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 09:10:12 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
對古代的北中國普通民眾而言,在漫漫寒冬裡取暖,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
燒不起炭
古人所能擁有的取暖燃料種類有限,無非是木炭、煤和薪柴。木炭取暖體驗最佳,但價格昂貴,一般只有皇宮、官府及富貴人家才用得起。
宮廷和政府部門,自古即有取暖的制度保障,使其在冬季能夠擁有充足的木炭或者薪柴。唐朝的「木炭使」、元朝的「柴炭局」、明朝的「惜薪司」、清朝的「柴炭處」等,均下轄柴炭廠、山林及專屬的樵夫,負責為宮廷和政府部門採辦燃料、製作木炭。
除了發放木炭,有時候也會由政府部門直接發給薪柴,或是在俸祿中發放取暖費用。比如,唐朝每年發給京官的薪柴,需桐木72萬根之多;若還不夠,則從宮中調取「蒿根柴」補足。明朝官員的俸祿中,專有一項「柴薪銀」,作為官員購買柴薪的補貼。
「惜薪司」這類機構生產的木炭,對品質往往有著相當高的要求。比如,「紅籮炭」是明清皇室的御用木炭,其產品標準是:
「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每根長尺許,園徑二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
清朝乾隆年間,圓明園等處,一年要用掉這種紅籮炭64405斤,另加黑炭566228斤、煤367433斤、木柴360248斤。坐擁燒不完的紅籮炭,乾隆皇帝的冬天特別溫暖,他開心地在詩中寫道:
人苦冬日短,我愛冬夜長。……敲詩不覺冷,漏永夜未央。
圖:乾隆帝寫字像軸
燒不起煤
煤進入日常生活,始見於北宋的東京汴梁,當時稱為「石炭」。不過,底層民眾是用不起的。
北宋政府喜好「煤炭專賣」政策,對煤炭資源實施管控,由政府統一售賣。比如,宋徽宗時,「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場」,朝廷大獲其利。這種專賣政策,往往導致煤價高昂,民眾無法在冬天購煤取暖。
木炭價格昂貴,煤炭又在政府的管控當中,於是乎,北宋開封城的冬天,對普通民眾而言始終是寒冷刺骨。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冬天,開封城「民間乏炭,其價甚貴,每秤可及二百文」(「秤」是當時的一種計量單位,十五斤為一秤。可供參考的一個物價標準:大中祥符元年,北宋襄、許、荊南、夔、峽等地的麥子是12文一鬥,大米是30文一鬥),眼見民眾實在熬不下去,政府「出炭四十萬」,將自己控制的部分木炭拿出來,半價投放到市場上,民眾蜂擁搶購,結果發生了「有踐死者」(踩踏至死)的慘事。宋仁宗嘉祐四年冬天,「陰寒雨雪」,薪炭、食物價格倍增,據歐陽修的奏摺,當時開封城內「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買不起炭和煤的普通人家,為了禦寒,只好鋌而走險,違背禁令砍掉桑棗之樹,乃至於去偷伐皇陵周邊的樹木。
元明時期,能夠用煤取暖者,仍主要是宮廷、政府機構和官宦人家。直到清朝中後期,因為西洋採煤機械的引入,北京城的普通民眾,才有了在冬天燒煤取暖的機會。清人筆記中說,京師「例於十月初一日添設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市場上出現了煤餅、煤球,隨之也就出現了「小戶人家熱炕頭」。
可惜的是,因清廷一再限制民間開採煤礦,這種「小戶人家熱炕頭」的現象,即便在晚清的京城,也並不普及。
清廷限制開礦,原因有二。首先是擔心採礦破壞風水;其次是防範人員集聚,擔憂礦工聚於一處容易造反。比如:
(1)順治下旨:「渾河大峪山場,關係京城風水,不許開窯採石,違者從重治罪。」(2)康熙命令:「紅石山……楊家頂一帶,均關風水……通行嚴禁。」(3)嘉慶指示:「如準民人挖煤,相沿日久,民人積眾,難免不滋生事端」。
朝廷如此看待煤礦,地方官員查禁礦場時,自然也往往以此為由。比如,乾隆時的江寧知府沈孟堅上奏請求查封煤礦,說的正是:
「一經開鑿便疑為破傷地脈,必至聚眾釀案」,「招徠礦徒,半皆亡命,雖設鈐制,流毒不淺。」
圖:晚清,山西的挖煤工人
動用官兵,武力驅逐挖礦百姓,將煤礦「土石盡行堆砌,永遠封禁」(長沙),是當時的常見之事。不過,由政府督辦,並繳納重稅之後,也是可以在指定地點開採煤礦的——開礦者所得煤炭,20%作為稅收上繳政府,40%由政府低價收購,剩下的40%才能在市場上自由販賣。
如此做法,相當於大幅提升了煤炭的開採成本,抬高了煤炭的市場價格。
燒不起柴
普通民眾燒不起炭,也燒不起煤,在寒冷的冬天,能夠用來取暖的,就只剩下木柴、秸稈和雜草這些「薪柴」了。
遺憾的是,薪柴雖然是很低端的取暖燃料,但缺少柴薪卻是古人的生活常態。比如,唐武宗時期,日本僧人圓仁來華,他見到山東一帶普通百姓,因為燃料匱乏,「不曾煮羹吃,長年惟吃冷菜」,來了極貴重的客人,「便與空餅、冷菜」,作為招待的佳餚。日常生活中連「煮羹」的燃料都缺,自然也談不上在冬天燒柴取暖。
這也是缺柴少薪成為歷代普通文人重要哀詠主題的緣故所在。唐代詩人孟郊在《苦寒吟》中哀嘆「敲石不得火,壯陰奪正陽」;北宋詩人趙擴買不起柴,只好「毀車充薪」,把家裡的車拆散生火取暖;南宋詩人韓淲,「家貧無人去拾柴」,只好在寒冬裡咬緊牙關發抖;元曲《朝天子·客況》裡,窮人家柴薪不夠,只能聽憑冷雨寒風催折。
圖:賣柴曾是舊時的一個重要行當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北方的許多農村,仍然沒有足夠的薪柴用來取暖。1981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披露,森林資源豐富的黑龍江「全省三分之二的農戶缺少生活能源」,該省的海倫縣是一個典型:
「六十年代後期到現在,農村燒柴短缺。……全縣農村生活能源越來越少,缺柴戶越來越多。這些缺柴戶是夏、秋一餐熱,兩餐涼;冬季水缸一層冰,屋裡牆上掛白霜。由於燒柴不夠,只好摟樹葉、刨樹根、剝樹皮……」
當然了,坐視民眾被凍死,是一件極不妥的事情,所以中國古代也有一些「取暖賑濟政策」。比如前文曾提到,開封城炭價飛漲時,宋真宗曾「出炭40萬」半價賣給民眾;宋仁宗也曾在大雪時節下令減價售賣米谷、薪炭;蘇軾任潁州知州,趕上大雪災,他發放的賑濟物資中有「炭數萬秤」、「柴數十萬秤」。
再如,明神宗也明白官督商辦會抬高煤炭價格這一弊端,他曾親自批示,不許搞官營採煤業:「煤乃民間日用之需,若官督開取,必致價值倍增,京城家家戶戶何以安生?」雍正、乾隆年間,朝廷的禁礦政策也一度鬆動過,雍正曾批示「煤便於薪,乃日用所需,無需封禁」;乾隆也下過旨意,「悉聽民間自行開採」。
可惜的是,這些指示往往停留在宣傳層面。明神宗也好,雍正乾隆也罷,包括下面的相應機構,並無動力將之嚴格貫徹;而且,這些臨時性的指示,還常被與之相左的長期性禁煤政策架空;向煤窯商人課以重稅,導致許多商人家破人亡,才是雍正乾隆時代常見的故事。
於是乎,燒不起炭,燒不起煤,也燒不起柴,就成了中國古代普通民眾冬日裡的一種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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