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這是現代詩人何其芳親歷的延安。
入冬之後，延安城透著瑟瑟寒意。沿著革命路線，我們一路「打卡」許多舊址，發現有不少外地客人，和我們一樣，特地來看看、來瞻仰。當地人說，要不是因為疫情和冬天，來的人還要多，場面還要熱鬧。
如今的景象，對於老一輩人來說，仿佛穿越時空，與80多年前奇蹟般疊合在一起。上世紀30年代末，延安城有著熟悉的熱鬧。
那時的延安，只是一座邊塞小城，環境惡劣、物資匱乏，卻像一塊巨大磁石，吸引著全國青年競相奔來。據統計，1938年至1939年間，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6萬人。
他們為什麼要去延安？
800華裡旅途：革命生涯第一課
從西安去延安，買一張動車票，大約兩個半小時就能抵達。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多數從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僅僅依靠一雙腿，歷經長途跋涉，才最終望見熱切期盼的寶塔山。
明知前路艱險重重，多數知識分子，甚至有些從前還是過著「小姐」「少爺」的生活，卻毅然離開故土，作別家人，奔赴偏僻落後的延安。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秘書長吳介民回憶：出身地主家庭的他「從小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少爺』生活。到了讀中學的時候，受到進步思想的啟蒙，漸漸關心時事。眼看國民黨達官顯貴貪汙腐敗，欺壓百姓，強取豪奪，而廣大民眾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掙扎在死亡線上。」這讓他陷入了深深的憂慮，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出路究竟在哪裡？這時，吳介民讀到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心中豁然開朗，得出了結論，「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救國的中堅力量」。
《山東畫報》原副主編、作家白刃當年和隊友們從西安城出發時，身穿新軍裝，渾身都是興奮。然而，第一天的行軍就給了他們一個「下馬威」， 「一開始不適應西北的氣候。汗水從額頭流到腳上，棉衣褲裡的裡子全溼掉了，貼在身上，又厚又沉，像帶著枷鎖，恨不得扒掉棉軍裝」。
一路上，還得時刻提防來自國民黨的「誘惑」和阻撓。有親歷者回憶，在西安的前一站，就有幾名穿軍裝的人登上車廂，拉青年學生去國民黨西北戰地服務團。「他們走到我們跟前，看著我們身穿一身河南土製紫花布的學生裝，就用西北戰地服務團每月發津貼、發軍裝，還有上前線等抗日青年嚮往的東西引誘我們去。」
白刃和隊友們也遭遇了檢查。那時國共摩擦剛剛開始，國民黨人員還不敢太過放肆，看他態度堅決只得作罷。1939年初，隨著國共關係逐步惡化，蔣介石親自提案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開始施行，國民黨頑固派設置重重關卡，檢查站動輒抓人，阻攔進步青年出入陝甘寧邊區，並對他們進行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
這些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儘管政治思想認識上程度不一，有的已經是黨員，有的還懵懵懂懂，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們不但愛國，更是傾向於革命。對比國民黨的腐朽反動，消極應戰，延安這片熱土成為他們夢寐以求的革命聖地。
身體經受考驗，熱情與鬥志卻依然昂揚。「開始大家三三兩兩地掉隊，一踏進兵站就躺倒在地鋪上，再也不想動彈。到了第三天，雖然要翻幾座高山，但我們已逐漸適應長途行軍，又開始有說有笑，歌聲不斷。」福建省科協原副主席、原黨組副書記張道時和他的隊友們回憶。
路上的一幕令他們感慨萬千。「我們多次遇上國民黨抓的壯丁隊，都是幾十人或成百人一隊。用繩索捆綁著連結成一串，押送到部隊裡當兵。一個個衣衫襤褸，臉黃肌瘦，面容憔悴。」一邊是南去的壯丁隊，一邊正昂首闊步向北走的隊伍，這樣的對比讓他們不由感嘆：「多麼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啊。」
冒著風險長途跋涉而來的年輕人，一見到延安的寶塔山，便覺得一腳踏進了天堂。「寶塔山當時在我們心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徵。所以看到寶塔山激動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熱淚。因為千裡迢迢，我們冒著生命危險來投奔黨——母親的懷抱，所以特別激動，跳啊，蹦啊。」中央歌舞團原副團長孟於回憶。
十多所幹部學校：「磨刀石」洗滌思想
抗日軍政大學舊址坐落在延安中心城區，建設風格頗具古韻。80多年前，這裡是人們心中的「磨刀石」。
「抗大是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感情衝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等，磨它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會，去打倒日本。」毛澤東曾在抗大第二期開學典禮上說。
洗滌思想、克服困難，成為抗戰時期延安十幾所幹部學校的主要任務。學生們在校園裡，除了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和國防教育，還要進行生產勞動，學習生活艱苦而緊張。
「當時的物質條件很差，甚至不能為前來求學的青年學生提供校舍。抗大學員曾自己動手建宿舍，兩個星期內，挖了170多個窯洞。」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霍靜廉說。許多學生吃的是沒有油腥的大鍋飯，上課在大樹蔭下坐個小板凳墊著大腿做筆記。白天在烈日曝曬下上操，夜間扛著三八大蓋槍放哨。「一個窯洞住一個小組，有十人，睡在一個土炕上，每人鋪位距離只有一尺五寸，只能放一床被子。」抗大總校第三期女學員趙馥南回憶道。
但是大家從不叫苦。在抗戰初期，除了知名學者和文化人，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以求學的名義來到邊區。青年人對新知識的渴望，對尋求民族獨立之道的熱切，遠遠勝過身體遭受的困頓。
就讀於陝北公學的帆波回想起無數的夜晚，同學們圍坐在燃著微弱火星的炭盆邊，熱烈地談論著自己一天的學習體會和感受，談論形勢與學習。「在延安的學習生活呈現出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生動景象。這與當時武漢國民黨中央所在地死氣沉沉的氣氛形成鮮明對照。」曲阜師範學院原副院長尹平符回憶，尤其令人興奮的是，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抗大的教學非常關心，或兼講課，或作報告。毛主席那高瞻遠矚、知識淵博的見解，幽默詼諧、深人淺出的比喻，使人聽了豁然開朗，頓開茅塞……「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但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首任廠長於藍當時在延安，致信哥哥時這樣表示。
延安歲月的淬鍊，讓眾多懵懂青年成長為革命者。吳介民深有體悟：「到延安以前，我只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由有知識、有本領、有正義感的人組成的……但我出身地主家庭，上學、念書沒有接觸過社會底層，對那些『無知無識』手足胼胝的勞動者，從心眼裡是瞧不起的。」學習社會科學理論，讓許多「吳介民」認識到勞動創造世界的真理，認識到無產階級是當今最先進的、最有組織的、最有前途的革命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
延安並沒有讓遠方來客失望，那是一片充滿生氣和活力的天地。人與人的關係是和諧而平等的。「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攝影家吳印鹹說。有親歷者回憶，舉辦新年幹部晚會的時候，大家可以起鬨毛澤東唱歌，主席最愛唱的是《國際歌》。放映聽不懂的英文原版電影時，能夠請「恩來同志作翻譯」。
人們的團結意識也空前一致，哪怕是開會也願意等待彼此，沒有時間概念。「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一個把自己所有活著的生命都獻給了革命事業的革命者，是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的，作為革命隊伍的一份子，其一切行動都聽指揮。」多年研究延安的學者朱鴻召感嘆。
「與往年不一般」：十年交融與重塑
烽火歲月，延安與延安的年輕人們，彼此交融、彼此重塑。
「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般，再不是舊模樣，是陝北的好江南。」1943年，魯藝的秧歌隊來到南泥灣，秧歌舞《挑花籃》插曲《南泥灣》傳唱至今。
1941年，開荒地11200畝，收穫細糧1200石，收穫蔬菜164.8萬斤，還打了1000多孔窯洞，蓋了600多間房子……南泥灣在幹部們、戰士們和知識分子的努力下，完成了從荒山變成良田的奇蹟。而這只是大生產運動的一個代表，越來越多的地方，和南泥灣一樣，「與往年不一般」。
中國共產黨人才隊伍面貌也不斷刷新。毛澤東曾強調，「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
從延安這所革命學校畢業後，有的留在了邊區工作，比如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學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文協、劇協等文藝團體，以及一些高等學校、報社和部分黨政機關，補充了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還有很多人走上了抗日的前線。有數據顯示，從陝北公學畢業的幹部，除約有10%留在邊區各部門工作外，80%以上都奔赴敵後，從事抗日工作，有的直接領導遊擊戰，有的做了縣長，剩下約有10%前往大後方。
由周揚、丁玲、艾思奇、何其芳、艾青、冼星海等組成的「文化軍隊」，積極譯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藝理論著作，特別是在整風運動後，廣大文藝工作者背著背包下鄉、下廠、下部隊，學習人民的語言，創造出代表那個時代的新文藝，成為抗戰勝利的精神振奮劑，奠定了新中國建立以後的文藝發展基石。
延安，對於這些青年人來說，已經不只是一座小城，而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標識。他們在這裡實現了自我重塑，經歷了戰爭的硝煙後，又滿懷熱忱地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之中。
【採訪札記】
忘不掉這裡的笑容
束涵 戚穎璞
結束延安之旅，在我們心頭縈繞不去的，是那裡的笑容。
初到延安，我們匆匆趕赴延安革命紀念館，等待與我們的講述者見面。跟隨者她的腳步，我們在館內開始了長達3個多小時的「沉浸式學習」。一幅幅珍貴的歷史照片，穿過玻璃櫥窗，還原了延安生活的真貌。
那時的青年人，以石頭為凳，膝蓋為桌，生活物資極度缺乏，很多東西都需要自力更生，比如自製核桃算盤，以及精緻得叫人驚嘆的小提琴等等。如此艱難的生活，卻絲毫不顯沉悶。
作家丁玲當年「投奔」延安時曾說，「我原以為這裡的人一定很襤褸，卻不料有這樣漂亮。我更奇怪，為什麼這裡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總之，他們全是充滿快樂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這座居於西北一隅的小城內，每天歌詠聲不斷，熱鬧非凡。一張張笑臉，儘是屬於青年人的生機。
在鳳凰山革命舊址，我們又偶然得見另一種不一樣的笑容。在山腳下不遠處的廣場上，阿姨們湊在一起扭起了秧歌。有的手上握著纏著紅綢帶的鼓棒、腰上繫著腰鼓，有的拿著顏色鮮豔的扇子。她們跟隨節拍，整齊的步伐，有韻律的鼓點，驅散了許多寒意。
歡快、熱鬧，是秧歌的天然基因。在我們的鏡頭下，阿姨們毫不怯場，紛紛拿出「看家本領」，笑得燦爛，甚至熱情地喚我們一同加入。
兩種笑容跨越世紀，似乎又有著某種必然的關聯。正是那些泛黃照片上的笑容，背後孕育著蓬勃力量，為中國革命勝利、民族獨立之爭，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也為和平與小康打下了樁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