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再批汪暉:談「去政治化」問題

[摘要]汪暉等若真心嚮往平等、公平和進步，望再思之。

在不久前發表的《對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一文糾謬》一文中，我只依據自己的專業和作為普通讀者的感受，指出了汪文論據及其表述中存在的問題。由於在該文中無法同時就史實、概念等具體問題和思想觀點展開討論，故不得不另撰此文說明我之所以會批評汪文的主要原因。只不過，單純就汪抗美援朝戰爭一文進行討論，顯然太過局限，且無法把握汪的思想觀點。為此，我不得不花時間多讀了汪文中提到的一本書和數篇汪暉發表在國內公開雜誌上的訪談文字及文章。因此，本文涉及的汪文將不限於前文所討論的那篇文章。

和《糾謬》一文不同，本文不是在我所熟悉的專業範圍內進行討論，而是要對汪暉涉及歷史觀問題的思想觀點提出質疑。在前文中，作為歷史專業的「工匠」，對汪文使用的個別概念、論據及其表述中一些較典型的問題，我或可痛下針砭，但思想觀點問題畢竟不同於史實真偽或文法問題，加之這樣的討論在我也有跨界之嫌，故本文多半只是質疑和討論，未必能輕言批評。

當然，歷史觀的問題畢竟離不開對歷史事實本身的解讀，「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問題依然存在，因此，這樣的討論還是免不了會對所讀汪暉其他文章中依據的史實真偽以及使用的概念含義多歧或混亂的問題有所批評。只是，考慮到本文的重心所在，我在這方面僅略舉下述三例讓讀者了解一二，此外不再多言。

例一，作者引用毛澤東的言論常常不顧毛講話或寫作的時間、對象及其思想變化的情況，簡單地為我所用。像作者引用毛澤東1925年底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大談毛的階級分析方法如何超越了馬克思有局限的階級分析方法，具有「一種全球性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的「綜合的視野」，因而得以「將農民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地位之上」（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且不論論點如何，作者在這裡最大的謬誤是沒有意識到毛此文實際上有幾個不同版本，他所引用的毛選的版本是1951年再度大幅修訂過的版本。讀毛最早發表的版本可知，毛當時不僅是以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的身份發表此文，而且那時的毛對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還了解甚少，因而文中不少說法和分析方法都還不是馬列主義的。這也是毛以後不得不兩三度修改原文的一個重要原因。拿毛1951年修改定稿後的文字來論證毛1925年就具有了超越馬克思的時代視野和國際視野，早早就「將農民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地位之上」，怕是有意無意在製造神話了。

例二，作者為論證所謂政黨與國家應該分離的觀點時，找到了一段抗戰初期以毛澤東與某記者談話為題發表的文字，說毛澤東早就有過類似的觀點，即：「階級的專政與黨的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黨只是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領導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姑且不論毛澤東是否真的這樣想過，首先，這是發表在抗戰初國共合作條件下寫給統戰對象看的文字，未必能真實反映毛澤東內心的看法；其次，這篇文字根本就不是毛澤東所為，而是王明為應對國民黨人的批評質疑，在未經毛澤東過目和同意的情況下，擅自用毛的名義撰述並發表的。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在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及中共中央都曾明白地批評過這件事[轉見《兩條路線鬥爭》（油印本），第11-19頁]。

例三，汪幾篇文章都在談論中共從一般政黨轉變到「超級政黨」，從「超級政黨」轉變為「黨-國體制」，再從「黨-國體制」轉變到「國-黨體制」的問題。由於這些概念多半是汪自創的，作者自己又不曾具體解釋過它們之間本質區別何在以及轉變的時間點各在哪裡，因而不僅給作者自己，也給讀者帶來麻煩。特別是，作者在使用上述概念的同時，還另外使用了好幾個看似接近，實際上又各有各的涵義的引進或衍生出來的概念，如「官僚制國家」、「官僚法制國家」、「整合型國家」，以及「黨-國官僚體制」、「黨-國體制的『異化』」、「官僚化的黨-國體制」等[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汪暉：《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製》，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頁]。這就更讓一般讀者莫衷一是了。顯而易見，這些概念或提法在涵義上乃至時段上不少是重合或交叉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或在同一問題的討論時把它們一股腦兒都搬出來，又不加定義和解釋，要想讓讀者自己弄懂它們各自的內容界定和區別，無論如何都是不大可能的。

在進入正文前，我要說明，讀過汪暉其他一些相關著述之後，我自認對作者力圖基於「『批評的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的立場進行的種種思考乃至批判，頗感同情，而且也深為理解。至少，我不認為作者縱論時政與歷史，像有人批評的，與西方左翼學者的出發點大相逕庭，只是為了迎合或追求某種政治利益，甚或是投機。儘管受環境影響，汪的觀點表述常常十分晦澀，一些觀點不免繞來繞去甚至自相矛盾，但我依舊認為，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他的有些批評或批判是直指政治核心問題的，有些用語十分尖銳敏感，因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擔當和勇氣的。

可惜，當前有關「左」、「右」的爭論，不僅常常陷於情緒化，而且往往因意識形態化自覺不自覺地會將對手妖魔化。在這方面，汪暉同樣未能免俗，在妖魔化對手方面尤其難辭其咎。比如，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中國「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等諸多訪談和文章中就不斷地提出陰謀論的指責。認為一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與國家一道合謀」「扼殺」言論空間，「建立話語霸權」，「支配著國家管理的媒體」，甚至把來自不同觀點的批評簡單地說成是利益權勢集團對「一個無權無勢的學者」發動的「圍剿」，等等。像當今許多立足於派別立場上的人一樣，汪暉似從未清醒地意識到，那些被他批評或指責的知識分子，常常和他有著幾乎一樣的感受，一些人的境遇還遠不如他，比如與汪暉同在一個學校的秦暉教授。

基於此，我雖然贊同汪暉的許多看法，比如說「『主權在民』標誌著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轉變……自從它登上歷史舞臺，政治合法性的原則再也無法逆轉」；說「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權利」，「無論從哪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說中共歷史上「路線鬥爭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教訓是深刻的……需要研究的是：為什麼理論辯論，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線辯論的理論辯論，更易於轉化為暴力性的壓制？」等等（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但是，我非常懷疑他關於重建以「階級政治」為基礎的「群眾路線」式的黨群關係，和通過重現曾經「創造了」中國革命「新政治道路」的「路線鬥爭」、「政治鬥爭」、「理論鬥爭」、「思想鬥爭」和「社會運動」來「糾錯」的變革設想；非常懷疑他關於必須重回「階級政治」，重建「階級代表性」，以及重興「階級鬥爭」的政治主張。儘管汪暉一再強調，在政治民主的條件下階級政治並不必然地導致暴力和壓迫。問題是，如果連汪暉這樣尚有理性的倡導者都消除不了動輒把對手妖魔化的心結和思維定式，一旦重建「階級政治」，在「階級鬥爭」條件下一切「重新政治化」，中國有可能不重回「你死我活」和「過度暴力」的老路上去嗎？

受到英美新左派學者的思想影響的汪暉，從最初贊同改革，轉而改取一種批判態度，這原本也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簡單地把魯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對西方政治歷史的評判方法套用到對中國的歷史認識上來，並據此總結記取中國革命和戰爭的經驗教訓，主張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頗了。

汪暉具有批判性的新「歷史觀」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基於他稱之為「現代平等主義」的理念，對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市場化等制度、觀念保持一種積極的批判態度。他用來強調其歷史觀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所謂「去政治化」。這一概念及其認識歷史的方法，汪是從義大利學者亞歷山地羅·魯索（Alessandro Russo）的論文中受到啟發並開始廣泛應用到他對歷史政治的看法中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化」相對應。在魯索看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為分水嶺，多數國家都經歷了一個從原本「政治化」過程到「去政治化」過程的重大轉變。所謂「政治化」，主要指的是對二十世紀前半期世界範圍內一切具有鮮明階級性及其政治追求的運動與制度安排；所謂「去政治化」過程，主要指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來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全面市場化所導致的政黨功能的消解、代表性斷裂或缺失，以及各國政黨大都變成穩固國家權力的公共性政治工具的現象。

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西方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制度、觀念持批判態度者比比皆是。受此影響，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也頗多抱有同樣看法和立場者。「文革」結束後，中國轉向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廢止了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並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結果出現了日漸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現象。受到英美新左派學者的思想影響的汪暉，從最初贊同改革，轉而改取一種批判態度，這原本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簡單地把魯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對西方政治歷史的評判方法套用到對中國的歷史認識上來，並據此來總結記取中國二十世紀革命和戰爭的經驗教訓，主張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頗了。

依照汪暉的說法，當今中國最值得記取的教訓，就是曾經具有鮮明的階級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帶有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特徵的中共，建國後學列寧的辦法，「採取了一黨專政與高度集權的國家構造」，「從以革命政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官僚化的黨-國體制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在他看來，這應該是二十世紀世界政治史當中一個從「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為典型和深刻的歷史教訓了。

那麼，這樣的一種轉變又是從何時開始，到何時完成的呢？依據魯索對中國「文革」初期歷史研究所得出的觀點，汪認為這一轉變的基本完成應該與魯索所說的西方國家的「去政治化」過程相一致，即1960年代末。至於這一轉變或曰「異化」過程的開始時間，作者的說法是：「一旦政黨從運動的形態向與國家結合的形態轉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中共採取了列寧式的國家構造，黨也就不可避免地會開始「去政治化」的「國家化過程」。也就是說，在作者看來，中共自建國伊始，開始作為執政黨治理國家之日起，這種「異化」的過程就已經啟動了。

梳理作者在幾篇文章中的說法，大致可知他把中共的歷史演變劃分為四個階段：1921-1931年左右為一般政黨時期；1931年左右-1949年建國為「超級政黨」時期；1949-1967年為「黨國」或曰「黨-國體制」時期；1968年至當下為「國黨」或曰「國-黨體制」時期。

第一個階段或可稱為幼稚期，作者評價不高，直言黨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少數知識分子」的組織。第二個階段或可稱為成熟期，作者評價最高，甚至視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創新」。第三個階段或可稱為蛻變期，作者用了好幾個概念來定義它，說它是「整合型國家」，是「黨-國官僚體制」，是「黨-國體制的『異化』」，是「官僚化的黨-國體制」等等。但作者對這一時期的評判仍是兩分的，總體否定，具體事件高度肯定。第四個階段或可稱為異化期，作者使用了「官僚制國家」、「官僚法制國家」、「國黨」或「國-黨體制」國家，或曰「去政治化的國家」等來定義其性質，實際上認為這時的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了。作者的態度當然是否定和批判的。

汪暉對中共歷史的這種分期與評判肯定不是官方的看法，但也不是基於客觀的學術研究的視角，而是站在強烈批判意識的基礎上對客觀歷史的一種主觀重構。雖然作者堅持說，他只是想要依據「那個時代支配人們行動的原則、價值觀和對抗性的政治」，努力從「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戰爭的脈絡」，即從「歷史理解內部」來做歷史認識和歷史判斷（在前文中我對作者表述的這一研究立場的解讀有誤。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但是，帶著批判意識、基於批判立場去看歷史，是不可能真正將自己置於所謂「歷史理解內部」或曰「內部視野」中去，發現歷史行進的脈絡的。部分地進到「內部」去了，其「歷史視野」也必定是片面的和帶有明顯的選擇性的。只要多少讀一點歷史研究著作，就不難看出，作者的這種歷史劃分和評價，因帶有太多先入為主的主觀認定，以至一些關鍵性的歷史脈絡或歷史事件被作者自己屏蔽掉了。

比如，作者清楚地說明：「一旦政黨從運動的形態向與國家結合的形態轉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黨-國體制」一形成，官僚化和權力鬥爭即會發生，黨內自由討論、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內部的批判性思考，連同一切政治參與的主體性和社會運動，都會受到「自上而下的權力體制壓制」（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但是，作者同時卻相信這樣一種轉化只是在1949年建國以後才會發生，在此之前則不算。不僅不算，而且他認為，革命年代裡政黨從運動的形態向與「國家」（政權）結合的形態轉化，還是「政黨轉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和標誌，即是從一般政黨向「超級政黨」轉變的關鍵或曰「關鍵成果」之一（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

顯然，作者這兩種表述和看法之間出現了矛盾。即使我們認同作者關於這種轉化只能建立在「國家」的概念上，我們也不難發現，1949年以前中共也曾自立過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是在這段時間裡，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毛澤東就已經開始頻繁地並且是公開地批評黨的幹部的官僚化危險與傾向了（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138頁，等）。事實上，一個政黨會發生官僚化的情況並不限於與「國家」結合，作者使用的「國家」一詞應改為「權力」才比較恰當。也就是說，不論建國與否，當一個政黨從運動的形態向與權力結合的形態轉化的時候，出現官僚化現象，甚至日漸走向官僚化，包括發生權力鬥爭，都是不可避免的。

多年來，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西方學者，都發表或出版過不少涉及中共革命年代黨群、幹群關係的研究成果，不少革命年代的中共老幹部，包括普通的老農民，也都有過這方面的回憶或口述資料留下來。從這些研究成果和個人記述中我們也不難了解到，至少從中共開始變成汪暉所謂「超級政黨」之日起，官僚化的問題就如影隨形，日漸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了。毛澤東成為一方黨政軍領導人之後，終其一生都在強調反官僚主義，原因之一也在於此。因此，以1949年建國劃線，把之前的政黨神聖化，把之後的政黨妖魔化，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史實上，應該都是立不住腳的。

汪暉對歷史的認知方法乃至於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比如，汪暉所以會在談論抗美援朝戰爭的文章裡生生扯出一個「人民戰爭」的經驗意義來，多半也是這種太強的選擇性促成的。

當今社會對那種太過偏頗的歷史觀有一種很形象的批評性用語，叫做「選擇性失明」和「選擇性亢奮」。這是指一些人一旦陷入某種情感、立場或觀念之中，就再也看不見、聽不進和他們的看法不同的事實、意見和聲音，卻會無限誇大他們自己喜歡和贊同的東西。汪暉對歷史的認知方法乃至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比如，汪暉所以會在談論抗美援朝戰爭的文章裡生生扯出一個「人民戰爭」的經驗意義來，多半也是這種太強的選擇性促成的。

如前文所述，毛澤東、中共中央總結出來的人民戰爭的內容、經驗，主要著眼於中共在有根據地、有民眾工作的條件下，實行「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正規軍和遊擊隊、民兵相結合，武裝群眾和非武裝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和與之相適應的戰略戰術。抗美援朝戰爭是境外戰爭，兩者原本扯不上多少關係。只讀作者談論抗美援朝戰爭的一篇論文，甚至會很難理解其思維邏輯。但是，在多讀了作者近年發表的一些相關的論文著述之後，就會從不理解變得比較容易理解起來了。因為，沿著作者幾年來的思路，可以看出他這樣做應該是有意為之，是出於宣傳、鼓吹他的「重新政治化」主張的一種需要。

作者自己的這一目的在該文文末也講得很清楚，即講抗美援朝戰爭所以要講到人民戰爭，根本上是因為它和「群眾路線」可以掛起鉤來；「重提群眾路線」，又是為了進一步強調「重新政治化」的必要與意義。他寫道：「在完全不同於二十世紀的語境中，重提作為人民戰爭的產物的群眾路線的確切含義是什麼？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政治主體，群眾的誕生意味著新的政治形式的誕生。重提群眾路線，與其說是對一段歷史的回歸，毋寧說是對一個可能的、不確定的未來的探尋，它不可避免地與下述問題密切相關：我們需要創造什麼樣的政治力量、鍛造怎樣的政治主體、指向怎樣的政治未來？」（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

應該從兩年前開始，汪暉就注意到毛澤東關於「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經驗性總結，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助於論證他的「重新政治化」觀點的極為重要的政治資源。這是因為，作者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賦予勞動者以主人翁地位，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從而改變少數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操控國家並促使國家向右轉變的態勢」？（《「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在這方面，中共歷史上「群眾路線」的經驗給了作者極大的政治想像空間。他宣稱：「群眾路線」（1）是對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代表制某些形式和內涵的繼承或借鑑；（2）是民眾參與社會進程的重要形式；（3）是「政黨的政治與大眾社會的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4）是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領導權概念的體現；（5）是一種新的政治主體性的創生過程；（6）是政黨與群眾相互塑造、水乳交融，兩者關係逐漸轉化為相對一體的可能方法；（7）是保持政黨和社會政治活力的可靠方式；（8）是解決國家和官僚體制空前官僚化的途徑；（9）是重造超級政黨政治的路徑，等等。據此，他指出：「群眾路線」的觀念及歷史理應成為今天國黨體制下「讓社會力量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參與政治進程」的最重要的經驗參考和實踐手段[汪暉：《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製》，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5頁；汪暉：《再問「什麼的平等」》，《文化縱橫》2011年第5-6期；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對此，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主張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並不是像作者所說的那樣，是人民戰爭的產物。毛澤東講得很明白：「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麼多東西，列寧寫了那麼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0頁）多讀一些馬、恩、列的文章著作和歐俄革命的史書，也能了解，舉凡共產黨，都是靠動員群眾起家的。他們從來都主張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甚至武裝群眾進行革命。包括不被作者看好的早期陳獨秀當政時，以及被作者批評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當政時，中共中央也都同樣高度重視做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並據此要求各級黨部用全力開展群眾運動。因此，正像汪暉自己已經注意到的，包括「群眾路線」的主張和概念，最早也都是那個處在所謂轉型前的中共中央提出來的（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第二，具有中國特色的這一「群眾路線」，並不像作者所說的那樣，是對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代表制的某種繼承或借鑑，也不意味著存在一種民眾參與社會進程的體制，更不等於說群眾因此就形成新的「政治主體」了。何謂「群眾路線」？毛澤東講得很清楚，這主要是指黨的一種工作作風，在黨的重要法寶之一「黨的建設」中，它是與「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並重的一種工作方法。它的著眼點是要保持黨與人民間的魚水關係，「反對只靠少數人發號施令」和「包辦代替」，強調要「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並為群眾著想等等（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1948年4月3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18-1320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2-363頁）。在這裡，黨是領導，是核心，更是群眾工作的目的所在。故毛有所謂：「群眾路線」必須是「黨委領導下的群眾路線」；必須是「黨委領導，全黨動員，群眾動員」，「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等等說法（毛澤東：《鎮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1951年5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1頁；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頁）。群眾在這裡並不具有主動性和自主性，更不是什麼「政治主體」。

分析汪暉概括「群眾路線」經驗意義所得出的各種特點及優點，可知他雖然批評建國後「採取了一黨專政與高度集權的國家結構」，造成了中共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但他並不反對現實條件下中國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他的關心主要集中在黨的階級代表性問題上。說在革命年代，透過「群眾路線」、「大眾性運動」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級政黨原本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清晰的價值方向」；建國以後，隨著「政黨成為管理機器的一部分，其動員和監督的職能日益與國家機制同構，官僚體制的特點越來越清楚，政治性卻越來越減弱或不清晰」，人們也就「難以發現工人與農民的政治與政黨政治之間的有機關聯」了（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在他看來，只要恢復「群眾路線」，黨與群眾「相互塑造」，即可能重現「水乳交融」，既再造一個新的政治主體——群眾，再創一個「超級政黨」，同時又能夠使社會和政黨一併保持「政治活力」。

必須指出，汪暉所謂「群眾」，是建立在所謂階級代表性基礎上的「群眾」。換言之，他所指望的「重建群眾路線」，是相信可以藉助這一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推動政黨重建工農「階級代表性」，同時可以藉機幫助工人、農民建立起具有階級主體性和政治自主性的「一定的社會組織形式」。他寫道：一個社會需要有「多樣性的政治組織」，亦即應有「包括工會、農協和其他社會團體等廣義的政治組織」。當下非政府團體表現活躍，但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的運動卻很少能夠呈現在媒體上，原因就在於工人、農民沒有自主性的階級組織（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他顯然認為，在革命年代，這樣的組織是存在的，而且充滿活力，不僅構成黨的主體性，而且也對黨在政治上起著糾偏的作用。只是建國後，黨日漸國家化，伴隨著「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泛濫和官僚權力體制自上而下的壓制，這些組織才被常規性的國家權力機器吞噬了。

談到工、農組織建國前後的變動情況，最好的一個例證自然是工會從政治性組織變成福利性組織這一重大變動了。但問題是，汪暉是不是也該對革命年代根據地條件下的農協或農會時興時消的歷史現象及其背後的原因做些考察呢？汪暉斷言：土地革命建構了農民的階級主體性，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進而為現代中國政治奠定了基礎。建國後「去政治化」或「去革命過程」，就「表現為工農階級主體性的取消」（《「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既然如此，他是否應該問一下：為什麼在政治化的過程中，在「群眾路線」持續存在並發生效力的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的農會幾乎也只能存在於革命或運動的一個短暫時期，一旦政權建立或運動結束，農會每每就不復存在了呢？如果建國前後工會作用的轉化，意味著代表性的斷裂，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在起作用的話，那麼，在革命年代農會命運的跌宕起伏又說明了什麼呢？如果在那個被汪暉視為充滿了成功經驗的時期，「群眾路線」都不能成就一個具有多樣性的政治組織的社會，我們又如何指望「群眾路線」的重提、重現，會帶來汪所描繪的那種開放性的、非官僚化的、充滿政治活力的社會願景呢？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失望和不滿，汪暉對歷史上任何有助於調動群眾政治積極性和激發群眾革命熱情，威脅並打破國家官僚制基礎的事件或嘗試，都抱有強烈的興趣。

汪暉最為耿耿於懷的，就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和國家權力結合併逐漸一體化。像已往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最感慨和遺憾的是，共產黨革命成功都沒有依照馬克思主張的巴黎公社原則行事，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另建一個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

馬克思主張的巴黎公社原則是什麼？就是在國家暫時還不能廢除的情況下，應該（1）廢除等級授權制，在存在不同黨派的條件下由普選制選出代表組成政權，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2）從政府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3）廢除作為國家強力機器的常備軍和警察（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1891年3月18日；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頁，第55-60頁）。

為什麼必須這樣做呢？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國家原本不過是人們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起的特殊機關，以維護社會共同的利益。因為國家具有特殊地位和權力，在私有制條件下，國家「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黨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藉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本應服務於社會的公職人員自然也就「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成了令人厭惡的官僚。因此，他們明確強調：「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革命黨人奪取政權後，如果不能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即像巴黎公社那樣，代之以公民自治為主的社會治理方式，杜絕人們以權謀私，升官發財的可能性，那麼，即使是改換了全部統治者，這個政權也註定會「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宰」，重新凌駕於社會之上（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1891年3月18日；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4－5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14，53－54頁）。

可以肯定，汪暉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上述邏輯來理解1949年以後中共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的。他所以苦口婆心地強調必須「重新政治化」，必須「重提群眾路線」，必須「重建政治價值」，必須「重建政治代表性」，必須重建「階級政治」或「重建階級性政黨」等等，說到底，都是因為他相信，中國不僅沒有除去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行事，而且一步步地建立起了一個「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如今更是被「少數利益集團在市場化過程中」操控著，在日漸「向右轉變」。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的命運被恩格斯所言中，革命的結果早已不復存在，本應作為「社會公僕」的革命黨人，變成了「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主宰」，政黨和國家一起官僚化了。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失望和不滿，汪暉對歷史上任何有助於調動群眾政治積極性和激發群眾革命熱情，威脅並打破國家官僚制基礎的事件或嘗試，都抱有強烈的興趣。在他看來，1949年以後，中國雖然一直在滑向官僚制國家，但毛澤東還是曾經做出過有益的嘗試。比如，1960年代毛澤東對外推動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對內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力圖要闖出一條新路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他寫道：毛澤東用「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政治辯論打破政黨與國家的絕對權威，目的是重構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態勢的社會體制」，根本改變國家原本的功能和性質；而他發出的作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更是「力圖從根本上剷除官僚製得以確立的社會分工模式」，將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與既往一切等級主義的社會模式或對抗性關係區分開來，「讓人成為自身的主人」。

汪暉相信，毛澤東的這一努力是取得了重要收穫的。他寫道：在「文革」的最初兩年裡，出現了「公開的政治辯論、多樣性的政治組織以及以此為基礎產生的政治文化」；出現了「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這些都「是對舊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的嘗試，亦即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當然，他也承認，「群眾運動的兩極化和暴力化」，導致嚴重的派性鬥爭和政治迫害，毛澤東隨後也放棄了激進變革的努力。1968年各地新的地方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的建成，成為了「在群眾運動與官僚化的國-黨體制之間達成妥協的產物」。結果，「黨-國體制」不僅沒有被改造成功，而且進一步開啟了通向「官僚制國家」，即「國-黨體制」的道路。但即便如此，他仍舊認為：「這一在國家的時代對國家進行的創新不能說毫無意義。」因為，「文革」初期形成的「大眾參與性民主」及其開放性政治文化，就提供了通向建立一個「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的有益啟示[汪暉：《革命、妥協與連續性的創製》，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4頁；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眾所周知，1966年夏「文革」伊始，鬥黑幫、「破四舊」、趕地富、打人、抄家，甚至於集體屠殺就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以階級鬥爭為標榜的暴力化、野蠻化的鬥爭方式，瞬間即波及全國。隨著1967年全國範圍內奪權鬥爭的展開，各地以無產階級自居的工人和學生紛紛捲入大規模「武鬥」，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全面內戰」的血腥局面。我不知道，在這樣一種情勢下，何處形成過讓人印象深刻的「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我們縱然可以把當年鋪天蓋地的「革命大批判」和惡語相向的各種派性組織視為「公開的政治辯論、多樣性的政治組織」，但這種充滿語言暴力，隨時會演變成身體暴力的政治文化生態，真的可能在改造舊的國家機器的理想方面，對今人產生什麼有益的啟示嗎？

出於對馬克思主張的巴黎公社原則及其共產主義理想的理解，我對汪暉等人高度肯定「文革」爆發前夕毛澤東那個「五七指示」的做法，同樣也能理解。但理解歸理解，問題是主張黨、政、工、農、兵、學、商各行各業以本行本業為主，兼學政治、文化，兼辦他業，這樣一種一身多任、全面發展的設想（《毛澤東給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1958年就曾經極力倡導過，結果如何呢？

汪暉的許多觀點來自於馬克思，自然熟悉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離開了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奢談減少分工局限以利人的全面發展，只能是一種空想。以中國當年的經濟發展程度，正需要大力深化經濟生產的結構性分工，如何能夠去設想減少或消除分工的問題？在這方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埃米爾·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都清楚地論證了現代社會分工的突進對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作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等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12頁；埃米爾·涂爾幹著，渠東譯：《社會分工論》，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89-190頁]。馬克思因為把分工和階級的形成聯繫起來，因而注意到分工的消極作用，但他同樣清楚社會分工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的無可取代性，和對現代工業社會生產大發展的巨大歷史意義。因此，即使是對其消極部分，即人們不得不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無法獲得充分自由的情況，他也認為只能等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生產力發達到真正可以消除分工時，這個問題才有可能解決（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9-398，421-422頁；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5頁；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8，82-85，168頁）。

上述說明意味著什麼呢？第一，一個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如果相信第一位要解決的是經濟發展的問題，那就必須要加強專業化分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打破專業和分工，簡單地鼓勵並提倡各行各業及個人去綜合發展；第二，因行業分工所帶來的消極作用，只能依靠科技發展程度和生產管理水平的不斷提升，在達到馬克思所希望的那種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時，才有可能找到取消的方法。任何不考慮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主觀人為努力，都是不可能奏效的，甚至會對社會和經濟造成破壞性後果。1958年人民公社強制推行「一大二公」和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失敗及其引發的災難，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固然可以理解毛澤東「五七指示」中那樣一種設想，但是，也必須要看到他的這種設想和歷史上所有那些基於農業社會生活記憶及其生產觀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類似的設想與嘗試，其實是如出一轍的。不要說十六、十七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那些方案設計，就是進入工業社會初期，建設一個城鄉結合、工農結合、腦體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農工商學一體的大家庭式的理想社會，法國的傅立葉、英國的歐文就都曾為之努力。二十世紀初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日本的新村主義者，也都做過類似的試驗。「五四」時期的毛澤東就曾深受無政府主義和新村主義的思想影響。把毛澤東1919年12月設想過那個理想新村的藍圖（毛澤東：《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13－420頁），與1958年毛澤東大批資產階級法權，主張人民公社要「一大二公」，「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相關言論[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三）》，1958年8月21日；《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志時的講話》，1958年12月23日；《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598-623頁]，和1966年這個「五七指示」聯繫起來，不難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一直在用集體勞動自給自足那種具有農業社會生產生活特點的理念，來思考新社會建設方案問題。他這種思想情結是一以貫之的。說毛澤東有此動議，是「力圖從根本上剷除官僚製得以確立的社會分工模式」，和「讓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60頁），恐怕是有些言過其實了。不要說1919年的毛澤東連馬列的書都還沒有讀過，就是1958年、1966年的毛澤東，又何嘗是從馬克思關於「自由的人」的論說出發考慮問題的呢？一個堅持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搞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階級鬥爭，因此要最大限度地把群眾組織起來，實現軍事化、戰鬥化、集體化；一個相信必須徹底打碎國家機器，加速實現人的自由解放，讓每一個人都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既不受社會分工的束縛，更不受集體的強制，這兩者能夠簡單地混為一談嗎？

汪暉的新「歷史觀」還有一個常常被擁躉和批評者所忽略的特點。那就是，他的階級鬥爭主張是經過修正的，和傳統的主張「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主張存在明顯不同。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他一方面大談重建階級政治和階級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卻並不簡單地主張再搞階級鬥爭。

汪暉新「歷史觀」的一個最鮮明的觀點，就是主張要重新用階級鬥爭的思維邏輯來看待歷史和認識現實，並且要在此基礎上重建一切政治關係和重構社會衝突的理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對歷史上一切階級鬥爭和階級革命都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對歷史和現實中那些淡化階級和階級利益衝突，把階級關係、階級對抗偷換成經濟關係、國家對抗的做法，都表示反對，並認為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玩弄的把戲。也正是因為如此，一切汪暉主張的批評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開為「文革」之類的政治運動唱讚歌，和指責改革開放引入市場化、全球化，主張再搞階級鬥爭，以阻止所謂「少數利益集團」操控下國家日漸「向右轉變」的觀點。

不過，汪暉的新「歷史觀」還有一個常常被擁躉和批評者所忽略的特點。那就是，他的階級鬥爭主張是經過修正的，和傳統的主張「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主張存在明顯不同。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在於，他一方面大談重建階級政治和階級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卻並不簡單地主張再搞階級鬥爭。他為此借用了一種曲折的說法，叫「政治性的階級鬥爭」。說「政治性的階級鬥爭」所關注的，「是一個能夠通過理論探索、社會實踐和政治鬥爭而發生轉變的領域，即一個能動的政治領域」。同時，他也明確表示他不贊同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表示對「中國革命中的過度暴力」現象不認同，並表示自己一直在「反思二十世紀階級政治中產生的悲劇」，在思考：為什麼本應發生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暴力的階級鬥爭，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仍然繼續存在；為什麼中國的任何一種理論辯論，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線辯論的理論辯論，常常都會轉化為暴力性的壓制，等等。包括對於「文革」，他也明確認為，「群眾暴力」是一場災難，至少是打斷了毛澤東曾經設想過的改造國家的政治嘗試的進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這些都說明，汪暉肯定不是國人所熟悉的那種激烈的階級鬥爭論者，而是一個修正主義者。

一方面鮮明地主張回到階級政治的軌道上去，「重建階級代表性」，「重新政治化」；一方面卻又不贊成重演「過度暴力」的階級鬥爭的歷史，汪暉在這明顯有些矛盾的兩者之間是如何進行迴旋的呢？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汪暉做了一個在他看來是最具理論貢獻的邏輯解釋。他寫道：「階級概念尤其是階級鬥爭的命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之一。」但是，馬克思本人「卻沒有來得及給予階級概念或階級的形成問題以系統的分析」。他認為，馬克思對階級問題的思考線索主要呈現為兩方面的思考：一是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趨勢是一定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現代社會必定會分化為勞動力所有者階級、資本所有者階級和土地所有者階級；二是現實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中間階層，階級分化並不純粹，階級界限也不清晰，因此表現在政治舞臺上面，各種社會集團之間的政治傾向難免會因「這些角色之間的鬥爭同政權之間的關係」而變得十分複雜。在他看來，這實際上就是黃宗智所謂客觀性現實與表達性現實的脫節問題。只不過，他認為簡單地從主客觀不一致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不夠的，應該注意到兩者間更複雜的情況。他為此創造了兩個可以用來區分這種不同的概念，一個叫「結構性階級」；一個叫「政治性階級」（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作者所謂「結構性階級」，指的是客觀存在的階級現實；「政治性階級」，指的是只存在於政治層面的主觀的階級現象。他認為，馬克思只看到了前者，因而相信「無論階級關係的圖景多麼複雜，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總是受到基礎性的階級結構的約束，也一定會表現為對特定生產方式或階級結構的自覺的改造」。而他則發現了後者，即「階級是一個形成階級的過程、一個將階級建構為政治主體的過程」，因此，在政治上階級理應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階級和階級關係並不能用一種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加以呈現」。只有「在革命的時代，客觀的階級地位和主觀的階級覺悟之間才能達成一致」（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作者創造出這樣兩個階級概念，突出強調階級的形成是一個政治建構的過程，多半是為了解決他在解讀中共革命歷史和主張「重建階級政治」過程中所遇到的兩大麻煩。一是中共革命在階級性質問題上名實差異的問題；一是當今國人因普遍恐懼階級鬥爭而本能抗拒任何宣傳階級鬥爭的心態。

關於中共革命在階級性質上的名實差異問題，在他看來，只要用上「政治性階級」這一概念，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為依照這一概念看問題，階級的性質以及階級的覺悟並不必然由客觀的結構性地位所決定，這就像中共自身的階級性質一樣，它的成員雖然絕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農民，但依照他的這一邏輯，「政治組織的階級屬性與該組織及其成員的政治價值和社會理念有著密切的關係，它並不直接取決於組織成員的階級出身」，而是取決於它的政治使命。因為，「沒有這個使命，沒有與這一使命相關聯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動，就沒有這一政黨的存在」。政黨的性質可以如此解讀，革命的性質自然也一樣。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屬於什麼性質，也應由政黨本身的政治訴求或政治使命，亦即由它的主觀意志來決定。至於它所藉助的革命主體原本屬於哪個階級，並不重要。因為，照他的說法，階級的政治性是可以創造和轉化的，農民階級既然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並成為共產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力，那也就等於變成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主體，甚至於「從農民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了（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革命主體既然可以創造，階級既然可以轉化，他認為人們就不應當再恐懼他所主張的那種階級鬥爭了。他舉例說，作為中國封建主義最高象徵和帝國主義附庸的溥儀皇帝都能夠轉化為人民的普通一員，這就清楚地說明，「階級主體性是可以轉化的」。只是這一轉化必須依託於社會關係的改造。就像要取消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主要集中在取消這一階級統治的政治基礎，並創造出一種與這種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機制完全不同的再生產機制」一樣。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政權居於支配地位的條件下，『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需要通過社會改造的方式加以解決，而並不必然需要通過對『敵人』的肉體消滅加以解決」。

至於「為什麼不僅在軍事鬥爭的條件下，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後，『階級鬥爭』的暴力性也仍然沒有終止？為什麼也恰恰在這一歷史條件下革命政黨曾經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作為現代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權利）反而遭到極大的扼制？」他的解釋是：這是「將政治性的階級概念置於客觀性的框架下，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方式展開『階級鬥爭』」的結果。但他認為，這不全是毛澤東的問題，而是和中國革命沒有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將國家引向消亡，反而重建了舊的官僚制國家形態有關，也和革命政黨背離了革命要消除一切等級關係的初衷，將政治性的階級概念僵化為結構性的、穩定不變的本質主義概念，進而「由上至下地、機械地劃分階級成分」的政策有關。如果真的按照「政治性的階級鬥爭」的概念，把鬥爭主要局限在理論、思想、文化領域中，著眼於態度和立場的轉變，就不會造成過度暴力的情況了（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限於篇幅，我在這裡不打算就汪暉這一「結構性階級」和「政治性階級」的概念問題展開討論。事實上，他同樣沒有對自己所用的「階級」這一概念做出確切的定義，甚至不曾對存有爭議但運用者亦多的列寧的階級定義做出過討論，因此，他所講的「階級」到底指什麼，兩個「階級」是否同一概念，兩者既不能完全脫離，一個又可以離開另一個獨立存在，甚至發生質的轉變的內在邏輯關係到底是什麼，都不清楚。真的想要在此基礎上比較準確地討論分析他的這兩個概念及其價值，也很少可能性。

但是，不論汪暉的上述說法在理論上和邏輯上是否能夠成立，說毛澤東「一向贊成……政治性的階級概念」，至少是有點想當然了。作者自己就講過，毛是「高度重視結構性的階級關係」的，因此，說毛階級分析的重點總是「集中在不同社會階層在革命運動中的立場和態度」上，說毛相信個別分子能夠主動或被動地脫離原本所在階級而發生轉化，並不錯，但說毛澤東從來相信反動的敵對勢力或階級整體上可以轉化，就不對了。不要說從1920年底1921年初入黨時即認定「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給肖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9頁；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1頁）的毛澤東，就是基本掌握了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毛澤東，也不可能相信「存在著敵人轉化為朋友甚至同志的可能」。甚至於，即使對方成了合作對象，或是被剝奪了一切資本，被取消了階級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之後，在毛看來也不行。只找出一兩條毛基於統戰需要而發表的講話或文字，證明不了任何東西。

下面僅舉兩個很簡單的相反的例子。

一個是抗戰開始時毛對國共關係的看法。當時國共再度合作，攜手抗日，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曾一度認為，應當把已經對立了十年的國民黨看成同盟者，儘量與之配合，共同抗日。毛澤東自然也肯定合作的必要與意義，然而在內部還是很明確地告誡黨的高級幹部說：國共兩黨「在階級上根本是敵人」，主張「必須堅持黨的階級的獨立性與警覺性」，「防人之心不可無」（毛澤東：《關於軍事外交問題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

一個是建國後毛澤東對地主富農階級本性的看法。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曾經通過決定，富農和地主在被剝奪土地財產之後，連續三至五年自食其力，即可摘掉地富帽子。但幾年後，當一些地方先後開始為地富摘帽時，毛澤東卻表示反對，並阻止了這一做法。他告誡說：「有些幹部對事情不作階級分析，不講階級路線，地主、富農摘掉帽子的很多。」「摘多了很危險」，「今後摘帽子要慎重，不要輕易摘。過去規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現在看來，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劉少奇還補充說明了為什麼不能輕易改變地富階級成分的原因。他指出：「蘇聯把地富分子趕跑了，而我們還是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如果界線劃不清，就容易出問題。」（《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同志匯報時的插話》，1960年12月27日）

很顯然，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或在「文革」前的歷史中，「過度暴力」現象的普遍化和常態化，並不是因為太機械於階級劃分了，恰恰是由於人們習慣於這樣一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這個所謂「過度」，或曰「擴大化」的發生，每每就是汪暉所主張的那種所謂「政治性的階級鬥爭」造成的。既然汪暉自己都肯定地說：「文革」「訴諸的就是一種政治性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那麼，說什麼對抗性的階級關係可以通過社會關係的改造及其階級主體性的轉化和平解決，說什麼「政治性的階級鬥爭」並不必然表現為階級成員之間的暴力對抗，並不必然需要通過肉體消滅解決問題（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誰人敢信？！

汪暉堅信，這樣一種與有廣大工農群眾參與的社會運動相結合的政治鬥爭乃至黨內鬥爭傳統，恰恰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創造的一種最為重要的「糾錯和創新機制」。重新這樣做，必定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並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實踐創造前提。

汪暉所以堅持要重提、重建「階級政治」或「政治性的階級鬥爭」，一個基本的邏輯判斷就是：國家本身過去是，今天是，以後還會是官僚化的，且因權力與資本結合而必定是去革命化的。要想阻止革命黨政治蛻變和異化，就必須要切斷政黨與權力之間的聯繫，使政黨重歸階級政治的範疇；同時必須要開放社會政治空間。即通過形成更為自主的工會、農協等社會政治組織，激活群眾政治參與的熱情，恢復過去時代「政治鬥爭」、「路線鬥爭」、「理論鬥爭」、「思想鬥爭」和「社會運動」並舉這樣一種「自我革命」的政治文化形態。在他看來，中共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鬥爭總是伴隨著基於階級鬥爭理論思考的嚴肅的理論鬥爭和路線鬥爭。「正是這種政黨體制內部的理論辯論和政治鬥爭使得政黨保持內在的活力，使得政黨不致在相對穩定的權力構架下變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組織，也使得政黨能夠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檢驗之下通過路線鬥爭糾正自身的錯誤。」他堅信，這樣一種與有廣大工農群眾參與的社會運動相結合的政治鬥爭乃至黨內鬥爭傳統，恰恰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創造的一種最為重要的「糾錯和創新機制」。重新這樣做，必定能夠「糾正過去的錯誤」，並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實踐創造前提（汪暉的「政治鬥爭」概念有時是負面的，但多數時候是正面的。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

就我個人了解的歷史事實而言，經過黨內的，甚至更廣泛的理論爭論、路線鬥爭來解決政黨的方向道路諸問題，最早開始於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第一、第二國際時期，以後曾一度發揚於列寧、史達林主導的俄國革命和蘇聯建設初期，並不是中國革命的創新。相反，由於中共成立後即處於主導著政治正確方向的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1927年以後史達林更日漸壟斷了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話語權，開始將一切理論爭論和路線分歧意識形態化，因此，中共黨的領導人事實上幾乎沒有真正經歷過像馬、恩、列當年那樣，必須要靠理論爭論來影響說服黨員大多數，才可能讓自己的政治主張成為黨的決議的情況。汪暉提到的中共從1927年到「文革」歷次所謂理論分歧與政策辯論，要麼並沒有作為影響黨的政治路線的爭論而公開存在過；要麼只是強勢者的「理論進攻」或曰「理論批判」；要麼就像作者自己所言：「由於缺乏保障這些理論和政策辯論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制度條件，辯論和分歧往往以權力鬥爭的強制方式獲得『解決』」了，爭論並未得以展開。包括在作者高度肯定的「文革」初期，所謂的「四大自由」之下又何嘗存在過作者嚮往的那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討論」呢？（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究竟什麼是中共革命最成功的經驗？照汪暉的說法，關鍵在於「政治化」，亦即關鍵在於突顯階級立場並在階級鬥爭觀點下展開「政治鬥爭」、「路線鬥爭」、「理論鬥爭」、「思想鬥爭」乃至「社會運動」。但是，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又是怎麼說的呢？1939年秋天，在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十年蘇維埃革命失敗，和第二次國共合作重新崛起的反覆與實踐之後，毛澤東對中共革命經驗做過一次理論總結，歸納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他指出：「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8年10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5-606，613頁）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裡不僅沒有直接提到階級鬥爭問題，而且還把統一戰線放在了中國革命三個基本問題以及中共克敵制勝三大法寶的首位。一年之後，毛澤東在黨內指示中更進一步深入批判了江西蘇區時期，亦即「土地革命後期」「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極端錯誤政策，明確提出：統一戰線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毛澤東：《論政策》，1940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3頁）。換言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奠定自身穩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礎，以對付共同的敵人。

汪暉是否讀過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呢？當然讀過。他曾明白地在以前的文章講過：「在國共鬥爭和抗日運動中，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法寶。」（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他也曾經反覆談到統一戰線政策在所謂階級主體性轉化問題上可能發生的重要效用。只是，和他希望突出強調作為「重建階級政治」的工具性概念的「群眾路線」問題相比，他對毛澤東的這一經驗概括顯得有所保留。他在談抗美援朝戰爭一文中借抗美援朝戰爭宣傳「人民戰爭」，借「人民戰爭」宣傳「群眾路線」，至於「統一戰線」這一對廣義上的「人民戰爭」最具實際意義的問題，反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按照汪暉對中共革命克敵制勝的主要經驗的理解，毛澤東的三大法寶變成了「武裝鬥爭，群眾路線，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更是排到第三位去了（汪暉：《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視野下的抗美援朝戰爭》，《文化縱橫》2013年第6期）。就中共革命歷史上的成敗而言，究竟是汪暉概括的經驗對呢，還是毛澤東總結的經驗更靠譜？

毛澤東強調統一戰線的政策及策略對中共革命具有頭等重要的價值，有沒有道理？對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下面兩張簡略的圖表，就會得出一些感性的認識了（見表一、表二）。

由上述兩個粗略的列表應該不難看出，毛澤東抗戰期間對中共成敗經驗的總結總體上是比較準確的。他沒有把武裝鬥爭放在第一位，也沒有把黨的組織建設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統一戰線問題放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因為事實很清楚，無論任何時期，中共都積極地進行組織建設，相當多數時期也在堅持武裝鬥爭，但是，統一戰線政策的有無、實行的好壞，對黨的組織及武裝鬥爭，包括對中共整個事業的成敗，卻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簡單地說，統戰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階級政策，究竟是實行更廣泛的階級依靠加階級聯合的政策呢，還是片面地強調工農立場而忽視廣大的中間階層呢？這一選擇的結果其實就是在選擇何種力量對比的問題。成功地貫徹實行統一戰線政策，中共的力量明顯就強；放棄甚至排斥統一戰線，哪怕是片面地執行統戰政策，中共的力量就會受到削弱，甚至會陷於滅頂之災。通過下表，我們還可以更直觀地了解統戰政策實行與否及實行的好壞，對不同時期力量對比的影響如何（見表三）。

由表三可以更進一步看出，中共歷史上的成敗和它的統戰工作有無和好壞所帶來的力量對比的變化，關係極其密切。中共事業的成長，基本上取決於它爭取到的力量有多大。當它放棄甚至排斥統戰政策的時候，就會陷於孤家寡人的境地，被強大的敵對力量壓倒；當它統戰政策較為片面，既防又堵的時候，敵對的力量就會加強，自身成長的步幅就會變小，危機的情況就會增多；只有當它真正爭取並團結了所有能夠團結的力量，得到絕大多數社會階層擁護的時候，它的事業發展才會比較順利。

實際上，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再三強調的，即當中共轉向激進的階級鬥爭思維，把自己的力量基礎或者說人民的概念範圍僅僅限制在所謂工農階級的時候，它的挫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工人、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實際上戰爭年代中共很少能影響到工人，當時農村根據地的範圍又很有限，對農民的政策還要再受階級劃分的局限。這樣，真正能夠取得的農民擁護者數量，相對全國人口來說，也非常有限。這也是胡繩先生特別強調中國兩頭小中間大的原因。他的觀點是，除了國共兩黨外，包括資產階級和大多數小資產階級民眾，也包括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其實都是中間勢力。他們自發順著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國共兩黨，誰爭取了中間勢力，誰就取得了輿論和民意，誰就取得了政治優勢，也就容易戰勝對手。

這也是中共歷史上兩次轉危為安的重大轉折的史實可以清楚證明的。第一次是1936年，第二次是1978年。兩次轉折實現的關鍵，都是統戰政策，亦即階級政策的重大轉變。比如，第一次轉變，僅有長徵和1935年的遵義會議還不行，還必須要有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原因就是這次會議開始改「工農蘇維埃」為「人民蘇維埃」，把中間勢力都納入了團結爭取的對象，並據此實行了全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第二次轉折也是一樣，僅僅打倒「四人幫」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生產力標準的方針，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和政策，讓全國各階層回到同一基點上共同致力於經濟和生產。

從這個角度可知，在整個中共歷史上，中共力量發展最為迅速、事業上最為成功的兩個時期：一個是上表所列從1936-1956年這一段，一個是改革開放至今。其共同點都是一個，即講階級鬥爭最少，樹敵最少，在力量對比上最佔優勢。與此相反，兩個失敗最嚴重的時期，都是階級政治講得最響，階級鬥爭最深入最廣泛、樹敵最多的時期，結果自己受的傷害也最大最嚴重。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中任何嘗試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僅都是失敗的，而且每每會帶來災難性後果，這就更難讓人有所指望。

當然，不贊同重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方式解決問題，不意味著我不同意汪暉所說當代中國社會可能存在「重現階級化」的現象，和「階級概念」可能被重新提起的情況（汪暉：《「後政黨政治」與代表性危機》，《文化縱橫》2013年第1期）。社會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的嚴重情況，無疑是當今國人不能不高度關注的現實。由此而引發的利益衝突，會引發一些人的歷史記憶，並想要向過去去尋找出路，都是可以想見的。

但是，「重新政治化」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嗎？第一，歷史上用政治性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方式解決過汪暉所說的國家官僚化和權力腐敗的問題嗎？沒有。中國沒有，前蘇聯沒有，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沒有這樣成功的先例。第二，「政黨國家化」也好，「去政治化」或「去階級化」也好，是中國一黨一國的問題，還是幾十年來日漸帶有普遍性的世界範圍的問題呢？對此，汪暉自己其實也講過，國際上不少學者早就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即是說，這種現象的發生發展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帶有一定規律性的。既然如此，只因為毛澤東當年曾經有過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反修防修」的不成功嘗試，我們就應認為中國是再度嘗試這種「文化革命」的理想場所嗎？

像歐美一些新左派知識分子一樣，汪暉相信中國和世界各國一樣，「去政治化的政治」本身就是資本力量與功能化國家機器結合一體在作祟，因此，惟有重建階級政治，展開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政治鬥爭、路線鬥爭、理論鬥爭、思想鬥爭乃至社會運動甚或「文化革命」，才能形成有效的抗衡力量和糾錯機制。但是，講階級政治的汪暉理當了解，以農民為主體的階級，無論叫農民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革命訴求必定是傾向民族主義的，會以創立、鞏固和建設民族國家為主要目標。而任何以民族國家的創立、鞏固與建設為號召的階級或階級政黨，一旦成為新的民族國家的政治主體或領導力量，不論與資本力量結合與否，本身都註定會走上「去政治化」亦即「去階級化」的道路。這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在起作用，而是因為，單個階級的利益需求，哪怕是執政黨所代表的階級主體的利益需求，在人類社會被切分為各自獨立、嚴格區別的不同民族國家的條件下，只能，也必定會讓位於代表著民族整體利益的民族國家的集體的利益與需求。

當然，汪暉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馬克思的階級觀點看待中國與世界的，他基本上把民族國家當作十九世紀落後時代的產物在看待。他希望的國家，是以工農階級為主體、政治價值取向鮮明的階級國家[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汪暉：《「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汪暉：《再問「什麼的平等」？》，《文化縱橫》2011年第5-6期；汪暉：《帝國的衝突，或帝國主義時代的衝突？》，《讀書》2010年第1期]。只不過，他忘記了，作為認定「工人沒有祖國」的世界革命論者，馬克思從不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可能創造出一個個以民族國家為外殼的各自獨立並相互區隔的階級國家，遑論什麼以農民為政治主體的所謂無產階級國家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1頁）。

換言之，即使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問題，第一，任何一個農業國，最初的革命通常都只能，也必須是先去創立一個汪暉所鄙視的所謂十九世紀產物的民族國家；第二，任何民族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都註定會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進而「聯合起來」，創造出一個不存在民族區隔，自然也不存在所謂階級國家的大同世界來。邏輯的結果顯而易見，如果這個世界還只能製造出一個個相互獨立區隔的民族國家，那麼，它肯定產生不出汪暉所希望的自絕於這個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國家來，更不必說以農民為政治主體的無產階級國家了。

同樣的情況，在一個只能形成民族國家而非大同世界的歷史時代，任何階級都必定是民族的，並不得不服從於各自所屬的民族國家利益的需要。這種集體主義的政治特色，是這個時代的條件和環境所決定的，並且不以個別人或個別政黨的意志為轉移。事實上，自一戰以來，隨著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戰爭的蔓延以及民族自決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逐漸興起，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即已開始空殼化，大量民族國家的誕生不僅使所有階級都民族化、國家化了，而且導致同一階級也因地域、行業、技術和收入等差距而日漸分化。愈是後發國家，這種情況也就愈加明顯。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哪怕是掌握了政權的政黨，能夠真正將一國一族內的階級在政治上成功地統合起來。因此，任何在後發的民族國家範圍內革命成功的政黨，不論喜歡與否，都勢必要經歷一個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過程。革命黨必須要標示鮮明的利益代表性，通常會公開宣稱自己代表受壓迫的階級、階層或群體；而執政黨卻需要著眼於爭取更大範圍的國民的支持，通過各種方法讓自己成為包含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的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代言人，進而成為這個民族國家集體利益的有效代表。

從這個意義上，「三個代表」的理論概念，包括「以人為本」的觀念的提出和闡發，都明顯地超越了舊式階級鬥爭的思維模式，是適合於這一轉變的需要，並且順應了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方向的，不僅不應當受到批評，而且還應該得到肯定（汪暉的批評見《「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汪暉、許燕：《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等）。

如果「去政治化」是這樣的歷史過程，讓一個受盡階級鬥爭過度暴力之苦的社會，逐漸認識到民族國家整體利益的重要性，進而再逐漸認識到每一個組成這個國家的國民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那麼，我肯定贊成「去政治化」，不贊成汪暉「重新政治化」的歷史觀點及其政治主張。「去政治化」確實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副作用，但相比「政治化」造成的更為嚴重的副作用來說，解決前者付出的代價總比解決後者要小得多。何況，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中任何嘗試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僅都是失敗的，而且每每會帶來災難性後果，這就更難讓人有所指望。

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長程看問題，自有文字以來數千年間，已知人類社會幾乎任何一種進步都是在持續的進化過程中緩慢取得的。躐等以進，動機固好，結果卻多半不好，在原地踏步已是幸運中的幸運了。

汪暉等若真心嚮往平等、公平和進步，望再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