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改革開放的生命」①,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一場成功的偉大社會革命,其根源在於,我國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在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基礎上、不斷拋棄束縛改革開放的思想偏見和認識誤區,以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來引領改革開放的「整體創新」。可以說,改革開放是不斷解放思想、摒棄思想誤區和偏見,推進意識形態創新的過程。習近平指出:「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揮歷史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清醒認識世情、國情、黨情的變和不變,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敢於和善於分析回答現實生活中和群眾思想上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②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意識形態創新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關鍵是要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抓住中國共產黨思想上的新覺醒,理論上的新突破,意識形態上的創新,抓住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發展和成熟完善這條主線。從意識形態創新視角來審視、反思和總結改革開放,回首自己走過的路,對比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對於我們堅定「四個自信」,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引領力,在新的偉大覺醒中,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
一、意識形態創新作為改革開放「精神引擎」的主要依據
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闡發意識形態創新對於改革開放的極端重要性,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必然結論。通過閱讀經典文本,不難發現如下主要依據。
1.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係的辯證性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能動的,並非機械的單向決定論,也非無條件的相互決定論。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社會意識源於社會存在,但卻對社會存在和其他社會因素具有強大的反作用,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深刻指出,「當一種歷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造成的時候,它也能夠對周圍環境甚至對產生它的原因發生反作用」,「這是由於通常把原因和結果非辯證地看作僵硬對立的兩極,完全忘記了相互作用」③。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觀點,是從歸根結底意義上說的。該思想包括三個層面:(1)在歸根結底的本體論意義上,作為思想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被經濟基礎決定論;(2)在能動性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反作用論;(3)在一定條件下意識形態的決定作用論。對此,多年來學界有類似「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式的誤解曲解,諸如「機械決定論」「經濟決定論」以及「相互決定論」等。這些誤讀要麼是機械唯物主義、機會主義,要麼是唯心主義、相對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沒有任何相似之處。
2.社會意識能夠領先於社會存在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是不平衡的,精神是「物質的最高的精華」,社會意識可以領先於社會存在,引領社會存在。精神源於物質卻高於物質,精神有著物質無法替代的強大作用。故而恩格斯把「思維著的精神」稱為「物質的最高的精華」④。因此可以說,正確的意識(意識形態)能夠指導人們改造世界,促進物質世界的發展。不僅如此,社會意識和社會經濟之間在發展上具有不平衡性,「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提琴」⑤。由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意識形態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狀況並不總是一致的,19世紀經濟上落後的德國卻產生了黑格爾哲學並孕育了馬克思主義。先進的社會意識之所以能夠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和地區出現,雖然仍要以經濟發展一定水平為前提,但和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背景、階級鬥爭形勢、民族傳統等的影響也分不開。也就是說,它並不直接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要經過生產關係中介作用,才能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繫,因而經濟發展狀況不能直接決定社會意識水平。
3.認識對實踐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實踐與認識之間的關係也是辯證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確的認識也可以決定實踐,引領實踐、約束實踐。從根本上說,不能將實踐決定認識的觀點理解為「無條件地決定」,也不能理解為實踐「自動產生」正確的認識,只能理解為從歸根結底意義上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內容和檢驗標準;而在一定條件下認識也可以反思實踐,破解實踐難題,決定實踐方向,引領或者約束實踐的發展。（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發揮正確理論的指導作用,實現理論與實際、意識形態與實踐的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要求。但是,無論是理論「指令」行動的「統一」,還是行動支配理論、理論依附行動的「統一」,都是虛假的「統一」。「打破理論和實踐虛假『統一』的關鍵是正確地把握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性。歷史反覆證明,否認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否認實踐對於理論的形成、發展、篩選和驗證等方面的最終決定作用,必然導致自我封閉的本本主義;而否定理論的相對獨立地位、否認其在一定條件下對於革命實踐活動的形成、健康發展和達到自覺程度的決定作用,則必然導致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⑥ 因此,無論脫離實踐而過分強調理論創新,還是脫離理論而過分強調實踐創新的觀點,都是難以立足的。
由於意識形態創新和實踐創新都是以促進社會發展和實現美好生活為目的的,因此,追求理想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是必然的歸宿。實踐中兩者之間經常存在著緊張,為了保持兩者間的合理張力,維護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雙向需要與互動就具有必要性。一方面,理論需要反映實踐的訴求,根據實踐來檢驗、篩選和發展,因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⑦;另一方面,運用理論去指導實踐、改進實踐,創立新的實踐形式,把理論變為現實,因為「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⑧。所以,不能只看到實踐對理論及其理論創新的最終決定作用的一面,也要看到理論是行動的先導、引領和改進實踐的一面。因此,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中,可以看出,意識形態創新是推進實踐創新的重要「精神引擎」。
回顧人類歷史,社會的進步往往以思想的解放與觀念的進步為先導,偉大的歷史進程往往憑藉偉大的思想革命拉開序曲。事實上,近代以來真正的意識形態革命往往發生在社會革命之前,思想家憑藉思想革命,引領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基於上述幾點理由,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意識形態創新之於40年改革開放的「精神引擎」作用。
二、意識形態創新是開啟改革開放歷程的思想前提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的出現都不是偶然性的現象,背後都潛藏著深刻複雜的主客觀原因,這些原因的排列組合構成了重大事件的「發生學密碼」。在結束「文化大革命」之後,從1976年到1978年,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了「兩個凡是」的觀點,在這種教條主義和形上學思維方法的指導下,國家發展遇到了嚴重問題。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同「左」和右兩種錯誤傾向展開堅決鬥爭,清醒地把握撥亂反正的政治方向,不僅完成了黨在指導思想、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而且領導人民群眾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徵程。「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⑨ 開啟改革開放之時,在意識形態領域涵蓋以下三個維度的反思批判與創新。
1.破除對以往歷史的認識與反思的意識形態誤區
新中國成立後,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取得了舊中國幾十年都沒有取得的顯著成就。但在20世紀50年代末,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理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犯過一些錯誤,出現了一些失誤,走了一些彎路。後來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成為「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在黨中央佔主導地位的時期。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以後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更決定著未來中國應該如何繼承並改革毛澤東所開創的中國建設道路。1978年,鄧小平親自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重新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為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晚年錯誤和毛澤東思想提供了科學的準繩。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清了功過是非;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科學地論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肯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確立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所有這些「破天荒的評價」為推進改革奠定了「新型」意識形態的基礎。顯然,反思和批判這些意識形態禁區和誤區,自然成為開啟改革開放的思想前提。
2.打破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局限
在批判「兩個凡是」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重新審視我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以此作為制定政策的科學依據。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以蘇聯為榜樣,在國家發展上實行計劃經濟模式。儘管我們一再提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但客觀上結合得並不好,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一度盛行,犯了不少「左」或右的錯誤。究其深層原因,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由此,對於社會主義本質的僵化教條化的理解,把社會主義特徵等同於社會主義本質自身。在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模式的弊端已充分顯現,困境和問題「倒逼」新一代領導集體認識到,必須立足國情走自己的路,另闢蹊徑開創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鄧小平睿智地指出:「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⑩ 可見,鄧小平提出了「真問題」、明確了新方向,為開啟改革開放進行了重大的思想革命和意識形態創新,實屬難能可貴。
3.糾正對中國國情認識的偏差
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初心和使命就是為民族謀解放,為人民謀幸福,為世界謀大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此,我們黨孜孜以求,執著追求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理想。但是,只有沖天幹勁與科學精神相結合,確立正確的階段性理想和路線圖,才可能實現夢想,否則就是轟轟烈烈無果而終,欲速則不達。為此,需要有對國情的正確認識作為決策之基。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對國情認識有正確的時候(如黨的八大對國情和主要矛盾的提法),後來黨對國情的認識越來越偏離實際,進而否定了黨的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並制定了一系列脫離國情、脫離實際的方針政策,給黨和國家造成重大損失。「文革」結束之後,「文革思維」並未隨之而終結,特別是「兩個凡是」等嚴重禁錮了人們思維的意識形態並未終結。因此,如何破除意識形態偏見,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根據不斷變化的國情來制定合適的共同理想和未來發展目標,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創新需要著力解決的重大課題,也是開啟乃至深入推進改革開放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思想理論上偉大覺醒的產物,偉大的意識形態創新催生了偉大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發展了中國,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而且發展了作為當代中國進步發展之魂的主流意識形態。
三、意識形態創新是優化改革開放願景目標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說到底是對我們立黨立國和國家治理具有戰略意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觀以及目標策略體系,具有預測功能和戰略引領功能,在社會結構中可以發揮主導性或者宰制性作用。實際上,針對治國理政的問題而搞好頂層設計,就是發揮理論的指導作用,就是發揮意識形態的價值牽引功能和思想引領功能。因此,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意識形態創新具有關乎全局的戰略性、預見性、引領性作用不可小覷。否則,我們就會落後於時代,改革開放很可能走向停頓倒退,甚至會滑向迷途。
改革開放之後,針對過去極「左」錯誤,基於我國處於並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以及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判斷,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戰略目標以及到21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刷新」和優化了改革開放的願景目標。鄧小平指出:「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是毛主席、周總理在世時確定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就是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能夠恢復符合自己情況的地位,對人類作出比較多一點的貢獻……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⑪ 進入21世紀,我國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面臨著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的利益格局日趨分化,不同階層對於改革的認知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如何重建改革開放的共識、凝心聚力,描繪出一幅社會絕大多數階層所接受或者共享的改革藍圖願景,攸關改革開放究竟向何處去、駛向何方。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轉化,由此,黨的工作重心、戰略布局和總體布局也發生了重大調整。為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體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涉及十五個領域、三百三十多項較大的改革舉措,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改革的進軍號已經吹響了。我們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⑫。（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十九大報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中國夢的理想願景進一步細化具體化,實現了戰略與策略的結合,目標和手段的結合,路線圖與時間表的結合。首先,謀劃戰略布局。即「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從二0二0年到本世紀中葉可分兩個階段來安排」,「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⑬。其次,豐富發展的內涵、出爐具體的任務和有力的措施。比如,提出「美麗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生態文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諸多內容,既有長遠規劃、總體布局,又有短期目標、具體內涵,從不同層面回應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新目標凝心聚力,開啟新徵程,指明具有可行性的強國道路。
這些部署和舉措為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實現中國夢擘畫了美好藍圖和具體路徑,提供了清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夢想實現可以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凸顯「頂層設計」驅動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彰顯了意識形態創新是推進願景驅動的改革開放的戰略前提。近年來,中央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新發展理念等統領改革開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理念,推出一系列環環相扣、涵蓋全面的改革新舉措,從「基層試驗頂層推廣」到「頂層設計基層實踐」,「頂天」與「立地」結合,頂層設計與基層協調良性互動,頂層設計的作用更加凸顯,已經而且必將助推新時代改革開放不斷開闢新境界。
事實上,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無論是改革開放初對於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乃至各方面體制的改革,還是在新時代我們圍繞主要矛盾的轉化,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優化和重構改革開放的願景目標,無疑都需要意識形態系統創新。我們黨作為目標導向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基於國情和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具有超越性和想像力、且具有可行性的願景目標,是我們黨的一貫追求。推進改革開放這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對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的願景-目標-策略必須不斷加以變革和調試,以此引領並推進改革開放。
四、意識形態創新是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思想保障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⑭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創新的內容不是自身賦予的,而是時代需要賦予的。因此,推進意識形態創新,就是為了發揮理論創新的實踐功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提供堅強的思想保障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1.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創新的必要性
其一,從國家安全維度看,意識形態創新是維護黨的領導和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的「水泥」。大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小到一個組織、社團,無一不需要意識形態的支撐。如果它們處於「意識形態的真空」當中,就必然會混亂一團,無法正常運轉。進言之,意識形態實質上是治國理政的統治思想,發揮著管思想、管靈魂、管旗幟、管方向的「思想統治」作用。正是在此意義上,毛澤東指出:「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⑮ 因此,「意識形態工作是一種『廣譜工作』,涉及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是管全局、管總體、管長遠的工作,影響甚大,不容小覷。」⑯ 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工作關乎政治安全,關乎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需要硬實力和軟實力,需要「暴力+同意」(葛蘭西語),意識形態能夠為政治合法性辯護,從而讓人們「認同」「同意」政治、國家和政黨的合法性。然而,國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維護是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進行的,為了更好地發揮意識形態作用,必須進行意識形態創新,通過強本固基的創新,對黨的領導和政治合法性進行有效的辯護。這一點不僅是必需的,也是被歷史一再證明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其二,從引領改革維度看,意識形態創新是引領改革開放中的實踐創新以及其他方面創新的需要。習近平指出:「新形勢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⑰ 意識形態具有引領作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段有不同時代主題和社會矛盾,要求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以具有創新性的意識形態回應破解「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引領時代發展。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⑱ 可以說,時代的需要必然會導致意識形態內在的緊張關係,進而成為推動意識形態創新和飛躍的內在動力。其實,「內在緊張」是理論面向實踐、把握了實踐需要,並與實踐互動和滲透的反映。因此,重視理論的「內在緊張」,「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⑲,才能在改革開放時代的挑戰面前永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其三,從文化自信維度看,意識形態創新是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敷設全黨全國人民共同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的需要。文化是意識形態的基礎和載體,意識形態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⑳。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世界風雲變幻,國內外社會思潮此起彼伏,西方持續輸出其核心價值觀,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遭遇巨大衝擊,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巨大壓力,文化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受到巨大衝擊,文化自信難以確立。其實,文化自信的關鍵就是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通過理論創新和理論引領來達成共識,凝心聚力。為此,唯有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之本,不斷推進意識形態創新,以此適應並回應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不斷嬗變,多樣化社會思潮「諸神競爭」、變幻不斷的現實,凝聚共識,才能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唯此,既可以避免陷入偶像化和神聖化馬克思主義之藩籬,同時也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永葆馬克思主義蓬勃的生命力,進而捍衛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提升文化自信。
2.新時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創新需要遵循的原則
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創新實質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㉑,是強本固基、以我為主、包容創新、守正出新,而不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不同於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創新性毀滅」「顛覆性創新」㉒。這種創新「需要在順應時代客觀要求、解答時代問題中發展和創新;需要把承繼歷史、接續『老祖宗』與批判性地『兼收並蓄』當代文明和學術成果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實行科學變革和創新發展;需要引領社會思潮和批判、鬥爭錯誤思潮淬鍊和深化理論;同時還需要在深刻全面地總結歷史經驗和失誤教訓中發展深化理論」㉓。
其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聚焦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時代課題,確保堅持與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意識形態不是「自我圓融」的純粹精神現象,必然會隨著經濟基礎、社會結構以及時代條件的「脈動」而發生變化。
同樣道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著的理論。為此,必須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前提,「老祖宗」始終不能丟,否則意識形態創新就會迷失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又必須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為前提條件,敢於「說新話」,否則意識形態脫離現實,就會喪失活力和指導力。習近平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全黨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㉔
不難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深刻地道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創新的理論主題和著力點:一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也是我國意識形態創新的源頭活水,需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價值取向作為意識形態創新基本「母題」,進而提出適應實踐需要的新思想新戰略新舉措;二是加強思想引領,保持改革開放的戰略定力,確保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實際上,在主題明確的前提下,意識形態創新決不能搞另起爐灶、「推倒重來」式的「創造性毀滅」。堅持與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創新之「理」,任何偏離這個「理」的意識形態創新,必定會導致改革開放和意識形態建設迷失方向、偏離軌道。
為此,一方面要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反對不尊重客觀實際和規律,只是任由主觀意願和照搬教條的唯心主義;另一方面要反對客觀主義,反對因為強調客觀因素而放棄主觀努力、消極無為或者因客觀因素落後於時代而輕視理論、放棄社會理想和向各種錯誤傾向與落後勢力妥協的藉口。進言之,解放思想和意識形態創新,不是費耶阿本德的「怎樣都行」的反理性主義,也不是伯恩施坦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算不了什麼」的修正主義。
其二,堅持實事求是,把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防範發生錯誤偏向。鄧小平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㉕
不難看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觀念衝破舊習慣勢力的禁錮和束縛,把主觀世界的思維意識與變化了的客觀實際結合起來,克服那些不符合實際的「習慣思維」和「主觀偏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創造性地改造客觀世界。因此,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辯證統一,離開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空想玄思,離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無從談起。同時,四項基本原則是立黨立國之本,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原則。根本如果不穩,一定會地動山搖。因此,任何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解放思想和意識形態創新,頂多只是某種「革命的喧囂聲」㉖ 「修辭學革命」「『震撼世界的』詞句」㉗ 的新時代版,很可能落入西化陷阱,損害改革開放事業。
其三,保持意識形態創新與正確開展輿論鬥爭之間的必要張力,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對於多樣化思潮的引領。這就是說,意識形態創新與開展輿論鬥爭緊密聯繫,兩者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往往在批判中有吸收,創新中有堅守。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得主動,要在新的偉大鬥爭中贏得勝利,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和把握國家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㉘ 然而,如果只重視理論創新而不注意輿論鬥爭,就難以形成思想共識,難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難以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3.正確進行輿論鬥爭需要著力做好兩項工作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正確進行輿論鬥爭,批判吸收多樣化社會思潮的營養,不但不會危及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反而有助於主流意識形態固本培元。
一方面,需要嚴格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觀點問題,要區別對待,不能混淆。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擁有高度的理論自覺是引領社會思潮的前提。首先仔細廓清社會思潮實質和成因,而後分層實施、分類指導,有的放矢。「對於事關政治原則的重大是非,必須徹底澄清、堅決鬥爭、毫不退讓。除了思想上的鬥爭,必要時還要採取組織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對於思想認識問題,主要通過耐心的思想教育和批評幫助的方式分清是非,統一思想;而對於學術觀點問題,要允許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段內的爭論,不要忙於作結論,更不要粗暴地打棍子、扣帽子,不能依靠行政手段解決問題。學術觀點的不同,是學術發展的正常生態。」㉙
另一方面,需要抵制各種錯誤思潮。沒有破,就沒有立,區分社會思潮的性質,是為了精準批判,而不是相反地搞「鴕鳥政策」,做「開明紳士」。無論是在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和學術觀點上的錯誤觀點,聽之任之,任由自生自滅,對于堅持和發展主流意識形態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可以說,輿論鬥爭水平高低關乎意識形態領域和諧與否,關乎輿論空間的天朗氣清與否。「面對社會思潮風雲變幻的情勢,切不可放鬆警惕,任其自生自滅,而應該把握時度效,找準時機,敢於亮劍,主動出擊。」㉚
所以,推進改革開放中意識形態創新,要與時俱進地堅守我國意識形態的內核,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特別是在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意識形態領域鬥爭依然尖銳複雜,其主要問題是防右、反右。同時也要防「左」、反「左」。尤其是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危害和衝擊應該有高度的警惕,防範意識形態創新走入意識形態的「變質」「倒退」,從而導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自動繳械」,使改革開放落入陷阱。（微信公眾號：思政學者）針對新自由主義忽悠鼓吹市場經濟的「憲政前提」問題,習近平深刻地指出:「社會上很多意見和建議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見和建議偏於極端。一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也在那裡搖旗吶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對此,我們要洞若觀火,保持政治堅定性,明確政治定位。」㉛由此可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非常關鍵,是意識形態安全領域第一位重要的問題,因為「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㉜。因此,在意識形態創新過程中,那些該改的就要抓緊改、大膽改、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不僅不改,而且長期堅持,以此不斷增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自信。
總之,實踐是理論之源,創新是意識形態的生命。習近平指出:「中國人民具有偉大夢想精神,中華民族充滿變革和開放精神。」㉝ 事實上,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精神誕生於改革開放實踐,又推動和引領改革開放實踐,40多來我們一直在意識形態創新與意識形態引領、意識形態創新與實踐創新的辯證統一中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毋庸諱言,脫離時代和實踐創新的意識形態創新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脫離理論指導的實踐創新是「盲人騎瞎馬式」的實用主義創新,與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正道漸行漸遠。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意識形態創新永無止境。「中國人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相互激蕩、觀念創新和實踐探索相互促進,充分顯示了思想引領的強大力量」㉞。可以這樣說,無論我們如何肯定實踐第一、實踐探索的價值,都不能否定理論創新源於現實卻高於現實,具有跨越歷史時空、改變時代面貌的巨大魅力。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與理論引領,不斷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及其引領下的實踐創新以及各方面的創新,「我們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㉟,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以此不斷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在21世紀的巨大發展。（責任編輯：梁兆楨）
參考文獻：
[1]侯惠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2]張志丹:《意識形態功能提升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3]朱繼東:《科學把握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辯證關係》,《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8期。
[4]王巖:《新時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建構路徑》,《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7期。
[5]梅景輝:《文化自信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當代發展》,《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5期。
注釋：
①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②《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4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2頁。
⑥侯惠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40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⑨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64頁。
⑪《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頁。
⑫《習近平關於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78頁。
⑬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頁。
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頁。
⑮《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頁。
⑯張志丹:《意識形態功能提升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頁。
⑰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頁。
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頁。
⑲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頁。
⑳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頁。
㉑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㉒張志丹:《論當代中國基本意識形態與操作性意識形態之間的合理張力》,《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5期。
㉓張志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創新及踐行路徑探析》,《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17年第17期。
㉔《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7.26」重要講話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頁。
㉕《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頁。
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5頁。
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頁。
㉘《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2頁。
㉙侯惠勤:《堅定文化自信的本質是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紅旗文稿》2018年第1期。
㉚張志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學論綱》,《理論與評論》2018年第3期。
㉛《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9頁。
㉜《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頁。
㉝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㉞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8年4月11日。
㉟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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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張志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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