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財經年會2021：預測與戰略」於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流行病學專家吳尊友出席並演講。
吳尊友表示，今年1月3日，中國就把新冠疫情通報給了世界衛生組織和相關國家，即美國、日本、韓國、英國、歐盟等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在病原體分離方面，由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病毒所、解放軍醫學科學院四家單位背靠背獨立地進行病原體分離，分離完以後把結果獨自報給國家衛健委科教司。
「當科教司看到這四份報告結果完全一致的時候心裡感到踏實了」，吳尊友稱，在這樣的情況下，衛健委還是再次組織了專家論證，確定了新型冠狀病毒就是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
吳尊友介紹，中國在1月9日把病原鑑定結果報告給了世界衛生組織。1月10日診斷試劑派往武漢用於診斷。1月12日向世界衛生組織上傳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1月20日新型冠狀病毒列入法定報告傳染病。
「從疫情發生到分離病原體，一周的時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認識一種新的傳染病的最短的時間記錄，當病原體分離出來以後，世界很多國家的科學家都認為中國的速度是amazing，沒有國家能夠做到」，吳尊友表示。
吳尊友表示，在疫情發生後的前三周，中國做出了四項重要的科學發現：分離病毒、破解基因序列、確定潛伏期、確定傳播途徑。「這四項科學發現是制定新冠肺炎防控的科學依據，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新冠肺炎防控做出的最大的貢獻。其中提供的基因序列，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第一份免費的公共產品」。
以下為吳尊友發言實錄：
吳尊友：各位領導、各位代表，大家好！非常高興參加財經年會。我不懂經濟，對經濟是一個外行。但是我想沒有傳染病流行的環境，對經濟建設、對社會發展非常重要。
從年初以來，新冠疫情牽動著每一個人的心。近期疫情的變化大家又感到很緊張，所以今天就向各位介紹一下新冠疫情的形勢和防控策略。
新冠流行還不到一年，這一年應該說刷新了我們對新型冠狀病毒很多的認識。回顧這一年，很多人都感覺到我們早期的應對如果做得好一點，現在世界是不是就不是這個局面？我們早期的應對到底怎麼樣？有沒有問題？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實際上我個人感覺最早的三周，我們的應對是非常出色的。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判斷到底對不對。
我們衛生系統真正認識到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疾病，是一種新的傳染病，是2019年12月27號。在10月份我第三次去武漢，與最早對這個問題引起關注的張繼先大夫有一個深入的交流，確實12月27號，就是我們所掌握的信息是衛生系統的專家最早對這個問題有認識的，由於她是一個呼吸科專家，2003年她看過非典病人，她一看那個胸片CT片腦子裡一下就想起了2003年的情景。所以27號是我們衛生系統最早對這個疾病關注。由於這個疾病很不尋常，她不敢在系統裡面報，她就報給了當地的疾控中心。因為這是很嚴肅的問題，她去複合，江漢區覆核了以後報給了武漢市，武漢市又去複合。這樣的話12月30號，也就是三天以後武漢市衛健委就發了一個通知，當時發這個通知的意思是說，我們在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已經發現了這樣的病例，武漢市的其他醫院有沒有類似的病例，如果有的話抓緊報。這個通知一發，醫務人員一拍下來微信群裡面瘋傳。這個信息也報到了國家衛健委。所以12月31號，國家衛健委就派了專家工作組，包括我們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去了武漢。
31號，應該說早上頭班飛機去了一撥專家。馬曉偉主任不是特別放心，又專門打電話讓當時還是體改司的司長梁萬年，因為他在2003年北京非典的時候很有經驗。說萬年，你還得要去一趟武漢，他是31號中午去的武漢。
那麼31號晚上就召開專家會，到了1號，國家衛健委成立了工作組，而且華南海鮮市場關閉了。3號，我們把疫情通報給世界衛生組織和相關國家，這裡所說的相關國家指的是美國、日本、韓國、英國、歐盟等國家，在5月份的中央電視臺英文頻道採訪我，問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說你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1月3號沒有把疫情情況向中國通報，你們既然把這個疫情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通報了。因為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病因不清的嚴重傳染病，在2003年以後我們就建立了一個互通機制，在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條例的框架下，當我們人類遇到突如其來的、原因不明的、有潛在重大危機的事件的時候，各國之間進行通報。因為我們之間的溝通是專業內的溝通，即使有些不清楚，我們互相理解，可以互相提醒。當一個問題不清楚，我們向社會公布的時候就會造成社會的恐慌。
到1月7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剛才白院長也講了中國科學院在這裡面做出了貢獻。這次我們吸取了2003年的教訓，2003年非典來臨的時候，病毒的分離不是我們的專家弄出來的，是疫情發生後將近六個月，外國的專家弄出來的。這一次由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病毒所、解放軍醫學科學院，四家單位背靠背獨立的進行病原體分離，分離完以後把結果獨自的報給國家衛健委科教司。當科教司看到這四份報告完全一致的時候，心裡感到踏實了。這樣的話衛健委還再次組織了專家論證，確定了新型冠狀病毒就是這起疫情的罪魁禍首。所以在1月9號，把病原鑑定結果報告給世界衛生組織，1月10號診斷試劑派往武漢用於診斷。1月12號向世界衛生組織上傳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1月20號新型冠狀病毒列入法定報告傳染病。
大家對傳染病的認識可能不是特別清楚，只有列入到法定報告傳染病的時候，我們的醫生才有法律責任去報告，你不報告你就違法了。如果不是法定報告傳染病，醫生不報告不違法。所以在1月20號以後，如果醫生診斷新冠病例沒有報告，那就是違法。在1月20號以前不屬於違法。
1月23號武漢封城，24號-27號湖北15個城市相繼封城。這個時間是中國政府的《抗疫白皮書》上的。我想強調幾點。
第一，從疫情發生到分離病原體一周的時間，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認識一種新的傳染病的最短的時間記錄。當病原體分離出來以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認為中國的速度不可思議，沒有國家可以做到。我們回顧一下愛滋病流行的時候，1981年發現愛滋病，病毒的分離是三年後的1983年。非典是花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分離出病原體。新冠我們只用了一周的時間。
在前三周我們做出了四項重要的科學發現，分離病毒、破解基因序列、確定潛伏期、確定傳播途徑，這四項科學發現是制定新冠肺炎防控的科學依據，這是中國科學家對世界新冠肺炎防控做出的最大的貢獻。其中提供的基因序列，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第一份免費的公共產品。在這裡我想強調三點，第一點，就是12月31號到1月1號華南海鮮市場的關閉，從北京的專家到武漢，與當地的專家進行討論，達成最後的一致意見，前後不到12個小時。但這個爭論是激烈的，分歧是巨大的。在31號的時候，武漢所掌握的病例只有41例，在41例病例當中有華南海鮮曝露歷史的只有27例，武漢是除北京和上海以外可能知識分子比重最高的一個城市，在醫學領域也是大咖雲集的城市。尤其是呼吸系統領域的專家，不僅是國內的專家，乃至世界的專家。地方的專家就說了，你41個病例裡，只有20多個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曝露史，憑什麼關閉華南海鮮市場？小題大作。當時確實沒有充分的依據，我們在座的都是各個領域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你在決策的時候往往具有不確定性，當你沒有充分信息的時候，你又不能說服對方的時候怎麼辦？那麼這樣一個專家會一直持續到凌晨4點，而後梁萬年司長，他是從中央黨校學習剛剛結束，他說我們要用總書記的底線思維方式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今天關閉錯了，過幾天我們可以糾正，我們改過來，你再開放。如果我們今天不關閉，我們錯過了這個機會，機不可失，這個機會你找不回來。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在1月1號凌晨達成了共識，華南海鮮市場關閉。華南海鮮市場關閉定格了武漢疫情的規模。
第二個決策，武漢封城。23號封城，22號做出決定的時候武漢市統計的病例數才五百多個，因為五百多個病例當時對於它的嚴重性、它的傳染性強度不是特別清楚的情況下做出這樣一個英明的決定，應該說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所以在1月30號，我在《新聞1+1》和白巖松聯線的時候我就說過，如果沒有武漢封城，中國就會出現好幾個類似於武漢的嚴重疫情。所以在2月16號和2月24號，我參加世界衛生組織聯合考察團的時候，我和一個專家組的組長做了一個分析，如果沒有武漢封城，在2月底的時候中國的感染人數將會達到將近200萬。那麼武漢封城預防了150萬-200萬感染，預防了6萬人的死亡。當時專家組組長他接受我的意見，他沒有把具體的數字寫在聯合報告裡，但是他把這樣一個表述寫在聯合評估報告裡面。
第三個是關於基因序列的分享，很多人不知道基因序列有什麼用。你知道了基因序列，你就可以去按照基因序列生產診斷試劑了。你就可以按照基因序列去研製新冠疫苗了。當1983年科學家說愛滋病病毒的時候，因為專利的問題美國科學家和法國科學家打架，法國科學家蒙特婁說是我分離的，美國專家羅伯特的說是我分離的，兩個專家的爭論，因為他們的文件都是在1983年發表在《科學》。最后里根總統和密特朗總統出面協調，說你們兩個專家都別爭了，這個專利歸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法國波士頓研究所，這個專利獲得的獲益，就是你每生產一份診斷試劑你要交專利錢，總共是15年，這個專利錢就成立一個世界愛滋病基金會，支援世界發展中國家。
那麼我們這次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破解基因序列，沒有申請專利，而是免費向全世界所有國家分享。在三年前我們還不知道手機裡面涉及到一個晶片這樣一個「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問題，這個基因序列就是在醫學領域、在傳染病領域最關鍵的「卡脖子」的核心技術。由於我們掌握了，我們向世界分享。如果別人掌握了不跟你分享，讓你交專利權，你還不得不交。所以我說這個分享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第一份免費的公共產品。
所以回顧前三周的情況，應該說中國的應對是及時有效的，一點沒有耽誤疫情的防控，而實際上我們早期的應對一下就把疫情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
從1月份以來到現在的疫情情況，中國新冠肺炎的流行經歷了七撥。我今天表達的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見，都是我個人專家的見解。
第一撥是以武漢為源頭，向全國蔓延擴散。第二撥是境外輸入引發的當地的傳播擴散。第三撥是北京新發地疫情。第四撥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7月份到8月份。在同一時間，在大連又發生了第五撥的疫情。第六撥的疫情發生在國慶節前後，在青島。第七撥是剛剛結束的，在新疆喀什。我上周也剛完成新疆喀什的防控任務回京的。
我們比較一下為什麼中國防控這麼成功，世界防控這麼糟糕。中國防控最重要的幾個策略，概括起來有四個方面。
1．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這是我們應對所有傳染病的法寶。我們遵循了傳染病的防控原則。
2．密切接觸者。通過調查診斷的病原，我們了解誰有可能傳染給他，他又可能傳染給誰，也就是說追上家查下家，調查清楚傳播鏈，斬斷傳播鏈，這個調查非常重要。在北京市六七月份新發地疫情發生的時候，陳吉寧市長經常為一個病例的流調報告直接打電話給北京市疾控中心的流調人員，他都不通過書記主任，直接問我們的流調人員這個環節哪個地方還不清楚，就說明我們領導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也確確實實對於密切接觸者的調查對於斬斷傳播鏈非常重要。
3．核酸檢測。現在大家都感覺到了只要疫情發生就開展大規模的核酸檢測。核酸檢測一下子就把疫情規模給弄清楚了，好多專家搞數學模型算，算來算去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核酸檢測一篩查就能說清楚，大家一看就放心了。
4．治療，在中國所有的新冠病例都是免費治療，一下把傳染源就管理起來了。
所以這四項措施是我們新冠肺炎防控最重要的策略措施。
簡單看一下北京新發地的疫情發生過程。6月11號發生，到7月5號，這一起疫情前後不到一個月就控制住了，這裡體現出北京還是有很強的實力。當地一例病人發生之後，他第一時間完成了流行病學調查，就發現這個病人沒有去過外地，沒有與病人接觸，但去過23個地方，23個地方立馬開展環境採樣。22個環境沒有問題，但是新發地發現陽性。第二個和四個病例報告也發現了新發地的暴露史，隨後在新發地開展環境繼續採樣、人員調查，一下就鎖定了新發地的源頭。從首例病例發現到源頭的鎖定，前後只有不到24小時。
到目前為止，北京的應對應該說還是最為科學精準的應對，我生活在西城區，和豐臺區只隔一個護城河。我的工作生活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我們小區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他對高中低的劃分是非常及時、精準，而且對於人員的限制，就是北京是不是可以出京，只有密切接觸者和去過高風險地方的人不能出京，而且也不是說你到了車站和機場不讓你走，你的身份證已經被大數據鎖定了，你都買不到票。
北京也開展了核酸篩查，當時北京說我們要像武漢一樣做全員篩查，但專家組的意見說沒有必要。篩查是以新發地為源頭向周邊輻射，查的感染的人數越來越少，到了10萬、幾十萬沒有病例的時候，北京市防控指揮部說專家說得有道理，我們就此停下。所以一千萬就打住了，沒有對兩千多萬人進行全員篩查。病人的治療放在地壇醫院，一個死亡的都沒有。北京的這次應對成為其他城市應對新冠緊急疫情的一個非常好的榜樣。
在武漢解封以後的兩個月，世界衛生組織總部每周有一個全球的討論會，是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組織的。在5月份的時候，專家就說我們感到很奇怪，武漢解封快兩個月了，怎麼沒有發現疫情反彈？我說我們復工復產是有條不紊的開展的。到了國慶節，中國有6億-7億人大流動，也沒有出現疫情反彈。原因何在？
我們按照科學防控策略，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梳理了一下，實際上國務院在1月份已經開始部署復工復產。越早的時候他是越宏觀，越往後這個部署越仔細、越有操作性。概括起來應該說有幾個方面：
第一，我們把輸入的病例管住，我們吸取了東北第二撥疫情的經驗教訓，所以對輸入病例雖然從境外到了國內，但是我們讓他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他只有沒有傳染性以後才讓他回歸融入到我們的社會。所以把輸入病例放在一個封閉的環境管理，不會對社會構成威脅。
第二，對本地發生的病例一定要堅持兩周以後才能考慮復工復產，不能倉促的復工復產，復工復產我們分步驟實施，野外的、戶外的、沒有風險的第一優先，室內的通風好的、風險小的第二優先，通風不好的地三優先。這種穩步的推進保證了經濟社會的逐步回歸正常，同時又遏制了疫情的反彈。此外我們還使用安全碼、體溫測量、常規的公共衛生措施。
那麼世界的疫情到底怎麼樣？中國都搞了七撥，全球到目前為止就是一撥。而且這一撥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在3月下旬的時候，當每天報告數突破5萬的時候，我們感到很驚訝。到了5月下旬就不是5萬了，就達到10萬了。到了7月初達到了20萬，到9月份達到了30萬，到10月份突破了50萬，到11月份每天報告書經常突破60萬。我們對新冠的認識一次一次的打破了我們的想像力。
我們原來以為新冠是呼吸道傳染病，夏季不流行。後來說我們認識錯了，新冠不一樣，它夏季也流行。我們說新冠冬夏不分，我們又錯了，它不是冬夏不分，它是冬季更厲害，它還是遵循呼吸道傳染病的規律。
剛剛進入初冬，歐洲頂不住了。剛剛進入初冬，美國每天報告書到15萬-20萬。這樣一個來勢洶洶，對全球今冬是大考，對中國今冬是大考，我們能不能安全的、順利的渡過這個冬季？它決定我們未來怎麼來迎戰新冠肺炎。
國內的疫情高不高？最近幾天大家的神經都被疫情牽動著，天津報了、上海報了、安徽報了、內蒙報了，你有一種感覺病毒在敲打著國門。我們能不能守住？有一點非常明確，疫情控制了以後，病毒不會突然的從天而降，它一定是有來頭、有源頭。那麼這個源頭在哪裡？在國內現在有病毒的地方和人，或者物品存在於哪些地方呢？入境前已經感染的人在入境的時候帶進來，我們在入境的時候就給他進行一個閉環，對社會不會造成太大的威脅。第二，入境後治療的醫院，如果醫院管理不善會造成醫源性傳播。像青島國慶節後發生的就是這樣。第三，境外輸入的貨物貨櫃汙染，我這次在新疆喀什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疫情溯源，因為新疆7月份、8月份發生了一次疫情，又發生了這次疫情到底怎麼來的？最後查清楚了，和上海一樣是貨櫃。這又刷新了我們的認識，我們原來以為冷鏈可以作為載體，大家想一想，到了冬季了，所有的空運海運陸運全都是冷鏈。到了冬季溫度低於0度的時候所有的都是冷鏈，作為病毒載體的物質多了，我們防範的難度也就大了。所以我們要防止冬季疫情的到來，既要防外面的人把病毒帶進來，還要防外面的物把病毒帶進來。
有一個概念，人傳人和物傳人，這到底有什麼區別？物傳人指的是汙染的物品人接觸後感染了，物傳人是它汙染了以後病毒不會增量，只是病毒不死而已。但是人感染了以後，病毒會不斷地增加。所以物傳人一般來說病毒量小，造成的是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但是人傳人，一般來說病毒比較大，傳播的效率比較高。
對無症狀感染者我們有新的認識，同志們會說你曾經在新聞發布會說了無症狀感染者不可怕，在那個時候確實不可怕，在疫情流行的時候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作用非常有限，在沒有疫情的時候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就是一起疫情的導火索，他會引爆一起疫情。所以我們這次在喀什調查，第一例病人發生以後他一查就是137個病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判斷零號病例已經不在我們所調查的病例當中了，最後我們發現零號病例就是一個裝卸工，他是一個無症狀感染者，他傳染給他的老婆，他老婆又傳染給他的丈母娘、小姨子，這樣又帶到了工廠，就引起了喀什這次爆發疫情。
類似的像上海、天津，由於上海和天津發現的早，如果他發現晚了，他也會出現像新發地一樣、也會出現像喀什一樣的疫情。那麼我們的防控策略怎麼樣？海關封堵是重要的措施之一，但是海關只能賭一部分，不可能杜絕病毒入境。我們更重要的是對從業人員的管理，從業人員勞動的時候要做好防護，要定期進行核酸檢測，對於高風險的人群一定要進行從業人員的疫苗的應急接種。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能不能早期發現，一個人感染病毒到他發病，這是自然規律。他發病以後來不來就診，就診的時候你能不能發現他，那是我們醫務人員的意識和能力。
我在多個場合說，我說北京控制的好，北京有能力。但實際上北京的新發地疫情在某種程度上運氣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我說的「運氣」是什麼呢？就是早期發病的人病人有症狀來就診了，如果早期的病人很多都是輕症、無症狀的就麻煩了。新發地的疫情如果拖延三天，病例就不是400個，就會超過1000個。如果拖延一周就會突破1萬，如果拖延兩周就是10萬。所以我們這次對喀什的調查，其中一個最早的病例就是10月11號就發病了，13號到一個個體診所去就診，就診的時候沒有診斷發現。如果發現了，他整個病例就是五例、六例。所以如何利用好我們現在的社區門診、小診所，讓他們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是我們預防新的疫情最最重要的。
我們不能把路堵死，不能說小診所沒有條件你不去給病人看病。現在老百姓，尤其是我們普通老百姓他還是以方便第一，怎麼方便怎麼來。如果你都不讓小門診和社區門診診斷的話，那是不行的。相反，我們給他獎勵，小門診發現了新冠病例我給你獎勵5000、1000，這樣就能夠更好的發現病例。但是我們還可以用其他的策略。我們對重點行業人員每周進行核酸檢測，只要你一出現感染，我就發現了，我就把疫情控制在萌芽當中了。還有更提前把疫苗接種上不讓你感染，你感染了也不發病、也不傳染，這樣我們就能夠安全的渡過2020年的冬天。
等到疫苗大規模運用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擔心新冠疫情對社會經濟、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