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聯合課題組發布關於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確定曹操家族DNA，結果顯示曹操並不是曹參後代，同時也推翻了曹操是夏侯氏抱養而來的說法。這一課題組的相關論文發表在國際學術雜誌《人類遺傳學報》上。
消息發布後，爭議陸續有來。有人質疑反推的科學性何在，有人不解何以證明作為研究樣本的曹操後人家譜的可靠性，也有人非議課題組接下來的研究計劃。研究曹操家族的DNA，是屬於學術中「學」的內容。網友們所說的提高生產力，是屬於「術」的部分。近代思想家梁啓超曾在《飲冰室書話》的「學與術」一篇中，對「學」與「術」進行過這樣的描述——「則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其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則沉，投以木則浮。觀察此事實，以證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學也；應用此真理以駕駛船舶，則航海術也。」「學」與「術」，分屬於學術研究的不同層面，不應該厚此薄彼。可以肯定地說，一個只專注於「術」而忽略於「學」的學術研究環境，是極不健康的。
研究曹操的DNA，的確不能直接提高生產力並轉化成勞動成果造福於人類。可是，這不代表這種研究是不靠譜的，是燒錢的。一個起碼的證明就是，「基因考古學」早已經在西方被廣泛應用，我們卻還在為「真假曹操墓」而爭論的面紅耳赤、不可開交。筆者注意到，當曹操墓被發現之始，許多網友就是力主引入DNA研究來進行考古並確定墓主人身份的，可是，當真正的DNA考古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又為何還要質疑驗DNA之舉是在燒錢？
「真假曹操墓」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更大的學術意義在於對所有的文學、史學知識進行最大程度上的真實還原。研究「曹操家族和夏侯家族的關係」這一學術課題，除了對文史常識有糾正作用，之於坊間的歷史傳說和當下的後宮劇創作，也有很大的創新價值。
用DNA研究歷史，是屬於學術研究中「去偽存真」的重要內容。DNA不會說謊，只有歷史記載和文學創作會說謊。這種觀點，在歐美國家，被稱作「新歷史主義」，即我們應該對歷史記載進行適當的文學批判。持有類似觀點的人，在我國被稱作是「古史辨派」，最著名的代表人員當屬顧頡剛和錢玄同，其中，顧頡剛提出了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顯然，引入基因研究這等自然科學方法，是一種必要和必須。正反方
□田聞之
引入新方法新技術研究歷史人物，試圖通過追蹤溯源來印證或糾正歷史事實，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科學探索。然而，科學研究在學術探討範疇可以馳騁想像，一到求證階段則務必嚴謹，對外下結論更要慎之又慎。特別是像曹操這樣家喻戶曉的歷史名人，身世一直成謎，學術界內外頗為關注。僅僅通過幾年研究，連曹操墓真假與否都難以斷定，貿貿然得出一個如此顛覆性的結論，並公之於眾，未免太過輕率。更何況，DNA鑑定對於史學研究意義如何尚難確定，就言之鑿鑿、大力宣揚，這樣的歷史研究似乎走偏了方向。
近些年，除了各種新方法、新技術不斷介入，還有些所謂的新角度、新解讀也備受追捧，一股號稱「還原歷史真相」的風氣盛行一時。或揪住一點不及其餘，或亂扣帽子亂貼標籤，陡然間，先賢先師、歷史名人形象逆轉，被「還原」得面目全非。不得不說，這樣的「研究」看似豐富了歷史，實質卻有解構歷史之嫌，以戲謔的方式誤導公眾、誤導社會，很可能扭曲、汙化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追求。
對歷史人物的研究要更深入、更豐富，跨學科研究有跨學科的優勢，但作為人文學科，史學研究還是應有所偏重。它不同於自然科學，其研究對象是建立在一定時代背景之上的。我們判斷一個歷史人物的價值，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血統因襲而更注重文化內涵的傳承，不是糾結於生活瑣碎而是宏觀大視野。千百年來，歷史人物被定義，往往是看他在歷史上發揮了多大作用、作出多大貢獻，如何在歷史長河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以及對於當代有何借鑑意義等等。至於是不是抱養，或者基因構成怎樣，可能更多地還是給歷史添加佐料，為百姓添加茶餘飯後的故事而已。
尊重每個學科的研究規律，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做研究，帶給社會更可信更豐富的歷史，這是對公眾負責，也才是對歷史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