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年8月25日凌晨時分，龐貝城的浮石大雨終於緩和下來。這似乎是個出城尋條生路的好時機。在浮石傾盆而下、來勢最猛的時候，有20多個逃難者靠躲在城牆裡才逃過一劫。他們現在組成一支稀稀拉拉的隊伍，打算碰碰運氣從幾座東城門中的一座出城，希望能夠逃離火山噴發的覆蓋範圍。
幾個小時以前實際上已經有人嘗試過這條路線。一對夫婦在逃跑途中只帶了一把小小的鑰匙和一盞青銅油燈。無論這把鑰匙能打開哪把鎖房屋的、寓所的、箱子的抑或保險柜的，他們大概還是指望有一天能回到它們旁邊。這盞青銅油燈在黑暗長夜和沙塵碎石中顯然沒什麼用。不過，它在當時可是個昂貴又時髦的玩意兒，外形是一個非洲黑人的頭像——我們接下來在龐貝城中還會經常碰到這樣的（令我們）略微感到不適的創造力形式。但這對夫婦沒能成功逃離。1907年，人們在這對夫婦倒下的地方發現了他們，就在城外這條路兩邊的宏偉大墓中的一座附近，他們和許多人一樣，被浮石掩蓋。事實上，他們倒下的地方毗鄰一座紀念一位名為埃斯奎利婭·波拉（Aesquillia Polla）的女人的豪華墓冢，她是努米利烏斯•赫倫尼烏斯•凱爾蘇斯（Numerius Herennius Celsus）的妻子。大約50年前，年僅22歲的她就已去世了（我們仍能在石碑上識讀這個信息），無疑還不到她那富豪丈夫年紀的一半。凱爾蘇斯出身於龐貝城裡最顯赫的家族之一，曾在羅馬軍隊裡擔任長官，並兩度當選為龐貝城地方政府的最高長官。
人頭形（或人腳形）的小燈在公元 1 世紀非常流行。燈油從他額頭上的小洞注入，火焰就會在他嘴裡燃燒。即便算上花瓣狀的把手，整支燈也只有12 釐米長。這支隊伍決定冒險向同一方向逃離，這時浮石已經壘起幾英尺高了。他們行進得緩慢而艱難。這批逃難者大多數都是年輕人，許多人什麼也沒帶，或許是因為沒什麼可帶的，也可能是因為來不及去取他們的貴重物品。有一個男人為了防身給自己配備了短劍，套著講究的劍鞘（他身邊還有一副劍鞘，不過是空的，劍可能弄丟了或者被借給了別人）。隊伍中的幾個婦女帶了不少東西。其中一個帶了一個坐在寶座上的命運女神（Fortuna）的銀質小雕像，以及一把金銀指環其中一枚用鏈子拴了個小巧的銀質陽具，可能是一個護身符（我們在接下來還會經常見到這種物件）。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珍藏的小玩意兒：一個布袋中塞著一個銀質的醫藥箱、一具雕像的小巧底座（不過雕像遺失了）和幾把鑰匙；一個木質珠寶盒中裝著項鍊、耳環、銀湯匙和更多的鑰匙。他們也帶了各自能帶的現金。有些人只帶了些零碎小錢，有些人卻帶了自己家中的全部積蓄，或是店鋪收入。但這些其實也都不多。總之，整支隊伍攜帶的錢財加起來可能也就有500塞斯特斯這在龐貝大概只夠買頭騾子。
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比前面那對夫婦走得更遠一些。差不多有15人到達了下一個大墓冢，這是馬庫斯·奧貝留斯·菲爾慕斯（Marcus Obellius Firmus）的墓，位於道路前方約20米處。正是在這裡，這群人被我們今天所謂的維蘇威「火山碎屑湧浪」（pyroclastic surge）——這是一股高速移動的混合著各種氣體、火山灰和熔巖的致命燃燒物，所經之處無物生還——擊倒。屍體被發現時，上面散落著一些樹枝，有些人手裡甚至還緊緊攥著這些樹枝。也許手腳靈活些的人攀上了墓旁的大樹，在絕望中試圖自救；不過更有可能的情形是，那股湧浪不僅將逃難者置於死地，而且讓大樹倒在他們身上。
菲爾慕斯的墓冢卻走運得多。他也曾是龐貝的一名顯貴，數十年前就已去世，人們甚至都已經用他的墓碑兩側來做當地的留言板了。我們至今還能在那上面看到一些角鬥士表演的廣告，以及閒漢在碑側留下的塗鴉：「以撒（Issa）你好，哈比圖斯（Habitus）留」「歐卡蘇斯（Occasus）你好，斯蓋普希尼阿努斯（Scepsinianus）留」，諸如此類（哈比圖斯的朋友們於是用一副巨大的陰莖和睪丸來回復他，並留言「哈比圖斯你好，你五湖四海的朋友們留」）。再往上，菲爾慕斯正式的墓志銘表示，他的葬禮是當地議會出資籌辦的，花費了5000塞斯特斯其他地方官員還另外籌集了1000塞斯特斯的香火錢，並製作了「一枚盾牌」（可能是一面帶肖像的盾牌，這是典型的羅馬式紀念品）。換言之，這場葬禮的花銷遠比這群逃難者為了逃命所攜帶資金總和的10倍還要多。由此可見龐貝城裡的居民有貧有富。
我們還能追溯許多其他試圖逃難的故事。人們在各浮石層中總共發現了400多具屍體，而在如今已經固化的火山碎屑熔流中還有近700具19世紀時人們發明了一種高明的技術，能使其中的許多死亡瞬間生動再現，人們將石膏填充進肉體和衣物分解後留下的空間，於是撩起的短袍、蒙住的面龐以及受難者絕望的面容都得以一一重現。城市廣場旁的一條街道上有一支4人組成的隊伍，可能是試圖逃難的一家人。（石膏模型表明，）走在最前面的父親是個魁梧的男人，眉毛粗大而濃密。他用鬥篷遮住自己的頭，抵擋那些墜落的火山灰和巖屑，他還隨身攜帶了一些金首飾（一枚普通指環和幾隻耳環）、幾把鑰匙以及約400塞斯特斯，這次的現金數量還算過得去。兩個年幼的女兒緊跟著他，母親則走在最後面。她束起裙衫以便行走，並在一個小袋子中裝了更多的家中的貴重物品：傳家寶（幾把湯匙、一對高腳杯、雕著命運女神像的圓形飾物和一面鏡子）和一個矮胖的小男孩雕像，他裹著鬥篷，鬥篷下還露著一對光著的腳。這個雕像做工粗糙，但是用琥珀雕成的，想必是跨越了幾百公裡，才從波羅的海地區最近的產地運至此地；其價值可想而知。
根據受難者的屍體製成的石膏模型始終提醒著我們他們是人，是和我們一樣的人。這具以手掩面的臨終男性的模型尤其令人難忘，人們出於安保的目的將其放在遺址的儲藏室裡。如今看來，他更像在為自己的囚禁而哀嘆。也許是某人的珍貴物品？這個矮胖的小雕像由波羅的海地區出產的紅琥珀雕制而成，人們在一位未能逃生的逃難者身上找到了它。雕像只有8 釐米高，可能是羅馬擬劇中的某個定型角色，這項娛樂活動在龐貝十分流行。其他發現講述了其他的故事。一位醫師在逃跑時緊緊攥著自己的工具箱，當他穿過露天競技場旁邊的訓練場（palaestra，即一大片開闊的空地或訓練場地），試圖奔向南邊的一座城門時，不幸斃命於那股致命的湧浪；市中心一所豪宅的花園裡發現的那個奴隸因為腳踝上的鐵箍而行動受限；一個伊西斯女神的祭司（也可能是神廟裡的傭人）打包帶走了神廟裡值錢的東西逃命，還沒跑開50米就命喪黃泉了。當然，還有那位被發現死在角鬥士營房的一個房間裡的珠光寶氣的貴婦。在許多報導中，這一幕經常被當作展現羅馬上層婦女偏好角鬥士強健體魄的絕佳例證。表面看來，這一幕是其中一個女人在錯誤的時機和錯誤的地點被逮了個正著，讓通姦醜聞暴露於歷史的檢審之下。可實際的情形或許要清白得多。幾乎可以肯定，這位婦女根本不是在約會，而是在逃離城市時路況變得過於艱險的情況下躲進了營房。畢竟，假如她的確是在和情夫幽會，那她就得和其他17個人以及幾條狗共享這次約會——他們所有人（以及狗）的殘骸都在這個小房間裡。
在龐貝這座毀滅之城裡， 死屍向來都是最令人震撼的景象，且極具吸引力。在18至19世紀的早期發掘工作中，屍骨可以當著前來參觀的皇室成員與貴族的面恰巧被「發掘」出來。感情豐富的旅客看到這些遺骨總是思緒萬千，這場災難曾是何等殘酷地折磨這些可憐的人啊，更不用提這整個感受在他們心中激起的對人類存在何其艱險和脆弱所做的更一般性的反思。英國詩人赫斯特·林奇·皮奧奇（Hester Lynch Piozzi）在嫁給一名義大利音樂教師之後隨夫姓於1786年參觀了一處遺址後，捕捉到（並順帶戲仿了一下）這種反應：「這幅景象會引發多麼可怕的想法啊！如此場景無疑會在明日再次上演，這種確定性令人毛骨悚然；今日的旁觀者，也許會成為下個世紀的旅客駐足觀賞的景觀，他們會把我們的屍骨錯認為那不勒斯人的屍骨，或許還會將其帶回他們的祖國。」
名流們參觀龐貝時會要求為他們重現發掘過程。圖中描繪的是1769 年奧地利皇帝視察一具屍骨，於是人們據此將這具屍骨所在的房間命名為「皇帝約瑟夫二世之家」。同行的那位婦女顯然更加興味盎然。事實上，早期發掘工作中出土的最著名的一個物件，是一位女性的乳房的壓印，18世紀70年代在城牆外不遠處的一座大房屋（即所謂的迪奧梅德斯別墅［Villa of Diomedes］）裡出土。在用石膏製作完整屍身模型的技術趨於成熟差不多一個世紀前，這類固體殘骸使發掘者們得以看到死者、他們的衣服，甚至頭髮在冷卻後的火山熔巖上留下的完整形態。其中唯一被成功提取出來並保存完好的一部分就是那位女性的一隻乳房（的壓印），鄰近的博物館一將其展出，很快就吸引來了許多遊客。接著，它也成了泰奧菲爾·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一篇著名短篇小說《阿里亞·瑪塞拉》
（1852）的靈感來源。它講述了一位年輕的法國人返回古城尋找（或者重塑）夢中情人的故事，自從在博物館裡見到了這隻乳房的壓印，他就深深為之著迷，於是在時空穿梭、一廂情願和幻想的共同作用下，他找到了他的夢中情人，也就是迪奧梅德斯別墅最後一批羅馬主人中的一個。然而遺憾的是，儘管這個壓印聞名遐邇，卻憑空消失了，20世紀50年代的一次大型搜索行動也未能尋到任何蛛絲馬跡。有觀點認為，19世紀那些好奇心強的科學家在對它做一系列破壞性測試時導致它破碎了：可以說是塵歸塵了。
龐貝死者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的詩歌《龐貝女孩》
(「The Girl-Child of Pompei」）是借緊緊抓著自己母親的一個女孩的石膏模型（「仿佛當午後的天空垂下黑幕，你多麼想重新回到她的身體裡」）反思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一個佚名廣島女學生的命運，她們是人禍而非天災的受難者（「上天賜予我們的災難已然足夠，在指尖摁下前，請你停下來想一想」）。在1953年上映的羅伯託·羅西裡尼（Roberto Rossellini）的電影《義大利之旅》
（Voyage to Italy）中（儘管票房慘澹，它還是被譽為「首部現代電影」），有兩具模型還扮演了小角色。愛人們緊緊相擁，死後依舊情意綿綿，這些維蘇威火山受難者令兩位現代遊客（英格麗·鮑曼［Ingrid Bergman］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飾演，當時鮑曼與羅西裡尼還處於一段坎坷的婚姻之中）極度不安，提醒了他們彼此的關係已經變得多麼疏遠和了無生氣。不過，以這種方式保存下來的並非只有人類受難者。其中最著名且令人動容的，是一個富裕的漂洗工（洗衣工兼布工）家的一隻看門狗的模型，它被拴在原地，臨死還在拼命地掙脫鎖鏈。
這些模型必定由於人們的窺淫癖、憐憫和殘忍的獵奇欲望而顯得更有吸引力。就連最務實的考古學家也極力渲染他們臨死前的痛苦掙扎，抑或火山巖流對人類肉體造成的破壞（「他們的大腦會沸騰……」）。有些模型仍在其發掘之地附近展出，它們會對前來這些遺址參觀的遊客產生一種效應，類似於「埃及木乃伊效應」：小孩將鼻子湊近玻璃櫥窗，發出驚恐的尖叫，而大人則躲在相機後儘管如此，他們對這些屍骨懷有一種同樣冷酷的迷戀，這一點終歸難以掩飾。
但在這其中並非只有殘忍的一面。無論這些受難者是否被石膏完整重塑，他們之所以如此令人震撼，也是因為他們能讓我們覺得可以藉此與古代世界直接接觸，能讓我們從中重構人類的故事，重構跨越千年我們仍能感同身受的有血有肉的人做出的選擇、決定和懷抱的希望。即使不是考古學家，我們也不難想像，僅僅攜帶著少數家當背井離鄉會是怎樣的光景。對於那位帶著工具逃難的醫生，我們深表同情，甚至能體會到那些帶不走的東西留給他的遺憾。我們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懷著樂觀情緒把大門鑰匙塞進口袋的人們，雖然最終希望落空。當我們知道那個醜陋的小琥珀雕像也被珍愛它的主人在永遠離開家門前塞進行囊時，甚至這尊雕像也承載了特別的意義。
現代科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個人的故事。與前人相比，我們能從這些現存的屍骨中提取出各種更豐富的個人信息：例如，我們能通過童年疾病和斷骨的跡象相對容易地測量出人群的身高與身材（古代龐貝人比現代那不勒斯人稍微高一點，幾無差別），DNA和其他生物技術甚至可以開始被用來分析家庭關係與種族源流。一些考古學家可能在使用這些證據時過分發揮，例如，聲稱某個少年的骨骼生長特徵表明，他在不長的一生中大半輩子都是個漁夫，而他口腔中右半邊牙齒的磨損則是因為咬魚線所致。不過除此之外，大多數推斷還是有更堅實的憑證的。
例如，人們在一座大房屋的兩間裡屋裡發現了12具屍體，據推測可能是房主人和他的家人及奴隸的。在這6個小孩與6個成人中，有一個將近20歲的女孩去世時還懷有9個月的身孕，胎兒的屍骨尚在腹中。可能正是因為產期將近，他們才選擇躲在房子內，以期出現轉機，而沒有冒險倉皇出逃。自從這些屍骨在1975年被發現以來，人們並沒有悉心予以保存。（近來一位科學家報導，「［其中一個頭骨］下頜上的前臼齒被錯誤地補進了上頜中間門牙的空缺處」，但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古代牙醫的昏庸，只能證明現代修復工作做得很粗糙。）雖則如此，把現有的各條線索——受難者的相對年齡、年輕孕婦身上的珍貴珠寶，以及她和一個9歲男孩同樣患有輕微的遺傳性脊柱疾病拼湊起來，我們就能開始建構在這座房屋裡生活的這個家庭的圖景。年邁的夫婦很有可能是這座房屋的主人，丈夫60多歲，而50歲左右的妻子骸骨上有關節炎留下的明顯跡象，他們應該是年輕孕婦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從穿戴珠寶的數量推測，我們可以確定該孕婦並非奴隸，而從其患有的脊柱問題來看，她與這個家族有血緣關係，而非嫁進來的媳婦那個9歲的男孩就是她弟弟。若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她和丈夫要麼是和這家人住在一起，要麼是為了生孩子而搬回娘家，或者乾脆是碰巧在這個災難日來訪。她丈夫大概20多歲，屍骨的情況表明他的腦袋明顯畸形且病態地向右偏斜。其他成人中有一個60多歲的老人和一個30歲上下的女人，既可能是親屬，也可能是奴隸。
無論他們的牙齒是否被重新粘上，對其加以仔細觀察都會發現更多的細節。他們大多數牙釉質上有環狀凹陷，這是由於童年時期感染病反覆發作所導致的這很好地提醒了我們古代羅馬嬰兒的生存狀況非常危險，半數都會在10歲之前死去。（不過好在一旦撐過了10歲，就有希望再活40年，或者更久。）他們有非常明顯的蛀牙，儘管仍然低於現代西方平均蛀牙程度，但已經足夠表明他們的日常飲食中包含大量糖分和澱粉。在成年人中，只有年輕孕婦的丈夫沒有蛀牙。但是根據牙齒狀況判斷，他有氟化物中毒的跡象，可能是因為他是在龐貝城外某個天然氟化物超標的地方長大的。最令人震驚的是，包括孩子在內的每一具屍骨都有大塊的牙垢，其中一些有幾毫米長。原因顯而易見。儘管那時可能已經有牙籤，甚至出現了用來光潔和美白牙齒的某種巧妙的混合製劑（在一本關於藥理配方的著作中，皇帝克勞狄烏斯［Claudius］的私人醫生記錄了一種據說讓皇后梅薩利娜［Messalina］露出了甜美笑容的混合物：配方裡有燒制的鹿角、松香與巖鹽），但這個時代還沒有牙刷。當時的龐貝必定是個口氣瀰漫的城市。
即將臨盆的女人、拴在原地的狗，以及要命的口臭……這些令人難忘的景象記錄著一座羅馬城市的普通日常生活突然被中途打斷。這樣的景象還有很多：烤爐裡的麵包還在烘烤著就被遺棄了；一群畫師在重新裝飾一個房間時奪路而逃，把顏料罐和一滿桶新鮮灰泥落在了高高的腳手架上當火山爆發時，腳手架坍塌，桶裡的灰泥剛好濺落在整潔的牆壁上，形成一層厚厚的外皮，至今仍然清晰可見。可剝開表層，你會發現龐貝的故事遠比想像中複雜，且更加引人入勝。在許多方面，龐貝並不僅僅等同於古代的「瑪麗·塞勒斯特」號（Marie Céleste），當這艘19世紀的航船被神秘地遺棄時，煮雞蛋（據說）都還留在早餐桌上。龐貝並不只是一個在中流被冰凍的羅馬城市。
首先，如果不是在災難發生的幾天前，龐貝居民就是在幾小時前已經看到了某些徵兆。我們如今唯一擁有的一份目擊證詞，是25年後小普林尼寫給歷史學家塔西佗的幾封書信。災難降臨時小普林尼正在那不勒斯灣附近。小普林尼在信中表明，即便維蘇威火山口出現「雪松狀」的烏雲後，也仍有一絲逃離的生機，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摻雜了想像的事後之明。小普林尼的叔叔是最著名的受難者之一，奪走他生命的是哮喘病和科學家的好奇心，他勇敢地，或者說愚蠢地決定要近距離觀察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現在的考古學家認為，如果在最終災難爆發的數天或者數月前就已經出現了一系列輕微震顫和小型地震，那麼應該也會警醒人們撤離此地。畢竟龐貝並不是唯一受到威脅並最終被吞噬的城市，包括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和斯塔比亞（Stabiae）在內的維蘇威以南大片地帶都是災區。
根據城中屍體的數量可以確定，的確有許多人離開了。約有1100具屍體重見天日。城市還有尚未發掘的部分（龐貝古城有四分之一的部分尚未勘察），我們必須為這部分埋藏的屍體留有餘地，還要考慮到在早期發掘中遺失的人體殘骸（孩子的屍骨容易被誤認為動物屍骨而被扔掉）。即便如此，要說有2000多名居民在這場災難中丟了性命，似乎也不太可能。據估計，這裡的人口總量在6400人到3萬人之間，這取決於我們所設想的人口居住的密度或者我們所選擇的現代參照物，但無論總人口有多少，死者都只佔其中一個較小或者非常小的比例。
在浮石大雨中逃竄的人群可能只帶了些他們觸手可及且方便攜帶的物件。時間更充裕的則帶走了更多家當。我們必須想像這樣一幅畫面：一大群難民盡其所能地用驢子、貨車和手推車載著大批家當湧出城市，而大部分人還是留下了。有些人做了錯誤的決定，他們將最珍貴的財產鎖了起來，指望危機過去之後再回來。在我們於城內或附近的房子裡找到的壯觀珍藏比如，令人震驚的銀器收藏中，其中一部分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被留下的。但就絕大部分而言，留給考古學家去發掘的還是一座居民們匆忙打包帶走家當並離去之後的城市。這可能有助於解釋龐貝城裡的房屋裡為何只有很少的家具、絲毫也不顯得凌亂。這大概並不是因為1世紀時盛行某種現代派的極簡主義審美風格。大多數主人都用貨車載走了自己心愛的擺設。
這種匆忙的撤離或許也為我們在城內房屋裡發現的一些古怪之處提供了解釋。例如，如果一堆園藝工具出現在一個精緻的餐廳裡，那麼這可能是因為——在我們看來則頗感意外——它們平時就放置在這個地方；同樣有可能的是，在倉促逃離時，主人把家當歸攏在了一起，看看決定要帶走什麼，於是鏟子、鋤頭和腳手架就恰好被留在這兒了。儘管有些市民仍舊照常打理著日常營生，毫不懷疑第二天還會到來，但這畢竟不是一個處於正常狀態的城市，而是一個眾人奔逃的城市。
火山爆發後的數周或數月之中，許多倖存者也曾重歸故裡，尋找他們留下的東西，抑或從被掩埋的城市中搶救（或掠奪）那些可再度利用的資源，例如青銅、鉛、大理石。此時看來，由於想要稍後將財寶取出來而將它們鎖起來的做法可能並不是那麼不明智。因為，龐貝許多地方都有清晰的跡象表明，曾有人穿過火山灰成功回到了這裡。無論那是財寶的主人還是企圖投機冒險的強盜或尋寶人，他們都鑿通了通向豪宅的地道，在從一個被堵住的房間進入下一個時，牆壁上有時會留下鑿洞的痕跡。19世紀的發掘者挖出了一座幾乎空無一物的大房屋，人們可以從大門上刻著的兩個單詞一窺他們當時的活動：「此屋已鑿」。這基本不可能是房主人留下的文字，因此有可能是一個掠寶者留給同夥的信息，告訴他們這座房屋已經「搞定」。
我們對這夥鑿洞人幾乎一無所知（但這些用拉丁文寫成的信息使用了希臘字母，這表明他們是雙語者，屬於義大利南部的希臘-羅馬社群，我們在第1章中將詳加討論）。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實施劫掠的確切時間：龐貝廢墟中發現了一些後災難時期的羅馬硬幣，鑄幣日期大概在公元1世紀末到4世紀初。無論後來的羅馬人在什麼時候以及出於什麼緣由決定向這座被掩埋的城市挖掘，都極其危險，他們可能是希望取回可觀的家族財產，抑或帶著劫掠來的財寶潛逃。這些地道必定十分危險，既昏暗又狹窄，如果從一些牆洞的大小來判斷，有些地方只有孩子才能通過。即便是在那些稍微好走一些的地方，在那些沒有被火山灰填滿的地區，牆壁和天花板也都有隨時坍塌的危險。
諷刺的是，在迄今發現的屍骨中，幾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些不是火山爆發的受害者，而是在災難發生之後的數月、數年甚至幾個世紀之中冒險回到這座城市的人。例如，在「米南德之家」（House of the Menander）——該房子的現代名稱，由在其中找到的一幅希臘戲劇家米南德的畫像得名——的花園庭院旁的一個漂亮房間裡發現了一組三人屍骨，包括兩個大人和一個孩子，身上還有一把鐵鍬和鋤頭。某些考古學家認為，這些人是裡面的住民，可能是奴隸，在房子快被火山灰吞沒時試圖奪路逃離房屋，途中命喪黃泉。也有人想像這是一群掠寶者，在試圖鑿出一條進入房屋的通道時，可能由於通道過於脆弱而坍塌致死。會是哪一種情形呢？
有關這座陷入混亂的城市的圖景由於更早之前的一場天災而變得更加複雜。在維蘇威火山爆發的17年前，即公元62年，龐貝就已經受到了一場地震的嚴重破壞。根據史家塔西佗的記載，「大半個龐貝城毀於一旦」。幾乎可以肯定，龐貝銀行家盧基烏斯·卡伊基利烏斯·尤昆都斯（Lucius Caecilius Jucundus）家中發現的那對雕刻飾板描繪的就是這一事件。圖像表明主要有兩片地區受災較重：廣場以及面向維蘇威火山的北城門附近的那片地帶。在其中一塊飾板上，廣場上的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三神廟嚴重向左傾斜；神廟兩側的騎士雕像仿佛活了過來，騎手要從坐騎上栽下來。而在另一塊飾板上，面向火山的城門則不祥地向右傾斜，與其左側的大型分水堡正在分離。這場災難使我們對龐貝的歷史提出了最難回答的問題。它對城市生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它讓城市花了多長時間恢復正常？或者說，龐貝是否恢復過來了？有沒有可能，龐貝人在公元79年仍然住在一片狼藉中，廣場、神廟、浴場，更不用說那些私人住宅，或許都還尚未修葺？
一對雕刻飾板中的一塊上面的浮雕，近 1 米長，描繪的是公元 62 年的地震。左邊是廣場上的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三神廟，搖搖欲墜。而右邊是一場正在進行中的獻祭活動。一頭公牛正被抬上祭壇，而在這個場景的周邊，點綴著各種獻祭器具——一把刀、幾隻碗和盛放祭品的盤子。人們對此做過大量猜想。有觀點認為，一場社會革命在地震之後席捲了龐貝。許多貴族世家決定永遠離開此地，在他鄉安置家業。他們的離開不僅促使釋奴和新興富人崛起，而且也讓龐貝的一些較漂亮的房子從此墮入「沒落」之途，它們旋即成了漂洗坊、麵包坊、酒館或者其他工商業場所。事實上，在餐廳裡找到的那些園藝工具本身可能就是這種改變的一個標誌：一所高級住宅被新主人急劇拉低了檔次，他們將其改為經營園藝生意的基地。
事實或許確實如此。我們或許還有其他理由認為，公元79年災難降臨時，這座城市的狀態絕非「正常」。然而我們無法確定所有這些改變都是由地震直接引起的。畢竟在災難來臨之前，某些產業轉型可能就已經開始了。幾乎可以肯定，就算不是很多，其中一些也是遵循著財富、用途和聲望的固有轉變模式發生轉變的，這在古往今來的任何城市都有跡可循。更不用說在現代考古學界流行著那種「官員階層」的偏見，他們自信地將社會流動性和新興富人階層的崛起等同於發生了變革或衰落。
還有一種主流意見認為，公元79年的龐貝還沒有完成其漫長的修復工程。從我們現有的考古證據來看，塔西佗聲稱「大半個龐貝城毀於一旦」，可能言過其實了。但是許多公共建築的運營狀況（例如，公元79年時只有一家公共浴場是完全正常運營的）以及我們將要看到的，火山爆發時大量私人住宅裡都有裝潢工匠表明，（地震帶來的）損失不僅十分慘重，而且（在火山爆發時）狀況尚未恢復正常。17年過去了，這座羅馬城市裡的大部分公共浴場始終未能恢復運營，幾個主神廟仍然無法使用，私人住宅一片混亂，這說明要麼是資金嚴重短缺，要麼是社會機制的癱瘓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抑或二者兼有。當地議會在這近20年中到底為此做了些什麼？袖手旁觀而放任城市走向崩潰？
不過事實在這裡也許同樣並非它表面看起來的樣子。我們能確定火山爆發時正在展開的修復工作都是針對那次地震產生的破壞的嗎？當然，任何城市都幾乎總有大量建築工程在實施（從古至今，修復和建築工作都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部分），但拋開這個觀點，還有一個問題使研究龐貝的考古學家產生激烈爭執：地震是否只有這一場？一些人仍然堅信，公元62年的大地震是唯一一場具有毀滅性的地震，而且沒錯正是它讓城市的修復工作步履維艱，直至多年以後仍未完成。但如今更多的人強調，當時必然還發生過一系列的震顫，它們曾持續數日甚至數月，最終導致火山爆發。火山學家深信不疑地告訴我們，這正是激烈的火山爆發的前兆，而且小普林尼也正是這樣描述的：「在之前的幾天裡，大地時常震動。」如果按照這個思路，那麼當時匆忙展開的裝潢工作就更有可能是為了修繕新近的損毀，而並非是為了收拾17年前的爛攤子而展開的一項遲來的、不合時宜的工程了。
至於整個城市更普遍的狀況，尤其是公共建築的，後來那些掠寶行為在這裡再次被證明是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的一個因素。顯然，公元79年時有些公共建築已經化為廢墟。有一座俯瞰大海的龐大神廟通常被認為是獻給女神維納斯的，至今仍是一片建築工地，儘管看起來人們想要按照比原來那座更為恢宏的規模進行修復。其他一些地方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例如伊西斯神廟就一切照常，人們重建了它，用大量城裡如今最著名的畫作將其重新裝飾了一番。
伊西斯神廟是早期最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從年輕的莫扎特到《龐貝末日》（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的作者愛德華·布爾渥—利頓（ Edward Bulwer-Lytton），無數作者和音樂家都受到了它的啟發。在這幅版畫中，位於中央的是主神廟，左邊是用圍牆包圍起來的一個小水池，其中所蓄之水用於伊西斯宗教儀式。不過，相比之下，火山噴發時城市廣場的情形要難解得多。有觀點認為這就是個半廢棄的殘跡，幾乎沒有被修復過。若果真如此，那麼這至少表明，委婉說來，公共生活已經不再是龐貝人生活的重心了。最糟糕的情形是，它標誌著市政機制的全面崩潰，不過我們將會看到，這與城市裡的其他證據並不完全相符。近來也有觀點將矛頭指向了火山爆發後歸來的搶救隊或掠寶者。這種觀點認為，廣場的大部分都已經得到修復，事實上得到了改進。可由於它近來剛剛被飾以昂貴的大理石砌面，於是在城市被火山灰掩埋之後，知情的當地人就立即掘地三尺，把它們從牆上劈了下來。這樣一來，整個廣場看起來仿佛尚未完工或者徑直被荒棄了。當然，也有可能這些搶救者是奔著裝飾廣場的許多昂貴青銅塑像去的。
這類爭論與歧見不斷為考古學會議提供養料，成為學術爭論和學生論文的素材。但無論這些問題最終被如何解決（如果解決了的話），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龐貝城並非像某些旅遊指南或小冊子上所介紹的那樣，是一個「在時空中凍結」了的正在正常運轉的羅馬城市。它是一個遠為撲朔迷離而又引人深思的地方。它陷入一片混亂，一切都被打斷，人們從中撤離又回過頭來劫掠，它承載了各種不同的歷史痕跡（和瘡疤），這正是本書所要講述的故事，並構成了我們所謂的「龐貝悖論」：對於那裡的古代生活，我們同時既知之甚多又一無所知。
的確，這座城市為我們所提供的真實人物及其生活的生動圖景，遠比羅馬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我們在其中見到了倒黴的情侶（「織布工蘇克凱蘇斯［Successus］愛上了一個叫依瑞斯［Iris］的酒肆女郎，可她毫不領情」，一則潦草的塗鴉如是說）和不知羞恥的尿床人（「我尿在床上，搞得亂七八糟，我沒有撒謊/但是啊，親愛的主人，是因為你沒有提供尿壺」，在一家寄宿客房的臥室牆面上，這則韻文如此自吹自擂）。我們可以追尋到龐貝孩童的足跡，其中既有蹣跚學步的幼兒，他們將幾枚硬幣戳進一座小房屋的主廳或中庭的新鮮灰泥裡去，樂此不疲，至今還能在地面上看到70多處印痕（不經意間為我們測定這次裝修的年代提供了絕佳的證據），也有在浴場門口閒得無聊的孩子，他們在夠得著的地方隨手畫了些火柴人，或許是在等待還在洗浴的媽媽。更不用說那些鈴聲刺耳的馬具、駭人的醫療器械、從煮蛋器到蛋糕模具的各種古怪廚具，以及那些令人不快的腸道寄生蟲，人們在2000年後仍然能在一個廁所的邊緣發現它們的痕跡。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重新捕捉到龐貝人生活中的景象、聲音與感受。
我們如今婦科使用的擴張器與龐貝城裡發現的這個古代版本令人吃驚地相似。儘管其中有些零件已經遺失了，但顯然這個器具的「臂」是通過旋轉 T 型把手來張開的。儘管這類細節十分容易引起共鳴，可該城的全局圖景和許多更基本的問題仍然完全令人困惑。我們面臨著許多難題，除了城市人口總量，城市與海的關係同樣令人費解。大家一致認同，海與龐貝城之間的距離在古代遠比今天近得多（如今是2公裡）。可現代地質學家還是無法測定到底近多少。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緊挨著現代觀光者進城的主要通道城市西大門的一段城牆上，有看起來明顯是繫船環的東西，仿佛大海波浪幾乎直接就拍打著城市的這個角落。唯一的麻煩在於，人們在再往西的地方也發現了羅馬建築，那是朝向大海的方向，它們不太可能是建在水底的。最有可能的解釋再次回到了那些持續不斷的地震活動上來。在火山爆發前的幾百年中，龐貝城的海岸線和海平面必然發生了大幅變化，而人們在鄰近的赫庫蘭尼姆發現了這種變化的清晰痕跡。
海門附近的城牆上的這些環顯然是用來繫船的。幾乎可以肯定，在這個城市被吞沒前的幾百年的歷史中，海岸線發生過變化，這些繫船環因此變得遠離海水。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基本的日期也存在爭議不僅是那場大地震的日期（有可能是公元62年，但也可能是63年），也包括火山爆發的日期。本書遵循的是傳統記錄，即公元79年8月24、25日，與小普林尼的記載一致。但也有證據表明災難可能是在這一年更晚的時候發生的，在秋冬季節。首先，如果我們翻開小普林尼《書信集》（Letters）的各種中世紀手抄本，就會發現它們給出的火山爆發日期不盡相同（因為中世紀的抄寫員幾乎總是會抄錯羅馬日期和數字）。另外，城市廢墟中殘留著的數量驚人的秋季果蔬也證實了這一點，而許多遇難者似乎還穿著厚重的羊毛衣物，根本不是義大利炎熱夏季的合適裝束——但如果人們是為了穿越火山灰逃生才穿上這些衣服，那就不太能反映出季節和天氣。更可靠的證據來自一枚羅馬硬幣，據其出土之處的情形來看，不太可能是掠寶者落在那裡的。而專家判定這枚硬幣的鑄造時間最早也是公元79年的9月。
事實上，我們對龐貝城的了解既比想像中要多，又比我們所自認為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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