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今年2月，甘肅隴南市森林公安查處2起非法狩獵野生動物案。圖為查貨野生動物及獵捕工具。趙怡攝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出，該類犯罪的趨勢和特點有以下幾項：
一是案件數量增多且罪名相對集中。從前三季度情況看，檢察機關起訴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增長趨勢明顯。其中，第一季度起訴2181人，第二季度起訴5235人，第三季度起訴7738人。從罪名看，該類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捕撈水產品罪、非法狩獵罪和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前三季度起訴這三類犯罪人數佔整個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人數的90.7%。
二是犯罪地域較廣。從犯罪發生地分布看，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全國各地均有發生。其中，非法捕撈水產品罪主要集中在重慶、四川、江蘇等長江流域省份，非法狩獵罪主要集中在湖南、吉林、江西等內陸省份，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罪集中在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
三是涉案野生動物範圍廣。從司法辦案情況看，此類案件的犯罪對象有活體、死體，也有動物製品。有虎皮、犀牛角、穿山甲片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白腹錦雞、獼猴、巖羊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還有畫眉、麻雀等具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三有動物」。
四是犯罪交易場所趨網絡化。隨著電商、微商平臺以及快遞物流行業的快速發展，網絡交易逐步成為野生動物地下交易產業鏈的重要環節。一些網店披著合法外衣，私下銷售鸚鵡、黃金蟒等違禁野生動物及製品，還有商家通過微信朋友圈等發布野生動物銷售信息等。如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辦理的一起非法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製品案，犯罪嫌疑人通過微信購買象牙製品，對方通過快遞發貨，收貨地址選擇公共場所的快遞代收點，收件人為虛構的假名。
五是犯罪模式逐漸產業化。犯罪分子在獵捕野生動物後，將其販賣到農貿市場、野味餐館，有些案件出現跨區域交易，形成固定的「獵捕—銷售—運輸」產業鏈條。特別是隨著「異寵」熱流行，一些人出於獵奇心理或「收藏愛好」，購買野生動物、野生動物製品用于欣賞或飼養。涉案人員既有以販賣野生動物為業的走私商、進口商、源頭經銷商、分銷商，也有串聯上下家抽傭漁利的中介、代理人，以及單純的「異寵」愛好者，形成龐大的地下交易網絡。如四川省崇州市檢察院辦理的一起「異寵」案，涉案動物達615隻，售向除西藏外的全國各省份。
最高人民檢察院分析了該類犯罪數量增多的原因：
一是打擊力度增大。今年以來，執法司法機關認真貫徹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切實加大打擊查處力度，開展一系列打擊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專項行動，辦理了一批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違法犯罪案件。
二是非法利益誘惑。高利潤讓犯罪分子鋌而走險，為牟取非法利益，把獵捕、買賣野生動物作為職業，長期從事非法交易。甚至有犯罪分子「巧借」社會職業，謀取非法利益。如，福建省長興縣檢察院辦理的一起非法收購、運輸、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犯罪嫌疑人系個體水族館老闆，藉助水族館運營做掩護，通過金魚等物品交換的方式，從他人手中換購珍稀動物豬鼻龜。
三是法律意識淡薄。該類犯罪上升也反映了一些人法治觀念淡薄，特別是在一些偏遠山區，有的人尚未轉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陳舊觀念，對獵捕野生動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到位，容易觸碰法律紅線。如，在雲南省怒江州蘭坪縣檢察院辦理的一起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中，犯罪嫌疑人獵捕高山兀鷲長達十幾年，數量上百隻，卻不知道高山兀鷲屬於國家重點保護動物。
最高人民檢察院表示，今年1至9月，檢察機關對於該類犯罪重拳出擊：
一是堅持從嚴從快懲治。對構成犯罪，符合批捕、起訴條件的，檢察機關依法快捕、快訴，堅決打擊。特別是嚴懲非法獵捕、殺害、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等「源頭」犯罪，形成強大威懾。強化對獵捕、出售、收購、運輸等各環節打擊力度，突出對物流運輸、交易場所、「野味館」等的查控。加強與法院的溝通，依法從嚴提出量刑建議，充分發揮刑罰的懲治預防功能。
二是強化檢察監督職能。加強對公安機關查處涉野生動物案件的監督力度，有效引導偵查取證，全面收集、固定、完善證據，確保準確適用法律。加強對行政執法機關查處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案件的監督，防止有案不移、有罪不究、以罰代刑。建立跨部門聯動協作機制，完善信息共享、線索移送、聯席會議等機制，及時通報案件情況，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加大普法宣傳力度。在從嚴打擊犯罪的同時，加大以案釋法力度。特別是在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遷徙地、棲息地等區域，運用傳統媒體、新媒體，宣傳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法律法規，營造保護野生動物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