各方意識到卡達與沙特等國間的緊張關係要想實現緩和，仍然任重而道遠。
在會議前夕，當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陸續確認出席「三合一」峰會後，卡達埃米爾塔米姆卻遲遲未收到邀請，直至5月26日才經由海合會秘書處向卡方轉交。而在探討會議文件過程中，卡達與阿曼、科威特等海合會國家均不支持沙特將譴責伊朗「國家恐怖主義」的條款寫入阿盟《聯合公報》中，迫使該集體聲明最終僅呼籲伊朗在開展友好對話、承諾不幹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下，進一步改善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關係。
此外，在會議期間，與會的卡達首相阿卜杜拉頻頻遭受冷遇，不僅「巧合地」與沙特國王握手不成，還在會場內被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晾在會場角落裡。當最後一場會議——伊斯蘭合作組織峰會正式開始後，卡方似乎再也無法忍受，首相阿卜杜拉中途離席徑赴機場返回多哈。對此，沙特民眾在社交媒體冷嘲熱諷，痛斥卡方此舉缺乏對利雅得以及與會各國的尊重;卡達民眾則反唇相譏，一邊辯稱首相離開後，卡方代表團成員仍堅守會場直至會議結束，另一邊則稱提前離席的事是沙特的慣例。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海合會內部分歧仍將長期存在，斷交風波在短期內仍難以平息，但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主動伸出橄欖枝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飽受爭議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小球能否轉動大球?
足球不是桌球，斷交風波與中美關係遠不能相提並論，當前的地區和國際形勢與當年也不可同日而語，那麼如今的「阿拉伯海灣杯」足球賽能否像當年的「桌球外交」一樣，在推動地區國家間和解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呢?
來看看情況何以發生變化。
簡單來說，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這位年輕的王儲正在親自鋪設他未來登基時要走上去的紅毯。在2015年後逐漸登上沙特王室權力舞臺中央的他，一改沙特王室以往相對保守的內政外交方針，短短4年時間裡不僅在奪儲、反腐、清除異己等問題上處理得焦頭爛額，還親手激化了葉門、伊朗、卡達等一系列問題，搞得這個石油王國內外烽煙四起。
在經歷了上述挫敗後，如今，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似乎正著手逐個解決沙特面臨的重大問題，以期在登基後開啟屬於他個人時代的新篇章。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跡象，就是葉門流亡政府前不久在利雅得與葉門「南部過渡委員會」達成的分權協議。該協議被普遍視為是未來與包括胡塞武裝在內的葉門國內各派政治勢力達成全面協議的試水之舉。另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與胡塞方面在阿曼國內進行了直接的接洽，沙特國防部副大臣哈立德·本·薩勒曼(Khalid bin Salman)上周突然到訪馬斯喀特，就是代表沙特高層對與胡塞談判的一些事項上拍板。
沙特領導人同樣深諳「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因此在葉門問題的解決取得進展後，必將著手解決持續逾兩年之久的斷交風波，以期重塑自己在海灣地區的領導力。
不過，鑑於沙特王儲、阿布達比王儲和卡達埃米爾等新一代領導人均年富力強，有望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執掌政權，即便斷交風波通過這一次的「阿拉伯海灣杯」足球賽得到平息，海合會國家間的分歧和缺乏互信也將成為地區關係長久的傷疤。
這些傷疤，作為這次斷交風波的政治遺產，或仍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並給整個海灣地區的政治形勢造成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