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魯莽歲月一次非同尋常的經歷。有一天，在中山大學完成一次講座後，學生們問我晚上能否跟他們一起去蹦迪。
雖然我本人從來不怎麼熱衷蹦迪，但是在1982年的中國參加蹦迪，這種誘惑力是難以抗拒的。當我到達指定地點時，我發現學生們都在聽音樂——要不就是在瞎轉悠。
我的到來引起顯而易見的歡呼雀躍，其程度在我平生受到的禮遇中是罕見的。學生們解釋說，主要是因為他們雖然有磁帶，卻不知道怎麼跳。我能跳給他們看看嗎？萬幸當時認識我的人中沒有一個在場目睹那場「洋相」。
過去25年裡，我去中國的次數大大增多了。後來，我去中國比去任何國家都頻繁——平均一年有6次，我的學術工作大概約有40%致力於研究中國或者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後者的比重越來越大。
相比之下，我幾乎不再去日本了。不是刻意而為，而是因為世界的重心發生了變化。
過去15年的日本是一個相當陰鬱的地方——在智力產出和全球大視角方面尤其如此。日本變得對外界漠然、孤僻、輕全球主義而重民族主義——同一時期，中國對外部世界卻越來越開放。
中國崛起向超級經濟大國發展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但是真正騰飛其實是從10年前才開始。
中國發生的變化——不管是全球貿易投資還是城市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都確實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基本上是從一窮二白崛起為世界領先貿易力量的，並且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年年躋身全球前列。中國經濟越來越龐大的全球影響力延伸到了所有大陸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