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一篇分析了北京常住人口變化態勢，與此同時，北京戶籍人口也出現重大變化。2017年開始，北京戶籍人口出現197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而且主要是中心城區戶籍人口減少。這背後有什麼原因，反映了什麼趨勢？北京城市副中心與雄安新區的建設，又將對北京人口格局產生什麼影響？（李伯牙）
2017年，北京人口出現重要變化。
除了北京城六區常住人口的持續下降， 2017年末北京全市戶籍人口同比減少3.7萬人，這是統計年鑑上有數據可查的1978年以來的首次下降。
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已公布戶籍人口數據的北京市5個區中，隸屬於城六區的三個區戶籍人口在2017年全部減少，這是近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隸屬於城市發展新區的兩個區的戶籍人口則保持和此前幾年一樣的上升趨勢。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葉裕民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北京城市總規實施以來，加強了對城市人口和戶籍的精細化管理。外圍居住區提高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配套建設逐步完善，使得早期遷出中心城區的人，開始把戶口往外遷移。同時，北京戶籍人口老齡化加劇，死亡率大於出生率，也是上述區域戶籍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
葉裕民表示，北京城市副中心與河北雄安新區作為北京的新兩翼，對人口、產業有較大吸引力，未來的人口流入和產業轉移是可以預見的。
戶籍人口為何首次減少
2017年，北京已公布戶籍人口數據的各區中，屬於城六區的西城、豐臺和石景山區戶籍人口減少，而房山、通州區的戶籍人口則一直呈上升趨勢。
以西城區為例，2017年全區戶籍出生人口17225人，死亡人口42923人，自然增長率為-17.7‰；戶籍人口遷入49716人，遷出38734人，機械增長率為7.6‰。
儘管西城區存在著較大的戶籍人口機械增長率，但戶籍人口死亡數是戶籍人口出生數的近3倍，這是導致西城區整體戶籍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
「內城區老齡化程度比周邊更為明顯，因為居住的更多是『老北京』，年輕人更多選擇住在比較靠近郊區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說。
近日，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表示，戶籍人口的減少有各方面的可能，一是部分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會增加很多新的就業，以疏解為主；二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上政策對新增戶籍的限制，年輕人少，導致生育減少，戶籍人口死亡率大於出生率，因此出現戶籍人口減少的情況。
可供對照的是，通州區近兩年戶籍人口增長迅猛，2016年增長率高達4.01%，2017年仍然保持3%的增長率。葉裕民認為，這說明北京副中心建設效果開始顯現。
作為首都的兩翼之一，未來北京城市副中心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要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很多企業都看好通州的發展。北京中心城區產業要疏解到郊區，通州成為這些產業和企業家的首選之地。
自2010-2016年的7年間，東城、西城區的戶籍人口數量均高於常住人口，2017年西城區的情況也是如此，2017年東城區的數據暫未出爐。
一位不願具名的人口學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解釋道，這是很明顯的人戶分離現象，在大城市比較普遍，有戶口的不一定住，住的不一定是有戶口的。
「東城、西城區特別典型，因為有諸多政府機關，人口密度雖不低，但居住密度較低，住宅樓多以矮樓為主。且戶籍裡面集體戶比較多，絕大多數的集體戶人是不住在戶籍所在地的。」該專家說。
楊菊華則表示，主要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由於老城區的改造或拆遷，二是原本住在東城或西城的居民選擇改善住房條件，去北京其他區域買房。
「經常住在內城的外來人口少，從內城搬出去的、有戶籍的人口多。老城區改造也好，改善住房條件也好，都驅動了內城人口向外搬遷。而常住在非東城西城的戶籍人口沒有填補這一缺口，無法形成平衡，因此導致上述現象。」楊菊華說。
葉裕民表示，目前北京對人口和戶籍開始精細化管理，外圍居住區也改善了人居環境，北京人戶分離狀態已有所減少，2017年城六區的部分區戶籍人口減少就可說明。
新兩翼吸引人口和產業
未來，北京的人口將如何流動？
在政策的導向作用下，城六區常住人口仍將繼續減少，而城市發展新區尚存的人口增長空間，將支持其常住人口繼續增長。
不過，李國平認為，中心城區的人口疏解問題比較複雜，要根據承接地的發展程度，避免超出承接地的承接能力。
近年來，城市發展新區均在提高綜合承載能力方面下大力氣。以房山區為例，其在2016年年初籌建了1.5萬套保障性住房，主要用於承接西城、石景山等中心城區疏解到房山的人口，為城中心的棚戶區改造提供對接安置房源。產業方面，「十三五」期間，房山將與中關村聯手打造「中關村南部創新城」。
作為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區正在加快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配套。
此前通州區官員曾透露，人大附中入駐通州三中，北理工附中入駐潞州中學，首師大附中入駐通州師範學院原址，北京二中分校通州校區改造等項目，將實現通州本地教育資源的提升。
同時，人民醫院通州院區也會在2018年投入使用，兒研所、婦產醫院已經確定落戶通州，服務副中心的發展。
楊菊華表示，把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性功能向外疏解，一定程度上能帶動人口的疏解。不過，能帶動多快，根本上還跟資源疏解的速度和質量有關。
另外，雄安新區也是未來北京人口的流入地。
2017年6月，在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成果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北京市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伯正表示，雄安新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引導北京人口隨功能疏解有序向雄安新區轉移。
201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對《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的批覆中指出，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要重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轉移。要創新政策環境，制定實施一攬子政策舉措，確保疏解對象來得了、留得住、發展好。
葉裕民認為，雄安新區的建設，站在了這個時代各個領域的最前沿，有條件運用最先進的理念和技術規劃發展，從而避免以前城市在探索性發展的過程中出現「城市病」等問題。從人口角度來說，雄安可以在吸引北京人口和截留外地人口兩個方面，有利於北京人口規模的調控。
在葉裕民看來，雄安新區高端公共服務設施先行，生態用地佔70%，城在湖中，湖在城中，又沒有大城市病，步行上下班，極大地增加了閒暇，這對年輕人、企業家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雄安起到截流作用，外地仍願意到北京來發展的尖端企業、高端服務、金融、文化產業等，有可能在雄安落地。這有助於北京減少人口壓力，也有利於北京城市規模的調控和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