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時間：2002年9月19日
地點：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訪談者：定宜莊、張莉
第二次
時間：2014年7月3日
地點：從北京到通州
訪談者：同上
訪談者按:在鐵路鋪設之前，漕運是京城的命脈，漕糧由運河運抵通州，再從通州運抵北京。早在乾隆末年，從朝鮮出使中國的樸趾源，就在日記中描繪過從通州到北京一路的繁盛景象。他寫通州：「天下船運之物皆湊集於通州。不見潞河之舟楫，則不識帝都之壯也」；「既入東門，至西門五裡之間，獨輪車數萬，填塞無迴旋處。遂下馬，入一鋪中。其瑰麗繁富，已非盛京、山海關之比矣。艱穿道路，寸寸前進。市門之扁（匾）曰『萬艘雲集』，大街上建二簷高樓，題曰『聲聞九天』……」他寫從通州到北京的運糧道：「自通州至皇城四十裡間，鋪石為梁，鐵輪相搏，車聲益壯，令人心神震蕩不寧」。
這樣的場面，直到清末也沒有太大的改變。那年年月月周而復始的推獨輪車的苦力之中，有一個應該就是劉子揚先生的爺爺吧。他們從山東順著運河北上通州，然後又從通州順著運糧道進入北京，最終在北京紮下根來。到劉先生的父親一輩已經與北京的旗人通婚。他認為他的母親和妹妹，都已經是典型的「滿族姑奶奶」了。不過在這篇口述中，最生動的還是那個推獨輪車的爺爺，這是由孫子講述的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爺爺的故事。
我對劉先生的訪談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是在他曾任職30年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辦公室。第二次是他應我的請求，帶著我一起從朝陽門外的關東店開始，走那條著名的古運糧道直到通州，走過當年他爺爺背糧食的運河河岸，以及潞河醫院、復興莊等他的爺爺、父母以及他自己童年和少年時生活過的地方。這實在是一次非常難忘的行程。沿著大運河進北京，這是當年山東等省貧窮百姓入京的主要路線之一。
劉子揚，1931年生，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檔案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即今天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明清檔案的整理、編輯和研究，1991年10月離休。
2002年劉子揚在辦公室（本人提供）[我與劉先生去通州那天，是從朝陽門地鐵站出發的，一出發就先經過南營房，所以他就從南營房講起，引錄於此，可以與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上編）中關松山老人的口述銜接。]
定宜莊（以下簡稱定）：這邊有個南營房您知道嗎？
劉子揚（以下簡稱劉）：知道！我從江西（「五七幹校」）回北京以後，搬到這地方住了一兩年的時間，我經常上南營房那邊去，遛彎兒呀，南營房挨著北營房。
定：就是現在工人體育館那兒？
劉：對對，北營房拆得比較早。修工人體育館什麼的，20世紀50年代就拆了。南營房基本上是整齊的，一個院兒一個院兒的，每一家都有門樓，裡邊照我們北京話來說是磚瓦房，一邊是齊趟的瓦，當間兒是灰。那種磚瓦房。
定：齊趟的瓦是什麼？
劉：就是不是整個兒全是瓦房，是一邊一趟兒，那一般來說都是北京老百姓的房。這南營房最讓我遺憾的，就是當時我不知道它要拆，那時候也沒相機，也沒這意識，我要知道要拆的話一定要留幾張好照片，照幾張完整的營房院，院牆，門樓，多好啊。等我一聽說拆了，我說壞了，連個照片都沒留下。
從朝陽門下地鐵的橋，就是老的朝陽門橋，朝陽門橋的底下就是護城河。前面這一段就是剛才咱們上車的地方，叫關東店，整個是過去老北京的城鄉接合處。我住的這地方叫東大橋，東大橋這兒過去也有一個橋，是出北京之後的第一道橋，對北京防務也有作用，從這兒出去之後就是大郊區了。
這條古運糧道啊，過去是石頭的，我小的時候還是石頭的呢。日本時期要修從通州到京津的公路線，要把石頭起了築成水泥的，他（們）把石頭都扒了，底下是土，一半一半地築，先築馬路這邊，再築馬路那邊，也省得阻礙交通。結果那一頭還沒接到從北京到天津的那條路上呢，日本就投降了。所以剛解放的時候這條運糧道一半是水泥地，一半是石頭的。一直到解放後才把它重新修成柏油路。
就這條馬路啊，過去我年輕時候在潞河中學（訪談者註：潞河中學在通州區。1867年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通州創立第一所教會學校，始稱八境神學院，後改稱潞河書院、潞河中學。）上學的時候，保證是一個小時騎自行車到北京。通州沒有看電影的地方，學生一到星期六，一下課蹬著（自行車）腿兒就往北京跑。在東四那兒有兩個電影院，看電影。它這電影是連放的，進來之後直到晚上才出來。
從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道閘，總的稱呼就叫「十三道響閘」，譁譁譁……和這條運糧道是平行的。因為通州低呀，船從通州運河進來，進通惠河，要過十三道閘才能到北京。那個閘是雙閘，你從下水下來了這個船，進了閘之後，把下頭的閘閉死了，把上頭的閘提開，這樣水面就和上邊一邊平了，這船就又走，一道一道地走。我還見過呢，現在這些閘一道都沒有了。十三道閘每一道閘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第二道閘就在八裡橋的東邊。一過八裡橋的那道閘叫楊閘。最後一道在1947年、1948年的時候我們還到那兒去過，夏天到那兒遊泳、洗澡。
元代通惠河上諸閘位置示意圖：當時這一帶都是大糧倉是吧？
劉：不是。糧倉都在從東直門到朝陽門當中的這一塊，就是南小街左右。原來由通州到北京，一共十三個倉，通州那兒是三個倉，北京這兒有十個倉，大部分都在這一塊兒。
我1931年出生，六月二十三生日，今年（採訪時）七十一。六月二十三是陰曆，陽曆是那年的8月6日，這是後來才查的。我從小就沒過過陽曆生日，都是過陰曆。我父親是通州人，我可以先說說我父親家。
我們的原籍老家應當是在山東，不知道是山東什麼地方。他們是從運河過來的，就住在運河的岸上，通州的東關。他們一家子都做小買賣，賣小吃的，火燒啊，豆腐腦兒啊，就隨著這糧船，糧船一到通州，一卸糧食的時候兒，到晚上非常熱鬧，那些卸糧的工人往下扛糧食的都餓了，都要吃點東西啊。我爺爺他們家哥兒三個幹這個，做小買賣。
我爺爺不愛說話，他給我簡單地說過。他一歲多，他母親死了，我爺爺行五，是由他大嫂把他帶大的。老大和老五差出一輩來，我大侄子比我大一百天。我爺爺跟著嫂嫂，自己得掙飯吃。所以他從13歲開始就在糧船上幫人卸糧食。糧船到通州之後，它那糧食不是成口袋的，整個都在倉裡邊，糧船到了之後現裝口袋，往下扛。
自明朝修通惠河後，糧船不再過閘，漕糧都是由人力搬運到上遊停泊的船中，運至上閘。鹹豐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實錄》：「通州向有遊民，專恃漕糧抵通盤壩，負米為生……」劉先生的爺爺從事的就是這個營生。我爺爺身體好，差不多一米九的個子，比我要高，魁梧，有勁兒。他跟我說剛一開始卸糧食的時候都不許穿衣裳的，怕你偷糧食呀，什麼衣裳袋子都沒有，只能穿鞋，所以鞋就做得特別大。因為糧食都在倉裡頭，你一進去之後，這兩隻鞋趿拉著，鞋旮旯兒裡頭就灌了好多糧食，等卸到岸上之後，回來趕緊把鞋磕了，再去第二趟，多走一趟鞋旮旯兒裡就多留點兒。這一宿磕出的糧食就夠一宿吃的了。這個說起來還特別形象，鞋大一點呢，能多扣點糧食，可你腳受得了受不了？一方面得掌握好分寸，一方面你還得忍著，有時候磨出泡，有時候磨出鮮肉來。反正就這樣，就卸糧食。後來就允許圍一塊布了，剛一開始連圍布都不允許，就赤身裸體。我大爺他們家就在土壩上賣麵茶，每次到這兒來就（把糧食）磕打給他。有很多人，有固定的，每天在你這兒吃東西，打個尖兒。
定：您爺爺在哪道閘給人背糧食？
劉：他就在八裡橋附近，第一道閘過來之後，就到第二道閘這兒，糧食就上船了。就不往這邊走了。
後來他就不扛糧食了。幹什麼呢，推獨輪車，從通州土壩那兒裝上車，搭幫結隊地（把糧食）運到十三倉，就是十三閘，推到閘這兒給你個籤兒，推一石就給一個籤兒，回去拿這個籤領錢。他身體好啊，人家都一邊擱一個口袋，他在車當間兒再搭一個糧食口袋，這樣人家推二石他可以推三石，掙得就比別人多。他就推獨輪車（把糧食）往船上運。
定：您就是說把糧食直接運到城裡來？
劉：運到城裡來。還有一種是從船上卸下來之後（船）再回去，就倒上船的這一段。因為什麼呢，通惠河接著運河，這個地方過不來船，就得倒船。原來這個地方叫磚壩，那邊叫土壩，那邊叫石壩。
石壩與土壩通稱二壩。舊日凡正兌漕糧（運京）都向石壩交兌，改兌漕糧（貯通）都向土壩交兌，有坐糧廳收米。
定：往這邊運就比較累，倒船就不那麼累是吧？
劉：各有各的累。卸船也累著呢。
定：從通州推車到這裡得走多長時間？
劉：多長時間不知道。
（車到通州的土壩）那邊就是西岸，西岸特別高，就都是靠糧船的，東岸就一片莊稼地。只要是漲水，這邊就一片汪洋。
定：當時他們從土壩往上扛糧是在東岸還是西岸？
劉：西岸，都是在西岸。
定：您說的土壩其實也沒有壩？
劉：沒有壩，它就是名字叫土壩。那邊兒還有一個石壩。石壩那個地方就是咱們說的通惠河往北京去的那道河呀，那道河與運河的交匯處。
定：您說您伯父他們賣燒餅的地方……
劉子揚在土壩（定宜莊攝於2006年）劉：對對，就這兒，西岸了。糧食市兒。你看這旁邊是一條內河，這個地方叫閘橋，這邊就是回民胡同，岸上就是做買賣的，回民整個在通州運河邊上做買賣。都是跟著運河來的，形成通州的回民。回民做小吃可以說是最拿手的，甭管家裡怎麼窮，出來的東西往攤上那麼一擱，那就漂亮。回民窮啊。我爺爺背糧食之後，沒事就在那兒擺地攤，就是蒙人啊，套圈兒，知道吧？套上你就拿走了，套不著你就拿錢買圈兒啊，就幹這個，幹這個的時候就在回民胡同這兒跟這回民打架，拿刀找人家去了，走到人家門口，結果他犯小腸疝氣，腸胃往下墜，走不了啦，最後他一賭氣，他自己不是帶著刀嘛，就把自己割了一刀，他認為自個兒有刀傷藥啊，割了之後一上刀傷藥不就好了嗎，結果割了之後壞了，好不了了，沒有辦法，快死了。當時潞河已經有西醫的醫院，美國建的，街坊把他抬到醫院，到了醫院給他治好了。
我爺爺那時候也就是20多歲的樣子，從那以後他就信基督教了。他說以後什麼都不幹了，就信教了。基督教4個會（訪談者註：基督教在中國的教派當時有十餘個之多，所謂4個，可能是指美國在中國的4個基督教會，即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和聖公會。也有說是指美國的美以美會、浸信會，加拿大衛理公會，英國公理會的。），他是屬於公理會的。他沒有文化，就在潞河醫院（訪談者註：潞河醫院是美國的教會醫院，始建於1878年。）給人看門，那時候掛號講究用那木頭牌子，他就賣看病的牌子，賣了一年多。後來（有個）牧師，是一個美國人，看他小夥子還不錯，送他到潞河書院，讓他挨那兒念神學。當時還不是潞河中學，叫潞河書院。他在那兒念了兩年多，他就是聰明，念得很不錯，英語也能說了。回來之後讓他當牧師，他說我不當牧師，我信教是因為教會把我的病治好了。這就不賣牌了，就給醫院管藥，還當會計，記個帳什麼的，一直到他退休，60多歲。
我爺爺住在通州區復興莊，是原來西倉的晾米廠。1900年以後庚子賠款，把那塊地方賠給教會了，教會在那個地方就成立了一個村子，都分給了這些教民，最早的老家是36家，其中就有我爺爺一戶，他在那兒就安了家。後來又娶了我的奶奶，生了一個小男孩兒，就是我大爺。
1900年打義和團的時候，他已經在潞河醫院，已經信了教了。就因為他信教，是教民哪，義和團一鬧起來之後，就把我這個大奶奶和大爺當時就給殺了。就在東關上，那時候我爺爺他們就在東關住嘛。二十九軍大刀片，就在東關這地方殺日本鬼子。第二年才盧溝橋事變嘛。
這樣我爺爺就參加了打義和團，跟著八國聯軍一起從通州到北京。打義和團的時候他身上負了三處傷，左手的二拇指也打掉了。後來就住在慶王府那兒養病，就是定阜大街那兒。
他跟我說到了北京之後，因為他是中國人，聯軍就派他去到京南，跟義和團聯繫，就在廊坊這邊兒，黃土坡這一帶，見他們的頭兒。他說出去過三次北京。他說就是取得聯繫，究竟聯繫什麼問題，就不知道了。
定：他沒說到那兒是談什麼？
劉：沒有，具體情況他沒說過，就說是聯軍讓他出去的。他是中國人哪，聯軍裡邊中國人很少。還說當時清政府怎麼樣支援聯軍，蔬菜呀，水果呀。
定：清政府那時不是和義和團一夥兒的嗎？
劉：對呀，你瞅呀，他說這些事情都是我親身經歷的，都非常清楚。我最可惜的就是沒有詳詳細細地跟他談過，只是聽他隨隨便便一說，他也沒有說得很詳細，太可惜了！
義和團鬧過去之後，他繼續在醫院上班，也不去搞教會的事情。那陣兒教會的那些牧師呀，潞河醫院那些大夫啊，還有潞河中學那些老師呀，他們都是入教的人，入教有個規矩，不許放高利貸，那些人都有點現金哪，他們都不敢放，但是我爺爺就是那麼個出身，從小就在壩上幹事，像混混似的吧，他不在乎，他不僅自己有錢就放個帳，他們那些人有點富餘錢也交給他，他幫著放，比如說應當三分利，你拿二分我拿一分，就這樣。我爺爺一直沒買地，有點現錢，生活也很不錯的。
今日潞河中學（定宜莊攝於2006年）我爺爺是非常古怪那麼一個人，他說：「三教九流的那些東西，坑蒙拐騙的那些東西，沒有我不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我不拿它去對別人。但別人要是拿它對我，是根本不可能的，你甭想蒙我，我也不去蒙人。」以後就是這麼個處世哲學。他說幾千人請他去演講，他的題目就是「不是便宜」，在社會上有很多看上去便宜的事情，表面上對你來說好像是便宜你了，實際上後面不定隱藏著些什麼東西，那不是便宜。非常深刻。
定：怎麼還有幾千人請他做演講？
劉：那就是教會組織的，解放前的事。他說的都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後他就挨家那麼一待，成天地，養活著小狗，把小狗訓練得相當好。
定：您爺爺挺有意思。
劉：不單是咱們現在提起來有意思，那整個，當時在整個通縣，都相當有名的。我爺爺少白頭，您到通州，當時通州萬壽宮各個茶館所有的地方，您打聽打聽，他姓劉呀，就叫白毛劉，沒有不知道的。
我就跟你說一個小笑話吧。他出去坐洋車，那時候他已經有錢了，人家跟他要6個銅子兒，他給人家4個子兒，人家不拉，說您再添添，他說一巴掌吧，人家一聽，一巴掌就是5個子兒唄，拉上他了，拉到地方，他給人4個子兒，人說您不是說一巴掌嗎？怎麼還是給我4個子兒？他說你瞅我這手，我這一巴掌是幾個手指頭？他不是打義和團時候打下一個（手指）去麼，就4個手指頭。很小的小事吧？就這麼個人。
我父親到北京上學就把家安到北京，因為什麼呢？他一個人跟他爸爸要錢，供他兩個妹妹在北京念書。女的甭想念書，念了小學畢業之後就甭念了，等著找個婆家就行了，我爺爺就這麼個思想。我父親跟他爸爸回家要錢哪，都有策略的，早晨起來坐從北京到通州的車回到通州，是禮拜天，到了通州不提要錢的事，一個字兒都不提。我奶奶做著吃的喝的，吃著，聊天兒說話兒。我們復興莊離火車道非常近，晚車由北京開到通縣，到通縣再往東到通縣發電廠那地方，火車掉頭回來，往北京再開20分鐘，我們家走到車站20分鐘，只聽火車一拉笛兒，因為一拉笛兒的話就要進站了，我爸爸就張嘴要錢：「我就要走了。」老爺子不敢耽誤時間呀，耽誤時間趕不上回去的火車了，趕緊給錢，要多少錢給多少錢。拿著走，20分鐘回北京。白天不能提，提要錢的話就不給你，且磨蹭呢。我兒子小的時候跟著我爺爺玩，那都重孫子啦，每次看這孩子，一分錢兩塊的水果糖，拿小刀把這一塊水果糖切成4瓣，鬧了就給一瓣，這一瓣水果糖就能玩一鐘頭，您看，就這麼個人兒。特別愛財。
是1939年，還是日本時期呢，我們通州鬧綁票的，把我爺爺綁了去了，把他那點錢都給綁走了，是我母親給他添了點錢才把他贖回來的。從那以後他就沒錢了。贖回來了之後他害怕，不敢在通州住了，就住在我姥爺那兒，住了有差不多一年，他不能老跟人那兒住著呀，就又回到通州。回到通州他就不敢在復興莊住了，他不是信教麼，就在通州南大街快到鼓樓了那地方，魚市口裡頭那兒，有一個公理會的小教堂，在那兒找了一間房子。你知道閘橋嗎？小樓那兒，從閘橋往北，那叫鼓樓前頭，鼓樓後頭，從魚市口往東，是原來的東大街。好像那個鼓樓就是拍《野火春風鬥古城》的地方。（訪談者註：《野火春風鬥古城》是1963年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根據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一部反映城市武裝鬥爭的電影。通州鼓樓已於1968年10月被砸毀。）那不是在城裡邊嗎，就上那兒去住閒。就我那叔伯大哥天天騎著車給他往城裡頭送飯，早晨送一頓晚上送一頓。
我爺爺對他自己的身體非常在意，幾十年在醫院他也知道點。一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飯就夠了，多一口東西都不吃，他那麼愛吃肉的人，每天吃3塊肉，切的塊兒都得那麼大，多一塊都不吃，多一口水也不喝，從來不喝茶，就喝白開水。要不他活這麼大歲數呢。
我爺爺是1964年97歲死的，就是因為太老了，一直到死的時候腦子還清楚。那時候我正在順義搞「四清」，1964年嘛，家裡給我打電話說老爺子不行了，我就騎著車從順義趕到通州，早上出來的，到家天都快黑了。我進我爺爺住的房子，他的床就跟一個匣子一樣，四面都是板兒，這邊可以撂下也可以支上，怕被子掉地下啊，我一瞅把他的床都挪到屋子當中來了，他們說老爺子老想摸那電門，離開那牆遠一點兒，他就夠不著了，他就是不想活了，他消化系統不好，到後來每天都得灌腸，他煩了，不行了，自己不能生活了。
劉子揚爺爺的晚年照（劉子揚提供）信基督教對我爺爺性格的改變非常大。像我爺爺那樣的一個人，從糧船上長大的、扛糧食推小車賣苦力的，後來又耍錢，耍錢耍寶哇，要不然他幹嗎跟人打架呀，這麼個人，舊社會最底層的，而且還不是一般底層受苦受難的，而是在街面上混混這類的，他能夠一下就篤信基督，就能改變他的性格。
我爺爺對整個從清代一直到北洋到國民黨，到日本時期所有經過的這些事情，都非常清楚。他從底層上來，腦子又特別好使，要不然英文怎麼說得那麼好，他40歲了才學英文，潞河醫院是教會的醫院呀，所有藥品都是英文的，他都知道，你不能給人拿錯了呀。對於現代史上來說，他最清楚八國聯軍的整個過程，還有華北地區教會的歷史，比如通縣北京教會的成立問題，整個情況他一清二楚。他說從入了教會到了醫院之後，到60歲從醫院退休，就一直跟著這些牧師們在整個華北地區的各個省搞教會，因為他們得有中國人陪著他們，領路呀。他說他不願意參與，但是他說他全知道。我非常懊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他接觸的時間太少，他也不跟我說很多，偶爾地就說那麼一句，我說的這些就都是從他那兒一點一點聽來的。那時我在人大念書，星期六回到通州，又有孩子老婆的不一定顧得上，每次見上一面，坐在那兒十分八分鐘，二十分三十分鐘，也就是那樣。到檔案館工作之後我還跟他說過，什麼時候有時間，那時候還沒搞秘密宗教呢，[訪談者註：劉子揚先生這裡說的是他自己，清代秘密社會是劉先生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曾參與策劃編纂公安部組織撰寫的《中國秘密社會》一書的全過程。又與張莉合作著有《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全四十冊，包括研究與檔案整理，線裝書局2006年）出版。]他說行……太可惜了，不行，已經完了。
（本文摘自北京出版社2017年2月版《城牆之外》，部分注釋略）(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