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2年9月證監會立案稽查萬福生科以來，平安證券的命運一直是市場關注的焦點。這一IPO財務造假案所涉金額遠超綠大地，眾所周知平安又有極深的背景，一場博弈在所難免。此後發生的事情跌宕起伏，但是外界所能了解到的內情仍然十分模糊，更多細節或許還要等待整個事件塵埃落定。
本文主要基於我以及我身邊幾位同事、同行的採訪和觀察。受限於記者的一些局限，比如採訪的深度和廣度、信源的可靠性和專業能力的不足，文中所述一些事實未必全部準確，分析論證也可能流於偏頗。但我會儘量遵從事實邏輯，大致梳理出一些脈絡。
縱觀事件始末，證監會意在走出為企業信用背書的死胡同，決心辦一個有影響力的大案，給發行人和中介機構一個終身不忘的教訓，也是為今後放棄盈利判斷的全新審核方式做好鋪墊。這是證監會的底牌。前任主席郭樹清治下，證監會稽查部門已經查清基本事實；現任主席肖鋼則為此做好了直面各種壓力的準備。
平安證券此次事件中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但是它成功保住了保薦承銷的業務牌照。這是它的底線。平安集團並未調動所有資源力保平安證券，它希望藉此警示平安證券的管理層，管束這個總是惹是生非的孩子。
作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平安證券原總經理薛榮年及其核心團隊對最後揭曉的結果卻似乎完全沒有準備。薛榮年沒有料到此次處罰如此嚴厲，即使他和團隊已經轉會到華林證券，仍然被追責，並且還丟掉了證券從業資格。他曾經試圖不給平安證券留下片紙，但最終平安卻實現了完美的復仇。
撇去浮沫，IPO這鍋滾湯裡最終還是沉澱下一些有益的東西。儘管平安證券暫停3個月保薦機構資格可能無關痛癢，但是先行賠償機制卻具有歷史意義。它將是券商投行部門的一個標杆——到底公司有多少錢能夠用來為自己的不盡責買單？高壓之下，一定會有中小券商放棄高風險、低收益的IPO業務。
但是，薛榮年以及華林證券還有機會嗎？
發布會時點
5月10日(周五)下午，整個投行圈和全國的財經媒體，都在關注著深圳和北京先後相隔不到一個小時的兩場發布會。前者是平安證券主動認錯、提出先行賠償機制；後者是證監會宣布對平安證券以及其他相關投資人實施有史以來最嚴厲的處罰。
在這一天之前，有關平安的處罰傳聞再度甚囂塵上。我在之前的一周(5月初)已經得到消息，證監會主席辦公會議將在5月6日(周一)討論萬福生科案相關責任人的處罰方案，並將在5月10日宣布。但在這一周事情又起了一些波瀾，中間一度讓我懷疑證監會遭到外部幹擾，因此直到周五下午走進證監會新聞發布會現場的那一刻，我才最終確定——有結果了。
在證監會一樓的聽證室內(這裡不久前還見證過那次史無前例的IPO財務核查抽籤)，主講臺上擺放著五張名牌，除了擔任發言人的辦公廳之外，分別還有稽查局、稽查總隊、創業板發行監管部以及證券業協會。如此陣勢，處罰結果也就絕對不會輕描淡寫。
「誠意」秀出來
直到最後一刻，平安證券也沒有料到證監會會在幾乎同時召開通氣會——它原本以為監管部門會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做足姿態。
平安的表態盡顯誠意和專業。虛假陳述投資者補償基金的公告讓我想起當年股權分置改革的種種許諾，這無非是一個提出對價的要約，投資者接受要約也就意味著放棄向平安進一步追責的權利。
平安證券董事長兼CEO在發布會上言辭懇切。平安方面準備的答問也承認公司的合規管理存在問題，表示願意承擔責任，同時推動投資者儘快得到合理補償。
我們當然歡迎這種姿態和行動。但是這最終的方案並非一蹴而就，平安證券從一開始就在用盡全力做危機公關，希望儘量減輕處罰。
從去年9月開始，平安證券就不斷向媒體傳遞各種追悔莫及的姿態，同時強調自己通過流程重構已經「觸及靈魂」，從此「浴火重生」。
今年4月上旬，平安證券曾上報過一個解決方案，並準備好召開記者會。此時已經有部分媒體得知平安的處罰是較輕的暫停3個月保薦資格，而非6個月。但是4月中旬，平安先是通知在深圳的媒體參加在威斯汀酒店的發布會，記者們已經在半路上，卻又緊急叫停。顯然，這一次方案沒有獲得證監會通過。
到了4月下旬，市場有傳聞深圳市領導攜平安證券管理層赴京做最後的爭取。
平安非常清楚自己的底線在哪裡——必須盡一切可能減少暫停資格的時間，否則一旦暫停時間過長，必將失去大批客戶。IPO窗口一旦打開，它必然與市場脫節，客戶進一步流失，團隊也將難以穩定，後果將是崩潰性的。
為了「保牌」，平安只有付出更高的代價。
互談「底牌」
從勝景山河到萬福生科，再到最近的海聯訊，平安已經讓證監會忍無可忍。
平安證券可能想不到的是，它恰恰又給了證監會亮出底牌的時機，甚而，它自己就是底牌的一部分。
證監會需要立威、立信。一方面，萬福生科案性質惡劣，需要給市場一個交代；另一方面長期的發審實踐明確無誤的告訴證監會，它沒有能力判斷企業的投資價值，更無法為企業的信用背書，監管方式的轉變迫在眉睫。它需要樹立一個負面典型，如果這個典型有足夠的市場分量，更好。
平安證券顯然有足夠的分量。但是要樹立這個典型難度不小。其一在於平安集團的深邃背景；其二是證監會對於暫停保薦機構業務資格這一大殺器也心裡沒底——寶劍長久未出鞘，這一刀下去，到底是無關痛癢，還是見血殺人？
後者可能還好辦，保薦承銷管理辦法規定得並不具體，證監會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對暫停資格做出明確的定義，以此掌握力度。
但是前者，就要看平安集團是怎樣的態度。現在的事情發展已經說明，平安集團並沒有動用它全部的資源力保平安證券，否則不可能去北京做工作的只有一個深圳市市長。
2011年下半年，平安集團與原平安證券總經理薛榮年之間已經徹底攤牌。平安集團要求平安證券加強內部合規管理，甚至有意指派新的內核負責人以制約日益羈傲不馴的薛榮年，遭到後者強烈的反彈。最終的結果就是薛榮年在這一年年底出走，以及大量的平安證券投行骨幹追隨薛榮年而去。在最困難的時候，平安證券只剩下二十多名保代。
薛榮年的出走不僅基本上毀掉了平安的投行業務線，也極大觸動了平安集團。去年一度有傳聞平安集團要賣掉證券牌照。考慮到未來證券牌照放開價值量下降，以及平安證券這個壞孩子過去給整個集團品牌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一傳聞並非空穴來風。
因此，平安集團也有一個「底牌」，這就是希望借外力整肅平安證券，對新的管理層立威，嚴防出現第二個薛榮年。
我們的判斷是，證監會與平安集團互相探到了對方的底牌，也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前者對平安儘管做出了嚴厲的處罰，但仍然網開一面，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平安集團對此認可，並且督促平安證券與監管層達成妥協，不再申訴。
兩種命運
平安證券的危機公關最終獲得了回報。但是薛榮年的自負卻徹底葬送了自己。
在這場博弈中，平安證券一方面極力做出認錯、悔改的高姿態，另一方面把屎盆子一骨腦扣向薛榮年。去年9月事件剛一爆發，平安證券就與媒體做溝通，大意是前一個團隊留下的爛攤子，為什麼責任都要我們承擔？
安徽廬江人薛榮年早期是個標準的屌絲。跟許多從小地方靠讀書走出來的年輕人一樣，他心有不甘，自我驅動，但是又急躁、自負。自負與自卑，經常又是共同體。
薛榮年多年經營政府關係，這是他拿到許多IPO項目的基礎。但是政府資源也是他的詛咒。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關注最可能上市的「成功」企業，無非是利益關係，誰都不願意做吃力不討好的底層中小企業培育服務。從政府手裡拿項目，快則快矣，但遲早一天要還。
薛榮年對不止一次的對媒體說，「那些項目都是地方政府讓做的」。問題是，你不去「找」，不去「送」，政府幹啥給你做？
薛榮年也高估了他在「會裡」經營的資源。的確有一段時間，發行部門預審員這樣的基層幹部就能發揮關鍵作用，很多券商高層都樂於結識這些主任科員、處長。但是郭樹清來證監會不久就搞了一次大輪崗，許多長期在關鍵崗位上的處長被調離，早年的人脈瞬間積累付諸東流。
薛榮年帶著幾乎整個核心團隊轉投華林證券，這一次他同樣小看了平安的復仇意願。顯而易見的是，平安這塊牌子絕不是善茬。
最後，他高估了自己過去的成功經驗。IPO本來已經是投行業務線的明日黃花，高成本、相對低產出、節奏不可控、風險日增。
如今，薛榮年以及他帶到平安的曾年生、崔嶺都失去了證券從業資格，三年內無法在證券公司從業。華林證券雖未被處罰，但是沒有了薛榮年的華林，只不過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