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 原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發，不僅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時也對各國經濟發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中國作為最早發現並報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在黨和國家的堅強領導及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經濟也從年初的停滯狀態逐漸復甦。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0.7%，實現了正增長，全年GDP總額有望突破100萬億大關，達到105萬億人民幣左右。分季度來看，在一季度經濟增長同比下滑至-6.8%之後，二季度經濟強勢反彈，經濟增速同比由負轉正至3.2%，三季度同比增長率達到4.9%，復甦態勢良好。
後疫情時期，在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仍然複雜。從全球來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經濟體疫情防控不利使得經濟形勢極不明朗，加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美博弈加劇，造成的中美經濟「脫鉤」等諸多不利因素。從國內來看，中國疫情防控處於「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常態化防控中，經濟恢復受到疫情防控的掣肘，而四季度將進入求職旺季，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求職人數會大幅度增加，「穩增長、保就業」存在巨大壓力。2020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首次提出了「六保」方針，將「保就業、護民生」放在了首要位置。如何完成今年兩會制定的新增900萬人的就業目標，成為後疫情時期擺在各級政府和全社會面前的一道難題。
基於上述問題，本文將首先梳理後疫情時期我國面臨的整體宏觀經濟形勢和就業狀況的典型事實，然後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及後續影響下，我國就業市場面臨的主要風險和就業困難的成因，最後基於以上分析，提出解決我國當前就業問題的政策建議。
二、當前宏觀經濟形勢與就業狀況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呈下降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我國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為-6.8%，是1993年我國正式啟用GDP作為國民經濟核算指標以來，首次出現的大幅負增長。依據「奧肯定律」可知，經濟增速的下滑會導致失業率的上升，對就業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據此估算，2020年受疫情影響新增就業人數在樂觀狀態下也要減少142.16萬，悲觀狀態下則會銳減678.61萬人（張桂文和吳桐，2020），使失業率上升約1%（高文書，2020）。雖然經過二、三季度的努力，中國經濟增速取得了由負轉正的可喜成績，並有望在四季度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但是要實現就業短期內大幅度回升的目標，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還應保持更高的增速，我國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
（一）「三駕馬車」增長下滑加劇就業大環境壓力
整體宏觀經濟增長與失業率關係主要通過投資、消費、進出口和政府購買等渠道傳遞，其中投資、消費和進出口被稱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從各方面來看，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投資、消費和進出口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和增長均面臨較大壓力。
從投資來看，企業的開工率和訂單數量不足問題會導致勞動力僱傭數量的下降。1-2月份，我國的工業增加值大幅度下探，累積下降13.5%，之後的幾個月中央大力出臺政策推動復工復產，其中包括諸多行政性的復工復產政策，使得企業的開工率和復工率上升，但企業訂單不足的情況依然比較普遍。工業增加值累積增長率在之後的幾個月仍然處於負值，直到8月才首次實現由負轉正。加之中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疫情防控處在不斷反覆中，特別是美歐國家在秋季出現疫情反彈，英、法、德等國在10月底相繼再次啟用「封國」政策，將進一步影響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加劇外貿企業訂單不足的情況。這可能直接對我國外向型企業生產造成壓力，降低關聯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影響就業市場的穩定。從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也可以發現，雖然國家出臺了相關政策以減緩固定資產投資降幅，但是直到今年9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才由負轉正，並且從一般規律來看，受季節性因素影響，四季度房地產、基建投資的增長將會受到抑制，預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仍將處於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狀況，依靠固定資產投資帶動就業的難度也較大（見圖1）。
圖1 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2019.7-2020.9）
資料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庫數據整理。
從消費來看，全球獨立市場諮詢公司英敏特於今年10月21日發布的《中國消費者報告2020》中指出，由於受消費者對公共聚集的警惕心態以及第一季度消費支出嚴重下滑的影響，2020年中國的消費支出總額將會下降5.6%，消費支出到2021年才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英敏特，2020）。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也可以看出，一季度由於疫情防控期間的管控措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20.5%。在目前狀況下，個別地區有新增病例，但疫情總體得到控制，居民日常生活基本回歸正常，政府也出臺了相關政策加快復商復市，並且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措施刺激居民消費，使中國消費逐漸回暖，但與疫情前水平相比，消費恢復仍未企穩，對就業的提振作用較為有限（見圖1）。
從進出口來看，1-5月份受疫情的影響，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負增長，出口降幅比進口更大。6月份之後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由負轉正，特別是9月份同比逆勢增加11.4%，但其中較大比重為出口醫療防疫物資帶來的短期效應。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依然存在不小的壓力，無論是中美經貿摩擦，還是產業鏈的去中國化等問題，都會對後疫情時期中國產品及服務的海外需求帶來不小的壓力（見圖2）。
圖2 進口、出口及總值同比增長率（2019.7-2020.9）
資料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庫數據整理。
總體而言，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正在逐漸擺脫疫情的影響，走向經濟恢復的快車道，但是具體到投資、消費和進出口等方面，由於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壓力依然較大，可能對就業市場產生中長期不利影響。
（二）突發事件直接惡化本就存在結構性失衡的就業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突發對我國的就業需求產生直接影響。從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的走勢來看，2月到6月失業率分別達到了6.2%、5.9%、6.0%、5.9%和5.7%，失業率在6%左右的高位持續了半年之久。從2018年開始正式使用月度調查失業率指標以來，今年1-4月份的升幅位於歷史最高點，尤其2月份的6.2%水平是啟用調查失業率指標以來的最高值（見圖3）。2020年各月的調查失業率普遍高於去年同期水平，說明受疫情直接影響造成了勞動力市場供大於求的狀況。至2020年9月，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仍未下降到疫情前水平，就業壓力突出。
圖3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2019.7-2020.9）
資料來源：依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庫數據整理。
深入研究近年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失業狀況，可以發現疫情前本就存在的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失衡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顯得愈發突出。1-3月份是我國的傳統春節，受春節的季節性影響，往往企業招聘需求會減少，而求職人數會增加，勞動力市場面對的求職壓力較大，因而往往春節過後的這段時間會成為政府穩就業的關鍵時期。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使得企業普遍停工停產，中國經濟陷入短期的停滯。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就業研究所和智聯招聘共同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就業市場景氣報告》的數據顯示，在一季度總體的供需狀況中，招聘人數同比減少了22.61%，求職人數只同比減少了9.38%，企業在勞動力需求端的降幅銳減，遠遠大於求職端的降幅，從而導致了一季度失業率大幅飆升。
從二季度以來中國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加之國家出臺「穩就業」政策，大力推進復工復產，對緩解就業壓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二季度的失業率有所回落。三季度在經濟不斷修復和勞動力供給相對平穩的環境下，失業率和就業市場景氣指數也不斷趨於穩定。在最新公布的三季度就業市場景氣指數中，就業壓力相對緩和（中國人民大學和智聯招聘，2020），但是四季度仍然存在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就業，四季度是大學生招聘的黃金時期，據教育部統計2020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874萬，2021年畢業人數預計達到900萬，當大量新增高校畢業生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加之上半年由於疫情未落實的就業，很可能會加劇勞動力供需矛盾，對就業市場產生較大的衝擊。因此，雖然後疫情時期我國在保就業和穩就業方面的政策成效逐步顯現，有助於緩解就業市場壓力，但一個基本判斷是四季度就業市場仍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並可能對明年的就業市場的供需產生較大壓力。
（三）不同行業就業形勢的分化及新就業形態的出現
在新冠疫情衝擊下，不同的行業和職業的就業形勢分化嚴重，形成鮮明的對比。在疫情期間逆勢而為，就業形勢較好的行業有在線教育培訓、中介服務、保險、娛樂、專業服務和網際網路電子商務等行業；與這些行業形成對比的、景氣度較差的行業主要集中在餐飲服務業、旅遊業、航空運輸業、能源、礦山等行業。在疫情管控的情況下，人員流動受限，使得餐飲服務業、旅遊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相關行業遭受了巨大損失，處在這些行業的企業對原有從業人員的存量進行精簡以求自保，造成了大量的停工和失業人員；而線上教育、娛樂、體育、休閒等行業的職位需求則由於「居家」和「遠程服務」特徵而快速增加，同時也帶動了作家、編劇、撰稿、攝影等一些輔助性崗位需求的增加。但是這些行業對從業者的素質要求和職業門檻相對較高，崗位穩定性卻較低，因而對就業市場供需矛盾的緩解作用較為有限。
雖然就業結構性的轉變對解決突發性就業困難的效果有限，但在疫情衝擊下發展起來的新就業亮點也可能在後疫情時期成長為新的就業增長點。一是娛樂、體育和休閒業受益於「宅經濟」的影響，成為了新的就業蓄水池。從各個城市職位招聘的同比增幅來看，在疫情衝擊下，與宅經濟相關的職位招聘人數增幅達到130%以上，並且在不同地區都呈現出較快的增長態勢。二是物流、倉儲行業受電商模式的影響帶動了招聘需求的上升，在疫情的管控下，線下消費受到限制，造成很多超市和大型市場無法正常營業，於是刺激了線上經濟的發展，加之電商直播等新銷售模式的出現，帶動了物流、倉儲行業招聘需求的增加。三是疫情期間產生的新就業形態成為提供短期就業崗位的緩衝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兩會期間所強調的，「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突如其來。對此，我們要順勢而為，讓其順其自然、脫穎而出」 。
關於新興的新就業形態，根據勞動關係的「新」和勞動方式的「新」可以劃分為以「去僱傭化」以及「多僱主化」為典型特徵的新就業形態（方長春，2020）。「去僱傭化」的新就業形態是指勞動者不再是為單一僱主提供服務，而是根據平臺提供的信息，自主選擇服務對象，平臺和勞動者之間也不是傳統的僱傭模式，更貼近於合作模式。「多僱主化」的新就業形態以共享員工為典型代表，在疫情期間，出於防控的考慮，減少了人員的跨地區流動，就造成了餐飲服務等行業的員工閒置在家，無事可做，而生產性企業卻招不到工人開工，生產被迫停止，造成勞動力資源分配的暫時性錯配。在此背景下，「共享員工」應運而生，有效緩解疫情期間的就業壓力。這類新就業形態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共享經濟、平臺經濟和零工經濟。
從共享經濟的就業來看，《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指出2019年我國共享經濟的參與人數約8億人，其中提供服務的人數約7800萬人，平臺員工人數達到623萬人（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2020）。從平臺經濟的就業來看，據《阿里巴巴零售平臺就業機會測算與平臺就業體系研究報告》顯示，零售平臺可以為我國創造就業崗位數量有4000萬之多，而這些崗位還只包括了直接的交易型就業，並沒有把間接的輔助崗位包括在內（中國人民大學，2019）。對於出行平臺，2018年這些網約車、代駕平臺也創造了1826萬個就業崗位。對於外賣平臺，據美團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僅在2020年上半年，美團平臺上的有單騎手就已經達到了295.2萬人，同比逆勢增長16.4%，其中新註冊的有單騎手就達到了138.6萬人。從零工經濟的角度來看，地攤經濟、小店經濟也成為了吸納居民就業的重要舉措，有助於緩解了城鎮居民的就業壓力，正如李克強總理在煙臺考察時表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這些就業模式正逐步從新生走向成熟，在後疫情時期可能發揮重要的崗位創造作用。
三、後疫情時期我國失業風險的來源與成因
後疫情時期我國失業風險主要來源有三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的直接及後續影響，二是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對就業造成的壓力，三是對外開放與輸入型的就業風險。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及後續影響
1.國內企業經營普遍困難，導致勞動力需求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是我國當前失業風險的主要來源。據我國企業改革和發展研究會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跟蹤調查顯示，98.4%的受調查企業都表示疫情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影響，僅有1.6%的企業認為疫情會給企業的經營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其中將近60%的企業認為疫情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較大影響，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甚至部分企業的經營在疫情期間難以為繼，面臨倒閉的風險（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2020）。
疫情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我國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衝擊：一是疫情導致市場需求下降，企業商品和服務的訂單數量減少，企業生產出現困難；二是企業面臨資金鍊緊張的狀況，流動資金出現巨大的缺口，疫情期間的餐飲服務業，旅遊業等行業受到資金鍊緊張、資金周轉不靈的情況較為突出，企業面臨關店裁員的困境（夏傑長和肖宇，2020）；三是由於受產業鏈上下遊的影響，企業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生產成本增加。
企業的經營普遍困難，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受到的衝擊更大，出現經營困難和倒閉的比例也最高。我國中小微企業佔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高達99.6%，產出了60%以上的GDP，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80%的就業崗位（劉元春和孫文凱，2019），這些企業的經營困難會很快傳導到就業市場，放大就業風險。並且由於企業退出市場後再進入往往需要一定的恢復和調整期，因此將對後疫情時期的就業造成較明顯的「後遺症」。
2.企業以減員降薪為主要應對策略，加劇勞動力市場風險
企業在受到疫情的衝擊後，往往以降薪裁員為主要應對策略，使得風險迅速傳導至勞動力市場。企業應對疫情衝擊影響的舉措有很多，但是常用的幾項重要舉措幾乎都與勞動力市場相關：一是降低薪資水平以減少經營成本，這會直接影響勞動者的收入；二是精簡人員和大規模裁員，這會直接導致失業、下崗；三是企業關掉部分或全部業務，或者整體退出市場，這將導致整體企業甚至產業鏈某一環節的崗位長期流失。
從不同類型企業來看。民營企業和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旅遊業採取降低薪資水平和精簡人員的數量較多。而這些企業一般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軍，它們在疫情衝擊下選擇降薪裁員，會直接導致勞動力市場需求的下降，增加就業壓力。
（二）中國經濟長期處於「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後疫情時期失業風險的第二個來源是我國經濟「新常態」將持續相當長時期。雖然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就業市場造成了直接的影響，但就業風險不僅僅是來自於本次疫情的直接影響，而是疫情發生前我國就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增加的風險。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年均GDP增長率很多年份保持在10%以上的高增長水平，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但是隨著國民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以及制度紅利等因素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未來我國的經濟增速基本會維持在6%左右甚至更低的水平。這就意味著我國的就業問題會隨經濟增速的下滑越來越凸顯，整體勞動力市場均需要適應經濟中低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近幾年中央都把就業問題放在突出位置，也說明了我國經濟在「新常態」下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
（三）對外開放與輸入型就業風險
除了中國自身經濟因素外，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也帶來了輸入型就業風險。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當與我國有經濟往來的國家經濟發生危機時，就業風險會通過對外部門的外貿、投資等途徑傳導到我國外向型經濟部門，緊接著通過上下遊產業鏈，波及更多企業和產業，對我國就業市場產生不利衝擊。
從我國與世界經濟的整體走勢可以發現，196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走勢大致分為六個周期，按照中周期的劃分方法，大約每十年會經歷一個周期。二十世紀末以前，我國的經濟周期和世界的經濟周期的同步性還不是非常明顯。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我國經濟波動的整體的趨勢與全球越來越相似（見圖4）。這種同步性與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的上升密切相關。2001年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近20年間，貿易、投資、生產等各個環節融入國際的分工體系。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周期性波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繁榮或者衰退會通過各種傳導機制對我國產生溢出效應，引起我國經濟的繁榮或蕭條。
圖4 中國與全球經濟周期（1961-2019）
資料來源：依據世界銀行資料庫數據整理。
今年1至4月份，我國對美國、歐盟這些傳統市場的出口下降了10.4%，進入二季度以來我國的進出口數據不斷改善，特別是在8月份進出口數據首次由負轉正，說明了我國穩外貿的相關政策措施起到了一定成效。但是進出口的改善很大原因是疫情防控下出口大量防疫物資帶來的短期效應，並不能樂觀地認為中國的外貿需求已經趨於平穩。特別是入秋以來歐美主要貿易夥伴國疫情反彈，為我國進出口穩定蒙上了一層陰影，輸入型就業壓力依然較大。
四、穩定與擴大就業的途徑與政策選擇
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問題主要來自於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的不匹配，以及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信息傳遞之間的不暢通。因此，治理失業需要一攬子就業政策搭配使用。圖5歸納了用於治理失業問題的廣義和狹義就業政策。成因指向的就業政策主要解決失業產生的原因，其中狹義的成因指向性的就業政策主要措施包括退出或延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政策、供求信息傳達政策、崗位有效分配的政策、促進崗位增加的政策、勞動力流動一體化的政策；廣義的成因指向性就業政策主要包括人口教育政策、戶籍政策、反壟斷反歧視政策、所有制改革、產業和資本政策，城市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政策。結果指向的就業政策旨在降低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平衡對勞動力福利的不利影響，包括就業困難的扶持政策、失業救濟政策、最低的工資政策、勞動保護政策等。
圖5 狹義、廣義就業政策及其關係
資料來源：張原，《就業政策教程》，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6年5月。
後疫情時期我國應對就業問題可選擇的政策籃子相對比較充裕，要緩解就業壓力，關鍵在於分析我國就業市場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出現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然後選擇具有針對性、能夠切實解決失業問題和就業困難的相關就業政策（張原，2015）。具體而言，擴大就業政策選擇主要包含以三方面：一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就業政策有機結合、配套使用，共同穩定就業；二是依法規範用工形式，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三是針對就業困難和失業群體進行重點幫扶。
（一）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就業政策相互搭配，共同穩定就業
在2019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國首次把就業問題置於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把就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並列於宏觀政策的層面。表明中央和全社會對就業問題的關注和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就業產生的後續影響，需要持續發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用，並配合就業政策，三者共同發力解決失業問題。
1.提升普惠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穩就業的能力
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整體的貨幣供應量較高，但貨幣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在不斷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較為突出。後疫情時期如何確保在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讓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從而穩定就業崗位成為重點問題。對此，應積極發展普惠金融、實施定向降準，疏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使得金融能夠真正服務中小企業和經營困難企業。普惠金融主要服務於基層，服務於最需要援助的群體，特別是小微企業、農民、城鎮的低收入群體以及貧困人群等就業困難群體，適度的、傾斜性地提供金融服務有助於其穩定就業，克服就業困難。
除了大力發展普惠金融外，還要加大對疫情防控相關領域的信貸和財政貼息支持力度。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貸款給予財政貼息支持，加大對受疫情影響的個人和企業的創業擔保貸款貼息支持力度，優化對受疫情影響企業的融資擔保服務，通過專項再貸款支持金融機構加大信貸支持力度。並通過降低貸款利率，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復工復產和持續經營的金融支持，提供臨時性延期償還安排、付息可延期等政策。
同時，還可以推行較大規模的定向降準，使商業銀行在獲得充足的準備金之後，定向為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提供優惠貸款，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幫助企業成功渡過疫情的衝擊。
2.財政減稅降費降低企業成本，穩定就業崗位
積極財政政策需要以就業增長為導向，實施較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為了把經濟推向充分就業，政府一般可採用兩種財政政策方向，一是改變現行稅收體制或財政支出制度，比如可在收入方普遍降低稅率，支出方則增加新的補助支出項目等，此時，國民收入水平會擴張，而預算則會產生赤字。二是不改變財政制度，只採取某些臨時性財政措施，比如支出方開展一些臨時性政府項目、臨時補貼等，在收入方面規定某些收入或商品暫免納稅等。儘管這樣的預算含有赤字，背離了預算平衡的基本思想，但是在非常時期卻有助於實現就業目標。
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就業問題可採取上述「充分就業的預算盈餘」思想，主要對中小微企業實施減稅甚至免稅，對繳納社會保險有困難的企業採取緩交或適度減免的措施，從而減少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適度擴大財政赤字，發行專項債券來定向支持中小企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增加就業，穩定就業市場預期。同時，減少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政府帶頭過緊日子」與中小微企業一同渡過疫情的衝擊。
3.運用多種就業政策，穩定就業基礎
政府和企業可以通過政企合作模式，即PPP模式來開發就業崗位。通過籤約承諾或者是共建就業基地的形式聯合開發就業崗位，可以有效挖掘公益性的就業崗位，挖掘企業內部的崗位，增加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還可以推行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多渠道地開發崗位，通過社會保險補貼政策、崗位補貼政策、職業補貼政策、培訓補貼、小額貸款政策、稅費減免等財政途徑鼓勵企業開發各種類型的就業崗位。同時，發揮國有企業逆周期調節的作用，擴大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招聘規模，加大新基建投資力度，促進新就業形態發展，增強就業市場的韌性。
（二）依法規範用工形式，保護勞動者權益
1.完善法律法規，構建新就業形態下的法律保護體系
新就業形態是新冠疫情衝擊下出現的就業亮點，但其就業形態打破了傳統的僱傭關係形式，勞動者的工作具有自由性，與網絡平臺之間不再具有勞動關係，多數平臺的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的關係並非傳統的勞動關係，藉助平臺開展具有自僱性質的工作。因此現行的法律無法從勞動者的角度進行權益保護，一旦勞動者和平臺之間產生糾紛，勞動者的權益往往無法保障。因此，要持續發揮新就業形態在後疫情時期的就業吸納作用，相關部門就需要加強調查研究，儘快出臺規範新就業形態的法律法規，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2.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首先要明確新就業形態下的保障主體，雖然新就業形態下僱主和員工的勞動關係不明確，但是員工依託平臺，也會給平臺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王震，2020），平臺應承擔勞動者的社會保障責任。其次應鼓勵新就業形態下的勞動者積極參加社會保險，政府部門應推出適合新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服務，對社會保險進行適當的財政補貼，降低保險費用，調動勞動者參加社會保險的積極性。最後需強制特殊危險類崗位繳納社會保險或商業保險，如網約車司機和外賣人員，應規定平臺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或與員工分攤商業保險，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3.政府提供公共就業服務，提升勞動者的綜合技能
現行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主要針對傳統就業模式，是僱主和僱員之間籤訂長期勞動合同。目前，除了鼓勵各種電商平臺建設，培養新就業形態的載體，以及對部分勞動者進行電商和相關信息技術培訓之外，針對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或擬進入新就業形態的從業人員的公共的就業服務，包括職業介紹、技能培訓等服務都存在一定的空白。後疫情時期，非長期勞動合同的僱傭關係可能更加「常態化」，因此需要加快建立與新就業形態相適應的就業服務體系。
（三）針對失業和就業困難群體進行重點幫扶
對失業和就業困難的重點群體進行專門的就業幫扶，包括高校畢業生、農民工和返鄉就業人員、退役軍人、城鎮各類就業困難人群、農村的貧困人口、長期的失業人員等。這些重點群體的就業問題需要政府進行政策性幫扶。
1.切實做好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工作
2020年我國預計新增高校畢業生900萬，面對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就業群體，需要繼續加大對高校畢業生的幫扶力度，今明兩年繼續擴大升學比例，如實行專升本擴招，研究生擴招等；鼓勵大學畢業生去西部基層工作，提高去西部基層工作的待遇，緩解西部地區巨大的人才缺口；支持大學生到企業見習，見習補貼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吸納畢業生就業；支持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鼓勵高校畢業生參與網際網路經濟、電商平臺等新就業形態。多管齊下，切實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2.加大對農民工的幫扶力度
我國現有農民工總量2.9億人，是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軍，考慮到農民工的就業具有總量大、穩定性差、保障弱的特點，特別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曲小博和程傑，2020）。在這次的疫情的衝擊下，勞動力市場階段性停擺，工業企業的復工復產大幅度延後，農民工的就業壓力也明顯上升。後疫情時期，政府需要開展廣覆蓋、多形式的職業技能培訓，對在崗農民工、城鎮待崗和失業農民工、農村新轉移勞動力、返鄉農民工、貧困勞動力提供就業培訓，提高專業技能，同時提供免費指導和發放相關創業補貼，鼓勵農民工回鄉就業創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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