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思想史能夠保存哲學上的「瀕危物種」(圖)

　　圖/莫非

　　在開拓性的思想史作品《辯證的想像：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中文版《法蘭克福學派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之後，馬丁·傑（Martin E. Jay）逐漸將研究重點從批判理論轉向視覺文化，「從德國轉向法國」。為什麼呢？「從根本上來說，我是知識上的狐狸而不是刺蝟，對許多不同的有時甚至是不相關的問題感興趣。」

　　不過，對視覺文化的研究和他早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仍然有著內在聯繫。「像《低垂的雙眼》（1993）這本書的緣起就很多樣。我想要理清當代法國哲學理論裡那團有創造性的亂麻——這些年來美國這邊很受其影響。它也源自我早年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概念的研究。我注意到，總體性概念的批評者中，有些人非常懷疑『上帝般的視野』，也就是從上往下俯瞰的全知全能的視野，而欣賞一種與世界更切近、沉浸於其中的關係。因此，我認為我們語言中的視覺隱喻，以及實際上的視覺經驗，都是有政治意涵的。這就引導我去探索，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與總體性》（1984）這本書所涉之外的思想家，如電影理論家和女性主義思想家們對視覺在現代西方文化中的主導性作何見解。」

　　馬丁·傑最近的研究是探索在當代思想中唯名論傾向的持續影響——唯名論是一個始於14世紀的哲學、神學運動，認為人們賦予個別事物的共相名稱只是為了更好地與這個不那麼擁有內在理性的世界相處。「例如探討『事件』（event）這一歷史性概念，其不可被化簡為任何宏大原則、任何連貫敘述，甚至也不能交由其歷史語境來決定。我對『音樂唯名論』也很感興趣，這在阿多諾的美學理論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圖像唯名論』——這個詞最早是杜尚發明的，很適用於攝影。我選擇了相似的文學術語『魔幻現實主義』來論證說，有一種『魔幻唯名論』來幫助攝影把這個世界重新神秘化。」

　　今年春天，馬丁·傑有一本主題為帝國主義與視覺性的交疊的合編文集將會出版。另外，他還有一本寫作中的書，叫作《黯淡之後》——借用霍克海默《理性的黯淡》（1947）的書名。這本書聚焦哈貝馬斯試圖發展一個可行的溝通理性概念的努力，敘寫近年來批判理論中理性的命運。「所以你看到吧，我對法蘭克福學派的遺產還是那麼感興趣。」

　　馬丁·傑1971年獲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正是後來出版的《辯證的想像》。寫作論文期間，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許多成員都建立起通信和友誼。這本著作迄今已被譯成12國語言，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由此被介紹給了國際公眾。近日，馬丁·傑教授做客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講座，解讀「新自由主義想像與理性空間」，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馬丁·傑的《辯證的想像》迄今已被譯成12國語言，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由此被介紹給了國際公眾。近日，馬丁·傑教授做客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講座，解讀「新自由主義想像與理性空間」，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法蘭克福學派並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統，而是隨著時代而發展

　　文匯報：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為哪些主要流派？現在，它是否仍是一個活躍的理論潮流？

　　馬丁·傑：如果說是作為一場條理清晰、不斷發展的知識運動和政治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現在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歷史現象了。它不再擁有1970和1980年代時候那樣的創新動力，不再能產生新的想法，並啟發人們去行動。像葛蘭西、盧卡奇、薩特這樣的人物，在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中已經不像當年那麼重要了。

　　儘管如此，法蘭克福學派在所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還是作為一股積極活躍的力量留存下來，這是因為它始終與時俱進。法蘭克福學派至今已形成三代，每一代都有各自的關切和方法。在第一代之後，也即最著名的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洛文塔爾等退出舞臺之後，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等同道一起，發展了他自己的批判理論。在最新一代的批判理論家中，還有很多有才華、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如德國的阿克塞爾·霍耐特，馬丁·澤爾和克里斯多福·門克，以及美國的塞拉·本哈比，南希·弗雷澤，託馬斯·麥卡錫，蘇珊·巴克-摩斯，羅伯特·於洛-肯拓等。所以，批判理論並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統，而是隨著時代而發展。此外，許多早年的文本，尤其是阿多諾和本雅明的文本，至今仍激發出新的回應。

　　批判理論的另一大優勢在於，它不僅僅是狹義上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流派。從一開始，它就對外部的潮流所開放，無論是精神分析、道德哲學、語言學理論還是系統理論等等。它並不抵制所謂「資產階級」思維模式的滲透，也從來沒有假設說，單憑一種主義就能獲得所有問題的答案。因此，它能夠以一種創造性的，而不完全是防禦性的方式，來應對此後一系列知識潮流如後結構主義的挑戰。

　　文匯報：具體有哪些挑戰？

　　馬丁·傑：最大的挑戰是1970年代後資本主義發生的變化，後福特主義的積累、全球化（包括地方無法應對環境問題）、信息革命以及福利國家走向瓦解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此外，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導致了人們重新強調民主化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議題，在世界顯得越來越依賴於一種過時的威權體制時，這種強調變得尤為迫切。我們能否避免那種單一模式的民主政府，即那種假設世界最好是單一的而不是多樣的民主政府？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而是超越毀滅性的啟蒙辯證法，走向哈貝馬斯所說的「進化學習」的過程，讓容易犯錯的人類努力現實地應對這些挑戰？雖然人們對各種不公正現象的憤怒在許多情況下確是一個有力的武器，但我們仍然不太看好總體主義的烏託邦式解決方案。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項遺產就是，對於那些已經實現的，承認有必要保留，而不是總是跳進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支持法治、支持積極參與政治的全民平等的公民權和人權的傳統，也就是說，這些價值不能被降格為僅僅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

　　另一種主要的學習過程更具開放性，是對西方之外的思想和實踐的開放。例如，美國哲學家託馬斯·麥卡錫，哈貝馬斯著述最重要的闡釋者和譯者，最近出版了一部新書《種族，帝國和人類發展的理念》，用有別於早前批判理論家的方式探討帝國主義和種族不平等問題。也有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學者，已經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提出了生動的批判性的評價，指出其盲點，也延伸其見解。

　　文匯報：您的《辯證的想像》描繪的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創造力的時期。1950年代以後，則是其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時期。現在，法蘭克福學派還有影響力嗎？

　　馬丁·傑：我寫這本書是40多年前了，那時候馬爾庫塞是美國最重要的左派理論家，但這些年後，他的影響力急劇衰落。現在他的很多著作看起來都有些膚淺、過時了，不再能激起學生們的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本雅明和阿多諾始終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阿多諾，在過去的15-20年中，不僅在哲學、社會學，也在音樂學、文學批評和文化理論等領域被人們所重視。哈貝馬斯在許多方面都被視為阿多諾以及批判理論傳統的替代者，他在政治理論、法理學甚至歷史學中都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公共領域」概念刺激著人們進一步研究。霍克海默，儘管他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蓋了光芒、被遺忘，但我的一位學生約翰·阿布羅麥特最近新出版了一部霍克海默早年生涯的長篇傳記，相信一定會激起人們新的興趣。社會研究所歷史上的其他人物，像弗朗茨·諾依曼，他的政治和法律理論現在也有一定影響，但現在阿多諾無疑是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個有趣的故事可以說明近年來的阿多諾熱：他匿名出版的最後著作《美學理論》，首次譯成英語是1984年，但這個譯本不是很好。羅伯特·於洛-肯拓寫了一篇長文來批評，甚至導致後來德國出版方撤回了版權。15年後，他自己出版了一個新譯本，在英語知識界獲得巨大影響力。隨後，阿多諾的其他著作如《啟蒙辯證法》和《新音樂的哲學》也很快被重譯。這麼難的學術文本這麼快就被重譯是非常少見的，這也證明了阿多諾的國際影響力。

　　思想具有歷史屬性，而非永恆不變

　　文匯報：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您研究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他們的思想和往來。思想史的寫作和其他歷史的寫作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馬丁·傑：思想史當然也有很多種，這一領域現在正經歷著非常活躍的復興。大體說來，思想史有三項主要的任務。一是要認識到，思想是具有歷史屬性的，而非永恆不變的，我們總是應該在其得以出現、被接受和傳播的環境條件裡去理解這些思想。因為，思想很可能被創造性地誤讀或與其他思想混合起來，其來龍去脈因此也不可能還原成首創者的本來意圖。所以，思想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思想始終是在以未期的方式，收集著新的、有時甚至是相對的意涵和功能，隨著時間不斷發展。

　　第二，思想史學家們有責任成為那些不再能代表其領域前沿的過時思想的貯存庫。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例，在我剛開始研究其歷史的1960年代，美國的哲學系裡幾乎沒有什麼人對黑格爾左派代表的思想傳統感興趣。在那時候，分析哲學是主流。今天，情況已經有了一些變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思想史讓人們在時代變化後有了重新發現這些思想的可能。或者說，思想史能夠保存哲學上的「瀕危物種」，希望有朝一日它們還能在「野外」生存下來。以心理分析為例，在當代的心理學系，已經沒有人研究弗洛伊德了，但他仍然是思想史學家們無盡想像的來源。思想史學家們讓他的革命性洞見被牢記，也毫不掩飾地暴露其視野的歷史性缺陷。

　　思想史的第三項任務，可能應該說是理性地重建我們現在的位置，為當代思想回溯其形成的譜系。這裡的目標並不只是重新喚起我們對未定的過去、對隨之而來的開放性的感受，這對於任何歷史敘述來說都是重要目標，而是給予當前一種敘述的連貫性——當前是一個包含一系列問題和答案的有意義過程的頂點。即便現在看來，過去的某個答案是「錯誤」的，但其作為連貫歷史過程的一步，也是值得深思的，有助於我們理解現在的問題。

　　文匯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英國和美國發生的新左派運動，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歸作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

　　馬丁·傑：美國的新左派有許多不同來源，有些是和國際新左派運動共享的，有些是我們歷史上獨有的——這部分絕大多數都是非理論的，因此我不想誇大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性。當然，馬爾庫塞，當時仍在美國，也是資產階級社會——包括其對性滿足的壓抑——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對「單向度」思想和文化的分析，獲得了許多學生的認同。這讓他們，也讓那些並沒有真正遭受明顯的物質剝奪或社會不公正的人相信，他們也和少數族裔、被剝削工人一樣，受到了壓迫。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則不那麼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著作必須等到1970年代才被翻譯成英語。不過，許多美國左派知識分子——保羅·古德曼，詹姆士·鮑德溫，C.賴特·米爾斯，諾曼·布朗，諾姆·喬姆斯基，霍華德·津恩等等，都對美國在世界的作用，以及那些阻礙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和公正的理想世界的持續問題，做出批判。反文化英雄如詩人艾倫·金斯堡和民謠音樂家瓊·貝茲和鮑勃·迪倫也在動員人們反對傳統中產階級文化和冷戰政治態度上有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無論理論家或文化偶像的重要性如何，新左派都是在反對越南戰爭、反對徵募年輕人去打仗，以及抗議公民權利議題等進程中形成的，這是其最重要的來源。代際間的對立不僅因為對待性、毒品和搖滾的不同態度而加重，也因為年輕人憤怒於被無情的長輩送去戰場而加重。

　　如果法蘭克福學派真有什麼影響的話，那就是讓知識分子和學生表達出，看似讓被娛者自由選擇的流行文化實際上是被上層操控的「文化工業」，以獲利並壓制真正的異見。法蘭克福學派提供了一套語彙，對商品文化提供的膚淺易逝的快樂、及其對痛苦的麻痺提出挑戰。

　　同一時段在英國，理論的重點是不同的。阿爾都塞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或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有更多追隨者，而流亡時期的法蘭克福學派在英國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歷史，它不那麼知名，即便一些人將本雅明解讀為激進文化政治的資源，如特裡·伊格爾頓。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雜誌是歷史學家佩裡·安德森主編的《新左派評論》，其編者、作者都對大陸哲學更感興趣，政治上更傾向於託洛茨基主義，而這些在美國都是非主流的。在英國也有強有力的本土傳統，來自F.R.利維斯以及圍繞著《細讀》雜誌的文學評論圈子，頌揚本地的工人階級傳統，試圖將之與反對資本主義的文學傳統聯繫起來，如雷蒙·威廉斯在其開拓性的研究《文化與社會》中所探索的一樣。在英國，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哲學家吉蓮·羅斯，可惜英年早逝。

　　此外，在英國，也有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E.P.湯普森，克里斯多福·希爾，埃裡克·霍布斯鮑姆等等。這是美國所沒有的。這種傳統更強調工人鬥爭，以堅稱，工人們，如馬克思所說，是歷史的主體。

　　文匯報：1990年代後，中國商品經濟大潮席捲而來，大眾文化開始興起，之後的全球化更加劇了文化的大眾生產。許多人在這時引用「旅行」來的批判理論作為他們的話語資源——當然也還有許多其他話語在與之競爭，批判這種一切商品化的傾向。這種「雜交」，或創造性的誤讀，是您所樂意看到的是嗎？

　　馬丁·傑：我希望中國的接受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讀，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這些思想已經做了很多旅行——從德國到美國再回到德國——現在來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們總是被本地的知識傳統、被研究者各自的不同經歷所修正。一系列新的意涵被創造，新的問題被回答，之前未被發掘的軟肋被暴露並處理。薩義德所說的「旅行的理論」是永遠不能回家的，或至少如果沒有經歷急劇變革是不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也期待的是，中國的接受將是這一傳統極具創造力的發展的一個新篇章，能夠讓歐洲和美國同道認識到這一傳統的潛質。

　　我在訪問華東師大時已經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接受，如我的邀請者童世駿教授，與我分享了一篇他最近的文章，探討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概念和傳統中國的理性思想，特別是與梁漱溟思想之間的異同。這篇文章將會收錄在《讓哈貝馬斯去地域化》的文集中。無疑，批判理論在美國的接受本身就是一種去地域化，現在，它正全心期待著在當今世界的新形式。

　　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將經濟領域重新深植於包含道德、社會和文化價值的更大背景之中

　　文匯報：我們對現在的以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的批評，是否更多地停留在文化層面，而無法真正上升到經濟、政治層面上？

　　馬丁·傑：有一個經驗教訓就是，要避免認為這些層面都是相互隔絕、各自發展的想法。當然，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做一個區分，某種內部邏輯確實驅使著價值領域向其獨特的方向發展。但是，總有一種反向的壓力想要將它們重新整合起來，讓文化、政治、宗教、社會關係和經濟以複雜的方式交織起來。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將經濟領域重新深植於包含道德、社會和文化價值的更大背景之中。儘管經濟本身的內在邏輯是朝向永不停歇的增長、不受牽制的利益最大化以及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但是，經濟從來不是完全隔絕於其運行的更大背景的，這一背景下，人類的其他需求都被考慮在內。看看我們現在面臨的環境問題就知道，無論經濟如何看似擁有自己必須遵循的「邏輯」，我們都必須將之整合回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

　　文匯報：您在演講最末所呼籲的「在全球範圍內建構一個發散型的、由溝通理性貫穿其中的新一代公共空間，以應對世界經濟體系的挑戰」的努力嘗試。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呢？

　　馬丁·傑：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並沒有一個單一的公共空間，即便在國家層面。現實中，儘管有著各種包容性的努力，但是只存在本地或部門的公共空間，在那裡，擁有共同興趣和共同問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面對面地或通過各種溝通工具來交流。最好的情況就是其成員能夠被清晰的論辯所說服，而不是服從於一個不平等的權威或參與者的權力。

　　當然，今天，網際網路已經創造了許多虛擬公共空間，輕鬆跨越年齡、性別、地域、甚至語言的邊界，然而，其仍然缺乏一個尋求共識的協議，而這就是理想型公共空間的追求。許多公共空間都是爭強好勝或發洩憤怒的戰場，而非理性辯論的舞臺，但至少它能夠讓人們傾聽彼此論點，存在被說服的可能。既然我們不知道哪一種公共空間在這方面會更成功，最好還是讓千萬個公共空間都繁榮發展，而不是試圖規訓或限制它們。當然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限制，例如對無根據的誹謗或出格的仇恨言論。

　　文匯報：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能成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一種話語資源嗎？

　　馬丁·傑：馬克思主義仍然不失為一種吸引人們注意商品化的影響、勞動力剝削、資本主義持續無能解決其自身問題的有效方式。現在，在社會-經濟系統層面沒有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於是我們就面臨一個相對微小的任務：解釋資本主義是如何能被改造以至於更加「面善」。總的來說，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似乎太強大了，已經讓我們偏離了目標。今天的世界深度交織在一起，誰都不可能與世界經濟斷絕往來。而馬克思是敦促我們去系統性地思考世界經濟問題的人。

　　文匯報：您曾經說「知識分子」起初並不是個褒義詞，而有自高自大的意味。霍夫施塔特就寫了一本書，論述美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反智主義的傳統。在您看來，這種傳統是如何產生的？

　　馬丁·傑：在受過教育的人群間，會有複雜而強烈的互動，他們會有閒暇和傾向去寫作，還能接觸到媒體。在現代，我們稱其為知識分子，讓他們發展自己的秘傳思想和專門術語，而這些有時候就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於是就有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術的中介，把艱深繁難的思想以相對可親的方式呈現出來。這其中就有思想史學家，他們會把思想放在其歷史背景之中，讓普通讀者也能理解，在複雜持續的辯論中什麼是核心內容。但這樣的努力並不總是成功的。我們慷慨地讓自然科學家們用術語來開展研究，不指望這些能被普通讀者看懂，但對人文社會科學家，我們則沒這樣的耐心，總覺得他們的觀點應該更容易被理解。結果，就一直存在對那些精英主義的、居高臨下的反啟蒙主義者的憎恨情緒。

　　儘管這些指控有時候是成立的，還是有些思想家是真的高深莫測、難以接近，這是因為他們思想的本質需要他們這麼寫。但有時候，是有理由對知識分子報以懷疑的。越戰時，喬姆斯基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認為知識分子有責任去代表公眾利益。但許多批評家認為，這是一種傲慢的假設，特別是其所謂中立地代表全體利益，其實暗中表達的是自己狹窄的利益。我始終認同葛蘭西的觀點，他說，每個人都潛在地是一個知識分子，只是在我們的社會裡，只有部分人承擔了知識分子的功能。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能力進行反思性思考，每個人都有為其信仰辯護的權利，都有讓別人傾聽他的尊嚴。正如哈貝馬斯曾經說的，在啟蒙的過程中，我們都是參與者；在教室之外，就沒有人再是教授或學生，沒有人再是成人或孩子。本報記者 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