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說是中國人呢？我為這個簡單到愚蠢的問題掙扎了幾秒，還是以「我來自中國」開場，向演講嘉賓、天使投資人拉胡爾提問。
來印度四個月，這是我第一次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產生警惕。環顧四周，滿屋子的印度投資人和創業者裡，我篤信他們中間不會藏著暴徒。但心理暗示卻攫住我，這源自中國駐印大使館的旅行提示，在前一天夜晚11點左右發布。周末早晨，這則幾百字的公文，在朋友圈和群聊裡，我被反覆強制提醒。
6月8日晨10點，在印度創業公司密度最高的班加羅爾科爾曼加拉區，拉胡爾正在共享空間裡分享投資教育行業的經歷。
和中國人一樣，印度人也不計成本地投資自己的兒女。上個月，印度媒體發布數據，在我居住的卡納塔卡邦，家庭收入的40%支出在子女教育上。這刺激出五花八門的教育創業。
拉胡爾的幻燈片，也將參考坐標設為中國。演講時，除了介紹印度教育創業的狀況，涉及細分市場，比如語言培訓、課外輔導、職業教育，他還一一列上對標的中國公司，其中幾張頗費心思，點綴著他壓根不懂的中文。
就像拉胡爾，班加羅爾創業者對中國同行的好奇心，好像出自精力無敵的孩童，我只能消極適應。不止一次，我在採訪創業公司時，不知不覺，角色轉換，他們一個問題接一個的拋給我：中國同行如何盈利？中國政府怎麼監管？
6月底，我去拜訪在線醫療創業者Satish，他沒有拐彎抹角，說目標就是做印度的「春雨醫生」。他嘴裡不停蹦出「微醫」等名字。我驚訝不已。原來，他在矽谷專門僱傭了一位斯坦福畢業的中國學生，追蹤、分析中國在線醫療行業的動態，然後譯成英語，供他參考。
無論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用戶習慣，顯而易見，印度人都和喜馬拉雅山另一側的鄰居更近，離隔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美國更遠。
矽谷公司依然受印度創業族膜拜，但越來越多的人持Satish的態度，實用主義、開放，不再戴著有色眼鏡傲慢地審視中國公司。
Accel是印度一家著名的創投機構，我在會議現場碰到它的合伙人。互換聯繫方式六小時後，他給我在Whatsapp上發了六條消息，外加一個電話，邀請我去參加微軟加速器組織的Pitch大會，反覆叮囑我，「帶幾位中國投資人過來啊。」
每一位印度人都是偉大的推銷員。即便像我這樣的窮酸專欄作者，只要是中國來的，在印度人眼裡，都被人民幣加持過。
總之，如果班加羅爾的創業pitch大會能請到幾位中國投資人，那簡直像場面壯闊的印度婚禮上來了國際友人。
14點一刻，回家後我在手機上倒騰，無意發現，中印媒體給爭議加溫時，好像刻意漏了什麼。
首先，推特的前二十大熱詞（在印度登錄的用戶，會顯示該地區的熱詞）裡，沒有中印對峙。推特是個公共輿論場，和報紙相比，它更能體現普通人的新聞觀。顯然，和印度媒體精英相比，對渲染得如此嚴重的軍事，普通人的消費熱情並不高。
其次，幾乎在同一天，印度政府有兩名部長、三位執政黨印人黨的高層，在北京參加交流。即使在衝突之前，這樣的場景也不多見。
商界的來往也沒有被打斷。9日中午，在我住處附近，備受外國人青睞的Third Wave咖啡館，我遇到從北京來印出差的洗至武（化名）。他是雷軍身邊的紅人。
兩天之前，雷軍宣布，小米手機第二季度出貨2316萬臺，環比增長70%。印度市場功不可沒，上半年小米在印度市場的業績同比增長328%。
同樣，在7月11日，被稱為「印度馬雲」的夏爾馬也出現在阿里巴巴的天下網商現場。
18點，我前往 DD赴宴。DD全稱Diamond District（寶石小區），因為交通方便，不少中國創業者居住於此。
中國駐印大使館發布提醒後，我幾位在印的朋友，幾乎被父母「勒令」回國。在DD，沒有人撤退，相反，中國創業者有些緊張，能否順利入境印度？不會被拒籤吧？
7月9日晚，一位中國人在班加羅爾機場被拒絕入境，焦慮瞬間在中國人之間傳染。事後顯示，印度政府並未收緊中國人的入境政策，他被拒，主要是個人原因。
猜測和不安籠罩中國人時，謝林義無反顧的登機，要回DD。這需要某些自我犧牲精神，「我去試試，就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了。」他說。於是，謝帶著半箱重慶火鍋底料從香港出發。
來印度之前，他在福州的一家貿易公司工作，出口手機配件。半年前，不會一句英語的他，隻身來到班加羅爾，打算開辦一家手機配件廠。如今，他已能和印度員工用英語交談。
要麼謝林和Forevershop聯合創始人譚君，要麼是北京快友的劉偉堅，在DD，這些創業者幾乎每周都張羅一頓火鍋宴，對於我們，這是一周的終點，也是一周的希望。單調無肉的印度餐，很容易讓中國人在餐桌上產生抑鬱症。而張羅十多人的晚宴，常常需要讓他們準備整整一天。
謝林還在趕飛機，今天的火鍋宴由KrazyBee創始人萬洪和他夫人做東。萬洪在華為印度公司工作過6年，2016年創立KrazyBee，為印度大學生提供分期服務，成立僅半年就成功融資200萬美元，員工規模現達100人。
曹德隆端著一盆牛肉粉絲和李俊傑一起出現在DD六層。曹是陝西寶雞人，曾在俄羅斯等多國工作，剛開始電商創業。
李俊傑長著一副娃娃臉，不到30歲，是中國創業者裡的「成功人士」。2008年，他來班加羅爾大學留學，畢業後創立服裝品牌店「NiHao， Fashion」已進駐印度多個城市。他還娶了位錫金邦的印度姑娘。
「如果俊傑家都沒事，那肯定就沒事。」有人說。
過去五年，我曾深入南部非洲和東南亞，採訪形形色色的中國人。和他們相比，班加羅爾的創業者代表著中國國際化的一副全新面孔。他們大多80後，英語流利，受過良好教育，「文化商」很高——懂得如何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處。
班加羅爾華人圈融洽的氛圍，挑戰著貼在海外華人社區的標籤：搞小圈子、內鬥、一盤散沙。
火鍋宴開始前，我問萬洪的大女兒，「你喜歡中國菜還是印度菜？」
她六歲，在印度普納的國際學校讀小學。「印度菜。」小姑娘很堅定的站在印度一邊，還給我細數學校提供的印度美食。不過，吃中國火鍋時，小姑娘同樣大快朵頤。
在印度最年輕的一代中國人，既熱愛中餐，又不舍印度菜。毫無疑問，懂得欣賞中印兩國的長處，仇恨的土壤才不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