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雙性戀存不存在，科學說了能算嗎？

約2%的美國男性認為自己是雙性戀。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性研究者對男性雙性戀是否存在的疑問從未停止過。

在2005年，西北大學的性研究者麥可·貝利（J. Michael Bailey）和他的兩名同事找來了一些雙性戀男士，向他們播放了一些色情短片（片中人物要麼都是男性要麼都是女性），同時，對參與者的主觀喚起程度和生殖器官周長變化進行了測量。結果表明，和異性戀或男同性戀相比，男雙性戀並不會對男性或女性影片都具有強烈的性喚起。這與針對女性性喚起的研究結果不同，無論是女異性戀還是女同性戀，對於男性或女性影片都會有生理喚起。

《紐約時報》曾報導過貝利2005年的研究，標題為：《異性戀，同性戀，還是謊言？重新審視雙性戀》。

- Steve Aparicio -

貝利等人的研究引發了更多的後續研究，其中一些成果讓貝利修改了自己的結論。2020年7月，貝利和12名同事在 《PNAS 》上發表了一篇綜述，他們重新分析了8篇與男雙性戀相關的研究論文，包括2005年貝利自己的研究。新的分析結果指出，自稱雙性戀的男士確實對男性和女性色情材料都表現出了生理喚起。該綜述認為這些數據「為男雙性戀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證據」。

PNAS的這篇文章獲得了媒體的正面報導，收穫了一些活動家的好評，他們認為這個研究的價值在於，這是對被邊緣化的性別身份的一次正名。但是，該研究也遭到了其他科學家及許多雙性戀人士的強烈反應，其中一些人主張，研究者試圖基於生理喚起證明雙性戀存在，這種方式完全不足以反映雙性戀人士真實的生活體驗。同時，該研究激起了一場關於人類性研究倫理問題更加廣泛的辯論——酷兒（queer）人群的真實體驗是否需要科學研究的正名？如果需要的話，科學家應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貝利則為該研究進行了辯護，他堅持認為應該對雙性戀現象進行研究，以便理解這一性別身份。他說：「研究可能會冒犯一些人，尤其是研究的目標群體。如果在考慮研究方向時受此制約，我們就沒有辦法去探究一些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話題。」

約翰·塞拉（John Sylla）是該研究的其中一名共同作者，也是私人基金會美國雙性戀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Bisexuality，AIB）的主席，該文章中被重新分析的一些研究就是由AIB資助進行的。塞拉認為，這只是科學自我修正過程的一個部分。「坦白來說，這是讓雙性戀變得更酷、更自然、更正常的又一步。」

但有人並不覺得該研究有這麼積極的作用。格雷格·艾伯裡（Greg Albery）是喬治城大學的一位疾病生態學家，也是一名同性戀人士，他說：「我腦海中立刻閃過的詞語是高傲和不必要。」

他補充道：「我最為擔心的是，為了證明人們在性別或任何方面的身份是有效的，我們不得不建立一個前提，即這些身份需要先被科學證明存在。」

多年來，性研究者對於自稱對多種性別的人都感到強烈吸引力的人持有不同看法。性研究先驅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在1948年寫道：「男性中並不僅僅存在異性戀和同性戀兩類人群，這個世界並非只有綿羊和山羊。」

然而，還有的研究者對男雙性戀是否真的對男性和女性色情材料都會產生生理喚起抱有疑慮。他們認為，自稱雙性戀的男士實際上是同性戀，由於雙性戀聽起來和異性戀更接近，聽起來更容易被社會接受，所以他們才自稱為雙性戀。

為了研究這一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些研究者試圖使用體積描記術（plethysmography）收集數據，體積描記術測量的是器官或身體其他部分在體積或周長上的變化。

陰莖體積描記法指的是，研究者使用環形拉力的測量工具，即一個小的環形橡膠管，與傳感器連接，內部裝有液態導體，這種工具可以測量陰莖周長的改變量。研究者會指導男參與者如何將陰莖吊在體積描記法設備上，然後向他們展示色情視頻，測量他們的生理喚起程度。

- Richard "ROH" Rücker -

對上述方法的質疑指出，該方法創造了一個高度虛假的場景：參與者在非常不熟悉的環境中，陰莖被一個測量儀器拴牢，看著別人挑選出的色情短片。這樣的實驗設置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現實生活中的性取向呢？

陰莖體積描記法的歷史也令人堪憂。一些國家的移民局用該方法檢測被認為是同性戀的難民是否真的是同性戀。時至今日，一些美國法院也還在使用該方法評判性侵犯者的戀童程度。

儘管如此，一些研究者堅持認為該技術有助於量化性喚起程度。一些針對雙性戀男性的早期研究指出，用體積描記法測得的性喚起程度與參與者自我報告的結果不同。例如，在貝利2005年的研究中，儘管男性參與者自稱對男性和女性影片都有喚起，但他們的陰莖似乎更偏愛其中之一。

貝利只招募了33位雙性戀男士，最終結果中，只有22人對所有色情材料都產生了足夠強的性喚起。隨後的研究得到了與其相悖的結論*。勞倫·比奇（Lauren Beach）是西北大學一位研究汙名化和LGBT健康的研究助理教授，也是雙性戀健康研究小組（the Bisexual Research Collective on Health）的創立成員，他指出，基於如此少的參與者得出如此「有力「的結論，2005年的研究無異於「偽科學」。

*譯者注

一些研究顯示雙性戀男性對於兩性均會產生性喚起，而另一些顯示他們只能產生單一性別的性喚起（monosexual arousal）。近來一項研究表明，男雙性戀還可以進一步劃分，如果是更偏向同性戀的男雙性戀，那麼對男性影片的性喚起程度更強。如果是更偏向異性戀的男雙性戀，那麼對男性和女性影片都有會明顯的性喚起（Slettvold et al., 2019）。

- Nazar Roark -

以更大的數據集為支撐，貝利等人發表於PNAS的新文章力圖提供更加明確的、決定性的證據。不過，該文章幾乎立刻就遭到了其他研究者的非議。尤其受人詬病的是，該文章模糊了性喚起和性取向的界限，而性取向是一個比生理反應複雜得多的概念。

科裡·弗蘭德斯（Corey Flanders）是蒙特霍利約克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一名助理教授，她研究性別與性取向少數群體的健康狀況差異。她指出，性取向「有多重表現方式」，「性取向絕不只是能用瞳孔擴張或生殖器喚起來測量的生理喚起」。

弗蘭德斯還補充道：「性取向是一個非常寬泛和豐富的概念。」

傑裡米·傑伯（Jeremy Jabbour），西北大學臨床心理學方向的一名博士生，也是該文章的一位主要作者。他對於上文提到的批評表示理解。傑伯自己也是一名酷兒，他提到，對於應該如何呈現研究數據，他和其他資歷較高的作者之間存在分歧。他告訴我們：「關於我們想要如何構建這篇文章的框架、標題應該是什麼、我們應該使用何種術語，我們也有過反覆討論，但我輸掉了這場較量。」

傑伯認為研究中的「性取向」一詞本應僅僅指代性喚起模式，他認為「很明顯我們談論的不是廣泛意義上的性取向」。但是，他也承認，「顯然，團隊中的其他成員不是這麼認為的」。

- cami fernández -

貝利對這些爭議並不陌生，他堅持捍衛團隊在術語上的選擇。「在我們的研究中，如果一名男性表現出了明顯的性喚起模式，相比於他自我報告的感覺，我更相信研究結果。我相信，對於男性，對性取向最好的解讀就是將其視為一種性喚起模式。」

為了解釋男雙性戀心理學研究的合理性，貝利引用了關於男雙性戀的一句老話：「我的一些同性戀朋友會說，你要麼是同性戀，要麼是異性戀，否則就是說謊。我覺得他們自己經歷過一個自稱雙性戀的階段，但他們實際上並不是，所以他們經常會說那句老話。」

然而，性取向是一個複雜、多維的概念，其他性研究者質疑是否能用測量出的喚起程度來確認某人的性取向。西北大學的另一位性研究者布萊恩·范斯坦（Brian Feinstein）說：「我們都知道人的吸引力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同的東西會激起不同人的興趣。」

比奇同意範斯坦說的，他還問道：「誰決定了什麼材料能激發喚起？難道『（如果你是雙性戀）你一定會被這個視頻喚起，如果你沒有，那你就一定是同性戀？』」

科學研究應該在為酷兒群體辯護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對這一問題的辯論歷史悠久，人們對於文章的強烈反應只是這一辯論的縮影。

歷史上，擁護者秉持「LGBT身份與生俱來」的觀點，努力爭取婚姻平等，反對聲稱可以改變性取向的轉化療法，專家們也認為後者是欺騙人的、非常有害的。調查表明，相較於認為性取向是自己決定的，相信性取向是由生理決定的人更加支持同性戀權益。

- Steve Aparicio -

塞拉和美國雙性戀協會接受了貝利等人的研究方法。協會由性研究者弗裡茨·克萊因（Fritz Klein）於1998年創立，關注研究、教育和社群建立，負責運營Bi.org、Queer Majority等網站。在貝利2005年研究發表後，塞拉初次接觸了貝利，他告訴貝利協會可能有興趣資助後續研究。2020年PNAS文章涉及到的8項研究中的6項都獲得了協會的資助。

塞拉說：「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性問題舉步維艱。一些人認為性取向只是個人選擇。那麼，通過科學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和個人判斷無關的研究證據可能是有幫助的，人們會看到，性取向就是與生俱來的，與選擇無關。」

近些年，儘管LGBT群體在美國社會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權力，越來越多的擁護者和研究者發出了質疑：為什麼人們需要科學證據來為他們的真實經歷正名。來自美國雙性戀協會的弗蘭德斯對2005年的研究回應道：「我能夠理解協會和其他雙性戀人士的意圖，他們想要糾正社會對於雙性戀的描述，這種方式就像是：『哦，存在這個研究，我覺得它是錯誤的，而我有方法也有資源能夠介入研究，從我的角度講出不同的故事，以期更準確地反映我的存在、我真實的生活。』」

但對於2020年的這項研究，它究竟對雙性戀群體有什麼價值，弗蘭德斯表示懷疑。「和許多雙性戀人士還有雙性戀活動者類似，我在想，我們真的需要以這種方式去探究問題嗎？我們不能直接以人們自己的說法作為根據嗎？如果一個自認為是雙性戀的人就是雙性戀，因此男雙性戀存在，這樣多簡單、直接。」

即使該研究給出的結論是男雙性戀存在，喬治城大學的研究者艾伯裡說：「僅僅是認為這是個必要的問題，你立刻就動搖了一大群人的地位。」越來越多的人，如比奇、弗蘭德斯和範斯坦都認為，性研究者把雙性戀是一種性取向當作公認的前提。

此外，比奇還強調，那些似乎對雙性戀表示懷疑的研究問題本身就是有害的。「有些心理學研究否認、不支持雙性戀人群的性取向，這對於雙性戀人群是直接的心理傷害。」

- Ester Zirilli -

貝利此前也面對過這些批評，但他依然為自己的研究辯護：「我和他們處於不一樣的世界中，在我的世界裡，知識是好東西。」

他還補充道，他的研究「為消除許多群體長期以來的汙名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他認為，表達不滿的群體傷害了性研究領域，「我從1989年開始做學術研究，這是我作為一名科學家經歷過最糟糕的時刻。」

其他研究者倒覺得對研究的批評並沒有多麼冷酷無情。在弗蘭德斯後來給我們發的一封郵件裡，她主張，人們對研究表達的不滿實際上能讓科學更好，推動科學家對「更多的經歷和角度」進行解釋。看起來，有些性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個人身份的某些基本屬性是否真實存在，這種研究方式迫使酷兒們「加入了一場事關個人身份的學術辯論之中」。

弗蘭德斯覺得科學家應該質疑與性別有關的傳統假設，把邊緣群體的真實體驗放在核心位置。她在郵件裡寫道：「我不相信感到冒犯的人們讓這個世界更糟糕了，再次強調，我堅信敢於向壓迫制度說不的人們對於科學發展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