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釗猷:「與癌共存」半世紀 創下「世界奇蹟」

目前，世界每年新發現惡性腫瘤病人約635萬例，其中肝癌佔26萬例。在26萬例肝癌中，42.5%發生在中國。作為全球肝癌高發區，中國每年約有20萬人死於肝癌，佔全球肝癌死亡人數的一半。

有著「癌中之王」之稱的肝癌，曾是死刑般的存在，患者多在3個月內死亡。上世紀60年代末，一位年近不惑的醫生毅然決然地踏入這一領域，在他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躍升到60%以上，在人類抗擊肝癌史上創下「世界奇蹟」，蜚聲海內外。這位醫生就是我國著名腫瘤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湯釗猷。

再過兩個月就要88歲的湯釗猷，現在仍筆耕不輟，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控癌戰，而非抗癌戰》中，闡述了自己對於癌症的新見解：「癌症不同於傳染病，後者由內外失衡導致，前者是正常細胞變化而來，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樣，完全採取消滅方針，而應該消滅與改造並舉。」

《環球人物》記者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見到湯老時，他正在電腦前修改研究生提交的論文，桌子上用來寫字的紙張，另一面已經被列印使用過。偌大的辦公室裡沒有掛鍾和石英鐘，只有電腦旁一個手掌大小的簡易塑料鬧鐘，這是十幾年前的舊款了。而他攜帶了幾十年的筆記本也早已破舊泛黃，上面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字跡新舊交織。身為上海肝癌研究所所長的湯釗猷，生活裡處處透著節儉之風，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揮霍無度」地將半個世紀的生命投放在攻克肝癌診治的難題裡。

此時的湯釗猷西裝革履，和藹而不失莊重，端著一杯熱咖啡，戴上助聽器，在上海冬日的陽光下，回憶起自己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

知道什麼叫「落後挨打」

我在醫學上所取得的進步，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正面用過的紙，翻過來再用，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這樣，太窮了。抗戰爆發時我剛剛7歲，父親帶著一家七口遷到澳門避難。我小學時穿的鞋子，腳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飯通常是一個小山芋，出門前用報紙包好放在褲兜裡；如果是吃飯，就自己用油燈煮。那時候，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學路上，經過澳門鏡湖醫院的後門，總有幾車餓死的屍體運走，骨瘦如柴，遠看就像一堆柴板；二是葡萄牙小孩也敢欺負中國大人。什麼叫「落後挨打」？這就是，國力衰弱，就得不到別人的尊重。

抗戰勝利後，父親帶著我們乘輪船轉到上海。那天的外灘，天灰濛濛的，一眼望去，馬路上有兩個字最大，一是醬油店的「醬」，二是當鋪的「鋪」，正是舊中國經濟落後、民不聊生的寫照。後來內戰爆發，我父親失業了，他曾是一個留美學生，現在卻淪落到擺攤賣豆為生。上中學時，我和哥哥開始做肥皂賺錢養家，去十裡堡買點牛油和鹼，放在桶裡用棍子攪拌就好了。那時候雄心大志，給肥皂起了個名字，叫「巨人牌」肥皂。剛開始生意好得不行，不多久人家陸續找上門來，原來肥皂鹼性太重，把衣服洗壞了，我們只好歇業。但那麼多肥皂捨不得丟，就自己用來洗洗手洗洗碗，用了二十幾年。那段時間我還給一家外匯公司打過雜，白天送合同，一上午要在外灘走上六七個來回，下午做帳，晚上用打字機打下來；星期天替老闆收房租，挨罵是常事。

這些經歷很艱難，但也教會了我一生受用的道理：什麼都來之不易。我身體瘦弱，吃苦卻讓我意志變得堅定；從小受欺負，讓我懂得發憤圖強；沒有任何條件，明白什麼都要自力更生、努力創造。現在回頭想想，更能體會到國家強大有多麼重要。

新中國成立後，我才得以報考大學。選擇上海第一醫學院（即現在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是我父親的意思，他覺得我太老實，只有做醫生救治病人、多做好事，才會遠離一些不必要的紛擾，也不枉國家提供了和平穩定的條件。為了讓我安心讀書，哥哥挑起了家裡的重擔。我深感讀大學來之不易，於是暗自下決心要做一名好醫生。這一轉眼，60年就過去了。

問鄧小平遊泳多長時間

我最初是一名血管外科醫生，上世紀60年代末，周總理號召醫療界為攻克癌症而努力，作為新中國培養的醫生，理應響應國家號召，於是我年近40放棄了血管外科研究，轉而投身抗癌事業。那時候，醫學界對肝癌有個6字評語：「走進去，抬出來。」100個患者裡只有3個能存活5年，病房裡每天都有人死去。記得有個晚上，5分鐘內就有兩個肝癌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車推了兩具屍體。要知道，他們生前都是敬業工作的好同志啊！可是患了肝癌，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死去，無能為力。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我和同事都在思想上產生極大矛盾，沒有人願意在肝癌病房裡工作。勞累是次要的，關鍵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仍然無法挽救生命。但也正是這一點促使我下決心終生抗癌，因為這件事總要有人去做。

那時，我們確診的肝癌患者大多都是晚期，來不及救治，於是我想試著早發現早診治。恰好蘇聯科學家發現甲胎蛋白與肝癌有關，為了研究它們的關係，我去江蘇啟東肝癌告發現場做了調研，發現在某種情況下，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後來多數能被證實為肝癌患者。但此時無法診斷出肝癌症狀，要對患者進行手術就變得很困難，因為可能開刀後什麼都看不到。我們說服疑似病患進行手術時，當地的衛生院會在醫院的後門停一輛車，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屬鬧事，讓我們從後門「逃走」。

這是創新所帶來的必然風險，好在經過大量研究後，證明這個辦法可以在病人出現症狀前的6—12個月診斷出肝癌，此時的肝癌只有棗子大小，切除後的5年生存率能夠超過60%，改變了過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傳統概念。很榮幸的是，這個研究成果在1979年獲得了美國癌症研究所「早診早治」金牌獎，並獲得1985年的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我也由此提出「亞臨床肝癌」學說。

講到美國的這枚獎牌，我記起了一件事。在頒發這枚獎牌的前一年，阿根廷舉辦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屆國際癌症大會，這是世界最大的癌症大會。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10人之一，飛行34小時，從北半球到南半球，從東半球到西半球，經歷了季節和晝夜的顛倒，卻沒想到，我的論文竟被安排在最後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講5分鐘。由此可見，當時我國的肝癌研究在國際上的地位。但聽完別國專家的發言後，我發現他們並沒有新東西，我又想把肝癌的研究成果介紹出去，於是不得不請求主動參與討論，他們卻以為我是日本人。

不過，這個「擠進去」的討論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發言完畢，在座的幾名權威科學家紛紛邀請我一同進餐，並提議吃中國菜。我心想糟糕了，既然是吃中國菜，我又是中國人，就得我點菜，我點菜就得我付帳。但那次出國，我們每人只有20美元補助，於是我趕緊找團長借了一些，最後給這些科學家每人點了一碗餛飩，他們也吃得津津有味。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我們國家要想讓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沒有的東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裡子。3年後，我受邀成為國際肝癌會議的主席團成員，第一次坐到了最高層次國際學術會議的主席臺上。

也是因為在肝癌方面做了些許工作，1987年，我有幸以「為四化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的身份，受到了鄧小平的親切接見，14個人裡面，醫學界只有我一個。鄧小平給我們說了三句話：「國家感謝你們，黨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合影時，我站在鄧小平的右邊，他的左邊站著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學家，我心裡想，小肝癌怎麼能跟原子能相比呢？

吃飯的時候有一個小插曲，時任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就坐在我旁邊。我看他精神矍鑠，保養得很好，就問他是怎麼做到的，他說夏天遊泳，每次一個鐘頭，冬天便爬山。我誇他厲害，老當益壯，他笑著說「小平比我厲害，他遊兩個鐘頭」。我問鄧小平，聽說您每次遊泳都是一個鐘頭，他馬上說「不止不止」，可見兩個鐘頭應該是準確的。

我們國家的領導人都愛遊泳，說明遊泳對身體確有助益。

雖說受到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是非常榮幸的事，但作為醫生，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榮譽，而是看到自己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轉。兩個月前，我去昆明開會，發現一位102歲的老人，竟然是42年前在我這兒做過肝癌手術的人，我太開心了，延續他人生命，這正是我工作的全部意義所在。今年中秋節，我也收到一位東莞病人寄給我的一盒月餅，術後有12年了，身體還很不錯。

這些成果，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中國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醫療水平提高得太多了，這也是支撐我們做研究的很好的保障。過去「走進去，抬出來」的情況已經改變了，變成了現在的「走進去，走出來」，我想，情況會越來越好的。

少用手機有利於防癌

《環球人物》：您預計癌症的治療水平在未來的多少年內能夠再上一個臺階，有無根治的可能？

湯釗猷：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是絕對的，都是相對的，這次感冒治好了下次還是會感冒，只能說控制在適當範圍內。癌症也是，不可能根治，但可以控制在適當範圍內。控癌不是解決一兩個問題就可以的，而是系統工程，比如空氣汙染和食品問題不解決的話，一樣不行。百年以後控癌技術或許會有大的飛躍。

《環球人物》：大家需要避免對癌症的什麼誤解？

湯釗猷：不要寄希望於科學家突然研發出什麼靈丹妙藥。美國之前聲稱發明了一種藥物，折合人民幣要300萬元，打一針就能治好癌症，結果有60%的癌症患者病情復發了。況且這麼貴的藥，很少有家庭用得起。還是要防微杜漸，多發揮主觀能動性。

《環球人物》：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抗癌心得吧。

湯釗猷：身體方面多運動，肯定沒錯。美國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各種原因的死亡率，不運動的最高。跑步後的死亡率很低，遊泳後的死亡率最低。我很推薦遊泳，適當遊泳會提高多巴胺，它有助於抗癌、調節免疫功能。對於不會遊泳的人，我建議多買菜，挑挑揀揀、蹲下站立，總比傻乎乎地走路要好。精神方面要心胸開闊，多用腦子。飲食方面多吃蔬菜。

《環球人物》：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湯釗猷：戒菸戒酒是重中之重。其次，現在的中青年人要注意休息，不要勞累過度，要少熬夜。另外，現在手機功能多了，很多人手機不離手。我多年前寫的《現代腫瘤學》裡，腦瘤還未在十大腫瘤之列，現在已經成為第九大腫瘤了。手機還是會有輻射的，不要老把手機放在耳邊、頭附近。

原標題：88歲老院士不惑之年開始抗癌研究，「與癌共存」半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