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2日，大興安嶺北部原始林區汗馬自然保護區、奇乾地區阿巴河林場相繼發生森林火災。據新華社、中新社最新報導，截至今天，這兩場森林大火的外線明火已全部撲滅，整個火場全面得到控制， 沒有人員傷亡和重要設施損毀。
同樣是大興安嶺火災，這次火災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目前並無人員傷亡。而在31年前，一場大火燒了大興安嶺五分之一，101萬公頃森林受害，5萬多人受災，211人喪生，間接經濟損失達69.13億元。
當時的林業部部長、大興安嶺地區專員、漠河縣縣長被撤職，有些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幾百名記者、作家雲集大興安嶺，公開報導了這場突發大火，成為新中國新聞史上災害報導的一個經典案例。
那場災難，敲響了中國森林防火的警鐘。有專家說，中國森防工作能有今天的發展，1987年的大興安嶺火災是重要的契機。
回顧1987年的大火，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思考。
「天火」
2007年，紀事君到大興安嶺採訪，漠河縣的許多百姓提起當年那場大火，仍然用「天火」兩個字來形容。
「和一般人想像的不一樣，那火根本就不是漫過來的，而是從天上『飛』過來的。」當年大興安嶺地區常務副專員，2007年退休居住在哈爾濱的張舉這樣向紀事君描述。
在八九級大風的叫嘯聲中，一大團一大團的火焰被高高拋向天空，飛越一百多米寬的大林河，狠狠砸向對岸的樹林，原本出現在西山的山火就這樣點燃了漠河縣城。大火繼續以「飛越」的姿態在漠河縣城中肆虐，頃刻間，擁有4萬多人口的漠河縣城變成了一片火海！
火災後的漠河縣城一片廢墟。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刻，是1987年5月7日傍晚7時到8時。此前，出現在西山上的火原本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山火。火是前一天下午從古蓮林場著起來的。類似那樣的火，每年都要發生很多起，人們幾乎已經司空見慣。縣城裡的多數青壯年，都已經自發到西山上撲火去了。留在縣城中的婦女兒童，還會不時聚在一起向西山方向指指點點，把山火當成聊天解悶兒的談資。
然而，5月7日中午以後，風越來越大，火情越來越嚴峻，但很少有人想到，山火會進縣城！——這是漠河縣建鎮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歷史無法倒轉，慘劇畢竟發生了。大火燒毀漠河縣城後，繼續狂吼著向東奔去。晚9時許，大火進入圖強林業局所在地圖強鎮，把圖強鎮燒得蕩然無存；晚11時左右，大火飛入阿木爾林業局所在地勁濤鎮，勁濤鎮被大火燒成一片廢墟。至此，包括縣城所在的西林吉林業局在內，漠河縣境內三個林業局局址全部被大火燒毀！
與此同時，大興安嶺地區另一個縣塔河縣境內，盤古林場內獨立發生的另一場山火，也在大風相助下燒毀了盤中、馬林兩個林場，直向塔河縣城逼去，擁有5萬人口的塔河縣城面臨危急！
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夜晚。
時任大興安嶺地區常務副專員的張舉，事發後第一時間趕赴火場，他回憶說：「5月7日下午5點多鐘，我在加格達奇（大興安嶺地區首府所在地——編者注）招待省裡來的客人，當時的地區專員邱興亞就告訴我，漠河的火著大了。」
「晚上10點、11點的時候，家裡電話響了，讓我趕緊去地區防火指揮部。這時候，與漠河的電話通訊已經斷了，只有靠電臺聯絡。電臺那邊直嚷，颳起了14級風！漠河全城覆滅！」
「14級風！天知道那是什麼樣的風。很顯然，漠河那邊的人已經全亂套了。」
「當時就決定我們要趕往漠河。從加格達奇到漠河坐火車要12個小時，坐汽車差不多也得十三四個小時。趕緊調了一架直升機，我和邱興亞等9人坐上直升機就往漠河飛——那是早上5點多鐘，也就是8日的早上了。」
「飛機還沒到塔河，空中就遇到一大片煙霧。飛行員不敢開了，我們命令他強行穿過煙霧，來到塔河上空，但煙霧讓能見度變得非常差，飛機無法降落，在盤旋中還差點撞上山。」
「我們只好往回飛。地面上的人看見飛機繞圈，也知道是地區領導來了，就派了汽車追我們。飛機飛出煙霧圈落下，我們又改乘追上來的汽車向塔河縣城走，但還是被嗆人的煙霧擋在了縣城外面，這時已經是早上七八點鐘了。」
「這時候，我們遇上了同樣被擋在塔河城外的大興安嶺軍分區司令員、政委，還有加格達奇鐵路分局的局長。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坐上一個火車頭，只掛一節車廂，向塔河縣裡衝。沿途都已經能夠看到明火了。到了塔河縣見到了那裡的領導，了解了一些情況。邱專員和軍分區司令、政委要留下來組織保衛塔河，決定由我帶著幾個人繼續向漠河衝。」
「我們的汽車開到阿木爾，已經是夜裡10點多鐘了。整個鎮子裡一片漆黑，只有一堆木垛『忽啦，忽啦』地閃著炭火。」
「我們那些人，不知去過阿木爾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我們誰也找不到路。好不容易摸到林業局被燒塌的辦公樓前，剛好碰見局長、書記兩人從火場回來，不知從哪裡弄了兩個蠟頭子點著了照著亮，垂頭喪氣，人整個都木了，只會機械地回答我們的問話。
『怎麼樣？』
『著了。』
『死人沒有？』
『死了。』
『死了多少？』
『不知道。』」
「直到那時，我們才開始真正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那兩人不知從哪裡找到兩個打碎了的半拉碗，倒了點涼水給我們喝。我們沒心思喝，趕緊上車又繼續向漠河開。」
「到了漠河，已經是早上四五點鐘，天已經亮了，這時候就看清了，整個漠河縣城成了廢墟，只剩下一片煙囪直立著，還有兩座樓沒倒，孤零零地豎著，就像一片墳場一樣。」
這就是後來被稱作大興安嶺「五六」火災的那場大火，在1987年5月7日之夜闖下登峰造極的大禍。此後，成片的火龍以人力難以抗拒之勢，繼續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肆虐奔騰。5.8萬多解放軍官兵、森林警察和群眾被緊急動員起來參加撲火。其間，經過軍民殊死搏鬥，在塔河縣城附近成功打出了數十公裡長的隔離帶，取得了「塔河保衛戰」可歌可泣的勝利。
然而，大自然一旦被激怒，人的力量在它面前十分渺小。雖然軍民們在打造隔離帶、控制火勢方面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保下了許多重點目標，但僅憑人力，要撲滅那樣的森林大火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大火一直燒了28天，到6月2日才算全部熄滅。
「大火最後熄滅，是天力和人力結合的結果。5月下旬，這個地區的雨季到了，加上人工降雨，趁著大雨把火勢減弱，戰士們趕緊撲上去打火，把火徹底摁住。戰士們非常英勇，滅火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要是沒有雨，那樣的火誰也靠不上去，烤也烤化了。」張舉這樣告訴紀事君。
據統計，「五六」大火火場總面積為1.7萬平方公裡，約佔大興安嶺地區總面積的五分之一。森林受害面積達101萬公頃，間接經濟損失達69.13億元，受災群眾5萬多人，211人在大火中喪生。
誰也沒想到
災難發生了。
在抗擊災難的同時，人們自然還會想到追究災難的責任。
「五六」火災過後，當時的林業部部長、大興安嶺地區專員、漠河縣縣長從上到下全被撤了職。更有很多人受到輕重不一的各種處分，還有一些人受到了刑事處罰。
責任是一定要有人來承擔的。然而2007年紀事君趕赴哈爾濱、加格達奇、漠河採訪一些當事人，回顧當年的歷史，得來的感受是，當年那場大火，很難用哪些人個人的責任來描述。除去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外，20年前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社會管理水平，對森林火災嚴重性認識的普遍不足，這些綜合因素是災難發生更重要的原因。
1987年，改革開放還不到十年，「總的來說，國家還是窮啊。」張舉這樣說。在森林防火方面，雖然各級政府也是十分重視，但資金投入還是遠遠不夠。這樣不但造成防火硬體設施不足，防火社會管理水平也相對低下。
「五六」大火的起火點事後認定有五個，都是人為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起火點在古蓮林場，直接肇事者叫汪玉峰，是到林場幹活剛剛13天的一個河北農民。他啟動割灌機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割灌機也著了，當時如果他脫下大衣一捂，火就可能被撲滅，可汪玉峰卻拖著機器跑了七八米，等他叫人來時，火已經著大了。另外四個起火點，都是野外吸菸造成的，而這其中又有三處都是被稱為「盲流」的外鄉人所為。
「企業管理混亂，規章制度廢弛，職工紀律鬆懈，違反操作規程，違章作業。」這是當時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關於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和處理情況的匯報》中，分析火災原因的重要一條。
張舉告訴紀事君，當時通向山裡的各條道路也設有哨卡，但對比今天，巡護人力是遠遠不夠的。大興安嶺這塊地方，從來就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各類人——採藥的、捕獵的、偷伐木材的，現在叫「流動人口」，過去叫「盲流」。他們漫山遍野地往林子裡鑽，在裡面搭上窩棚就住下，管也管不過來。
張舉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有一次，一個外來獵戶在野外遭遇一隻棕熊，雙方距離太近了，獵戶開槍打中了棕熊，棕熊同時也撲上來狠狠一巴掌擊中了獵戶的腦袋。兩個都昏了過去躺在地上。獵戶慢慢醒過來以後，卻怎麼也動不了，他害怕棕熊醒過來還會傷害他，只好把打火機摸出來點著了周圍的草——用火來報警！瞭望塔發現火情後，聯繫來直升機撲火，才發現了這個獵戶，把他救走了。這個事情最後也無法追究責任，只能不了了之。
社會管理也是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可是以當時的社會經濟水平還做不到這一點。
防火的硬體設施更是落後。陳俊生的《匯報》中就提到，全大興安嶺地區面積達8.46萬平方公裡，火情瞭望塔卻只有31個，風力滅火機只有301臺。林區道路很少，防火隔離帶也很少，著了火就連成一片。按張舉的說法，河流上沒有橋，有時眼瞅著對岸著火，就是干著急過不去。打火人員上山打火，就是拿著兩個鹹菜疙瘩，背著一口袋餅乾。
2007任漠河縣森林消防大隊隊長的郭喜軍，當年是漠河縣護林中隊副中隊長。這個中隊最高峰時有105人，又管林政，又管防火，所謂林政，主要就是管那些偷伐木材的人。而就是這樣一支身兼雙職的中隊，是漠河當時唯一的一支專業森林滅火隊伍。漠河縣原有的一支擁有76人的森警隊伍，在火災發生前兩個月被撤銷了。
護林中隊裡設有一支30人的快速撲火隊，郭喜軍兼任隊長。當時他們沒有一颱風力滅火機，唯一的滅火工具就是所謂的「二號工具」。紀事君在漠河特意看了這種「二號工具」——就像我們常用的拖把，只不過上面綁的不是布條，而是橡膠條。
郭喜軍告訴紀事君，1987年5月6日下午兩點多鐘，他們通過電臺得知古蓮林場著火了——那個電臺就是部隊上淘汰下來的最老式的無線電臺，又笨又重，連背在身上都不行。他帶著30人的快速撲火隊，在下午3點鐘左右趕到了火場，已經有不少老百姓在用樹條子打火了。
「那個火要是放到現在，我們有200多人的滅火隊伍，有那麼多風力滅火機，有那麼好的消防車、水泵、水槍，還有森警大隊的支援，不出一兩個時辰，也就被徹底打滅了。」郭喜軍說。
從6日下午著火，到7日下午起大風，其實老天給人們留下了足有一天一夜的時間。如果氣象部門能夠早一點預報到大風，及時發出警告，也許人們可以投入更大的力量趕在風起之前把火撲滅。張舉說：「沒有人預報出那場大風。」
這裡的記憶可能有些出入。在《中國青年報》當年的著名文章《紅色的警告》一文中寫到：「5月5日，漠河縣防火辦的電話記錄上清楚地記載著地區氣象臺的大風預報和高溫警報：5月7日大風可達『火險級』，氣溫將升高到攝氏23度。」
1987年，「火險級」風是什麼等級的風，紀事君沒能確實地查證，不過漠河當地很多人表示，一直以來，當地5級以上的風就被視為有火險，家家戶戶不許起火做飯，只能吃乾糧。看來，這個「火險級」風應該是5級以上風。
當年大興安嶺地區只在加格達奇設有一個氣象臺。「當時加格達奇氣象臺只是每天晚上向地區電視臺提供一次天氣預報。漠河縣只是在漠河鄉有一個氣象觀測點，任務只是收集氣象資料，不做天氣預報。」
「山區的小氣候十分複雜。那天晚上，漠河颳起了八九級風，加格達奇這裡還是風平浪靜。」張舉說。
在那種天氣形勢下，撲火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沒有及時通知群眾疏散，當地的黨政主官是否負有責任呢？
當年的《中國青年報》報導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當大火向漠河縣城逼近的時候，當時的漠河縣委書記王招英向縣電視臺播音員口授播音稿並要求立即播出，內容是：「縣城裡的男女青壯勞力，一律自帶工具去西山打防火道。老弱病幼留在家中，不得亂動。要相信政府……所有人要聽從指揮，不得違反紀律，違者嚴加懲處！」這個播音員具備一些氣象知識，他本想在緊急通知中加進讓群眾趕快疏散的話，可是沒敢……
這個細節的引用，是想說明當地主官的主觀判斷失誤。但報導刊出後，引起了漠河方面的不滿和反駁。紀事君2007年趕赴漠河，見到了報導中所提的那個播音員，叫毛凱。
毛凱那時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是那種健談的東北男人。毛凱堅決否認了《中國青年報》的報導，只證實了當天下午5點多鐘王招英向他口授通知的情況，但言談中又不忘提及自己的種種「先見之明」。事實證明，毛凱並不可能真有那些「先見之明」，因為毛凱親口描述，當時他帶著家人從火海中死裡逃生的種種驚險經歷，如果真有那種先見之明，毛凱本來是有充分的時間帶著家人「疏散」的。
可以理解，對於當時那種情況，所有的人都沒有經驗。火入縣城的時候，群眾是在驚聲高呼中口口相傳四散奔逃的。但紀事君一直想弄清的一個問題是，大火燒了漠河以後，當地主官是否及時通知了處於下風中的圖強局和阿木爾局？如果通知了，為什麼圖強局和阿木爾局沒有及時組織群眾轉移？
通過長途電話找到當時的漠河縣委書記王招英和縣長高寶興，但他們都拒絕了採訪，同時拒絕回答關於「五六」火災的任何問題。對此紀事君能夠找到的說法只有當年《中國青年報》刊載的《紅色的警告》一文中的一句話：「王書記……沒有想到提醒圖強趕快疏散群眾。」
當年中青報記者雷收麥的採訪筆記中，倒是記下了，圖強林業局的領導在大火馬上要席捲圖強的時候，除了通過高音喇叭呼叫群眾轉移外，曾經利用那一短暫的時刻，電話通知了下面的阿木爾林業局。
阿木爾林業局的領導應該是獲知了火災的消息的。但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沒有下決心立即通知群眾轉移。他們還派了一個消防車向圖強方面開去打探消息，但很快消防車就陷入大火包圍回不來了。
還有一個說法是，當時長春電影製片廠一個製片人正在圖強拍片，開著車跑到阿木爾，見人就說，火來了，你們快跑吧。
當時阿木爾局廣播站的播音員王小華是在睡夢中被看見火光的更夫叫醒的，她立刻打開機器，對著擴音器大喊：大家趕緊起來向大河邊轉移，她連喊了16遍，電路就被燒斷了。
「說起來，那時候思想還是麻痺，那麼大、那麼快的火，誰也沒見過，誰也沒想到。」張舉這樣說。
那一夜的記憶
2007年45歲的範國萍是漠河縣建設局副局長。當年著大火的時候，範國萍結婚剛一年，正在臨產期。
範國萍是和弟弟一起跑出家門的。「其實那會兒我行動已經很不方便了，但不知為什麼，火在後面追著，我跑得比誰都快。」
「那一夜，聽見縣城裡就像除夕晚上放鞭炮一樣，到處噼啪作響，其實都是各家電視機的爆炸聲。」
「到了快半夜，母親、妹妹終於找到了我們。一家人相聚，還來不及高興，就遇到了新的危險。因為部隊院中有一個彈藥庫，所以還要組織院子裡的群眾向外跑。因為我是孕婦，就照顧我坐在部隊卡車的駕駛樓裡，懷裡還抱著個電臺。車廂裡擠滿了群眾，卡車衝出火海的時候，連車廂木板子都直冒火星。」
「卡車衝到野外一片燒過的空地中停下來，不遠的地方，就看見當時的副縣長正拿著電臺向地區報告：『我是漠河，我是漠河，漠河全城覆滅！』那種感覺，真是說不出的悽涼。」
「早上四點多鐘，上山打火的愛人回來找到了我，我們兩個相見都是淚流滿面。那一夜，所有跑散的家人們都在拼命相互尋找，所有活下來的人都有一種大難不死的慶幸。」
「到了早上六七點鐘，我們在父親的機關裡找到一間四面透風的小房子住下來。到了9日早上，我就開始陣痛生產了。」
「那種環境裡，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都是特別的真摯。一個同事在家中找到一罐被大火燒熟的雞蛋，還有一個鄰居在家中找到被大火燒熟的鵝，都捧來給我吃。周圍的人湊來紅糖、白糖、凍奶粉。有個姓紀的老太太，因為兒媳婦也要生產，跑出來的時候把產包帶出來了，就先給我第一個接生。」
當年24歲的劉麗新，2007年已經是兩個女兒的媽媽，大女兒5歲，小女兒只有兩個月。火著過來的時候，她和表妹帶著兩個孩子一起跑出來。表妹帶著大女兒，劉麗新自己抱著小女兒，忙亂中跑岔了。
「當時就看見對面『呼』地騰起兩個火球，那會兒還沒意識到，後來才明白，那是表妹和大女兒被燒著了。」
劉麗新抱著小女兒繼續向前跑，不知跑了多久，在煙嗆火燒中她也終於倒下了。
人們把她救出來的時候，發現小女兒已經窒息死在她的懷裡。劉麗新自己的雙腿也被燒焦了。她的丈夫第一眼看見她的時候，問的竟然是：「你怎麼穿著水靴子跑出來了？」
但很快她丈夫就明白了一切。
劉麗新被直升機送到加格達奇，又轉送到大慶。在大慶，劉麗新做了雙腿截肢手術。
郭喜軍帶著快速撲火隊30個人，7日深夜在古蓮得知漠河被燒的消息，在公路上截了一輛掛鬥車趕回縣城。那會兒已是半夜1點多鐘，大火已經燒過去，縣城裡只剩下了炭火。郭喜軍讓隊員們先回家找人，早上再回防火指揮部集合。
郭喜軍自己也急著去找愛人和兩個孩子，他到處喊啊喊，終於把他們找到了。愛人從家裡跑出來的時候，只拿出了一個被單子，誰想到，那被單子還真派上用場了。愛人帶著兩個孩子和鄰居家的一個孩子跳進河水中，把被單子罩在頭上，就在用手往被單上撩水的時候，手就被火燒了一串大泡。
天放亮的時候，有人告訴郭喜軍：快回家看看吧，你家地窖出事了。
回家一看，原來地窖裡燒死了9個人，都是婦女和小孩。
後來才知道，原本有一個男人也鑽到地窖中去了，可是地窖裡的人都說他，你一個大老爺們進來幹什麼？這裡都是女人和孩子。那男人不好意思，又鑽出來接著往前跑——就這樣，他撿了一條命。可是他的胳膊、大腿也都被大火燒傷了。
那一夜還發生了一個十分英勇的故事，在漠河縣廣為流傳。5月7日晚7時許，大火襲來的時候，物資能源公司經理、黨員張志奎，副經理、黨員張慶田，油庫主任、黨員張連法，黨員張士新、雷海濤等先後趕到西林吉橋北油庫，那裡貯有1300噸汽、柴油，一旦發生爆炸，將把整個橋北居民區夷為平地。他們組成了一支13人的撲火隊，誓與油庫共存亡。
距離油庫300米處的貯木場已成一片火海，附近的民房也都在燃燒，隨風而起的樹皮、乾草帶著火炭飛落到油庫附近，危險無處不在。
張慶田帶著4名職工守衛在油庫周圍，與天上飛來的火、地上蔓延來的火搏鬥。20臺滅火器的藥粉用光了，他們就用樹枝打；樹枝燒著了，他們就用衣服撲；衣服燒爛了，他們就用腳踩。「油罐裡揮發出來的氣體遇火可能引爆油罐，必須把罐口封死，不讓油氣跑出來。」張志奎帶著7名職工爬上油罐頂，裹住石棉被，死死坐在油罐蓋上。
7個小時過去了，到8日凌晨2時，罐區附近的民房燒光，貯木場木材燒盡，大火對油庫的威脅解除，他們13個人全都癱倒在了地上。
記者與「官員「
紀事君2007年在大興安嶺地區採訪，得到了當地宣傳部門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感受著東北老鄉的熱情與豪爽的同時，也能隱隱感覺到當地政府幹部對於記者存在的某種戒備之心。
這種「戒心」還是來源於20年前的那場大火。「當時採訪那次大火，全國來了記者、作家好幾百人，除了個別的一兩個外，全是罵我們的。」快人快語的張舉這樣說。
「1987年以前，國家對於災害的報導一向比較保守。那次大興安嶺森林大火，在突發災害公開報導方面有了很大突破，這在我們國家新聞史上也是有重要意義的。」當年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記者，國內第一個發出「五六」大火電訊報導的張持堅這樣說。
他回憶說，那年大火著起來的時候，他正好去大興安嶺出差，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報導任務，就是想去大興安嶺看一看。他當時已在黑龍江分社工作了幾年，還從來沒去過大興安嶺。5月6日晚上他從哈爾濱出發，7日到了加格達奇，當天晚上就聽到了漠河著大火的事情。8日，他寫了兩個內參發給分社——在他當時的概念中，這種事情是天經地義只能發內參的。但是，他沒想到，當天總社就把他的稿子用通稿的形式公開發出來了。
內參發出去以後，張持堅就想辦法往漠河趕。但是那時到漠河的所有交通工具都中斷了。張持堅找到一架飛往漠河的直升機，駕駛員堅決不讓他上，就在兩人僵持的時候，當時的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周文華走過來了——這架直升機就是送周文華去前線組織救火指揮部的。周文華問清張持堅是新華社記者後，只對駕駛員說了一句話：「這個人，你一定要把他帶上去。」
就這樣，張持堅得以一直跟隨前線救火指揮部，向後方發出一篇篇關於火災搶險的報導。
張持堅是新華社記者，又在第一時間搶佔了「有利地形」，他的採訪工作開展得是比較順利的。但是，當此後數以百計的各路記者們「八仙過海」般採用各種手段趕赴災區的時候，他們面臨的困難就要大得多了。
可以理解的是，大興安嶺的各級政府官員對於這些不速之客的到來，從心底裡是不歡迎的——出了這麼大的事兒，他們都有一種負罪之心，想捂還捂不住，為什麼還要有這麼多人來給宣揚呢？
直到2007年，紀事君在大興安嶺採訪時，還聽到很多當地人持有這樣的看法：當年記者給大興安嶺的幹部揭了很多「醜」，就是因為當時沒把這些記者招待好。
火災過後，消防科科長秦某被判刑，而縣裡的幾位主要領導中，高寶興縣長和李永慶副書記被撤銷職務，王招英書記降職為漠河縣建委主任（正科級）。紀事君2007年赴漠河縣採訪時得知，李永慶仍住在漠河縣過著平民生活；高寶興火災過後選擇了經商做木材生意，據說生意做得很大很成功，現居住在河北省廊坊市；而王招英現在安徽合肥林業部下屬的某單位任處級幹部。
也許是他們都「吃」過記者的「虧」，所以對記者有一種本能的防備；也許「五六」大火是一種太慘痛的記憶，他們不願意去觸及。紀事君在漠河採訪時，向很多人問過對當年幾位縣領導的印象，沒有聽到太負面的評價。有人說，李永慶是當時縣領導中最有文化的一個，年輕又聰明，分管防火才幾天，就出了這個事，挺倒黴的；也有人說，高寶興精明能幹，在工作上也是賣力氣的……
而幾乎所有人都對王招英有著比較高的評價。王招英是1970年來到大興安嶺的浙江女知識青年。上世紀70年代有一個全國有名的，被周總理稱為「不穿軍裝的解放軍」的女子架橋連，王招英就在這個連裡擔任過班長、副指導員、黨支部書記。王招英在擔任漠河縣副縣長時期，在她分管的黃金生產、基本建設等戰線，取得了驕人的成績，1986年10月被提拔為漠河縣委書記。
「王招英是大興安嶺很突出的一個幹部，如果不是那場大火，她也許早該是地委書記了。」當年的大興安嶺地委書記李春賀說。
了解情況的人介紹說，火燒漠河的那天晚上，王招英頂著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四處奔波，做了大量工作。到最後，她和高寶興兩個人的嗓子都完全啞掉了。此後，王招英在組織維護秩序、搶救傷員、救濟災民等方面的工作也堅強得力。她還曾冒著生命危險乘吉普車衝進火海救人。
李春賀告訴紀事君，火災過後，王招英受到降職處分，許多人勸她離開漠河，但王招英說，我從哪裡跌倒就要從哪裡爬起來。王招英的工作依然出色。1994年，她又被重新起用擔任加區區委書記，恢復了行政正處級。後來，因為工作需要，她被調到合肥工作。
大火與發展契機
2007年的大興安嶺又恢復了「獐狍野鹿山裡跑，林中處處聞啼鳥」的景象。
大興安嶺起火時，畢忠鎮是國家林業部辦公廳秘書處的副處長，就連他也是在5月8日才得知大興安嶺起火的消息。對消息最為靈通的秘書處尚且如此，其它各部門就更可想而知了。難怪20年後，畢忠鎮用了耳聾、眼瞎、腿瘸6個字來形容有關部門在當時的處境。
大興安嶺火災之後，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大興安嶺火災前線指揮部」演變成一個常設機構，叫做「全國森林防火指揮部」，這個指揮部由當時分管農林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擔任總指揮，國務院各有關部委和總參指揮部都派人參加，指揮部辦公室就設在林業部。這是個司局級部門，與此前林業部保護司防火處三四個人的機構設置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以前覺得森林火災和城市火災沒什麼區別，都是火，無非是一個燒了樹，一個燒了房子，著起來就去撲唄。」2007年的畢忠鎮是中國林學會森林防火專業委員會主任，當初的想法也早不一樣了。「我們後來逐漸意識到，森林火災其實是一種自然災害，雖然百分之九十的起火原因都是人為因素，但自然條件影響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而且森林火災危害的不僅是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林業資源，更可能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難以恢復的破壞。所以，監測、預防、預報才是降低林火災害的最有效辦法。」
痛定思痛，國家將數千萬元「森防」經費中的絕大部分用在了建立預測預報系統上。經過20年的努力，到2007年時，中國已經建立起不遜於發達國家水平的衛星監測系統和「3S」森林防火系統。
衛星監測中心就設在林業局，另設有東北、新疆、雲南三個分中心。過火面積一旦達到一平方公裡左右，衛星就能感受到熱源。監測中心一個電話打過去，有關地區就可以馬上派人到指定的經緯度地區去看個究竟。
在人員問題上，國家也不再鼓勵非專業的部隊和群眾參加滅火。「即使是有群眾參與也只是清理和看守火場，直面火頭的人員必須是訓練有素的森警和護林員，而且滅火總指揮也必須經過培訓，不能現場誰官大就聽誰的。這些，國家都是有相關規定的。」
畢忠鎮一語中的：「中國的森林防火工作發展到今天，重要的契機就是那場大興安嶺火災。」
浴火重生
漠河，這座整潔美麗的邊陲小城，給紀事君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浴火重生後的漠河街景。
「比起20年前的那個漠河城，現在的漠河不知要好多少倍。」2007年任漠河縣建設局副局長的範國萍這樣說。
火災過後，漠河立刻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開展了復建工作。各路建築大軍齊聚漠河，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吃三睡五幹十六」。在這種工作精神下，僅僅過了兩個多月，當年8月份就有第一批居民搬進了永久性新居。到當年10月上旬，7700多戶災民全部搬進永久性住宅，56000多群眾安全過冬。
到1988年10月，大興安嶺災區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工作宣布取得全面勝利，這個速度十分驚人。
範國萍說，現在的漠河縣城十年一個變化，特別是最近的十年，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與此同時，災區森林資源恢復工作也迅速展開，大興安嶺林區通過採取人工更新、人工促進更新、天然更新和封山育林等措施，及時恢復森林資源，僅用10年多時間，就恢復了總面積為96萬多公頃的火燒林，火燒跡地更新合格率為92.4％。近年來，大興安嶺地區實施生態戰略，最大限度地減少人為的森林資源消耗，使大興安嶺的森林資源得到了休養生息，昔日「獐狍野鹿山裡跑，林中處處聞啼鳥」的景象又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2007年，給紀事君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大興安嶺人的防火意識、防火能力的確是大大增強了。
在加格達奇、在漠河，街頭上看不到一個吸菸的人。紀事君剛到，就被告知，這裡的室外不允許吸菸。
郭喜軍那時是漠河縣森林消防大隊隊長。和當年他手下只有30人的快速撲火隊、只有二號工具不同，現在他手下有200多人的隊伍，配屬運兵車12輛、通訊指揮車1輛、風力滅火機90臺、水泵10臺、水槍82支、電臺2部、對講機12部、GPS導航儀8部、二號工具145把、其它撲火工具165件，真可以說是「鳥槍換炮」了。
更何況，現在漠河還駐紮一支武警編制的森林警察大隊。
1989年，加格達奇氣象臺就建成了接收氣象衛星雲圖的系統，2007年一天要接收6次衛星雲圖，預測氣象的能力大大提高了。
郭喜軍說，現在對火情的監測是天上地下立體交叉的。1987年以前，全縣只有3座瞭望塔，現在瞭望塔的數量是19座。公路上每隔兩公裡就有一個巡護員，天上還有飛機巡視，再往上還有衛星監測。哪裡有一點火情，很快就能發現。我們吸取了「五六」大火的教訓，堅決貫徹「打早、打小、打了」，一點小火就重兵撲上去，20公頃以下的火，爭取做到在一小時內，實現火場「無火、無煙、無熱氣」。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
編輯：T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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