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七十二歲的李金銓從大學退休。回望五十年的求學和教書生涯，他感慨頗多。
李金銓在新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的序言中寫道：「陶淵明在臨命之前，猶且引用《左傳》的話慨嘆『人生實難』。像我這樣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體會到『學問實難』的道理，縱使窮盡畢生之力，欲獲得點滴寸進，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顧這一段既漫長卻又短暫的歲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輩子能做自己愛做的事，愧怍的是學海無涯，而生命與才情有限……想到莊子說的『如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不禁唏噓、悚然而汗顏。」
這段話固然真誠，但也有自謙成分。因為如果李金銓都稱自己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那中國傳播學界恐怕沒有幾個人敢說自己是重要的大人物。五十年間，李金銓見證傳播學演變，學術貢獻受到同行認可，曾獲國際中華傳播學會的終身成就獎、國際傳播學會的費雪導師獎、中國新聞史學會卓越學術獎，獲選國際傳播學會會士等。
他赴美國留學時，受業於施拉姆、羅傑斯和克萊恩等傳播學名家。但是，他的學術風格和研究旨趣和這些老師有所不同，不是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實證主義範式，而是受社會學家米爾斯和伯格等人啟發，後來走上韋伯式的現象學路徑。
「我在博士班讀到大約一半時，偶然在書店邂逅他的《社會學想像力》，讀後大受啟發，感覺有點相見恨晚。他強調兩點：第一，我們要不斷聯繫個人關懷到公共議題；第二，任何重要的問題必須放在一個時空坐標，也就是兼具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這本書我不知讀過多少遍，剛開始教書時，每年重讀一遍，叩問自己有沒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內化成為意識了。」
1978年，從密西根大學博士畢業，李金銓到香港教書，四年後去了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期間常常兩邊跑。當時，他是少有的非英語系外國人去美國新聞系名校任教，直到2002年從明尼蘇達大學退休，長留香港。這種多元經歷助他以開闊視野看待學術問題。
李金銓的學術生涯一直在國際傳播領域摸索，以脫胎自博士論文的專著《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發其端，參與當時備受矚目的「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的辯論。其後三十多年，他的研究分為兩個支流：一是國際媒介對於世界重大事件的新聞建構；二是轉型社會的媒介與權力結構之間如何互動，以及政治經濟脈絡如何形塑媒介的結構與文化。近十幾年來，他特別關注國際傳播的知識論與方法論，旨在探討如何從在地經驗彰顯和接通全球視野，希望與西方學界平等對話。另外，他也對新聞史產生興趣。
2019年12月，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李金銓的新書《傳播縱橫》。他的中英文著作很多，這本書選取了過去十年發表的論文和訪談。此前，還出版過一本他主編的新聞史論文集《文人論政》。
李金銓自愧此生像學術工蟻一樣辛勞，建樹不多，等下輩子繼續努力，並引用三句話表達心境——「出心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是非無實相，轉眼究成空」。
「前兩句話我懸為治學的鵠的，第三句話則是為學做人的究竟本相。這三句話都是我永遠心嚮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李金銓如是說。
以下為《經濟觀察報》與李金銓的訪談節錄。
Q=《經濟觀察報》
李=李金銓
以區域為基礎的研究，結合在地知識和理論興趣
Q：近十幾年來，你特別關注國際傳播的知識論和方法論，認為國際傳播應該提倡「以區域為基礎」的研究，以結合區域的在地經驗與理論知識。能不能具體講講為什麼？
李：自然科學不分國界，美國物理學和俄國物理學沒有分別。人文知識的民族性比較強，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印度文學、俄國文學迥然異趣，但文學之所以感人一定是觸動人性深處的問題，所以還是有其共性。
以我看來，社會科學是平衡「文化特殊性」和「理論普遍性」的一門藝術。一方面，我反對搬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掩蓋甚至抹殺文化的特殊性。實證主義師法自然科學，旨趣是歸納抽象的概括性，往往把具體的文化特性劃歸為「例外」。
另一方面，我也反對走到另一個極端，把文化特殊性變成自足的封閉系統，缺乏普遍意義，無法和其他學科交流或啟發。有人牽強附會，誇誇其談中國傳統的傳播觀，不是說西方這些東西中國早已有之，就是說中國的東西獨一無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樣偏狹的知識。
我在《傳播縱橫》第四章遵循韋伯的路徑，提出要能夠結合在地知識和全球視野。首先，我們先從在地經驗出發，看它的內部脈絡是怎麼樣，然後在抽象階梯不斷升級，每個階段都和理論文獻接觸，看哪些理論可以幫助解釋或照明這些文化經驗。這樣，在地知識到最後就灌注了理論的普遍性。人類社會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各民族皆具有特色，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我想社會科學就是要找到這種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以往美國為了冷戰的需要，曾經設立各種「區域研究」，讓學者分頭研究拉丁美洲、中東、中國等等地理「區域」，其學科建制的位階比較邊緣。我認得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對中國發生的大小事情懂得非常多，非常細，唯獨對理論沒有太大的興趣。
嚴格說，所有研究應該都是區域研究，只因美國執社會科學之牛耳，掌握命名權，所以研究美國以外的統稱為區域研究，而研究美國本身的才屬於主流學科。美國這些「主流」的實證主義者通常以美國的預設和世界觀為主，然後向國外推衍或投射，他們做跨文化研究往往只加幾個簡單文化或國家變項，卻抽空了豐富而複雜的文化意義。
基於此，我才提倡以區域為基礎的這種研究，結合深刻的在地知識和理論興趣，互相支援，互相成就。例如雷蒙德·威廉斯從英國的文學批評擴展到廣義的文化批判，成為英國文化研究的大家；薩義德研究19世紀英法文學和20世紀美國文學藝術作品，結合殖民主義的發展、控制與抗拒，成為開創「後殖民主義」的先河。
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在印尼所做的農業生態史研究，提出來的很多概念對別的學科都非常有啟發。以區域為基礎的這種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化肌理，又能夠提出一些理論洞見。
Q：你在《傳播縱橫》中提到：「既然公共輿論代表『理性溝通』，為何又說『烏合之眾』的媒介促進公共輿論的『理性溝通』，其中理論的矛盾如何統一？那就必須進一步假設：即使個人是無知愚昧的，眾人卻是有集體智慧的。這個矛盾如何安排，產生許多社會理論的流派，這裡無法詳說了。」現在能不能具體講講如何安排這個矛盾？
李：對人性的基本假設不同，對公共輿論的基本性質和看法自然是不一樣的。
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有獨立判斷的能力，透過理性溝通，集思廣益，當可形成有意義、有集體智慧的公共輿論。這在美國的語境分兩派。杜威相信的是面對面社區溝通和社區行動，但李普曼認為當今社會太複雜，一般人不一定懂，而媒介的報導又掛一漏萬，所以需要有一批專家學者居中解釋社會事務。
左派政治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的媒介大部分由大公司所控制，維護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一般人的理性無法發揮，沒有自主能力，他們表達的意見不過是反映這些受到控制的大媒體的意見。
英國文化研究的學者認為，幾種意識形態互相競爭，一個是主流支配性意識形態，一個是另類的意識形態，另外一個是敵對的意識形態。為了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必須吸納或者削弱另類意識形態，甚至最後消滅敵對意識形態。他們把它當成一種爭逐文化霸權的過程，所謂公共輿論也不過是這樣。
Q：你更偏向於哪種對人性的假設？
李：看你從哪個角度來看。我不贊成把任何理論都推到極端，變成黑白對立。美國媒介產權的確在大公司手裡，在最宏觀的層次的確維護資本主義的民主建制，但這並不代表公共輿論完全鐵板一塊，媒介內部多元，在維護體制的前提下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釋社群。英國文化研究強調意識形態互相競爭，也頗接近「資源動員」的社會運動文獻，有交叉，也有分歧。
「後真相」是個詭辯，應該加強社會的媒介素養
Q：你在《「媒介專業主義」的悖論》中說：「有趣的是學界容易高估意識形態批判的作用。激進批判話語固然頗能在西方校園內引起思考或共鳴，但它影響新聞界的實踐卻不甚彰顯……」能不能具體講講該如何理解？
李：學院式的意識形態的理論性很強，邏輯嚴謹，但語言深奧，太多行話，一般群眾根本看不懂。激進學院派的論述充滿理想性，話常常講得很絕對，縱使鞭辟入裡，但實踐起來卻很不容易。
現代學術幾乎已經完全建制化了，以前有些公共知識人可以游離在體制之外，但現在必須在學院裡才能安身立命。你如何在學院的層層要求下保持激進社會批判的角色？
在體制內，你要接受體制的考評標準，你所寫的東西是給其他同事和專家看的，不是給群眾看的。我常想，英國文化研究的左派學者理論色彩那麼精彩，在校園內受到熱烈討論，但它的實踐意義為何必須大打折扣？
以媒介專業主義來說，這是美英自由主義在它們的文化土壤逐漸發展出來的歷史產物，成為當今新聞實踐的普遍準則。新左派批評媒介專業主義，觀點和言辭都很嚴厲；他們指出媒介專業主義的盲點甚至缺點，都頗有澆醒頭腦的作用。然而，他們往往懸鵠過高，仿佛要求烏託邦式地全面改革體制才算數，他們自顧在理論打轉，不免畫餅充飢，對如何處理實際問題卻幾乎失語。
媒介專業主義當然有其歷史背景和社會語境。須知媒介專業主義是「體制內改革」，不是體製革命，更不是烏託邦，而是用務實方法來處理不完美的人類社會。
新左派批評，媒介專業主義鞏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權力結構，抹煞少數弱勢的聲音，甚至造成新聞專業者的專橫。
假如我們概括接受這些批評，下面接著要問兩個問題：第一，媒介有沒有足夠的活力處理這些挑戰，例如如何看待某些主流媒介自覺地加強採訪少數族群？第二，如果新左派務要堅持修修補補不夠，必須依照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藍圖大規模變革才行，那麼請問你能提出什麼解決或替代方案？在課堂上講得頭頭是道，但新聞業者要的是可以實踐的指導方案。
地中海的拉丁國家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媒介與政黨掛鈎密切，黨同伐異，難道比英美式的專業主義好嗎？
北歐的民主政府既以公帑資助媒介，又不幹預它們的多元言論管道，這種體制是在特殊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別的國家可以羨慕，未必學得來，就怕畫虎不成反類犬，因為這不是主觀願望或意志的問題，而是牽涉到整個社會各種力量的複雜角逐了。
Q：左派學院轉向的發生是在什麼時候？
李：二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世界強權，經濟資源豐富，大學蓬勃發展，連很多激進的知識人也紛紛進入學院體制。1960年代許多反抗運動也在學院發生，1970年代以後又回歸社會常軌。現在學院的考評越來越制度化和標準化，如果不照遊戲規則玩，恐怕很難生存。
六七十年以前，紐約那些像波西米亞的猶太知識群，靠寫文章可以變成很有影響力的知識人。這種人越來越少了。在中國，五四時代有的學者一輩子寫一兩本有分量的書就夠了，現在這樣能生存嗎？我想不太可能。
Q：在這篇文章中，你還提到：「現在是西方媒介專業主義幾十年來的最低潮，恐怕正滑落到底線的邊緣。前幾年，新媒體寵兒如谷歌、臉書、推特、亞馬遜的發展仿佛勢不可擋，現在發現民粹主義當道，新媒體的功能容易受到野心者濫用，為假消息推波助瀾，以致動搖美國新聞界背後『恆久價值』的基石」。這切中了現實中很多人的擔憂，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講講對西方媒介專業主義面臨困境的想法？
李：「後真相」是個詭辯，世間事務和人類價值有許多灰色地帶，但不能因此說黑就是白，白就是黑。我不贊成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他們徹底懷疑真相的存在。「後真相」是川普那些民粹政客搬弄出來的。川普動不動罵不利於他的報導為「假新聞」，結果世界上很多領導人有樣學樣，混淆是非，莫此為甚。
正如中國人說「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真相當然不容易了解，但「難」不等於「沒有」。我同意「真相」有歷史性，標準與時俱變，但在特定的時空下社會不可能沒有共同標準或同意基礎。「真相」這時也許看不出來，下一時可能看得出來；這一點看不出來，從好幾個角度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新媒體製造很多可怕的「話語部落」，加深人們選擇性曝露的傾向，導致價值撕裂，信息碎片化。這是很危險的。我覺得應該加強社會的媒介素養，讓人們能夠分辨哪些是重要，哪些是瑣碎的。現在假消息太多了，要培養分辨的能力。
每個時代核心價值都受到質疑和挑戰。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正面臨一次重大的轉型，有人道說西方的沒落，我覺得言之過早。國家的核心價值從來不是一成不變，在各個階段都必須回應挑戰。19、20世紀之交的「進步運動」是著例。以較近的例子來說，美國在1960年代經歷風起雲湧的運動洗禮，我是1971年到美國的，目睹美國1970年代回歸正常秩序時已經浴火重生，刷新了社會規範。
冷戰結束以後，「新自由主義」市場掛帥，再加上民粹主義抬頭，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受到質疑。自由主義如何回應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已經走過頭，製造許多災難。希望人們看到「新自由主義」在這次疫情中已經走到盡頭。
無論如何，媒介應該有底線，才能維持公信力的命脈。目前美國CNN的自由派和Fox的保守派各說各話；美國兩黨撕裂對立，民主黨越來越左，共和黨越來越右。媒介能不能峰迴路轉，在跌跌撞撞以後重建中道力量？我是短期悲觀，長期樂觀，否則社會豈不完蛋了？
Q：你對自由主義的未來樂觀嗎？
李：自由主義追求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平衡，現在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交給市場決定一切，加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局面。如何抑制「新自由主義」的怪獸，回到自由與平等的平衡？
美國一直是富裕世界裡經濟分配比較失衡的，但畢竟有些福利國家的措施。川普漠視平等，積心處慮，要毀掉歐巴馬的醫療保險，只知道維護大公司和有錢人賺錢的自由。我覺得美國走到極端，鐘擺遲早要擺回來吧。
民族主義是正當防衛，但是過了頭就充滿侵略性和排他性
Q：1970年代，第三世界借著國多勢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搭起反美舞臺，聯合高唱「世界傳播與資訊新秩序」的口號。結果，美國於1984年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美國重回該組織，但川普上臺後，又於2019年退出。你怎麼看待這些變化和美國最近這次退出？
李：二戰以後的國際秩序分明是美國所創建和領導的，誰會想到美國竟然兩次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次在1984，當時第三世界國家在冷戰的氛圍下，指控美國壟斷世界經濟和信息流通，呼籲建立「國際傳播與信息新秩序」。保守的裡根總統根本沒有耐心聽它們抱怨，憤而退出教科文組織，因而砍斷它的經費四分之一。跟隨裡根一起退出的，還有英國保守黨首相柴契爾夫人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直到2003年美國恢復會籍時，蘇聯集團已經解體，冷戰結束，教科文組織反美的聲音渺不可聞。但川普是單邊蠻幹的孤立主義者，他連西歐盟邦都得罪光了，更毫不掩飾地藐視聯合國各項組織的功能。2019年，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會員國，川普藉口連同以色列再度退出。
川普是精明計較的商人，他死命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撐腰，就是想討好美國國內的猶太裔。其實以色列國內反對內塔尼亞胡、支持和巴勒斯坦和解的聲音不小，川普卻給內塔尼亞胡一張空白支票，讓他肆無忌憚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領土——建立猶太移民區。
美國是否應該留在教科文組織發揮積極作用？不必寄望於川普了。看以後誰當總統。
Q：你說：「面對美國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傳播學者的關注和回應均嫌不足。美國總統川普濫用推特和電視製造爭端，煽動狹隘的美國民族主義，反對全球合作的進程，攻擊真假政敵，矢口否認對他不利的『真相』。這些問題應該引發細緻的學術研究。」你願意分享一些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嗎？
李：1980年代開始，特別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化進程很快，中國是整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現在，全球化和民粹式的民族主義並存。一旦出了問題，政客就找替罪羔羊，英國脫歐、德國反對土耳其移民、川普驅趕拉丁美洲移民……找替罪羔羊，移民、難民是最容易的目標。
人類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氣候變化、環境糟蹋到這個地步，天災人禍不斷，本來全世界都有義務保護地球，大家不但不合作解決問題，反而互相推卸責任，叫罵不停。未來的子孫怎麼辦？
我覺得學術研究沒有提出好問題，例如各國政治人物怎麼樣建構現實，對於公眾輿論、國際形象有什麼影響？傳播研究總是沒跟上，這是我提出批評的原因。
Q：你對全球化的退潮有擔憂嗎？
李：經過這次新冠狀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要回到全球化的軌道一時恐怕有困難。大家自顧不暇，互相猜忌。全球化應該平等對話，互通有無，彼此幫助，但全球化卻弱肉強食，造成掠奪資源+金融+軍事的新型殖民主義。未來的發展還要觀察，現在變化太不穩定。
Q：你說：「美國媒介塑造中國的形象，不僅反映中國的現實，也反映美國的現實，更反映中美關係的起伏。進入21世紀以後，兩國不斷在調整崛起的大國關係，美國媒介的中國形象既有正面報導，也有摩擦。」與此相關，你也寫過《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等相關論文。最近幾年，中美形勢發生很多變化，所以想問問你對美國媒介和權力結構的互動有什麼觀察和想法嗎？
李：眾所周知，中美關係最近幾年經歷許多波折。川普提出「美國第一」，走單邊民粹路線，他連歐洲盟國都得罪，何況中國？全球化使中國受益，但美國的弱勢群體大量失業，川普為了找替罪羔羊，宣稱這些工作被墨西哥和中國搶走了。事實是否如此是一回事，有時候印象比事實還重要。 中國迅速崛起，世界還沒有準備好。中國也在努力學習如何處理大國關係。
近年來美國媒介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川普的政策當然是主因，但兩黨對華政策卻趨於一致，以往對中國友好的議員、媒介和民眾對中國也開始有意見，這是值得警惕的。
從這件事來說，媒介和權力結構如何互動？第一，權力結構有設定議程的能力，總統把聚光燈放在中國，媒介沒有理由不聚焦中國，當然這不是說媒介一定贊同總統的言論。第二，談到美國的海外利益，媒介與權力結構的立場高度一致。說實話，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尚待加倍努力，以誠信和智慧打開僵局，互相了解，共同解決問題。
Q：現在網絡民族主義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有人認為今天誕生了一種「粉絲民族主義」，你對網絡民族主義有什麼觀察和思考嗎？
李：民族主義是正當防衛，但要是過了頭以後，超越理性，肆意傾瀉憤怒，就充滿了侵略性和排他性。1990年代期間，市面上出現一連串譁眾取寵的暢銷書，它們有幾個特徵：第一，「我們」和「他們」殊死對立，而所謂「他們」就是美國。第二，很少嚴謹的學術研究，情緒化，仇外，充滿語言暴力。第三，這些情緒語言受歡迎，牽涉到市場利益，內容與風格卻十分雷同。第四，有些學術論文先有結論，再去找例子支持。
如今網絡興起以後，民族的暴力話語更變本加厲。因為網絡發言成本低，許多人訴諸本能反應，不需要太多分析；他們想盡辦法快快出名，說不定哪天能博得網紅。而國內外情勢發生太多事了，他們不怕沒有東西說三道四，他們又在同溫層結群取暖，語不驚人死不休，話講得不夠絕沒人要看，這就是網絡的民族主義。
文人論政：可以保留情懷，但是時代可能過去了
Q：1920年代，《努力周報》以少數知識精英為對象，《大公報》的讀者是政界和知識界精英，《申報》和《新聞報》爭取政商兩界，陳獨秀和李大釗正在組織群眾革命，唯獨成舍我致力於辦平民報紙。你怎麼看待成舍我當時在中國報人中獨樹一幟的理念？他的理念和實踐在當時產生什麼影響，又留給今天什麼遺產？
李：成舍我是中國新聞史上的傳奇人物，可惜至今還沒很好的傳記。
關於成舍我，我講三點：
第一，他是世界主義者，他的報紙叫《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在臺灣成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但他的世界主義是以儒家「格義」，以為世界主義就是大同主義。碰到抗戰，他鼓吹應該先民族主義，最後才能達到世界主義。
第二，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屬於歐洲社會主義的改良派，反對資本主義弱肉強食，也反對激進的共產主義。他抨擊英美歐洲國家的報業託拉斯，卻想在中國成立新聞託拉斯，要資本家出錢，專家辦報，給平民閱讀。紙上談兵，卻異想天開得可愛。
第三，他不畏強權，一輩子被封報十幾次，坐牢不下20次。所辦各報得罪權貴，險些被軍閥張宗昌砍頭，又被行政院長汪精衛趕出南京。到了臺灣以後，因報禁政策申請《世界日報》登記證未果，乃轉而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新財務拮据，但成舍我雪中送炭，延聘當局所不容的政治異見人士去任教，等於給他們一把保護傘。這是臺灣戒嚴時期的佳話。
他所創的報紙影響有多大，至今沒有好的學術研究。在我看來，由於時局動蕩，他的報紙時間都很短，很難紮下根。最成功的上海《立報》銷路20萬份，為全國最高，但只存活兩年多，淞滬戰爭後就關門了。當時整個中國時局不穩定，國民教育程度低，交通落後，包括《大公報》《申報》在內的報紙影響力都以都市為限，只是點的，不是面的。
Q：你認為，民國時的《大公報》是儒家自由主義和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結合，是近現代中國新聞專業精神的標杆。那站在今天的語境，你覺得文人論政與新聞專業主義有衝突嗎？文人論政的前途何在？
李：文人論政是傳統儒家士大夫轉型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情操。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是啟蒙式的知識人，以言論報國，企圖回到政治中心，拯救當時內憂外患、貧窮愚昧的中國。在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理念下，記者不會自認是知識人，也不會攬下天下責任到頭上。他們是專業人士，但求做好自己的角色，強調事實和意見能夠分開。
文人論政和專業主義都強調不畏強權，不受金錢汙染，這是人格和職業尊嚴的基本要求。《紐約時報》自許「nofavor, nofear」，理念上和《大公報》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紐約時報》已經制度化。
文人論政將來會不會留得下來？時代不一樣了，職業分工愈來愈細，知識人的地位不再高高在上，不可能什麼都懂，無法像梁啓超或張季鸞教育全國人民。現在的新聞人只以公民身份和專業知識討論問題，很難有一批人高過其他人。而且，傳統文人論政雖有儒家情懷，卻未必了解民間疾苦。
他們多半是都市人，即使來自農村，到了都市以後也不太了解廣大的農村。他們但憑一些抽象概念評論時局，很少實地採訪。我想，那種情懷也許可以保留，但是文人論政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
Q：回看你的學術生涯，權力、媒介、記者可謂是三個關鍵詞，如果請你用一段話來概括三者及其關係，你會怎麼概括？
李：我從小就想當記者，後來進入學術界來看新聞圈，一直關注媒介與權力結構的互動關係，媒介如何建構現實，以及媒介在公共輿論形成的角色。