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浙江人的智商領先全國?

2020-11-22 騰訊大浙網

(本文來自大象公會 idxgh2013)

中國人的智商有地區差異嗎?吳語區明清時就盛產進士,近代兩院院士數量較其他地區也有明顯優勢,是因為吳語區人民天生聰明嗎?

文|鄭子寧 田園林

2005 年,一項衛生部主導的研究傷害了很多中國人民的感情——為調查各地缺碘狀況,研究人員測量、比較了各地兒童的智商,結果顯示,中國人的智力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上海、浙江、北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遙遙領先,均超過 110。而西藏明顯落後於其他省區,兒童平均智商僅為 77.3,智力落後的比例高達 32%。

▍2005 年全國 32 個省份 8-10 歲兒童智力測定結果

從研究數據看,中國最聰明的人分布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的吳語區,智力水平在全國遙遙領先。

研究給出的江蘇內部智商差異,也大大增強了吳語人發射地圖炮的理論自信——江蘇浙江雖為鄰省,智商卻相差 6 點,這一差別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江蘇省會——被蘇南人民視為江北佬的南京人表現不佳,兒童智商平均不到 100,趨近鄰省安徽(98.2),大大低於全省 109.0 的平均水平。

很難說吳語區的優秀表現源於經濟實力,同屬經濟發達地區的廣東,兒童平均智商就只有 101.1。

吳語區人民真的天生聰明嗎?

人口紅利

能傷害其他地區中國人民感情的不只是衛生部,還有萬惡的科舉制度。

在現代智商測試發明之前,最能說明智力水平的無疑是科舉。從進士數量看,明清兩代全國共有 51444 名進士,江蘇南部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和浙江的吳語區核心地帶就出了 10427 名,佔全國五分之一。其中蘇州府(1861 名)、紹興府(1540 名)、杭州府(1370 名)、常州府(1281 名)進士總數均超過千名。

▍清代進士人數分省統計表,來源:《清代進士的時空分布研究》

相比之下,明清陝西省共出進士 2041 名,勉強超過蘇州一府人數,這在西部省份中甚至已算是不錯的成績。

單就狀元數量來說,吳語區的優勢更明顯。清朝共取狀元 114 名,其中出身江蘇南部吳語縣市以及浙江的至少有 59 名,超過狀元總數一半。

▍清朝各省狀元數據統計,來源:維基百科

一些江南家族的科考成績更是驚人,以毗陵莊氏為例,明清兩代莊氏共有進士 35 人,最輝煌的是莊存與和莊培因兄弟,哥哥是榜眼,弟弟是狀元,他們的表哥錢維城、莊培因的嶽父彭啟豐也都是狀元。對於整個明清都很難出一個三鼎甲的其他地區,如此成績確實望塵莫及。

科舉中的優異表現似乎坐實了吳語區人民的智力優越感,但當時江蘇、浙江之所以能成為科舉大省,首先是人口基數幫了大忙。

整個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人口佔比都相當高。明前期,南直隸(江蘇和安徽)和浙江人口為 1192 萬和 1078 萬,分別佔全國人口 17.1%和 15.5%。中期則是 1849 萬(16.7%)和 1584 萬(14.2%),晚期為 3095 萬(17.8%)和 2486 萬(14.3%)。

▍明代天順年間戶口分布圖,每點代表一千戶

清中前期,江蘇和浙江繼續維持了人口優勢,如嘉慶二十五年(1820 年),江蘇以吳語為主的南部州府(含鎮江府)人口 1640.3 萬,同年浙江 2741.1 萬。蘇南、浙江人口合計 4381.4 萬,佔到了全國人口總數的 12.3%。

不過,人口基數也不能完全解釋吳語區的智力表現。

1851 年-1864 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從 1860 年開始,戰場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經濟繁榮的太湖平原地區,這場戰爭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分布格局。

根據曹樹基《太平天國戰爭對蘇南人口的影響》,太平天國運動後,江南人口出現劇烈下滑,江蘇南部吳語為主的蘇松常太地區人口由 1575.4 萬滑至 659.1 萬,浙江則從 3127 萬掉到 1497 萬。蘇州府人口損失 65%,常州府損失 69%,位於浙北的湖州府幹脆損失了 95%以上,從接近 300 萬掉到不足 10 萬。

▍太平天國戰爭前後浙江省分府人口的變動(人口單位:萬),來源:《太平天國戰爭對浙江人口的影響》

直到現在,江南多地人口尚未恢復到太平天國戰前水平。如蘇州市目前戶籍人口 653 萬(2013 年)。湖州市 260 萬(2010 年),都不如戰前。

但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損失也沒有對吳語區的科舉水平產生太大影響,同治、光緒兩朝,他們的進士數量仍居全國前列。除了人口,還有其他影響因素嗎?

靠近運河的優勢

地理交通的優勢也幫了吳語區的大忙。

現代人的長途旅行已經習慣了乘坐高鐵和飛機。從烏魯木齊到北京,飛機直達不到 4 個小時,哈爾濱到三亞也只需 5 個小時。加上價格相對低廉,一個普通人完全能負擔得起。

但在明清時期,考生中舉後,進京趕考的路程卻格外漫長。一個十七世紀的廣東舉人要進京趕考,需越過南嶺、經過兩湖、取道河南進京,或經江西/湖南,再沿長江東下抵達江蘇後由運河北上。

▍《王瓊事跡圖冊》中描繪了王瓊與書童在山間前行,明朝重臣王瓊是學優則仕的典型

無論陸路水路,耗時之長都是現代人難以忍受的——鴉片戰爭時期上奏道光的奏摺從廣州到北京平均需時 15 天。奕山、琦善南下靖逆則分別走了 57 天和 59 天。更加偏遠的雲貴等地自不用說,這極大增加了趕考成本,

就算真正成行,住宿和安全問題也是大麻煩。佔山為王的土匪向來是遠距離交通的一大威脅,也正由於路遠難走,才出現了鏢局這樣的護送機構。甚至在 1933 年,學者白滌洲於西安調研時,西安城裡人仍然對其說附近匪患嚴重,城是出不得的,哪怕近在咫尺的臨潼也不能去。

而在江南地區,京杭運河提供了一條成本低廉且安全高效的北上路徑。

散布在平原上的各鎮墟之間有發達的定期班船航線。來自江南各地的考生可以通過班船集中到京杭大運河沿線市鎮再繼續乘船北上。通過運河水路,從杭州到北京只需 17 天左右。

▍京杭大運河蘇州段

由於有了運河這條古代「高速公路」,運河沿岸地區科考成績普遍好於其他地方,例如清朝山東省的科考成績就一直緊隨江蘇、浙江、直隸之後,山東省內部,運河沿岸的濟南、諸城等較其他地區也優勢明顯。

地理對於科舉成績的影響甚至在舉人的篩選上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

湖南對外交通不便,北阻大江,南薄五嶺,內部崇山峻岭,舟車不易,湘南考生抵達長沙已經是困難重重,到武昌還需經過浩渺的洞庭湖。因此,湖南鄉試在武昌與湖北考生一道進行時,湖南考生中舉人數非常稀少,平均每科中舉 16.9 人,且中舉者主要集中在靠近湖北的長沙府、嶽州府和常德府。

1723 年,兩湖分闈,湖南鄉試由武昌轉移到長沙。湖南考生終於有了人生希望,科考成績大為提升,平均每科中舉 52.55 人。湘南各地的科考成績,更是有了巨大提升。衡州、永州、郴州等湘南州府到了清朝末期都各自約有 300 人中舉。

現代教育之先

不過,科舉廢除後交通優勢不復存在,吳語區仍然是盛產智力人才的富礦。

最有說服力的是兩院院士數量,據 2008 年統計,全國院士數量排名前十五的是上海市(234 名)、北京市(104 名)、蘇州市(70 名)、無錫市(65 名)、寧波市(48 名)、天津市(44 名)、福州市(41 名)、常州市(40 名)、南京市(39 名)、紹興市(39 名)、杭州市(36 名)、重慶市(33 名)、武漢市(31 名)、成都市(29 名)、嘉興市(28 名)。

可以看出,非吳語區城市能上榜的均是人口眾多的大都會,而吳語區諸多人口規模不大的城市也能輕鬆入榜。常州——上海——杭州——寧波的帶狀地帶,更是佔據了兩院院士分布圖的半壁江山。

這又如何解釋?

答案很簡單,因為吳語區最先建立了西式教育體系。

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開埠僅一百多年的上海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之一。但就現代化而言,上海非但不年輕,反而還很老——在中國其他城市還停留在前現代時,上海就已經完成了包括教育在內各方面的現代化。

1863 年,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提請朝廷在上海設立一所外國語學校。朝廷同意並在上海設廣方言館,選周邊府縣年十四歲的學童入校學習,聘西洋教師和內地生員授課。

1879 年,聖約翰書院成立,並在 1881 年改用全英語授課,於 1905 年正式成為大學。1886 年,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即為後來的上海交大前身。

▍聖約翰大學

基礎教育方面,則在 1864 年建立龍門書院,1874 年成立格致公學。1906 年開辦的中國公學,後來更是升為大學。

上海教育體系完善的同時,也對周邊地區產生了溢出效應。除了為很多周邊地區的人提供教育機會,上海的教育機構還為其提供了模仿對象。不少上海人和旅居上海的西方人更是走出上海興辦教育。

在上海帶動下,江南各地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普遍較早。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蘇南各地的新式教育機構,如江蘇師範學堂(今蘇州中學)、無錫國專、東吳大學、常州府中學堂(今常州中學)等,在成立之初都多受上海影響。其中無錫國專首任校長唐文治曾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校長。蘇州東吳大學的籌備工作乾脆是就在上海進行的。

現代教育體系同樣建立較早的北京,院士數量也較多。只是當時的北京並沒有產生足夠的溢出效應,未能帶動周邊地區。

相比之下,其他地區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就晚得多,甚至是 1949 年後才開始,比江南晚了幾十年。

現代科學發源於西方,兩院院士多是在現代科學上做出傑出貢獻而入選。一個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和一個讀私塾出身的老派學人,取得學術成就的難易不言自明。

在人口、交通、教育等多方面優勢的積累下,吳語區各項「智力數據」的高企也就順利成章了,江南人民實在是要拜謝老祖宗留下的雄厚資本。

但是事情正在起變化——近年新入選的兩院院士中,江蘇的優勢已經在逐漸衰減,而生態位一向低於吳語區的安徽卻在異軍突起。

正如明朝時盛極一時的江西,入清後脫離主要貿易通道,經濟教育水平下滑,江西的科舉水平與明朝相比也大幅下降。吳語區七千萬人民要想繼續坐穩中國最聰明人群的寶座,可能會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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