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北京和上海，一個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一個是現代經濟和新思潮的中心，構成現代中國的「雙城」。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中，「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廣為人知的一句話。李大釗和陳獨秀，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為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醞釀、產生和在海內外的發展打下了組織人才的基礎。陳獨秀領導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作為建黨「中樞」居中聯絡，李大釗領導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與上海緊密互動，一起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誕生。
與上海、廣州、長沙、武漢等地不同的是，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依託中國最高學府、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發展起來的，李大釗和張申府是北大的教師，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鄧中夏等人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北大兼容並蓄的文化環境，李大釗博大精深的學養，使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從一開始就十分注重理論和學術的研究；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經歷了從鬆散的學術團體到具有嚴格組織紀律的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演變，這種演變在黨的早期組織形成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考察從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到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的歷史過程，對於認識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以及早期黨員的構成和組織特徵，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原點和文化DNA，具有一定價值。
1.亢慕義齋裡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一樓典藏部裡，保存著八本珍貴的外文書籍。這些書都是32開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冊子，封面有橘紅、淡藍等顏色，每本書的封面上都有一枚「亢慕義齋藏書」的印章。這是八本極為珍貴的德文原版馬克思主義文獻，有列寧的《偉大的創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季諾維也夫的《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德國十二天》《舊目標新道路》，託洛茨基的《法國工人運動問題和共產國際》，蔡特金和瓦勒齊的《反對改良主義》，布蘭特和瓦勒齊的《共產主義在波蘭》。封面的下方，分別印有「漢堡共產國際出版社」等字樣。印刷出版時間分別為1920年、1921年及1922年。
▲蓋有「亢慕義齋」印章的部分藏書。亢慕義齋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設立的用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圖書室。「亢慕義」，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譯，「亢慕義齋」即共產主義書齋之意，之所以用這樣一個名字，主要是為了躲避北洋政府當局的檢查和迫害。
1918年至1919年的兩年，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迅速傳播的時期，也是李大釗從一個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雜誌上發表《庶民的勝利》《五一節May Day雜感》《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廣大青年當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和深遠的影響。
據不完全統計，李大釗先後參與發起了30多家社團組織，是北洋法政學會、中國留日學生總會、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等影響力很大的社團中的核心人物。通過這些社團，李大釗廣泛聯絡各界先進知識分子，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使很多進步青年團結在他的周圍，這既反映出他高度的組織能力和個人魅力，也為他秘密進行的建黨活動做了組織人才的準備。
李大釗通過發表大量文章和他周圍的青年才俊密切接觸，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起到很大的引導作用，而隨著大家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成立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條件因此成熟了。其實，作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1918年就已經開始組織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由於這個團體沒有展開太多工作，沒有吸收廣大革命青年參加，所以不為人知。1920年2月，李大釗僱了一輛騾車護送陳獨秀到天津，兩個人在車上商議建黨事宜，相約分別在上海和北京創建並發展黨的組織。回到北京後，李大釗與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人經過多次醞釀和討論，決定首先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1920年3月，他們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從時間上說，早於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因此被稱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開始時是一個秘密團體，直到一年半以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才公開。或許是出於鬥爭的策略，李大釗沒有公開列名發起，沒有在研究會中擔任職務，而是以理論家的身份作指導。研究會公開活動後的第一次會議，有50多人參加，李大釗出席並致開幕詞。研究會的成員，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主，主要有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範鴻劼、何孟雄、朱務善、羅章龍、劉仁靜、張國燾等人，其他學校有個別人參加，都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李大釗領導的培養共產黨員的預備學校，19名發起人中，除高崇煥、範齊韓等3人外，其他16人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亢慕義齋位於景山東街的北大第二院，也就是馬神廟西齋宿舍。羅章龍回憶說，蔡元培撥給他們使用的兩間房子很寬敞，應有設備齊全，火爐、用具都有，還派有工友值勤。擺放整齊的室內，牆壁正中掛有馬克思像，像的兩邊貼有一副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還有兩個口號：「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貼有革命詩歌、箴語、格言等，氣氛莊嚴、熱烈。自分得房子後，大家歡騰雀躍，連日聚會，紛紛賦詩紀念。李大釗也和大家一起朗誦詩歌，表示慶祝。
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是宋天放的手書，取自陳獨秀和李大釗的詩句。上聯意指搞科學研究和幹革命，革命是準備坐監牢的；下聯意指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裡，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李大釗稱南方人為南方之強，鄧中夏、羅章龍等很多南方來的同學則稱譽李大釗為北方之強，南方之強又加上北方之強，表示南北同志團結互助，同心一德。對聯概括了當時研究會奮發圖強的精神。「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號，體現了北京大學校內的鬥爭。當時的北大，是新舊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舊、復古思想其勢猶熾，唯心主義、宗教思想也相當活躍。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把馬克思學說立起來，就無法破對方，不破對方，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也就打不起來。
2.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學術和翻譯活動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組織會員學習馬克思主義，二是組織會員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三是組織講演活動。
《北京大學日刊》上曾經刊登過研究會的研究方法，這裡不妨摘引如下：「（1）討論會。每星期六晚七時開一次。先由會員一人述釋該題之內容及其要點，然後付之討論。一次討論不完，下次續之。（2）講演會。每月終開一次。暫時敦請名人學者擔任講演員，由書記負責接洽。俟本會研究確有成績後，則完全自行擔任。（3）特別研究。完全由會員自動的自由組合。現已有了三個：A、勞動運動研究……B、《共產黨宣言》研究……C、遠東問題研究……」
從以上列舉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研究會是一個非常嚴謹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團體，不但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經典原理的學習、探討，還有針對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這種紮實的作風，也只有在北京大學這樣有著濃厚學術氛圍的高等學府才有。當然，這與治學嚴謹的研究會領導人李大釗是密切相關的。
研究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收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圖書。起初主要是從北大圖書館借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分別閱讀。為了有組織地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鄧中夏等10餘人籌集了120塊現大洋，購買了第一批馬克思學說著作，過了一段時間，又籌集了部分資金，由李大釗利用擔任圖書館主任的便利條件向國外購買書籍。
亢慕義齋成立時已有馬克思學說的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文獻20餘種，基本上包括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主要代表著作，如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等，中文圖書有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李漢俊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和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等。到了1922年，其藏書已達到數百種，包括德、英、日、漢等各種文本。
1920年10月，羅素到中國講學，引起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大辯論。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利用這一機會，在紅樓一個大教室裡，開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大辯論會，辯論的題目是「社會主義是否適宜於中國」，分贊成與反對兩派辯論，邀請李大釗作為評判員。研究會成員朱務善對此有一段詳細的回憶：「參加這次辯論會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學及專門學校的學生和教員，聽眾很多，連座位都沒有了，很多人還擁擠在教室外面聽。兩方面辯論終結時，聽眾都想聽一聽李大釗同志的結論，一時滿場俱寂、鴉雀無聲。李大釗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講臺，手裡拿著一張筆記大綱，開始用唯物史觀的觀點來解答這個問題。他慢慢地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證明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正如封建制度因生產力的發展一定要轉變到資本主義制度一樣，不是人的意識與感情所能左右的。」
李大釗說話聲音不大，又很沉靜，表現出一種高度自信心與堅定性，最能吸引聽眾的注意，使人悅服，引起了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後不久，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竟增加到數十人之多，同時其他各學校也成立了這樣的研究會。
為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原著，使更多不懂外語的人能夠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李大釗還在研究會成立翻譯小組，制定翻譯計劃，分批分組翻譯他們能夠收集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由於北大校長蔡元培很強調學習外語，課程安排上外語比重相當大，為翻譯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亢慕義齋的翻譯小組吸收外語系的同學，共計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語有10餘人，英語20餘人，俄語四五人，法語五六人，日語也有一些人，還有老師進行輔導。研究會負責人之一、兼任德文翻譯組長的羅章龍對翻譯小組的工作有詳細的回憶：「開始，我們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記》，還翻譯了一些宣傳唯物論、進化論的西方科學書籍。這些書當時可以印行，在我們也是個練習過程，鍛鍊和提高了我們的外文基礎和翻譯技術，以後慢慢翻譯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後的書籍。前後規劃有二十種，陸續譯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們德文組先後翻譯了《馬克思傳》《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第一卷初稿，我參加了這些工作，並為執筆人。」
研究會的會員中能讀外文書的當然不是一個兩個，但並非都有較大理論興趣，能埋頭讀書。劉仁靜肯下工夫鑽研理論問題，一本接一本地讀書、讀報刊，讀完後還喜歡以自己年輕的熱情到處宣傳，言必稱馬克思，動輒要無產階級專政，儼然是一個革命理論家。劉仁靜自己對此有過這樣的回憶：「記得那時由於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知之不多，研究會要組織演講報告之類活動是有困難的。李大釗先生對馬克思主義雖有研究，但不可能把講演的任務包下來，其他教授也無力經常接受邀請。為了開展工作，我這個低年級的學生會員也曾濫竽充數，登臺講過一次……不料由於這一講，有人竟戲稱我為『小馬克思』。」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自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將組織公開，到1926年還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啟事，前後活動共達六七年之久，是我國成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這個團體不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培養、團結了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青年，成為建黨前後北京黨組織重要的外圍組織。
執筆人：張軍鋒
來源：《北京黨史》2020年第2期，第37-40頁。
（原標題：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過程｜上篇）
來源：香山革命紀念館北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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