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國】謝地坤:外國哲學研究七十年回顧與展望

　　【導　語】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騰飛的70年。為展示70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烘託學術界百家爭鳴之良好氛圍、勾勒各學科研究前景與發展趨勢，《思想中國》欄目推出《70年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回顧與展望》系列文章，並按照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分類，約請各領域權威專家撰寫文章，簡要回顧成就與不足，重在對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作出探索。文章儘可能吸收同行專家盲評意見修改完善同時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觀點，文末附推薦意見，既可視為讀者了解該學科的導讀性論著，也可視為廣大黨員幹部勤學習、強本領、長才幹的鮮活教材。今日刊發70年學科發展系列文章之八，敬請垂注。

 

外國哲學研究七十年回顧與展望

謝地坤

 

　　【作者簡介】：謝地坤，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特聘傑出人文教授，《東西方哲學年鑑》中方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高級職稱評委會成員。代表性著作有《費希特的宗教哲學》《走向精神科學之路》《西方哲學史》（第六卷，主要作者）《西方哲學史》（第七卷，主編兼主要作者）《求真至善 唯美——謝地坤自選集》。

　　

　　如果說，北京大學1912年建立「哲學門」這個事件是哲學這個古老學科在中國正式誕生的標誌，那麼有一個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即百年來中國哲學的學科設置、研究主題、學術發展等等始終是與外國哲學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曾經有人把外國哲學的研究只是當作發展中國哲學的一個資源，實際上沒有看到外國哲學對中國哲學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深刻作用，現在哲學界常說的「中、西、馬三足鼎立」即是對當代中國哲學界的一個客觀寫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我們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外國哲學研究予以回顧、反思和展望，對我國哲學研究今後的發展走向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客觀地說，從「五四運動」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哲學的產生和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以胡適、張君勱、金嶽霖、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為代表的一批哲學家走中西哲學融通之路，他們嘗試用自己所理解的西方哲學的理路去探索、研究中國哲學的問題，力圖開創一條新哲學、新文化的道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貞元六書》，金嶽霖的《論道》《邏輯》，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體用論》等，都是在西方理性思維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為中國哲學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與此同時，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在中國出版，瞿秋白、李達等人還撰寫和發表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論著，特別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大大加深和拓展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在人民大眾間普及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在1957年之後，由於受到前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哲學研究被定於一尊的僵化思想和學術政治化所束縛，不僅與中國本土的傳統哲學和文化的斷裂情況加重，而且與國外學術交流也基本停止。在左傾思想指導下，我們不再繼續原先正常發展的哲學道路，而是盲目模仿前蘇聯的做法，在哲學教育和研究方面照搬日丹諾夫模式。從西方哲學研究而言，簡單地將西方哲學劃分為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上學兩大陣營的對立和鬥爭，與之相聯繫的是唯物主義代表進步，唯心主義代表反動，辯證法意味著合理，形上學意味著荒謬。在這種簡單化、公式化的界定下，西方哲學的研究必然是獨斷論式的：凡是被我們視為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哲學家、哲學流派及其著作，我們就予以肯定；凡是被我們認為唯心論和形上學的哲學家、哲學流派及其著作，我們就予以批判。再進一步，即使是被視為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哲學，如果它們被標上「機械的」唯物論和「唯心主義的」辯證法，我們也只能進行所謂的批判學習和研究。這樣，我國的西方哲學研究在文革前幾乎是處在停滯狀態。而我們注意的對象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原因就在於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來源之一。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76年文革結束的27年間，我們的西方哲學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有選擇的翻譯一些西方哲學著作，而且往往還要貼上「批判資料」「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集」等標籤。對於西方其他哲學著作和思想，我們基本是棄之不顧，比如希臘羅馬哲學，16～18世紀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法國啟蒙哲學，意志哲學、生命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等等，這就使得我們西方哲學的研究不僅與世界相分離，而且也違背了「哲學是時代的精神」這一宗旨。

　　1976年文革結束後，外哲界撥亂反正的呼聲相當高，在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外哲界於1978年召開了「全國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來自全國的200餘位專家學者到場參加。會議的重點是對西方哲學研究的性質、對象、方法等基本問題進行討論。雖然在這些問題上還有些分歧，但不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的對立當作僵死的教條，而是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的對立和發展看作是人類認識史的一個過程，承認它們之間既有對立，也有互相影響、互相聯繫，客觀地評價唯心主義哲學的地位和作用，是那次會議達成的一個重要共識。顯然，那次會議在當代中國外國哲學研究發展過程中無疑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它也是我國外哲界解放思想，打破教條主義束縛，擺脫日丹諾夫的哲學模式，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標誌。

　　從此，我們不再把哲學簡單地看作是現實世界、尤其是現實政治的直接反映，而是認為哲學作為一門獨特的理論形態有其特殊的性質、範疇和體系，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任務和規律，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我們不再把哲學史簡單地看作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上學的「兩軍對立的歷史」，而是承認哲學是人類追求真理、認識真理的一個發展過程，其中不同的學派、人物對世界的統一性原理在認識和把握上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看法，他們都以自己的創造性認識把握了客觀世界和我們人類自身的某一方面，構成和豐富了我們人類的認識，推動了哲學的不斷進步。我們不再拒絕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流派、人物和著作，更不會把馬克思以後出現的各種西方哲學思潮統統當作腐朽、反動的東西加以全盤否定，而是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去重新思考和研究我們曾經否定和批判過的西方哲學中的各種流派和人物，以開放的心態去對待和分析各種各樣的新思想、新流派。我們的哲學視域因此大大拓展，我們的研究不再是「照著說」，而是要以中華民族本來就有的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為，努力擴大我們的文化視野和學術視野，從世界哲學發展的廣闊圖景中去考察中國哲學發展的問題，從而推動我們的學術進步和發展。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在外國哲學研究方面不僅接續了此前多年的積累，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對外國哲學展開了全方位研究。從研究的領域來看，德國古典哲學（不只是黑格爾哲學），古希臘羅馬哲學、近代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中的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叔本華和尼採的意志哲學，生命哲學，解釋學，過程哲學，實用主義哲學，心理主義哲學等等，都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近些年來，我們對後現代主義，分析的、生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用倫理學，心靈哲學，當代的政治哲學、文化哲學，以及大數據與認識論和人工智慧與哲學的關係都予以足夠的關注和追蹤研究。當然，中西比較，尤其是分析中西哲學思維這兩個研究範式的不同特點和差異，注意中西文化的相互補充和相互融通，常常是題中之義。在東方哲學研究中，我們不僅注意東亞儒學圈的哲學成果，而且還關注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的探索和研究，注重不同文明在哲學層面的交流和對話。

　　我們外國哲學研究的工作成效主要表現在兩個「結合」這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上：一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二是通史研究與專題研究相結合。

　　第一個「結合」是由我們外國哲學研究這個專業的特點所決定的。翻譯外國哲學原著是為我們哲學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因而翻譯是外國哲學研究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反過來，在此基礎上展開的研究對翻譯的質量和數量會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尤其是在概念的把握、語句的表述和譯文風格等方面，哲學著作都必須堅持自己的嚴謹性、精確性、規範性等特點。40年來，西方哲學著作的翻譯是文革前的數十倍，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社和全國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這些年，除了翻譯一些單本的經典著作外，還出版了一些重要哲學家的全集或選集，其中有《亞里斯多德全集》《柏拉圖全集》《費希特選集》《維根斯坦全集》《尼採文集》《康德全集》《黑格爾全集》《謝林文集》等。此外，對西方哲學界比較有名的哲學通史、國別哲學史和斷代史著作的翻譯也受到重視，其中，如文德爾班的兩卷本《哲學史教程》、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奧康諾的《批評的西方哲學史》、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綱》、索利的《英國哲學史》《勞特裡奇哲學史》《劍橋哲學史》等都已翻譯出版。這種大規模地翻譯西方哲學著作是前所未有的，它對我們借鑑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認識和把握哲學的本質及其內在發展脈絡，更好地開展哲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

　　第二個「結合」表現在外國哲學專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推動了東西方哲學通史的撰寫和出版。上個世紀80、90年代以來，我們對外國哲學的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獵，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出現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撰寫通觀全部外國哲學發展歷程，且又能夠涵蓋東西方哲學各個流派和人物的東西方哲學通史，就被提上了議程。2005年，由葉秀山、王樹人主持的《西方哲學史》（8卷11冊，近600萬字）全部完稿並出版；2009年前後，由劉放桐、俞吾金主編的《西方哲學通史》（10卷，550萬字）出版發行。這兩套書應用了從古至今的哲學史闡釋範式，緊扣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對以往國內較少涉及或沒有涉及的人物、思想、流派都進行了比較深入和全面的介紹和研究，並且注意分析各個哲學家及其思想之間的聯繫。這樣，西方哲學的研究在我國就具有了系統性和完整性的基礎，而且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具有精神內涵的「哲學史」，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體系和結構的基礎。201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哲學史研究室負責編撰的《東方哲學史》（5卷，近300萬字）出版，這套書描述了東方哲學的整體面貌和發展歷程，展現了東方哲學的獨特思想內涵和價值，標誌著我國東方哲學研究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學科，在世界東方學研究領域佔有了一席之地。

　　上述幾套書的出版發行，都反映了中國學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對外國哲學做出了我們自己的創造性的闡釋，展現了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獨特的思考方式，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可以在同等的哲學層次上與外國學者展開真正的對話。

　　在我們回顧我國外國哲學研究所取得的這些成果的同時，也應當清楚看到我們在這個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這方面最主要的問題，首先是我們在面對西方哲學這個異質文化的時候，不是表現得矛盾彷徨、猶豫不決，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兩極。在這樣的心態下，一些學者要麼是盲目地跟隨西方時髦，以西方的學術標準去衡量中國學術，完全跟在外國學者後面「照著講」；要麼是不把西學研究看作是一項創造性的勞動，而是當作簡單地介紹和評述，不少學者在自身還沒有完全理解原著的情況下，就用那種「洋涇浜式的」漢語去翻譯和解說西方哲學。這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做法，如果在西學東漸之初是可以理解的，而眼下則是必須要克服的。其次，有些人無視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以一種所謂「純粹的」中國文化形態去比附西方哲學的一些概念和範疇，甚至完全用中國的傳統概念去解釋西方哲學的概念、範疇、方法等，形成了一種「非西非中」的特殊東西。再次，學風浮躁，少數人炒作一些學派和人物，沉迷於所謂創造概念新詞之中，但卻不肯下功夫去讀書，常常是借用西方的二手資料去譁眾取寵，不僅得不到真經，甚至是以訛傳訛，誤人子弟。

　　因此，在對我們西方哲學今後研究予以展望的時候，首先就是要克服上述問題，要確立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哲學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確實把西學研究看作是一項艱苦的勞動和創造性的理論轉變，主動把西學研究與中國的文化、國情、現實結合起來；繼而我們必須認識中國社會發展中遇到的重大問題，要用世界性的哲學視野看待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努力使我們的表達方式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相契合，努力使我們的哲學為中國人民所接受，要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生活發揮理論支撐的作用。這樣，我們不僅可以使我們的哲學研究像馮友蘭先生所說的那樣，從「照著講」進入「接著講」，而且還要進入「自己講」的自主創新的境界，同時還能從中尋求解決世界性問題和世界化了的中國問題的普遍原則，最終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秩序構建提供思想理論資源。

　　環顧世界，西方哲學在經歷文藝復興以後幾百年的輝煌後，雖然還不能說處於「沒落」之中，但其影響顯然大不如從前。反觀中國哲學，雖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只有百年歷史，但一經誕生，就對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不論是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我們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以及40年前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都極大地促進了我們的思想解放，振奮了民族精神，推動了文化復興。我們的哲學雖幾經摧折，仍然能夠自我修復，不斷更新自生，兼容並蓄，發揚光大，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我們由此深信，隨著國家實力的強大，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奮鬥，我們的哲學事業必定會展現一番新面貌，不僅會創造出中國哲學的新天地，而且一定會促進中國夢的實現！

 

　　【專家推薦意見】：本文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外國哲學學科的發展過程、科研成果、鮮明特點和存在問題，有助於對新中國成立後該學科歷史概貌的大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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