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校長龔克:好大學是一幫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7月26日 10:33 來源：中國青年報
我們注意到，1977年、1978年入學的大學生，如今已有相當一部分人走上了大學書記、校長的崗位。他們曾是恢復高考的直接受益者，現又是高教改革的一線實踐者。我們提供這樣一個平臺，請他們談談對高考的看法，談談心目中的理想大學，談談正在嘗試的各種改革試驗。相信這是大學與社會之間的一個良好溝通，也為中國教育改革的探討提供了一個重要而獨特的視角。
龔克，1977級考生，目前擔任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學府——天津大學(原北洋大學)校長。
恢復高考這一年，22歲的龔克在位於北京大山子的798廠當工人已經7年多了。剛進廠，師傅送給他一本《車工基礎》，以後他自己又買了一本《金屬切削手冊》，可書中很多基礎知識，如幾何、三角函數等，根本就看不懂。經歷了「文革」停課鬧革命，初中畢業的他實際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當時，政治活動多，龔克花不少時間讀馬列原著，沒有一點自然科學基礎知識，怎麼讀得懂啊？學習對他來說，成為一種需要。
按當時的政策，工齡滿3年就有資格被推薦上大學。從1973年到1976年，這位多次被評為「五好」工人、先進工作者的青年，一次次報名，希望組織推薦他上學，但好運從沒光臨到這個非工農子弟頭上。
「推薦」上大學，不是靠公平競爭，而是「組織上」的某種安排。對此，龔克很不服氣。
1977年恢復高考，龔克憑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電磁場理論與微波技術專業，1982年畢業後考取研究生由國家選派留學，1986年12月獲奧地利格拉茨技術大學通訊與電波傳播專業博士學位，次年回國，在清華大學電子系從事博士後研究，1999年任清華大學副校長，2004年兼任信息學院院長和清華信息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籌)主任。2006年7月14日,龔克任天津大學校長。
要在堅持核心理念的基礎上，改革高考的內容和形式
記者：恢復高考實際恢復的是一種選拔人才、激勵人才的制度。這30年來，高考也在不斷調整，你認為這種制度還在發揮著當年那種作用嗎？
龔克：是的。恢復高考就是恢復「有教無類」、公平開放的教育理念，給所有人一個公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競爭機會，不論出身、主要靠自己對基礎知識的掌握和學習的能力來競爭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這個理念，我認為任何時候都要堅持。
恢復高考，為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豁開了一個大口子。冰山一角開始融化以後，勢不可擋。假如沒有恢復高考，以階級鬥爭為綱那種意義的「教育革命」一直持續下來，早就國將不國了。
回想「文革」以後，中國教育的3件大事，都是鄧小平親自定的：一是恢復高考，二是建立學位制度開展研究生教育，三是大規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如果沒有當年這些重大舉措，無法想像我們的教育體系能夠支撐中國改革開放、能夠支撐我們的科學技術現代化、能夠支撐我們今天提出來的自主創新、重點跨越、繼承發展、引領未來的方針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
我認為，恢復高考的意義遠遠超過「恢復」，而是開闢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全新時代。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對高考的抨擊比較多，你是什麼看法？
龔克：關於高考，大家講了很多很多的話，列舉了各種罪狀。我也特別痛恨應試教育這一套東西，因為它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人的個性發展。但是，這到底是不是高考之過？我認為是需要冷靜思考的。
「應試教育」就是把考試這個手段當成目的，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高中階段搞文理分科。從高二開始分文理科，高三專門備戰高考。全世界都有高考，可哪國的中學是這種搞法？這能算高考之過嗎？我們的教育行政部門事實上長期容忍甚至鼓勵這種應試作法，結果是應試教育從高中向義務教育蔓延，好像教育不是為了培養素質而只是為了升學，初中為升高中做準備，小學為升初中做準備。應試教育造成的應試學習現在已經延伸到大學階段。造成這樣的狀況，難道都要高考來負責嗎？
記者：國外許多國家，學科成績僅是高校錄取參考的一部分，學校還要看你的特長、參與社會活動的情況以及推薦人的評價。可是中國是一榜定終身呀，有什麼更好的指揮棒嗎？
龔克：遠的不說，香港的做法就值得借鑑。香港中學生一般要會考10個科目，成績分為A、B等6個等級。大學招生根據專業不同，只需要6個科目的成績。譬如醫科，需要生物、化學方面的成績；如果是機械類的，也許不一定要求生物、化學的成績，但一定要有物理、數學的成績。這樣做的好處是，首先確保學生受到比較全面的基礎教育，然後根據自己的興趣、學科長項去報考大學和相應專業，而且在學業成績的平臺上為考慮其他方面的素質、經歷留出餘地。
質量工程的關鍵不在於達到量化指標，重要的是理清新時期的人才質量觀
記者：恢復高考以後，你上了大學，然後出國留學，又在清華待了這麼多年，你帶了一個怎樣的理念來天津大學做校長呢？怎麼理解一個工科院校要「培養會拉小提琴的愛因斯坦」的做法？
龔克：天大以工程教育見長，但重視搞藝術教育。這反映了一種教育理念，不是單純地就技術講技術，而是科技素質和文化素質結合。優秀的科學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必然需要全面的高素質，尤其是思想品德和文化素質。愛因斯坦在紀念居裡夫人的講演中說，對於居裡夫人「我們不僅僅滿足於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作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
大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存在，是因為人才培養需要獨立的部門來做。如果只做科研的話，辦專業科研院所就行了；如果只講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話，不如乾脆辦企業；如果說做金融理財，它幹不過證券公司。現在通常說大學具有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三大功能，但它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
現在實施的質量評估，有一些定量的要求，我覺得那不是根本性的東西。是不是生均多大面積、生均多少圖書這樣一些定量指標就能保證質量？照這樣評價，當年西南聯大應該勒令關門，根本不能辦，那是多麼艱苦卓絕的環境啊！
我想，是不是首先應該考慮質量觀的問題，或者說是如何與時俱進地發展我們的質量觀的問題。我們現行的教育體系、現有的人才培養觀念能不能適應21世紀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過去教育比較強調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那是適應工業分工發展時代的人才質量觀。現在進入後工業化時代，我們的教育質量觀也應有所轉變。前年世界工程師大會提出的口號是「Engineers shaping the su stain ab le fu tu re (工程師塑造可持續的未來)」。可以說，現在出現的「不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問題，既是時代條件的限制，也是與工程師和工程教育有關的。工程師創造了各種產品，創造了飛機、火車、網際網路，創造了新的消費方式等等……現在工程師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還要看你有沒有可持續發展觀，有沒有人文關懷，這可都太要緊了！
所以，我們認為工程師的全面素質培養更為重要！天津大學多年追求的辦學特色，就是全面素質教育。儘管還是有機械、土木、化工、精儀等這些專業或學科，但是我們把學生的全面素質包括思想的、科技的、文化的、心理的、身體的素質的養成都作為學校教育的基本目的。
大學是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老師要做學生的良師益友
記者：聽說你在天大擁有很多「粉絲」。有位女生所在的志願者社團要去農村希望小學服務，請龔校長題詞。當她捧著你題的「希望」兩個字走出辦公大樓後，站在大門口就哭了。
龔克：這個我不知道。但那天我寫了「希望」兩字後，我就發現，不行啊，我得練練字了！其實，學生們來找校長，不必那麼忐忑。當然，校長不可能滿足學生的所有要求，甚至不能安排見面，這都在所難免。校長、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親近自然的。大學不是衙門，是師生融合在一起、大家有共同精神追求的和睦大家庭。學校是為學生存在的，校長、教師都是為學生的發展服務的。但是，老師和學生的處境不同、經歷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有時差異很大。所以要加強了解。你不了解學生，怎麼為學生服務啊！學生的要求有時不合理，你可以說他不對，但不能因此拒絕了解他們。
在清華的時候，有各種名目的獎勵。我特別重視的一個稱號，是由研究生們投票評選的「良師益友」，我很在乎這個，雖然一分錢也不給，但我覺得一個教師應該追求這個。
前些天，我在學校內部網上看到學生有個帖子《天大有個好校長》，看完壓力很大。常常有人在網上表揚我一下，更多的人跟帖說，還要聽其言，觀其行。來了這麼久，也沒見他做什麼，食堂還是那麼貴，校內的車還是那麼亂，等等。說明我的工作離大家的期望還差得遠。
作為校長，要做得事情很多。我想要始終抓住育人這個根本，人才成長離不開好的老師、離不開先進的教學體系、離不開高水平的科研實踐、離不開一系列的軟硬體條件，但這都是成才的「外因」。優秀的學校必須激發學生成才的「內因」，這就是志氣。現在談到大學時興講「大師」、「大樓」、「大樹」、「大氣」……，我認為還應該提一個「大」，那就是「大志」。好大學是一幫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像當年抗大那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民族的興亡，救國的責任，全由我們自己來擔承。」優秀的學校要吸引有志人才，讓有志者更有智，而且能夠讓人的志向更高遠，功夫更紮實。(謝湘 李新玲）
責編：李二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