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x吳飛x李猛:技術統治的時代如何做哲學?

2020-12-05 新京報

中國傳統裡有哲學嗎?自民國西學東漸、中西文化碰撞以來,這個問題一直迴蕩在學人心中。毋庸置疑,西方哲學是現代科技的基石,主導了近兩百年來世界的變革與發展。中國哲學不同於中國哲學史,如何建立真正的體系?又如何在技術統治的時代做哲學?

12月6日,北京大學舉辦了「當代中國哲學五人談」的第二期活動「生生——技術統治的時代如何做哲學?」座談會。這次座談邀請了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丁耘,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李猛、吳增定,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少明這五位當代哲學界的學術中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楊立華擔任講座的主持人。

「當代中國哲學五人談」活動現場

撰文 | 李永博

「生生」的視角:打通中西哲學的嘗試

近幾年,「生生」一直是中國哲學界聚焦的核心詞。自2012年丁耘發表《生生與造作》以來,丁耘與吳飛之間已經就此展開了多年的持久對話,這次座談也從兩人的新作《道體學引論》和《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解讀》開始展開。

在中國語境下,「生生」有著多種含義。「生生」語出《周易·繫辭》:「生生之為易。」儒家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生生之德也」。道家則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是事物本源,規律恆常,卻隱含無窮變化,可以將其理解為動詞,指創始或化育生命,也可以理解為描述這種更迭的名詞,指的是周而復始,萬物更新。

在西方哲學中,「生生」似乎仍有可以對應的概念。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丁耘在《道體學引論》序言中提到,「海德格爾……將前蘇格拉底的自然(physis)解釋為存在的湧現」,這就是他所理解的「生生」。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少明指出,「生生」不止是「生」,如果只是生的話,可以孤生、可以獨生——但「生生」不是。一個是共生: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孤立的生命,所有生命都是互相聯繫到一起的,如果沒有互相聯繫,就沒法活。另一個是續生,任何生命都有生有死,要長期活下去,就必須一代代傳遞下來。

對於當下的哲學研究而言,「生生」視角的意義在於,它不僅能幫助學者在中學領域進一步地融合儒家與老莊,也是打通中西、將西學融入中學的一種嘗試。假如中西傳統對於哲學核心問題的確認和探討存在共性,那麼貫通中西也就成為一種可能。

丁耘:回歸本源問題,以中體審視西用

丁耘在《道體學引論》簡介中寫道,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探討如何可能「告別『本體論』而走向『道體學』」。本體論是探究世界本原或基質的哲學理論。而「道體」即道之本體,是中國哲學裡對萬物本源的追問,同樣是宋明理學的重要部分。在此前接受採訪時,丁耘曾表示,「生生是對道體的一種獨立的理解」,在他看來,中西哲學的最原初的問題就是「道體」,兩者從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對於技術問題的思考也一直存在於中西哲學的經典之中。丁耘提到,近百年來哲學在不斷發揚光大,但理論物理學本身,沒有突破性的進展。真正的進步是關於人的科技。製作者越來越聰明,為的是使用者越來越「笨」。前者越聰明,我們就可以用越少的生命去駕馭機器。

亞里斯多德在《物理學》講了「種床生木」的故事。木頭床放在地上,時間久了生根發芽,會長成一棵樹木,而非一張床。床服從的不是人強加給它的意義形式,而是到今天仍在支配我們的物質規律。丁耘指出,最早發明技術的動力是使人類應對自然災害,但現在很多人都會同意,人類文明毀滅於技術的風險,遠遠高於被自然災害毀滅。

《道體學引論》,丁耘著,六點圖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吳飛:貫通中西之前,先要辨析中西差異

相比丁耘這本立意宏大的學術專著,吳飛的《生命的深度》則借《三體》小說情節,討論生生與性命問題。在自序中,吳飛戲稱本書為「性命論引論」。他認為中西哲學最根本的概念分別是「存在」和「性命」,思想圍繞二者各自展開,創造所造的是存在,生生所生的是性命,並不能混為一談。

在吳飛看來,丁耘的道體論將西學大致分成兩派,「一」派和「道」派,柏拉圖為前者,亞里斯多德則為後者,道體論暗含著讓現代哲學回歸亞里斯多德,進而讓西方哲學涵蓋入中國哲學的努力。吳飛承認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但他認為首先要判析中西之間的差別,要把這一點先講得更清楚,才能進一步去涵攝。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

像丁耘一樣,吳飛也關心「一」的問題。「但中國人講的『一』,和亞里斯多德講的『一』,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吳飛對此表示存疑。吳飛總結道,他與丁耘更深的差別可能來自對西學的判斷。二人對西方都有批評,但吳飛更願意接受20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反形上學的立場,而不像丁耘認為黑格爾之後的分野才是批評的來源。

中國傳統中,可能有一些很現代的東西,能一定程度上破除西方的古今之爭。「在形上學已經瓦解的現在,恢復形上學的立場是否還有可能?」吳飛笑道,「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和丁老師的友誼越來越好,分歧卻越來越大。」

《生命的深度:〈三體〉的哲學解讀》,吳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8月版

陳少明:技術挑戰人性,「生生」探尋動機

為什麼「生生」的問題在技術時代會凸顯出來呢?技術既然都是人類發明的,從前的技術與現在的技術,到底有什麼不同?中山大學教授陳少明認為,以前的技術只是為人類所利用,而現在的技術對人類造成了極大影響。隨著人工智慧發展,「人類已經發展到把人類最驕傲、獨有的東西交給機器了。」

雖然《道體學引論》和《生命的深度》的主題都是講人性來源動機,但在陳少明看來,兩本書的差別非常大。丁耘的風格比較古典,接近思辨哲學、形上學的源頭,在我們經驗尺度的地方再往前推進。《道體學引論》有種俯視蒼生的崇高感和英雄主義情結。他向丁耘問道,為什麼在整個西方現代反形上學時,整個中國現代的傾向、特別是建立和傳統有關的哲學時的傾向卻多是形而上的呢?

吳飛借用《三體》的故事來做哲學分析,則與我們的經驗比較貼近。《三體》中很有趣的是,從人對人、點對點,到國對國、星球對星球,怎麼建立平衡、契約條件怎麼不受約束。尤其《三體》裡面提到了,三體人是透明的,地球人是不透明的——腦子裡想的問題,別人都不知道。這其實是個重要的哲學問題。

「哲學家討論過如何知道他人的心,我們實質上是通過語言才知道別人在想什麼,是看不透的,」陳少明說,「但語言的問題是什麼呢?語言是會騙人的。」語言可以掩飾自己、可以保密,由此引申了隱私等一系列有意思的問題。

《做中國哲學:一些方法論的思考》,陳少明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5月版

李猛:對根本問題的哲學思考從未終結

北京大學教授李猛給予了《道體學引論》非常高的評價,他認為它是這一代學者目前為止寫出來最重要的哲學書。《道體學引論》實際上是在討論,中西哲學的核心問題能否在同一個框架內進行討論,從這點而言,可以說是氣魄宏大。

某種形態的形上學可能終結,但對根本問題的第一哲學思考沒有終結。所謂現代哲學只是二戰以來不到一百年的歷史,從長期來看不能說沒有第一哲學努力。怎麼去展開新的第一哲學思考,是任何有志於哲學的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從這點來說,丁耘的《道體學引論》給真正的哲學做了示範,核心就是利用哲學傳統,逼近哲學最根本的問題。

吳飛的《生命的深度》看起來很小,但也涉及一個重要領域。我們常把人倫看做禮教傳統、禮俗,而忽視了它最初建立這套體系的時候,是基於整體的自然秩序,也有能力對自然秩序作出回應。在當今社會,整個自然秩序完全是由西方理念所規範的,中國的自然秩序只在人文意義上存在。吳飛選擇用科幻小說作為闡發儒家義理關心的問題,因此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猛

在李猛看來,吳飛的思考之所以關乎要害,就在於他不僅僅是向傳統、家庭、或中國式政治共同體的要求回溯,而是說整個儒家義理的基本形式能夠應對自然秩序的核心問題。同時,他也對吳飛的作品提出疑問:通常認為的儒家義理的特性,集中在講人,對天多大程度上能講通?現在把整個宇宙放進來了,這還是儒家的「生生」嗎?甚至小說裡最不儒家的人、最基督教色彩的人,反而更具有生生不息的現象。

差別不在於哪一個更上更下,而是在決定上下的哲學原理的關鍵的生存體驗中。怎麼基於自然秩序的把握,去判定背後的哲學方向在哪裡。李猛認為,吳飛、丁耘在這一點上有高度對話的空間。

吳增定:身處於技術時代的我們,多少都患有失語症

技術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在於,萬物變化之快,以至於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失語症,做研究的人也不例外。北京大學教授吳增定說道,很多人都能模模糊糊地感覺這是一個我不信任、不喜歡、不適應的時代。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很少有人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我們就很難把它表述成一個問題。

相比於當下,生於五四時期的人的問題意識就非常明晰,無非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王朝的腐敗,等等。而在今天這樣的技術時代,我們到底遇到什麼危機,很難找到這麼一個明確的回答。

在他看來,丁耘和吳飛兩個人的努力,不是一般意義上探討機器人倫理或人工智慧,而是首先要找到一個明確的問題,並在非常高的哲學層面上表述出來,這正與17世紀的笛卡爾提出 「我思故我在」,朱熹提出天理和人慾的問題的情形一般。

類似於黑格爾找到「主體即實體」、海德格爾提出「存在的遺忘」,丁耘和吳飛稱之為「生生」的概念,就是他們對技術時代核心問題的準確表述。吳增定指出,「生生」雖是一個老詞,但把它提到哲學高度的,是從丁吳之間的寫作和討論開始的。他們工作的另一個意義,是通過核心的、第一哲學的問題,來對中國思想傳統,進行重新梳理,做出創造性的解釋和轉化。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增定

吳增定認為,他感受到吳飛和丁耘思維中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本質還是比較偏形上學的,先找到一個本源,一點一點往下降,從一到多的過程。而吳飛的思考方式是反過來的,先從「人倫」這個很局部性的問題開始,比如孝、禮,然後是孝和禮背後的親親,親親體現出怎樣的對人生的態度、對生命的態度,從人生、生命一層一層的往外推,推到最高。

此外,丁耘和吳飛對西學和中學的問題意識也不相同。丁耘傾向於中西一體論,認為中西哲學研究的根本對象是一致的,能用同一個思想框架來討論中西的得失。而吳飛則強調按照西方思想自己的邏輯解釋西學會更好,恰恰需要關注的是中國哲學極為獨特的地方。吳增定笑言,兩種方式不好說哪個更好,因為寫的都是引論,以後還有很多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面世,只好留待來日。

那麼,在這幾位哲學研究者看來,技術統治的時代,究竟如何做哲學呢?丁耘與吳飛表示自己的寫作正在回應這個話題,李猛則強調,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我們要反省一下我們是否真的處於一個技術統治的時代?今天的技術是不是確實改變了我們所處的存在?這才是哲學要面對的問題。

撰文丨李永博

編輯丨呂婉婷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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