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編輯 | 黃月1
據哈通社報導，4月14日，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就中國網際網路上流傳的一篇題為《哈薩克斯坦為何渴望回歸中國》的文章向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表達不滿，並指出文章內容與哈中兩國的多邊戰略夥伴關係精神不符。
這篇引發外交風波的文章先是回顧了哈薩克斯坦的歷史，稱哈薩克斯坦與中國「自古以來淵源就非常深」，儘管中國曾多次侵略哈國，當地人卻「好像並無太多怨言」，在文章末尾，作者又寫道，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小鎮居民「堅持說自己是李白的後裔，還有一部分人說自己是漢族後裔……他們一心想回到中國」。
哈薩克斯坦不是疫情期間唯一一個「被渴望回歸中國」的國家和地區。據澎湃新聞報導，截至4月15日，公眾號「最新汽車的資訊」發布了近30篇名為「XX為何渴望回歸中國」「XX為何從中國獨立出去」的文章，吉爾吉斯斯坦、越南、緬甸果敢、印度曼尼普爾等地均被點名。這些文章結構高度雷同，大致講述雙方淵源既深，又同風同俗云云，進而可知「XX自稱中國人也是有道理的」，最後拋出「該地越來越多的人因中國近年發展迅速而渴望回歸」的結論。
此前，一組題為「疫情之下的XX，華商很難」的文章也在微信上獲得大量關注。這些文章同「渴望回歸中國」系列一樣，套用同一個敘事模板進行批量生產和發布，只簡單地修改其中的地名、人名等信息。儘管微信方面表示，過去的三個月裡，公眾號平臺已著手清理了上萬篇編造假消息並借疫情進行營銷的文章，但此類以標題攫人眼球的假新聞卻層出不窮，像是高速自我複製的塑料垃圾，不斷湧入信息海洋。
假新聞的出現當然與一些人借疫情牟利有關，但屢禁難斷的困局恐怕不能簡單地用「人心不古」來輕輕帶過：這些虛假、簡陋而富有煽動性的信息像皮癬一樣頑固，它們完美地迎合了後真相時代「情緒先行，事實第二」的法則，而當後現代理論、「平衡報導」、「平等主義」淪為狡辯的工具時，事實甚至連第二位也排不上。新冠疫情籠罩之下，情緒的浪潮總是比理性更先靠岸，民族主義伺機回魂，將自己摻雜在恐懼、憂慮等情緒中，藉助各個渠道、各個層面的各類表述不斷壯大聲勢。
虛假、簡陋而富有煽動性的信息像皮癬一樣頑固，完美地迎合了後真相時代「情緒先行，事實第二」的法則。
值得警惕的是，民族主義的話語總是黏靠於歷史書寫。19世紀法國思想家厄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其著名演講《民族是什麼》中指出，遺忘，甚至歷史的刻意誤記，是型塑「民族」的關鍵因素。後真相時代「大到不可知」的事實、觀點與事實的混淆以及沸騰的情緒無疑加速了這種「遺忘」，更為出於種種原因的「刻意誤記」批上新知的外衣。從事實到觀點，沒有什麼在後真相時代是安全的。
後真相時代的情緒何以勝過事實？
2016年，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評選為年度詞彙，用來描繪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事件中「客觀事實在形成輿論方面影響較小，而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會產生更大影響」的情形。
事實讓位於情緒，這個描述放在今天也顯得十分恰當。無論是「華商很難」的故事編造，還是「渴望回歸中國」的鬧劇，都產生在國內疫情趨向穩定、國外疫情日漸嚴峻的時間點上，利用人們的緊張和焦慮博得關注。然而，恐懼與憂慮不是後真相時代所獨有的，人類歷史上的戰亂與危局不斷激起類似的情緒，滋生謠言，但為什麼是在今天這個闢謠愈發頻繁和便捷的時刻，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全新的不確定性？
與其說這種不確定性是因為今天的謠言和假新聞更能契合我們的偏見，不如說事實的節節敗退才是引發動蕩的源頭。
哈佛大學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識的邊界》中區分了17世紀以來「事實」經歷的三個階段，並指出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當代人正處於「網絡化事實」（networked facts）的階段。他認為，「大到不可知」是網絡化事實的一大特點。僅以新聞領域為例：從前，新聞的生產由專業的大眾媒體完成；今天，藉助智慧型手機和網絡平臺，人人都可以發布「第一現場」的相關資訊，網際網路的連通使得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在理論上變得可知，事實呈井噴式增長。
事實看似空前繁盛，人類卻失去了掌握事實的能力，並為此憤懣不安。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後真相與政治的未來》中提出，「大到不可知」的事實催生了人們對真相「憤世嫉俗的態度」，因為過於廣博的事實宣告了人類總結能力的失效。在我們依據已知的大量事實作出結論時，「網絡化事實」中總是可能潛藏著未知事實，我們不知道其數量多少，甚至不知這種未被挖掘的事實是否存在，於是一切變得搖搖晃晃。就像「華商真難」案例，如果不是高度雷同的格式與內容暴露其虛假性，讀者很難直接斷言，衣索比亞沒有一位從事物流業工作的徐先生因為疫情而焦慮，匈牙利沒有一位開餐館的劉小姐生意受到影響。儘管我們的理智盡可懷疑信息的真實性，但「大到不可知」的事實與「一切皆有可能」已使人在鄙棄假消息前放棄了對自己的辨別能力的信任。
「大到不可知」的事實與「一切皆有可能」已使人在鄙棄假消息前放棄了對自己的辨別能力的信任。
更為致命的是，數量龐大且隨手可得的事實便利了各種觀點對它的挪用，在辯論中，舉證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每一個觀點都擁有自己的「事實」。相反，查證倒成了一樁不討喜的苦差事。既然事實來得輕而易舉，那麼在辯論時，大量堆疊有利於己方觀點的事實就比去核查對方的事實、反思其觀點更輕鬆、更容易實現。對現實事實的共同認知不再是討論的前提，事實大可以與觀點一起「自說自話」。
事實的井噴式增長削弱了人認識現實的信心，觀點對事實的隨意援引進一步消解了事實作為知識基礎的價值。在後真相時代，事實的作用不過是為觀點站隊，兩者之間不再有涇渭分明的界限。因而，說出「事實」可以和信口胡謅一樣容易。事實的生產不需要經過收集、核驗、整理等一系列複雜過程，它只需要被「感受」，尤其是當後現代主義告訴人們「現實是知識的建構，而知識由權力建構」後，用來認知事實的理性和事實一起遭到貶黜，「感受」成為挑戰權威的先鋒和認知世界的唯一手段，「情緒高於事實」也由此獲得正當性。
假新聞中民族主義的後真相氣質
當世界公民的理想在疫情中加速衰退時，「歸國」話題逐漸成為輿論主流，「華商很難」系列文章基本都為主人公設置了「要不要回國」的煩惱。然而，在4月湧現的「XX為何渴望回歸中國」系列文章中，「歸國」情緒大踏步邁進，異鄉孤旅的愁緒被高昂的民族主義取代，海外華人個體的選擇被替代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集體表態，思來想去的猶豫也成了斬釘截鐵的「渴望回歸」。
這類假新聞雖然可笑，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無一例外地尋求一種歷史式的書寫方式，以期增加自己的可信度。以《印度「曼尼普爾」為何渴望回歸中國》為例，文章試圖論證曼尼普爾是「身在『曹營』，渴望回歸」的遺落之地，卻找不到什麼有力證據，只好用虛假的「淵源感」來自證：首先，對「淵源」的追溯應當是推得越早越好，選用的例子應當儘可能的耳熟能詳，諸如張騫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經一類；其次，儘管沒什麼嚴謹性可言，但文章在用詞上還是有些講究，專門使用「自古以來」「素有」「後裔」等能夠營造時空縱深感的詞；最後再毫無邏輯地將這種空疏的「淵源感」嫁接到自己的觀點上，造成一種「確實如此」「有幾分道理」的幻覺。
歷史學家羅新在《走出民族主義史學》一文中梳理了民族主義與歷史書寫的關係。他指出，民族的形成總是依賴於對過去的講述，而歷史是有關過去的豐饒之海。《印度「曼尼普爾」為何渴望回歸中國》對曼尼普爾和中國古代王朝的稀鬆關係語焉不詳，又對當地的王國歷史、英國殖民統治隻字不提，刻意遺漏其他「歷史淵源」。勒南所說的「遺忘」和「刻意誤記」民族型塑手段均可以在「XX為何渴望回歸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找到例證。
「民族的形成總是依賴於對過去的講述，而歷史是有關過去的豐饒之海。」
與敘述更為嚴謹的民族主義史學論著相比，批量假新聞處處顯示出業餘的拙劣，然而，兩者的思路卻是一致的，也正是這種泛濫的拙劣彰顯了民族主義的某種後真相氣質——在網絡上，人人都可以依據自己的觀點和利益對作為事實的史料塗塗改改，以致於越南誤把「六星旗」當作中國國旗使用的照片都能訛變成曼尼普爾「渴望回歸中國」的鐵證。
此外，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還呈現了後真相時代「觀點事實化」的動向。除去利用後現代主義將現實解構為觀點，後真相干擾認知的另一個重要方式即是把觀點當作事實。民族主義時常展現出一種不容抗拒的親暱，又用同樣武斷的方式排除異己，有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針對的乃是同一群體，可見民族主義按需變化的隨意性。
勒南在他的演講中還提出，種族、語言、宗教與地理都不是劃定民族的標準，也並非民族的內容。他強調，「『民族』是一種精神原則……『民族』的意願就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標準，各種標準終將匯融為這種意願。」儘管民族主義樂於從風俗、語言、歷史以及地域中挖掘自身的合理性，但民族首先是一種人類的精神意願，是歷史複雜狀況的表現，不由動物起源所決定，語言、文化以及山川河流也只是這種意願顯形時的依憑，而非其實質。
利用新聞專業主義：「故事有兩面」的虛假平衡
「華商真難」與「XX渴望回歸中國」的製作流程一經曝光，批評自媒體消息質量低劣的聲音再次出現，然批評之餘，人群中並沒有出現轉向傳統媒體尋求事實的趨向。社交媒體崛起後，傳統大眾媒體在新聞報導速度上一直處於劣勢，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最新消息不斷挑戰著新聞報導的確實性，而社交媒體文本的不完整、不全面與失實也無法令公眾滿意。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胡翼青在《再論後真相：基於時間和速度的視角》一文中指出，誠如社交媒體所揭示的，大眾傳媒的確在有組織有謀劃地製造「真相」，但社交媒體在摧毀了「大眾傳媒客觀立場」的神話後無法提供有關真相的新秩序與機制，這才是後真相的症候所在。大眾傳媒講述的「真相」（truth）隨著其功能和意義的解構走下神壇，然而，產生混亂的根源在於「事實」（facts）也被一同摒棄。事實不再是觀點產生的基礎，相反，它接受觀點的選擇和改造：民族主義者可以選擇性地講述那些溫和無害的「歷史淵源」，對一些「多餘」和「有害」的記憶進行裁剪，如果實在找不到或者懶於尋找合用的材料，那麼在「大到不可知」和「一切皆有可能」的蔭蔽下捏造幾個生活艱難的人物也不是什麼難事。
大眾傳媒「挑戰科學」的遭遇表明，事實次要化並不意味著觀點是安全的，後真相的另一個特徵是對觀念理論毫無節制的濫用。上世紀50年代，科學家發現罹患癌症與菸草中的焦油有一定關係。此消息一出，美國各大菸草公司的負責人便聚集到紐約廣場飯店，商討對策，以保障自己的香菸銷量。領導人物約翰·希爾（John Hill）提出，與其在業內相互競爭，搞「健康香菸」競賽，不如團結在一起，贊助更多的「研究計劃」來「打擊科學」，讓公眾對學界已達成共識的研究結果產生懷疑。
此後的四十年裡，菸草工業不斷透過媒體向公眾傳遞「吸菸不會致癌」「香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尚需更多研究」等消息，它們讓媒體和其讀者相信，菸草風險是一個有爭議性的話題，「故事」存在兩面，而每個面向都應受到同等重視。
美國歷史學者Naomi Oreskes與Erik M Conway在《販賣懷疑的商人》一書中指出，借用「科學研究」打壓科學的「菸草策略」得以成功，離不開菸草工業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利用。Mclntyre認為，媒體對客觀性的追求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新聞報導的確實性，主動用同等篇幅和時間報導「故事兩面」的做法為後真相的「懷疑販售」提供了可趁之機，在報導中製造了一種以虛假對抗真相的「假平衡」。一位菸草業高層人士就曾在備忘錄中坦明「菸草策略」的陰謀：「懷疑是我們的產品，這是與公眾心中的『事實』相互競爭的最佳手段。」
《販賣懷疑的商人》華夏出版社2013年版
於是我們看到，科學界已有明確定論的研究結果在公眾輿論中呈現出「爭議性」面貌，等到公眾心中的「事實」終於克服懷疑的時候，資本巨頭早將巨額利潤揣入囊中，留下媒體來承擔惡名和指責。「菸草策略」不僅撼動了科學的權威，還找到了玩弄新聞專業主義的方法。科學的事實在後真相面前低頭後，人文的事實顯得更加脆弱，對「平衡報導」「兩面性」「觀點平等」等新聞報導原則的操縱也進一步擴散到其他領域，各種理論、理念與事實一樣，盡可脫離原有語境和道德的考量，「為我所用」。說到底，當事實退居其次後，依據事實說話不再是被看重和褒獎的品質，玩弄概念成為掌控話語的捷徑，在爭吵的聒噪與懷疑的混亂中，謊言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