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重大能源戰略思想。中國能源需求的壓力巨大，能源供給的制約較多，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後，能源生產和消費對生態環境損害嚴重。與此同時，伴隨著世界能源轉型的大趨勢，中國作為能源大國和負責任大國，也肩負著推動技術創新、促進地區能源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任。
能源認知革命：能源的本質屬性是可以持續創造價值的資本
能源革命的基礎，首先是認知革命，是正確認識和理解能源的本質屬性。各種能源形態都有一個蘊含著潛在價值的「內核」即資本，這是一種對於能源形態本質屬性的認知革命。
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四次重大能源轉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對能源的資本屬性進行揭示，並將其價值凝結和積累的革命性進步。第一次，人類學會了鑽木取火，可以稱為「植物能源時代」。第二次，西方工業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機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動力，可以稱為「煤炭時代」；隨著技術的進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氣被發現並固定下來，可以稱為「石油時代」。第三次，人類將蘊藏在原子核深處巨大的能量釋放出來為人類所利用，人類進入了「核能時代」。第四次，目前面臨能源革命浪潮，各種新型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被發現並固定下來，可以稱為多元化的「新能源時代」。
在每次能源轉型革命中，各類能源形態的價值潛能即資本屬性被挖掘出來。能源資本是由能源資產轉化而來的，這種轉化需要四個因素。
一是貨幣資本。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就是一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用貨幣資本所購買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包括各種能源形態)中，已經凝結了上一個生產循環中所創造的貨幣資本的價值。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後，投入到其它經濟活動之中，其價值凝結在生產過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個被馬克思稱為「產業資本」的循環。正是由於這種循環，貨幣資本才成為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為攜帶著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遺傳基因」了。
二是人力資本。人是所有經濟活動的發動者、參與者與直接的價值創造者。在經濟活動中，人力所蘊含著的資本要素在發揮作用。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佔據了主導地位。
三是技術平臺。能源資產要想轉化為資本，必須要有一定的技術平臺。技術平臺涉及不同形態的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各種技術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遺傳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場環境。商品交換和經濟運行必須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進行。不同的市場環境，影響或決定著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的異質性。能源資產只有在市場環境中，才具備了轉化為資本的必要時間和空間。
人們經常把能源資源與其它自然資源視為同樣的生產資料。實際上，能源資源與以礦產資源為代表的其它自然資源的本質區別，就是能源資源具有資本的屬性，也就是說，當能源資源通過資產這種社會形態轉化為資本後，可以持續創造價值；而礦產資源大多數只是某種生產資料，在這種商品中也許需要這種生產資料，而在另一種商品中也許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具有使用價值的獨特性。能源資源在任何商品的生產過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價值的普適性。這種普適性與作為商品價值表徵的貨幣類似，可以購買任何商品。因此，使用價值的普適性是區別能源資源與其它礦產資源(或生產資料)的內稟特徵。
資本是人類在創造財富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權力，這種社會權力的恰當運用，結合人類的新的勞動，又可以創造新的價值，形成新的財富。這個過程循環往復，各種能源形態在這個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猶如「細胞分裂」一般，從勞動和資本中分離出來，成為在某種正規所有權制度下的資產，然後再通過前述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平臺和市場環境這四種要素而轉化為一種獨特的、可以持續創造價值的資本形態——能源資本，這四種要素便是構成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遺傳基因」。
能源消費革命：消除由於能源資本過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應」
能源消費的本質是資本的消耗。所謂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資本而沒有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同時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改善產生正向幹涉效應。
能源資本DNA結構的每一種「基因」，既有作為資本的創造價值、驅動經濟增長的「遺傳」功能，也有阻礙資本發揮其價值創造能力的「變異」功能。這兩種功能的載體分別是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指各種能源形態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價值潛能，主要以能源資本投入數量的多少來表徵，反映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的強度。能源資本的約束因子，指把各種能源形態的能量值及其價值潛能釋放出來的水平和效率，決定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好壞，主要以能源資本使用效率的高低來表徵，反映技術進步的水平。
能源資本的雙因子類似於生物學中DNA的雙螺旋結構，通過某種機制形成能源資本的內部穩定性，就是一個因子發揮作用，是以另一個因子發揮作用為條件。比如，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供給充足時，能夠有力推動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對經濟增長具有驅動作用；反之，對經濟增長就具有約束作用。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費，就是儘可能協調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執行功能，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儘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資本，並使生態環境受到較少的破壞。在生產過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漸增長並不斷積累，使得地球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迭加蝴蝶效應」。
過去很多人認為，汙染是進步的代價。但從長遠來看，汙染對經濟增長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有意識地制約能源資本驅動因子的職能，加強約束因子的職能，「迭加蝴蝶效應」就會受到制約甚至消除，這種現象為「逆蝴蝶效應」。
不同的能源形態，對環境的影響不同；相同能源形態的不同使用方式，對環境的影響不同；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技術平臺不同，對環境的影響也不同。為了消除或緩解能源資本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必須對構成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基因」的性狀進行改造，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遺傳」特性。這種改造的具體化，就是實現能源形態的轉型，其實質就是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通過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恰當投入，開發出某種新的能源形態轉化為資本的技術平臺。通過這種「基因」改造，有效地促進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協調執行職能，達到既促進經濟增長，又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汙染，也就是更好地發揮雙因子的正向幹涉效應，從而有效消除生態環境的迭加蝴蝶效應，努力促進逆蝴蝶效應的形成。
能源供給革命：夯實能源資產轉化為能源資本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蘊含著兩項重要內容：一方面，要不斷擴大各種能源形態的供給渠道和總量，為能源資源和能源資產轉化為能源資本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轉型的步伐，為綠色發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態和能源利用方式。
現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趨勢，是由「高碳」向「低碳」轉變，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轉變，由「黑色」向「綠色」轉變。這種轉變是能源形態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轉變，各種能源形態所蘊含著的資本屬性並沒有發生變化。
能源轉型，主要針對的是能源消費量的轉化、能源形態的轉變以及能源資本的轉移。能源消費得太多了，就需要減下來，這是轉化；「精英能源」不夠了，就需要新能源，這是轉變；資本追求高額利潤的本質屬性，促進了能源在更大區域的流動和配置，這是轉移。能源轉型的過程，是對龐大的社會工業體系、生產方式、經濟結構重塑的過程，關係到許多行業的生死存亡和對人民生活方式與消費觀念的顛覆。這對所有國家都是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對於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不在經濟上有所犧牲，就很難在環境約束和成本約束中達成平衡。
歷史的經驗表明，能源系統作為現代社會最複雜、資本集中並且體量龐大的基礎設施，具有強大的內在慣性。能源轉型不是單純地用一種能源形態替代另一種能源形態，而是牽動著整個社會的綜合轉型，意味著能源資本供應體系的重塑，也就是對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基因」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轉型的一般含義，就是由新能源代替舊能源。什麼是新能源？需要從兩個維度來認識：一是某種能源形態利用的先後次序，二是某種能源形態利用的技術手段的新舊程度。以煤炭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會造成嚴重的大氣汙染，只有不清潔地燃煤才會造成嚴重的大氣汙染。如果採用先進的清潔化利用技術，比如，採用超臨界和超超臨界的高效燃燒發電技術用煤來發電，然後用電來採暖，就比燃燒散煤採暖和陳舊的燃煤發電的方式清潔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來制油和制氫，而且同時用被棄的風電和太陽能作為這種工業化生產的能源，那麼就可以大幅降低現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後，剩餘的煤渣可以製成有機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質，又可以種植各類植物，為人類進入更高水平的種植能源時代創造條件。這是一種利用煤循環分解原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思維和路徑。
從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存在著三個不同：第一個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與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態總要被理論上來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態所替代；第二個不同是有排放物與零排放物，落後的能源利用技術總要被先進的技術所替代；第三個不同是它們的體系差異，也就是打通傳統能源與可再生能源之間的體系轉換通道。自然界並不存在「終極能源」，總是需要多種能源形態的組合。
能源轉型是一場革命，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氣取代煤炭)；第二步，無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從現在國際上的一些實踐來看，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都要減少能源的消費，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應比例，採用更加先進的技術提高能源的轉化效率，這是能源供給革命的本質要求和目標。
能源技術革命：促進能源資本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乘數效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其核心是實現綠色和低碳，這是一種全新的人類生態文明觀。科學技術之所以在生產力諸要素中佔據第一的位置，就是因為它在發展過程中通過不斷創新而持續創造價值。
人類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後,出現了各類新能源形態，極大地豐富了可以轉化為資本的能源資產的種類和數量。每一階段都伴隨著重大的技術創新，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能源資源轉化為能源資產的技術創新；二是能源資產轉化為能源資本的技術創新；三是能源資本利用的技術創新。每次重大技術創新都離不開能源資本的驅動，這種驅動的效果表現出一種「乘數效應」。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會雪崩式地產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資本的投入可以使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產生「乘數效應」，而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又促進了能源形態的轉型和能源資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產生了一種「乘數效應」，因此，能源資本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一種「雙向乘數效應」。
隨著能源網際網路的進一步發展，為技術創新提供了一個平臺，同時也促進了各種技術與商業模式的深度融合。技術領域的真正顛覆，來自於邊際的革命，影響能源的很多技術並非出自能源行業自身，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將會對其它領域的技術創新帶來某種「乘數效應」，而其它領域的技術創新，也會對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帶來某種「乘數效應」。我們稱這種現象為「搭車乘數效應」。能源資本與技術創新之間的「搭車乘數效應」表現出兩個特徵。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術。太陽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來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資源量遠遠超過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在內的所有化石能源總量，太陽能發電被視為可再生能源行業最有前景的發展方向。
二是新技術馴服了老能源。技術創新的突破，並不是停留在簡單的轉型層面，而是將形成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應的生產關係。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轉化為各種機動車都要使用的油類，則是最新的技術。煤制油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經過許多技術創新和突破，最終形成了一個有序發展的產業。
人類社會中的各個技術領域都與能源有著密切的聯繫，任何一項技術的突破，都離不開能源資本的投入；反過來說，只要任何一項技術創新取得突破，都會對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技術平臺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以人工智慧(AI)為代表的智能化技術正在掀起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以5G為代表的移動通信技術正在與人工智慧、大數據緊密結合，開啟一個萬物互聯的全新時代。5G技術將支持能源領域基礎設施的智能化，並支持雙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業模式，以提高生產、交付、使用和協調有限的能源資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電網通信、智能電網等領域將成為5G在能源行業的重點應用場景。能源網際網路技術將實現以能源為本質、信息為支撐的信息能源基礎設施一體化，正在越來越成為能源資本在全球範圍流動的一種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為實現世界經濟脫碳、提高電力使用效率乃至促進全球範圍扶貧事業的關鍵技術創新。
能源體製革命：構建有利於能源資本創造和流通的市場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動能源體製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通過體製革命「還原能源的商品屬性」。能源的資本屬性，決定了能源是一種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使其價值凝結在商品之中。這就需要通過能源體製革命創造出一種有利於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市場環境。
將資源轉化為資產，再將資產轉化為資本，核心的問題是要挖掘資源的價值潛能，資產只不過是為資源的價值潛能找到一個「主人」。能源資源一旦被投入人類的生產活動，其所有權屬性就變得重要了。資源一旦納入所有權的範疇，便具備了轉化為資產的社會條件。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需要一個必要的社會條件——確立一種規範的所有權制度，通過恰當的形式來表述資產的特性，使人們將資產重新組合，使之變得更有價值，創造出資本。經濟增長的核心就是以低價值的投入獲得高價值的產出。
理解所有權問題的重要性，必須放在全球性的工業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資本進行全球配置，市場決定價格也有諸多制約的因素，市場環境既包括市場競爭，也包括政策調控。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發現和確定合理的能源價格，其最終的市場效益應當是：有利於能源技術的創新與進步，有利於新能源的廣泛利用，有利於能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廢任何一個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場，更不是「好」的市場。這種市場力量和功能的發揮，必須在正規所有權制度的基礎上才有實現的可能。
能源國際合作：確保全球範圍內的能源形態供應和能源資本流通
中國的能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這是對能源供應安全的最大挑戰，在某些特定的時空條件下會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自然法則告訴我們，一個孤立的系統只有向外系統開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維持自身的正常運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國能源領域通過向外系統開放而吸收新的能量，從而取得新的發展和進步。
大國和強國的標誌很多，但無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國和能源強國，這種大和強包括供應和消費兩個方面。中國是第一能源消費大國，能源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對於這個事實，我們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看待：積極的一面，與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不斷從外系統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極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為問題，國家的總體安全失去了物質基礎和動力來源。面對這種嚴峻的現實，中國必須加強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主要解決三個重大問題：一是解決中國能源供應的充足問題；二是解決中國能源技術的進步問題；三是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力來源問題。
中國油氣對外依存度持續升高，意味著中國油氣消費逐漸以依靠國內資源為主轉向以依靠國外資源為主。目前全球油氣資源豐富，但油氣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數國家或地區佔據絕對壟斷地位。隨著各國把油氣確定為本國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全球油氣資源爭奪愈演愈烈。從某種角度看，能源領域的技術差距更能影響中國的能源安全，技術應用不僅是技術本身的問題，它還涉及到諸如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費水平提升等問題。目前，中國在這方面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需要通過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結合自主創新而取得能源技術和其它相關技術領域的發展，為中國能源供應安全提供強有力的技術保障。
如今，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了與西方傳統能源安全觀較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觀」，既包含了更多供應含義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會含義的安全，對內強調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對外主張全球能源安全的共營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觀」的指導下，中國能源國際合作在合作途徑、內容、機制、合作對象等方面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不僅強調「引進來」，也鼓勵「走出去」。2013年10月，中國政府首次把核電「走出去」上升為國家戰略，並推動將核電「走出去」作為中國與潛在核電輸入國雙邊政治、經濟交往的重要議題。中國當初引進西方的核電技術，經過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創新，從「跟跑者」到「並跑者」，再到某些領域或項目的「領跑者」，這都是改革開放這一強國之策的結果。實踐證明，只有繼續改革開放，大力加強國際合作，中國的「新能源安全觀」才能得到具體的落實。
當代世界處於一個「大能源時代」，能源權力被重新構建，不再以「油權」為唯一核心，還包含「能源供應權」、「能源需求權」、「能源技術權」、「能源金融權」以及相應的「能源碳權」等。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和原油進口國，巨大的消費力和消費市場使之擁有了對能源價格的影響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對外能源關係。中國將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國際話語權。中國在能源領域的影響力增大，也就是增強了能源安全性。
從能源供應、能源技術開發、能源價格確定和國際能源資源分配等幾個維度來看，中國參與國際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資本的創造與供應的安全性就越高，槓桿效應也就越明顯。通過更加廣泛的國際合作，一定能夠確保全球範圍內的能源形態供應的充足和能源資本流通的順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便有了堅實的能量和動力基礎。
【譚建生，中國廣核集團黨委常委、副總經理；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殷雄，中國廣核集團專職董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南方科技大學產業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來源: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