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四川內江市市中區法院,愛滋病感染者謝鵬坐在原告席上,等待著最後的結果。一年前,他在體檢中查出HIV抗體陽性,被前僱主要求「離開工作崗位,回家休養治病」。之後,他嘗試過溝通、乞求、投訴、仲裁,全無結果,最終用一紙訴狀把對方告上了法庭。
那天,僱主一方沒有任何人到場,只派了一名律師出席。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謝鵬和僱主當庭籤訂了一份為期兩年的勞動合同,還被補發了合計近7萬元的工資。走出法庭後,謝鵬發消息給他的朋友說:贏了。
這次審判被媒體視為反歧視的勝利。有報導稱,「此案是我國迄今發生的9起愛滋就業歧視案中,用人單位第一次主動接收愛滋病感染者回到工作崗位」。事後,謝鵬接受採訪時說,他已經重新回去上班,同事們「對他都很關照」。更讓他感動的是,他得知了自己可以回去上班的經過,原來是單位領導召集部門負責人開會並舉手表決,最後大家「一致投票表示願意和愛滋病感染者共事」。
自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愛滋病確診以來,在公眾的認知裡,愛滋病幾乎是最具「末日色彩」的疾病,人們對它的想像無不被最恐怖的畫面所包裹——瘦骨嶙峋,身體長疣,潰爛發膿——簡言之,它就是能傳染的絕症。儘管自1996年雞尾酒療法廣泛應用後,愛滋病的死亡率已經大大下降;儘管人們熟知愛滋病的三大傳播途徑:性、血液、母嬰,日常生活並不會傳染;儘管在2017年,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的研究證實,及時並堅持接受治療的愛滋病感染者預期壽命可接近正常人,但都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公眾對於愛滋病的恐懼。
一座西南小城裡的人們,對於愛滋病竟然如此包容,讓我感到驚訝。我工作生活在北京,我想,如果我的同事中有人是愛滋病感染者,大家的態度會是怎樣的呢?我不敢確定。和內江市那家友好的單位相比,千百條的網絡留言更接近我對大眾輿論的認知:
「得HIV還有理了?」
「萬一哪天在辦公室割傷了,出血了,怎麼辦?」
「如果接受他,同事何其無辜要冒著生命危險賺錢養家。」
「回到公司也是被冷落的份,職位能不能被保住還是未知數,會不會被穿小鞋也是未知數。」
「為了一棵樹,噁心了整個森林。你是怎麼得的愛滋,自己心裡沒點X數?」
所以,我決定去內江看一看,不光想拜訪這位「全國愛滋就業歧視重回崗位第一人」,更想知道那裡的人們究竟是如何以令人驚奇的態度決定接納一名愛滋病感染者。
1
兩個月後,我在成都見到了謝鵬。當你下了飛機,立即坐上計程車,住進旅店裡的時候,你幾乎感覺不到已經是在另一個城市。夏天的成都很熱,但北京也不涼快,全都一樣。
謝鵬也一樣,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同,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普通。普通的身形,不高,略瘦,完全符合人們對於四川男人的想像。普通的五官,臉上最突出的部分是高挺的鼻梁,但也被兩片薄薄的嘴唇減去了光彩。普通的穿著,藍色襯衣的下擺松垮地搭在黑色長褲外面,腳踩的黑皮鞋款式略舊,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28歲更大一些。
來之前我曾有些擔心,不確定他是否願意接受採訪,因為看起來一切都已恢復正常。但他在電話裡很熱情,非常歡迎我去見他,還主動提議到我住的旅店見面,好讓我少跑一段路。他來時背著一個黑色雙肩包,仿佛是遠道而來的過客,我倒有點像是地主。
只有稍微多些接觸,你才可能發現一點HIV病毒留在他身上的痕跡。當我們面對面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他總是時不時地咬起大拇指,一半多的指甲都已經啃沒了,留下毛毛糙糙的邊緣,向外袒露著生肉。
「你的指甲是……」我忍不住問他。
「灰指甲,可能是感染後免疫力下降的緣故。但我從小也有啃指甲的習慣。」他回答得很坦然。飯菜上來的時候,他特意向老闆多要了一雙公筷,示意我如果介意的話,可以用公筷分餐。後來看到我並不在意,我們也就把那雙多餘的筷子忘了。
大多數愛滋病感染者沒辦法像謝鵬這樣坦然,因為可以想見的原因,人們會選擇用各種各樣的辦法隱藏自己的身份。不用說被單位辭退,就是在不得不請醫生看病的時候,也可能因為害怕選擇不說。2015年,西安市一名19歲的愛滋病感染者,在發現自己肛腸發炎後,因為害怕被醫院拒診,買了碘酒,燒紅剪刀,自己給自己做了手術。
謝鵬則把他的成功歸結為不懼流言的勇敢。「有足夠的法律來保護我們了,只是沒有太多人願意去用……我們中國人就是愛面子,就認為這是不光彩的事情。」他說,即使在官司結束後,他匿名加入了很多感染者的群,發現很多人有類似情況,便把自己的新聞連結發過去,鼓勵他們維權,但多數的反應都是「維權個屁」、「那是他們自導自演」。
「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了。」謝鵬回憶起一年前,他是如何決絕地離開前公司,就為了到內江這家單位工作,之後又是如何迅速被「拋棄」的。
面試時「有十四五個人,當場就宣布我是第一名。」他說,其他人都要三個月才能結束的試用期,到了他這兒,只過了一個月就收到通知:做了體檢,馬上籤合同。
那天是2017年5月9日,他記得天特別悶熱,他和另外兩名同事一起到內江市第六人民醫院體檢。他大概以為體檢就是走個流程,候場的時候,還指著體檢表上的幾個字——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和同事開玩笑說:搞得這么正規哦,我們這種社招的還按照公務員體檢標準,好洋氣啊。
做完體檢,謝鵬回家午休。正在睡夢中,他接到了單位人事部的電話,說他的血有問題,讓他下午再去查一個。到醫院後,工作人員告訴他初篩HIV呈陽性,之後,他便被單獨帶到了一個開放式窗口。那裡是由大樓出口改裝成的抽血處,他過去時,窗口裡已經有一位護士在等候。他感覺自己是被「偷偷摸摸」地抽了第二管血。
一個月後,他被人事部告知:體檢不合格,回家養病吧。他裝作不知道地問:哪裡不合格?對方說不清楚。他想,好歹要做一下工作交接。領導告訴他不必了,已經安排別人接替,末了嘆口氣說:年紀輕輕,怎麼會得這種病呢?
收拾起幾樣自己的東西,拿個編織袋一裝,謝鵬就這樣離開了單位。他心裡明白,他被確診了,是愛滋病。前一天,他還在參加單位組織的愛心活動。只用了一天時間,他就從一個志願者變成了一個傳染病人。
到家後,謝鵬先是給朋友打了個電話,又自己哭起來。他覺得委屈,但心裡又有點僥倖,想著單位讓他回家養病,起碼每個月會給他發一份底薪,「吊著我的命」。哭了一會,他覺得乏了,便倒頭睡下。最遲三天後,謝鵬決定維權。
就這樣,「我有幸成為了中國大陸第一例贏了官司回到崗位的人,我也希望通過我的案例,讓更多的人學會用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權益。」說到此,謝鵬的語調不由得激昂起來。他的吐字清晰,發音標準,與其說是接受採訪,不如說是在做一場演講。
「自古以來,只有鬥爭才能換來權利。黑人鬥爭了多少年才換來自由?B肝鬥爭了多少年才在公務員體檢當中被剔出來?愛滋群體未來的路還有多遠,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否還有機會能看到。」
「但是我不鬥爭,你不鬥爭,大家永遠就被摁死在葫蘆裡了,你甘心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短短的幾十年,我不來鬥爭,那我覺得太可惜了。但我回頭一想,我鬥爭了,哪怕我輸了,我對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也是這樣給自己交代的。」
2
謝鵬樂於向我展示手機裡存的各種截圖,都是他向各處投訴時保留的證據,有工會、人社局、衛計委、疾控中心、市民服務熱線等等。
他一一指給我看:人社局回覆說,他參加的招聘不是由人社局組織的,與他們無關。衛計委向他傳達了一份紅頭文件,表明內江市疾控中心和第六人民醫院的操作「符合相關規定」。工會說可以幫他請一個公益律師,別的就沒有了。他去提請仲裁,勞動仲裁委員會最終裁定,單位向他支付兩個月工資了事,計6758.34元。
他也試圖和單位溝通,和部門李主任的兩次通話都錄了音。第一次通話,李主任還安慰他說,壞事也是好事,因為及早發現可以及早治療。「我老婆在疾控中心,她說,這種病現在雖然不可治療,不可治癒,但是醫學已經發展了,可以吃藥控制了,不會再發病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的,你的壽命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樣的,並且還可以結婚生子。」
李主任對於愛滋病不是因為無知而產生了恐懼,相反,他在完全了解愛滋病科學知識的情況下,仍然拒絕謝鵬回去上班的請求,這讓謝鵬尤其生氣。「他們懂,還這樣排斥,那我就只能理解是歧視我了。什麼叫歧視?在我沒有侵犯你權益的情況下,你還在那兒排斥我,一個勁兒地踢我,這就是對我的歧視!」
第二次通話,李主任試圖安撫謝鵬的情緒。他說,單位在謝鵬離開後發的最後一筆工資,3000元,實際上是同事們私人一起湊的錢,是大家對他的善意和關懷。
「那是我應得的,不是你們給我的。」謝鵬不領情。
這讓李主任非常氣惱,他說:「單位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啥的過錯。你要扯上勞動仲裁就扯上仲裁,要扯上法庭就扯上法庭,該怎麼走就怎麼走,總要把真相大白於天下,好不好?」然後就掛了電話。
謝鵬在網絡上發布了求助信息,他通過搜索關鍵詞,圈定了一些公益組織和大V,向他們發送內容相同的私信:我是一名HIV感染者,在通過自己努力,經過層層面試選拔,進入我家鄉附近一家單位,並實習兩個月後,在入職體檢中被查出HIV抗體陽性,因此被單位拒絕,並勒令當天離開單位,我對單位的做法非常不解和氣憤,請問我該通過什麼方式維權?
一家公益機構很快回復了他,並幫他介紹了成都的律師於全。於全指導他搜集證據,同時也提醒他,打官司可能會暴露個人信息,問他是否做好了準備。
「一般人都是忍氣吞聲就算了,也不願意為這個事情弄得滿城風雨,但是他說他就要試一試,」於全對我說。「如果態度不是那麼積極的話,都不太願意接受委託。」
儘管《愛滋病防治條例》第三條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病人及其家屬,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婚姻、就業、就醫、入學等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但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官司不好打。有人統計,國內迄今共發生過9起愛滋就業歧視案,最好的結果是賠幾萬塊錢了事,而謝鵬的訴求還不止是拿到賠償,他要重新回去上班。
2018年1月,謝鵬正式向內江市市中區法院提起訴訟,當庭並未宣布審判結果。休庭期間,謝鵬主動接受採訪,媒體報導的聲勢不斷擴大。李主任再次打來電話,問他有什麼困難,可以跟單位講。
謝鵬說:我不困難,我就需要有個工作。
這一次,李主任回答說:我們商量一下。幾天後,謝鵬就接到了法官的電話,說單位願意籤合同。謝鵬說三年,單位說一年,最後折中取了兩年。4月,雙方在法官的主持下,正式達成了調解協議。
「故事不會完的,故事不會完的。」在我採訪謝鵬的前幾天,他總是這麼對我說。
他當時已經在計劃起訴疾控中心和給他做體檢的醫院。他認為,國家實行愛滋病自願檢測制度,對方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私自給我查愛滋」,侵犯了他的隱私權。
一年來,謝鵬經歷的這些事情,完全沒有和家人說,只有三四個朋友知道,龍波是其中之一。他對我說,他覺得愛滋病和糖尿病、高血壓差不多,只是一種慢性病而已,他完全沒有因此疏遠謝鵬。他唯一擔心的是因為打官司,別人會對謝鵬指指點點,但謝鵬不在乎,「像打雞血了一樣」。
「他覺得他有理的話,哪怕只有一點點理,他都肯定會爭取。」龍波說。
這也符合我對謝鵬的印象,幾天後,我和他一起去疾控中心取HIV確診報告單的原件,工作人員遲到了兩分鐘,他抓起手機就撥起了投訴電話,對著電話那頭大聲說:如果我被狗咬了,不能即時打狂犬病疫苗,這兩分鐘就有可能致命啊!
「前面的官司已經贏了,你覺得他為什麼還要繼續打呢?」我問龍波。
「想得到一種關注吧。」龍波說。他曾對我總結道,謝鵬的第一夢想是飛行員,第二夢想是主持人,第三夢想是老師。
謝鵬則把自己的行為解釋為「發揮餘熱」。「你看過一部電影叫《最愛》嗎?」謝鵬問我。「裡面王寶強說,喇叭快沒電了,我也快沒電了。但我覺得我還有電量,還有餘熱。」
3
「你回去後,真的沒人疏遠你嗎?」我問謝鵬。
「沒有。以前關係好的同事,還照樣和我一起去吃飯。」他沒有接著講下去。
第一天採訪結束時,已經是凌晨1:30,時間太晚了,我和謝鵬約好第二天再見面。我來的時候正好趕上周末,謝鵬在成都做兼職。他背起雙肩包出門,包裡鼓鼓囊囊的,好像裝著他的全部家當。
第二天,謝鵬的兼職結束時,已經將近晚上10點了。他又來到我住的酒店。我對他說,我想去內江看看他工作的地方,所以想了解一下他的行程,他什麼時候回去上班,我可以和他一起去。
沒有任何預兆地,他脫口而出:好吧,我對你坦白一件事,其實自從官司結束後,我再也沒有回過單位,我沒有再見過同事,也沒有去公司食堂吃過飯。單位和我籤的是一份「遠程」合同。
所謂遠程合同,他向我解釋,就是單位讓他在家裡完成工作,每個月發給他基本工資3400元。庭審結束後,他曾經約了領導見面,雙方談得很愉快,但至今並沒有向他分配過工作。但謝鵬強調:從法律意義上,我確實是「回去」工作了。
我問他,這樣的遠程合同,單位裡只有你一個人嗎?
「應該是。」
這兩天,每當我向謝鵬詢問該怎樣安排採訪行程時,他總是說他的單位工作時間自由,不用每天打卡,一切看我安排。一開始我把這當成是他完全配合採訪的表現,現在才明白,除了這份兼職,他實際上沒有工作可做,時間完全自由。
天色已晚,但室外溫度適宜,我提議出去走走。兩個人不再是面對面採訪的僵硬姿態,謝鵬第一次讓我感到放鬆了下來。他不再慷慨激昂地回憶自己的「鬥爭史」,也不再時不時地總結個人行為的意義,漫無目的地走在成都的夏夜裡。
拋開那些恐嚇式的宣傳畫不說,我對愛滋病感染者的第一印象是「鬧鐘」。大概五年前,我聽說一個朋友的朋友感染了HIV,那是我第一次直觀地感受到愛滋病就在身邊。半是好奇,半是恐懼,我貿然約這位朋友見面。見面的前一天,他剛參加了一家公益機構組織的感染者聚會,他對我說,晚上九點鐘,忽然聽到會場裡所有人的手機都響起來。他正在納悶,為什麼每個人會同時接到電話,就看到大家熟練地關掉手機鬧鈴,從包裡掏出一個個小藥盒,拿水服藥。愛滋病感染者必須每天定時服用抗病毒藥物,服藥不按時、漏服都可能影響病毒控制效果,這在醫學上被稱為「依從性」。
那位朋友的講述是如此生動,以至於多年以後,每每看到「愛滋病」的字眼,我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幫人關掉鬧鈴、拿水服藥的情景。由於HIV抗病毒藥物可能產生眩暈、噁心等副作用,大部分人都選擇在夜間睡前服藥。這兩天我和謝鵬都是在晚上見面,卻沒有見他吃藥,這又讓我感到疑惑。
「你今天吃藥了嗎?」我問。
謝鵬頓了頓,說:「我再和你坦白一件事,其實我現在還沒有開始上藥。」他說,一開始上藥就是一輩子的事,一天也不能停,想到自己好像會因此變成另外一種人,他不敢上。
健康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奇怪」的畏懼心理,但對於愛滋病感染者來說,這些都是常識、是功課。除了抗病毒藥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之外,每天定時定點吃藥,無異於每天提醒自己,「我和別人不一樣」。每一天。即使是像謝鵬這樣敢於站出來打官司的愛滋病感染者,確診一年多,落到吃藥這件「小事」,他還是害怕。
愛滋病感染者的畏懼心理很大程度上源於社會歧視。很多人不僅不敢吃藥,甚至不敢去檢測,就是害怕自己成為他人眼中的異類。不敢檢測,不敢吃藥,愛滋病感染者體內的病毒就沒有辦法得到有效控制。活躍的HIV病毒不僅會加速患者本人的疾病進程,還會擴大愛滋病的傳播風險,最終讓整個社會都置於危險之中。
儘管中國愛滋病總體處於低流行水平,但各項疫情指標都呈「穩步上升」趨勢。公共衛生治理項目執行主任、美國德克薩斯州聖瑪麗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賈平在財新網刊文指出,自2013年以來,中國新發現感染人數,每一年比前一年都增加約1萬人。每年因愛滋病致死的人數增幅,從2014年的5%,一路升到2017年的近15%。
當我寫作這篇文章時,我檢索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全國報告現存活愛滋病病毒感染者/AIDS病人831225例,報告死亡數255955例。一個月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AIDS病人已經增加到841478例,報告死亡數增加到259200例。
4
幾天後,我和謝鵬一起來到內江。這裡位於四川盆地東南部,成都和重慶連線的中點。內江盛產甘蔗,高峰時的糖產量佔全國的一半,故被稱為「甜城」。這裡的老城區更像重慶,地勢不平,道路曲折,總是需要上上下下。狹窄的街道邊擠滿了露天的商販,新鮮的瓜果就地攤著,零食餅乾成筐堆在外面,頂多在上面支一頂篷帳,雞鴨鵝在籠子裡撲騰,廚師就在你身邊掂勺,香味混合著辣椒直往鼻孔裡竄。
謝鵬「曾經」工作過的單位,在老城區內的一座小山上,登上略顯陡峭的石階,穿過一條綠樹掩映的小路,藏在路的盡頭。自從去年6月被「勸退」,謝鵬有一年多沒再回來過這個地方了,他也很想知道,單位的同事們對他的真實態度究竟是什麼,所以答應帶我來看看。
前一天,我先電話聯繫了謝鵬當時的領導李主任,他也是針對雙方的矛盾,唯一和謝鵬直接溝通的人。李主任一聽我想採訪,就說:「這個事情……都是胡亂報導的,很多地方是失實的。作為弱勢的這一方呢,他一些過激或者是失實的東西,博取眼球,獲取別人的同情,或者輿論的支持,這個可以理解。但是作為我們來說,不涉及這次的採訪。」
「具體哪些地方是失實的呢?」
「這個我不管了,因為跟我也無關了,我退休了。」他說,「不管怎麼說,再用化名也好,這對當事人是非常不好的,因為可能毀了他一生我跟你說。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維護他的權益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他這個病,大家知道了以後,對他可以說傷害是最大的。」
我是在開著免提採訪李主任,謝鵬全程都在我旁邊。眼看採訪就要進行不下去了,他著急地拿出自己的手機,在屏幕上打出一個問題,讓我代他提問:謝鵬當時突然離開,單位對其他同事是怎麼解釋的?
「無可奉告,我跟你說,無可奉告。」李主任掛斷了電話。
面對李主任這樣的回覆,我們都不死心。謝鵬建議我直接進單位找人事部,當面問問他們。他陪我一起走到單位門口,交代了一番人事部的具體位置、如果碰到門衛查問應該怎麼做,然後在外面找了個地方坐下,等我出來。
我按照謝鵬說的,順利找到了人事部辦公室。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女性,聽完我的採訪訴求後,她讓我等一等,要找領導請示。幾分鐘後,她返回來,禮貌地拒絕了我的採訪,不好意思地笑笑說:因為這個……希望你能理解。
離開辦公樓的時候,我看到走廊上張貼著一份當天的考勤通報,上面寫著單位「對全部職工在崗情況進行了抽查」,並分別列出了請病假人員、請短假人員、請公休人員、請護理假人員、因公外出人員、遲到人員的名單。沒有謝鵬的名字。
見到謝鵬後,我對他講了剛剛在人事部辦公室的經歷,還有那份考勤通報。他顯得有些失落,只是說:早就知道他們會是這樣的態度。
我和謝鵬都有些悻悻然,只能離開。就在我們沿著臺階往下走的時候,謝鵬的一位「前」同事也走過來。臺階並不寬,她撐著一把遮陽傘,和我們擦肩而過。我看到謝鵬有些驚訝,一時沒有開口,他大概沒有想到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和前同事見面。
倒是對方主動打招呼道:「回來了。」
「嗯。」謝鵬含糊地回應。
「我下去買點東西。」說完這十個字,她就繼續向前走開了。
一天晚上,我和謝鵬又聊起他當時在單位工作的事情。他說當時他跟一個叫李夢的同事關係最好,因為「她是比較強勢的帶刺兒的女的,我是比較強勢的帶刺兒的男的」。他說出事後李夢曾經聯繫過他,他對李夢撒了個謊,說自己去成都發展了。說著,他把李夢的電話號碼給了我,讓我現在就採訪她。
當時已經是晚上9點鐘,我擔心對方不太方便,但謝鵬很堅持,我就把電話撥了過去。謝鵬讓我打開免提,我們聽見電話那頭說:
「我不太清楚,因為他已經離職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個就不太清楚了,可能個人原因吧。」
「具體他去哪了也不太清楚,因為沒有私交嘛。」
掛斷電話後,我對謝鵬說,面對一個陌生的採訪電話,可能李夢出於保護你的原因,不好說什麼,也可能她確實不了解情況。謝鵬點了點頭。
5
從2018年到2020年,謝鵬每月可以領到3400元的工資,不用去上班,周末偶爾做做兼職,剩下的時間大部分自由。他心裡明白,他和單位也就這兩年的關係,兩年之後,多半一拍兩散。他還是需要為將來做打算,但將來的路在哪兒,他也不清楚。
在成都做兼職的時候,他總是背著他的黑色雙肩包,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他在成都有一個親戚,但也不常去,晚上的時候,他喜歡找一間浴室睡下。浴室裡燈光昏暗,來來往往的人好像都是和他一樣的「孤魂野鬼」,讓他能有片刻的喘息。
回家後,他又是另外一種樣子。家裡只有他和他的繼父兩人,繼父還在上班,他會張羅著買菜做飯,還惦記著幫繼父買一條小狗。他和繼父都不太愛做家務,客廳的地上、茶几上擺滿了物品,廚房裡也有些凌亂。最難熬的日子裡,他整天躲在自己的臥室,躺在床上捉著手機沒日沒夜地看《創造101》,看進去,其它的也就忘了。
唯一能讓他感到自己還有價值的事,就是打官司。2018年7月,他以侵犯個人隱私為由,正式起訴了內江市疾控中心、內江市市中區疾控中心和內江市第六人民醫院。10月,他徵集了80名愛滋病感染者的籤名,向各地疾控中心發出聯名信,呼籲嚴格保護檢測者的隱私權。2019年4月,他又對內江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發起了行政起訴。
他的情緒總是出現反覆。有時,他會覺得自己的行動關係萬千人的福祉,他註定要過不一樣的人生。另外一些時候,他又覺得一切都毫無意義,「HIV,你使勁長,使勁長,巴不得老子明天發病死了」。
一天夜裡,我們正在一起梳理他這一年來保存的所有證據,資料太多了,兩人看得都有些疲倦。他趴在床上,支著腦袋向我一一說明,體檢報告、工資截圖、聊天記錄、通話錄音……我看到了他和單位籤訂的勞動合同原件的照片,合同上確實標註著「遠程XX」幾個字。
看到這裡,謝鵬突然警覺起來。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經下床站起,一字一頓地對我說:我沒有回去上班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寫進報導裡。
我有些錯愕,但還是希望能聽聽他的理由。他有些激動,說他的人生已經沒有別的希望了,他要做公益鬥士,不能因為一篇報導影響了他的正面形象。他說,他之前對所有的媒體都講,自己回去上班了,如果我那樣寫的話,他擔心以後都不會有媒體再來找他了。
我試圖向他解釋些什麼,說:你沒能回去上班不是你的錯,這才是你的真實處境。但他完全聽不進去。我們由爭辯逐漸變成了爭吵,兩人的聲音都越來越大,最後他幾乎是用喊地說:我要成名!
我沒有辦法立即答應他的要求。來來回回兩個小時後,已經太晚了,我又累又困,問他可不可以先回去,大家冷靜一下,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他說,不行,今晚不說清楚就不走。如果你寫出來,我們就做不成朋友了。如果你寫出來,我會跟你沒完。
我站在房間的另一角,感覺有點認不出他了。這幾天,我幾乎形影不離地跟著謝鵬,雖然我表現出完全把他當成「正常人」的樣子,但下意識地還是覺得,他是「弱者」、是需要「被我報導」的對象,謝鵬也完全配合著我的一切採訪訴求,表現得格外熱心、體貼。如今,我感到了一種來自此前的「弱者」的「威脅」,相比他不允許我報導「關鍵事實」的要求,是不是這種權力關係的變換更令我感到不適?我不知道。
談話陷入了僵局,兩個人都不再說話,沉默了一會兒,他不高興地離開了。
第二天,我再次聯繫他時,他的態度已經緩和很多,還願意帶我去商場,買一些當地的特產。馬路上上下下,他仍然走得很快,買東西時還是特別會砍價。我們在一家茶館歇腳,他對我說,他昨晚一夜沒睡,想了很多,最後他「想通了」,同意我寫出這部分事實。
「我希望更多的人關注我。你可以寫,我希望更多的記者來找我。就寫這句話:我怕你《智族GQ》的康記者成為最後採訪我的記者,就原原本本寫上去。」
6
來四川之前,我沒有想到事情會是這樣。我原本是想看看,一個愛滋病感染者是怎樣和一群「正常」人在一起相處的,但如今,我聽到最多的,還是謝鵬一個人的喃喃自語。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大家都裝作不知道。
我也沒有辦法裝作不理解大家的恐懼,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呢?那天,我陪謝鵬一起去疾控中心做體檢,他出來時,手裡多了一個口罩。他說,他跟醫生講了自己嗓子不舒服,也講了自己一直沒有上藥,醫生懷疑他是肺結核,交給他一副口罩,讓他趕緊去做胸透檢查。路上的時候,我表現得很鎮定,但卻已經偷偷打開手機,檢索肺結核的資料。
「飛沫傳染。」這四個字讓我感到不安,但又不好做出任何舉動。我們仍然並肩走著,但我悄悄地慢了半步,再慢半步。他還在對我說話,我怎麼能禁止他和我說話呢?但他的嗓門聽起來分外的大。我把頭偏向外一點,腳步再慢一點,我知道這不起任何作用,但也只能這樣做。後來,還是謝鵬主動提議,讓我也去買一副口罩。我陪他迅速做完了檢查,幾天後他得到結果,告訴我說:沒事。還好沒事!
謝鵬的新聞被報導後,最受關注的一條留言發出三連問:別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了咋辦?光保護HIV攜帶者的權利,其他人的權利要不要保護?其他人該不該有知情權?
每個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但無知、偏見、歧視無法讓人免於恐懼,達致有效的方式只能是科學。謝鵬沒有必要向他的單位和同事披露自己的病情,這不僅是他的權利,更因為日常接觸不會傳染愛滋病,這是一條常識。
時至今日,現有療法已經可以阻止愛滋病傳播。2019年5月,《柳葉刀》發表的一項研究再次證實:U=U,也就是說,「按規定服藥治療的HIV感染者,達到病毒載量持續檢測不到,就能保持健康,並且沒有將HIV病毒傳染給性伴侶的風險。」
U=U意味著,只要感染者按時服藥,病毒載量持續控制,他/她與其他人發生性關係時,包括口交、肛交、陰道性交,即使不戴安全套,也不會感染對方。另外兩種傳播方式,母嬰傳播、血液傳播的風險也會大大降低,但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會完全消除。
但無論如何,只有早檢測才能早發現,早發現才能早治療,早治療才能儘快實現病毒控制,這些都有賴於汙名的抹去,歧視的消除。如果有任何東西應當被視作我們的「敵人」的話,那應該是疾病,而不是病人——這不僅是人道主義的說辭,這也是科學。
走進北京一家愛滋病定點醫院裡,你會看到各種各樣的人在忙著取藥、掛號、體檢、問診。有需要攙扶的老人,露出窄細的胳膊,護士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準確找到他的血管。有姥姥帶著明顯還在上學的外孫,焦急地對醫生說:我們家孩子特別乾淨。有肚子已經很明顯的孕婦,希望能生一個健康的寶寶。更多的人已經輕車熟路,他們每三個月就要來一次,監測身體的各項指標,取走夠90天吃的藥。如果非要說出這裡和別的門診有什麼不同,恐怕是來這裡的人,戴黑口罩的比戴白口罩的更多。他們只是不想被認出來。
幾個月前,謝鵬告訴我,他已經開始服藥,還發來了他吃的藥的照片。一顆橢圓形的黃色藥片,一顆梨形的淺藍色藥片,一顆圓形的白色藥片,一天一次,一次三顆。他說他至今沒有接到單位的任何工作任務,去外地找了一份臨時性質的工作。
原諒我只能以這樣的方式結尾,很多關鍵信息沒有辦法出現在這篇報導裡,包括謝鵬的真實姓名、職業、崗位、單位名稱,以及,他究竟是怎麼感染的愛滋病。關於愛滋病,我們的科學認知太少,但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汙名已經太多。1989年,蘇珊·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中寫下的論斷——「健康成了德行的證明,正如疾病成了墮落的證據」——至今仍然以一種恐怖的方式統治著關於愛滋病的公共討論。
愛滋病迄今無法治癒,謝鵬身上的病毒可能會伴隨他的一生。謝鵬說,他小時候特別害怕常在院子裡出現的「瘋女人」,每天下午四五點鐘,人漸漸多起來的時候,女人就會把衣服扒開,露出乳房上黑色的大疣子給別人看。現在,他覺得自己和她好像,怪異的行為被別人的目光所牽引。「瘋女人」可能是無意識的,但謝鵬還有,至於他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很大程度上正取決於你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