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公開喊冤，實質上是在過往的政商紐帶斷裂之後企業家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2018年1月，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通過視頻控訴其在亞布力遭遇「被欺負、被愚弄」的經歷，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六、富豪榜單不平靜，企業家公開發聲獲回應
越短的新聞越容易讓人浮想聯翩，越大的富豪越是可以從細節中觀察他們的內心波瀾。評論這些富豪們的難點在於，你很難從他們某一刻的意氣風發，預測到下一刻的風雲變幻。他們中某些人的生意與生活，在過去的一年裡似乎格外不寧靜。
公開飆淚的除了萬科集團前董事長王石、融創中國董事會主席孫宏斌，最戲劇性的可能是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王健林2017年初躊躇滿志的時候，可能根本想不到，到了2018年萬達年會，他在合唱《歌唱祖國》時會老淚縱橫。再比如樂視集團創始人賈躍亭，2017年年初的時候，可能也沒有很多人會預料到他沒到年底就會出走異國，只留下一個長長的背影和讓人費解的接盤手。最意外的是某大型民營石油巨頭的突發傳聞，在此之前，他們嫻熟地運用西方遊說手段獲得國際成功的傳奇似乎足以寫進教科書。
也有一些人在年初栽了跟頭，在年中被人八卦私語，到年底時卻依然人前風光。比如在「寶萬之爭」和「恆大人壽事件」中損失慘重的「皮帶哥」（恆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比如小電影《功守道》的男一號「馬爸爸」（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比如總是能重新出現、畢業於復旦的上海某浙商代表。
為什麼這些巨頭們的遭遇如此不可預測地跌宕起伏？一個用不可知來解釋不可知的非科學回答是：因為他們尚未被披露的歷史過往。不過也有企業家選擇了通過大眾媒體把他們與政府的歷史恩怨放到了公眾面前。比如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長毛振華，比如山東皇明集團董事長黃鳴。
通過媒體喊冤是一個過去很罕見的現象，2017年之所以尤其突出，首先是因為大環境上營商環境改善成為大勢所趨，企業家有了這個膽量。但弔詭的是，之所以要通過媒體發聲，似乎又是因為微觀層面上，受一些地方政府的懶政影響，企業家與政府官員溝通渠道不暢。
企業家公開喊冤，實質上是在過往的政商紐帶斷裂之後企業家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
值得欣慰的是，這些公開喊冤都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回應，從「回應性」這個指標上，也許我們能感受到政商關係水溫的變化。
事實上，2017年也是「商幫大會之年」，包括浙商、西商（歷史上對陝西和山西商人的合稱）、贛商、川商、晉商、徽商、蘇商都召開了各自的高規格會議。2017年粵商大會與2017年全球貴商發展大會更是以史無前例的高規格示人，不僅政治規格越來越高，而且政府資助力度也越來越大。地方政府對民間「商幫」力量的高度重視，為我們觀察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提供了新的有趣窗口。
七、房地產稅開徵提上日程，GDP「擠水分」鋪墊新競爭標尺
十九大上，習總書記做主題報告，據說念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時，贏得了全場持續時間最長的掌聲。過去至少十年時間裡，房地產與地方政府組成的「地方增長聯盟」是推動中國經濟最為重要的政商組合，而這一切正在轉變。
儘管「住房的民生屬性」多大程度上能夠落實仍待觀察，但許多人相信中國內地住房投資最為瘋狂的投資歷史已經結束。對房地產開發商來說，他們必須學會在共有產權房、租購併舉、特色小鎮、鄉村振興甚至精準扶貧這樣的話語中尋找到新的歷史機遇。對官員來說，懶政只會成為鴕鳥，新的競爭標尺若隱若現，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公共服務、社會建設乃至「開新局於偉大的社會革命」，都會成為地方政績的新增長點。
總而言之，
無論對商人還是官員來說，未來的一個竅門是，比學會如何「賺錢」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花錢」
。
另一方面，花錢歸根到底取決於地方的財政盤子，無論盤子裡的錢是來自地方、中央，還是市場、社會。地方對土地的依賴、銀行對房地產信貸的依賴依然沒有改變，房地產市場仍在支撐著中國經濟增長，而且雖然許多項目爛尾的風險激增，但這個市場不會整體崩盤。儘管如此，政府仍需要新的財稅來源。因此，房地產稅開徵明確提上日程，完全不讓人意外；地方稅收、土地、信貸、債務方面的連鎖政策變化也將推動政商關係的深層重組。
「意外」的是河北雄安新區的橫空出世。這項「千年大計」將如何影響中國的政商關係尚不得而知。但新區內已逐步實行房屋等不動產、規劃、土地、項目、戶籍的凍結，到底什麼樣的全新住房政策會在這裡探索，給我們留下無限的想像。更關鍵的是社會的成長。「一個收縮型的社會再也支撐不起一個擴張型的政府」，北京師範大學系統科學學院教授李紅剛2017年5月在一次有關人口形勢的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可謂一針見血。
隱隱若現的官員晉升新標尺還可以從一些地方對其GDP擠水分一事上觀察。儘管2017年出色的全國GDP增長引發了關於「新周期」的熱烈討論，但GDP增長話語已經失寵。從2017年1月遼寧承認GDP造假，到2018年1月內蒙古和天津對各自的GDP數據「擠水分」，已有三個省級行政單位公開承認本地存在經濟數據造假問題，或是主動核減財政經濟數據。
考慮到中央決定將於2019年實施地區生產總值（GDP）統一核算改革，有評論認為地方政府或許從GDP創造錦標賽走向了GDP瓜分錦標賽，一些地方核減GDP正是為這場瓜分做好了鋪墊，可以期待更多中央轉移支付支持。
主動調整GDP數據可能僅僅是一個新的開始。
八、最嚴環保年加速企業分化，公益成商業必爭之地
2017年12月北京空氣的優良率接近90%。除了天公作美，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比以往強勢得多的環保執法力度。許多地方都提出並嚴格監管執行了壓煤減排、煤改氣、城鎮汙水處理廠提標改造、企業限產停產等一系列雷霆措施。不少企業被關停整頓，損失慘重；可也有企業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不僅淘汰了對手，也倒逼自己完成了轉型升級。
關於這場環保風暴的後果，仍然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積極意見認為這一波環保風潮滌蕩乾坤，消極意見則認為一些地方粗暴的運動式執法忽視企業存活，基層幹部也疲憊不堪。
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環保執法長上了牙齒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且將持續成為形塑地方政商關係中一個新因素。隨著2018年起《環境保護稅法》正式實施，這項全部歸地方政府的稅收將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行為，頗值得關注。在中央層面，2017年11月環保部六大區域督察局正式亮相，中央環保督察將成常態。2018年1月6日，環保部組織28個督查組對京津冀進行「回頭看」督察。各種針對環境汙染的法律制度將密集出臺。中國證監會已要求重點排汙企業披露環境信息，據預期，新的生態環境部會將「生態」提升到新的高度。
擺在化工、造紙、包裝印刷、礦業、塗料、鋼鐵等汙染行業企業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抱團取暖，進入園區這樣的地方暫避風頭，二是早日完成轉型升級。後者看來才是治本之策，因為不得忽視的大勢是，十九大已經將環保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態環境問題被明確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十九大報告還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完成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同時部署了推進綠色發展、治理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四大任務。
中央明確指出，中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推動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
轉型升級成為民營經濟加速發展的必由之路
。
聰明的企業家應當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將呈現新的面貌，百業競善、義利並舉正在成為新的話語力量
。
九、降稅減費持續推進，國稅地稅合併終結「分稅制」
美國總統川普的減稅方案終於在2017年12月「靴子落地」。早在4月，川普的減稅還只是紙面方案的時候，就已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各界引發熱議。中國的稅負到底高不高？減稅該如何進行？官員、學者、企業家們激烈辯論。更重要的是稅制改革中的公平正義。
「營改增」之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一方面企業稅負減輕，另一方面是國家稅收增速超過GDP增速。那麼，錢是從哪裡來的？正如有文章分析的那樣，徵管方式和徵管工具的變化，擴大了稅收徵管範圍，消除了徵管死角，把一些原來應收未收的稅收了上來。這種積極的效果，也說明中國還有比較大的減稅空間；同時可以從嚴徵收，堵住稅款流失的黑洞，讓依法納稅企業活得更好。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分析對企業減稅的實際效果和機制時，還需要深化到對企業實際納稅行為的考察上。
然而
紙面辯論多快能夠變成實際的政策，仍然取決於博弈
。2016年底的「死亡稅率之爭」聲勢浩大，政策上的迴響深水靜流。整個2017年，減稅降費雖然沒有像2016年那樣出現「營改增」、「降低宏觀稅負」那樣的大動作，有關部門語言上也對川普減稅態度強硬，但實際上降稅減成本的節奏卻沒有停。比如，從7月1日起，將增值稅稅率由四檔減至17%、11%和6%三檔，取消13%這一檔稅率，將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到50萬元，將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延長至2019年底，等等。
減稅降費的推動觸及更加複雜的利益重新分配。就個人所得稅而言，從2017年全國兩會上時任財政部長肖捷表示「個人所得稅改革……財政部和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到總理在這次全國人代會上宣布提高起徵點，中間等待了整整一年。改革之難可見一斑。
影響更大的是地方國稅和地稅機構的合併。合併的基礎是這幾年推行的「營改增」實現了以中央和地方共享稅為主的結構，但這場合併是否能如預期的那樣降低企業家的納稅遵從成本，提高企業的社會保險繳納率？影響中央地方關係數十年的分稅制終結之後，如何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錢袋子？招商引資中的地方稅收優惠政策何去何從？這場深遠的變革，才剛剛開始，將成為觀察2018年中國政商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口。
十、監察體制改革完成憲法地位，國家機構改革重塑政商互動平臺
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2017年3月曾用「圍獵官員」一詞來嚴正警告那些「謀取企業私利、汙染政企關係」的企業主。2017年，反腐勢頭依舊不減，轟動性的大案不時見諸媒體，一些涉案企業家被撤銷了政治榮譽，「不敢腐」的局面已經形成。
另一方面，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編輯的《反腐倡廉藍皮書：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7》所警告的那樣：「在政商關係越來越『清』的同時，健康的『親』的關係卻沒有增進，『疏』和『躲』反而成為基層公務人員的普遍態度。」這再次說明，「當前，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十九大報告），「對於腐敗的防範和治理是一場永遠的戰鬥」（楊曉渡語）。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裡指出的「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防止黨內形成利益集團」振聾發聵。
更重要的制度建設是監察委員會的成立。監察委從試點到被賦予憲法地位，用時迅速。國家監察體系的改革，「是對我國政治體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的重大調整」（中央紀委副書記肖培語），也將對政商互動產生持久的影響。
監察委的成立是更廣泛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一個部分。在2018年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中，包括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在內的許多新部委誕生，一些舊部委職責變更。
每一次機構職能調整，都是國家-市場關係的重新設計，也是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轉變
。這些頂層設計如何落地？各部門的監管權限如何磨合調整？「專業化」和「一體化」如何協調？這些都將成為2018年的關注點。
對可能的分流來說，制度設計已經出臺。中組部等四部門2017年發布的《關於規範公務員辭去公職後從業行為的意見》則對辭職後的公務員從業去向做出了明確規定，但關於在職公務人員的激勵機制建設，我們將拭目以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